为什么人们越来越沉默？
原创 刘海龙 看理想 2023-06-12 12:49

 
讲述｜刘海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来源｜看理想节目《传播学100讲》
01.
人类，作为一种群体动物

“沉默的螺旋”可能是大家印象最深的一个传播理论，它由德国的女性传播学者伊丽莎白·诺尔-诺伊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1916-2010）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当时讨论的是公众意见会对个人的意见表达产生什么影响。

这个理论包括两个前提假设：一是人具有孤立恐惧的动机；二是公众通过大众媒体感知意见气候。

诺尔-诺伊曼发现，启蒙思想家们在讨论自由与民主时，常常会假设作为公众的人是理性的，他们会根据自己的观察与判断，选择正确的观点和法律。但是，这种“理性人”的假设忽略了人的社会性。

诺尔-诺伊曼在阅读动物行为研究与政治研究的文献时认为，社会压力会改变人的行为。

比如有动物学家发现，狼其实并不像人们描述的那样独来独往，而是非常合群。比如狼的嚎叫并不是表达孤独或苍凉，而是在确定与其他狼的关系。其他狼的嚎叫声，会引发所观察的狼开始嚎叫。但并非所有的嚎叫都能导致狼群共嚎，地位低的狼嚎叫就没什么响应。

这种划清敌我、明确界限的行为方式，可能和促进狼群的团结有关，狼群通过这种行为来保持友好的关系。在实际的生活中，那些被群体排斥和放逐的狼，很快就会死亡，所以合群对于狼来说至关重要。在许多对大猩猩社群的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

诺尔-诺伊曼认为，人类也有着同样的特点。人的社会性使其害怕被孤立或被群体排斥，希望获得他人的尊敬与喜爱，这就和群居性动物相似。人们对于“异己分子”或不遵守洛克 (John Locke) 所说的“时尚法”的个体，也就是多数人都遵守的、不成文的社会惯例和道德准则（即“时尚法则”），会采取排斥的态度。

这种排斥不一定表现为激烈的暴力行为，对他人荣誉的毁损也是一种惩罚，像嘲笑、流言蜚语、鄙视、漠然，甚至古怪而轻蔑的眼神都会让人意识到自己没有遵守群体的规则，使人感觉难堪。

《浪潮》

诺尔-诺伊曼把这种孤立作用比喻为古时的“枷刑”，即把犯人的头和手锁在木枷里，让他们站在公共场所示众，它的目的不是对人的肉体造成伤害，而是通过示众，把犯有过错的人从人群中孤立出来，让他们名誉扫地。因此，民意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就成为一种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

心理学家所罗门·E·阿什（Solomon E. Asch）所做的实验证明了这种恐惧动机的存在。在这个实验中，被试需要将三条长度不同的线段与一条标准线段进行比较，找出其中长度相等的一段。



在阿什的实验中，每次实验有8个人参加，一共进行了50多次。在大多数人轻松地得出正确答案之后，实验者改变了实验条件。让一个被试者进入事先安排好的7人中间，前面7个人公开、一致地提出一个明显错误的答案，然后再让真正的被试者最后作答。
结果发现，有三分之一的被试与多数人保持一致。这一实验说明人们即使在不涉及切身利益和面子的问题上，也容易屈从于周围人的压力。

不过，阿什实验只是间接地说明了诺尔-诺伊曼的观点，毕竟这个线条的实验跟恐惧没什么的关系，同时也有人提出：人们并不是真的害怕被孤立，而是对自己判断缺乏自信。为此，诺尔-诺依曼发明了一种被称为“火车厢实验”（后来在不同的文化中也被改成汽车、飞机中的实验）的方法，证明人们会在面临周围多数人的反对意见时，不敢公开表达自己原来的意见。

其中一个实验是这样的，首先，实验模拟了在火车车厢中的情景，然后实验者向被试者出示一幅图，上面画有两个人，其中之一说：“我觉得，抽烟的人欠考虑，他们强迫其他人吸有害的二手烟。”接下来，要求被试填上第二个人说的话。这一情境模拟了现实的威胁。

实验结果发现，那些认为抽烟的人有权在他人面前抽烟的人，明显对在火车厢中讨论这个问题不感兴趣。相反，不抽烟的人在缺乏他人支持时缺乏自信，但在发现自己并不孤立时更愿意公开表达。也就是说，反对抽烟的人，在得到别人的支持后，也更加愿意表达自己的反对。

后来研究者又发明了设置一个接受电视采访的情境，来看人们在知道他人意见后，是否敢于在镜头前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的测试。这个设计比火车厢实验更加有效，因为电视内容会被更多人看到，比火车厢里的情境更加公开。

根据这两个实验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由于社会孤立的无形压力让个人感到难堪，导致我们在涉及到充满争议的政治、道德或价值问题时，会不停地估计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什么，然后才决定自己是大胆地说出自己的看法还是小心地沉默不语。

那么人们是怎么知道自己的意见是社会的多数意见还是少数意见呢？这就涉及到沉默螺旋的第二个前提假设：公众是通过大众媒体感知意见气候的。

02.
社会意见的多数与少数，
如何形成了“沉默的螺旋”？

诺尔-诺伊曼在调查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她每次都会问“你认为大多数人的看法是什么”这类问题，但几乎没有被调查对象提出“我怎么会知道大多数人的看法”这样的质疑，人们都顺理成章地写下了自己的判断，好像都知道别人的想法似的。

然而普通人凭自己的力量，并不能科学地统计出社会的意见气候到底是什么，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判断多数意见。诺尔-诺伊曼认为每个人都拥有准统计感觉，就是自认为自己能知道什么是主流意见，就是这么自信。

正是我们在感知意见气候时的自信与错觉，使得大众传播媒体有机会产生强大的影响。这里的原因是普通个体感受社会意见气候的方式主要有三个：直接经验、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

其中，直接经验和人际传播虽然对我们的判断产生较大影响，但是诺尔-诺伊曼认为，大众传播具有共鸣性，会给人一种统一的感觉。

这是因为媒体工作者的信仰、态度和价值观具有相似性，同时相同的内容会在不同媒体的不同时间反复出现，并且大众媒体渗透到各个地方，那人们接触到这些相似观点的机会就变多了，所以容易令人产生大众媒体的意见是多数人意见的错觉。这样一来，大众媒体就会成为决定发言还是保持沉默的主要依据。

《华盛顿邮报》

而实际上，诺尔-纽曼调查后发现，在当时由于体制和传统的影响，德国新闻工作者的政治立场偏自由主义，看法经常与大众并不完全一致。这常常导致个人错误地估计了周围多数人的意见。 

虽然很多批评者指出，在媒体越来越多元化的时代，大多数国家的媒体已经不再高度相似了，诺尔-诺伊曼的这个描述并不准确，但是这种相似性，倒是比较符合我们的现状。

需要注意的是，沉默螺旋理论中所说的意见气候（climate of opinion）并不一定真的是多数人的意见，它是人们对多数意见（或意见趋势）的感知。

诺尔-诺伊曼在民意调查中发现，当真实的意见趋势与大众媒体的意见背道而驰时，会出现所谓“双重意见气候”（dual climate of opinion）。由于前面提到的大众媒体的共鸣性，公众会把媒体的意见误认为是大多数人的意见，由此可见大众传播的巨大影响。

在意见气候的压力之下，那些与大众传媒代表的多数意见一致的人，敢于在公开场合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speak out）。相反，在媒介中缺乏代表的意见则成为所谓“少数意见”，赞成它们的人害怕被社会孤立而保持沉默。这两个趋势在社会中不断扩散，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大，另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小，就形成了沉默的螺旋。

因此，沉默的螺旋是一个“民意形成并且扩散的过程”，只是这个过程并不客观。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播影响了公众对意见气候的感知，进而影响了人们在公开场合的意见表达。

简单总结一下，沉默的螺旋理论认为，人具有社会性，害怕被孤立，所以导致他们不断地扫描周围大部分人的观点是什么，然后决定自己是否表达真实的观点。

但是他们又缺乏科学地判断意见气候的方法，于是就把大众媒介中的意见当成多数人的立场，尽管大众媒体并不总是代表真正的意见气候。

如果人们发现自己的观点与多数意见，也就是大众媒体的观点一致，就敢于表达，如果不一致，则因为社会压力的作用而保持沉默。这就会造成不同意见声音变小，可见度很低，于是就形成了一种优势意见声音越来越大，劣势意见越来越小的螺旋式扩散效应。这就形成了沉默的螺旋。

沉默的螺旋显示出了以大众媒体为代表的所谓多数意见压制不同声音，让社会在表面上保持一致的作用，这也就是公众意见具有社会控制的功能。

03.
沉默螺旋的出现条件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这个理论并不是主张大众媒体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强大的效果，沉默螺旋的出现，必须要具备一定条件，具体来说有三点：

第一，群体对个人的排斥，只有在涉及道德评价和价值评价等极具争议的问题上会出现，这时才容易出现沉默的螺旋；

第二，大众媒体的意见要具有共鸣性或极大的相似性，如果在某个问题上，媒体之间的意见不一致，公众无法明确地感知到“主流意见”，也不容易出现沉默的螺旋；

最后一点是，如果个人所在群体或参照群体能够为少数意见提供有力的支持，比如有较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或者得到了朋友们的支持，减少了少数人的恐惧，也会减少沉默螺旋的出现机会。

《随风而逝》

因此，在沉默的螺旋理论里可以看到，我们所感知到的多数意见，其实构成了一种社会压力和社会控制，让人不能随便公开发表自己真实的看法。由于多数意见的感知主要来自于大众媒体，因此按照这个理论推断，控制了大众媒体就等于控制了公众意见。

后来有传播思想史研究者发现，诺尔-诺伊曼青年时代曾经加入过希特勒青年团，并且她的理论也反映了德国纳粹党的舆论观和那个时代的状况。所以也有不少人认为沉默的螺旋理论不适合现代民主社会。关于沉默的螺旋研究的好几个元分析（也就是对所有沉默螺旋的研究结果进行总结的研究）发现，沉默的螺旋尽管具有显著性，但是效果却十分微小。

除了对提出者的历史背景进行质疑外，人们对沉默螺旋的另一个质疑是它是否忽视了人格差异。在我们的身边经常能看到一些喜欢“标新立异”的人，这些人就像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诃德一样，不但不害怕周围多数意见的压力，反而以挑战一般人的“常识”为荣。

诺尔-诺伊曼在调查中也发现了这类人的存在，她将其称之为“中坚分子”（the hard cores）或“先锋”（avant-gardes）。这些人的存在，也解释了意见气候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

她甚至发现，当一个意见赞同的人过多，以至于成为常识时，赞成该意见的人反而不愿公开参加讨论，这时“中坚分子”却成为了最愿意发表自己见解的人。在一些极端情况下，比如像《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说真话的小孩，这就证明中坚分子还会导致沉默的螺旋倒转。

研究还发现，虽然不同文化的个体都会对公共场所的某些行为感到难堪，但是不同文化对于孤立的恐惧程度是不同的。

比如集体主义文化，以及必须结合语境才能够理解传播内容的高语境文化，沉默螺旋效果是比较明显的，而偏向个体主义的文化对于孤立的恐惧相对会低一些。

不同文化在解决冲突方式上的差异也会影响人们发言的意愿，有的文化激烈，有的文化相对温和。因此也有研究者提出，要把社会孤立恐惧动机与文化变量联系起来考虑。


《幸福的拉扎罗》

对沉默螺旋理论的另一个批评，是人们对意见趋势的感知是否完全来自于大众媒体？个人经验和参照群体是否也会影响人们的意见？沉默螺旋理论对对参照群体和社群的关注不够，没有考虑个人之间的交流与支持。

后来的研究也发现，人们身边的参照群体的意见可能比大众媒体的意见更重要，毕竟和匿名的公众相比，我们和周围的参照群体保持一致才能使我们不被群体排斥。就像今天常说的“同温层”和朋友圈的态度，有时候的确比主流媒体更能影响我们。

04.
在赛博空间中，
沉默螺旋不复存在了吗？

在诺尔-诺伊曼提出沉默螺旋的时代，大众媒体正处在如日中天的时期，但是现在已经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在今天的网络环境中，匿名性让我们拥有了更多自由，不必再担心和多数人意见不一致而受到群体排斥。

同时，因为网络的去中心化特征，大众媒体那种意见一致的共鸣性条件也消失了，人人都有麦克风，所以各种意见都有，打破了大众媒体的单一意见气候。沉默螺旋的孤立恐惧动机和从大众媒体感知意见气候的两个假设似乎都消失了，在赛博空间中，沉默螺旋是不是也不复存在了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从多方面分析。在沉默的螺旋中，网络扮演着两种不同的角色，首先，网络在面对面的公开表达之外，建构了一个新的公开表达意见的空间，其次，网络逐渐替代大众媒体，成为我们感知意见气候的空间。

为什么这么说呢，网络虽然给予了我们表达的自由与多元的言论环境，但是另一方面，随着社交媒体、网络实名制、人肉搜索、网络暴力等条件的出现，在网上的表达越来越接近现实中的公开表达，甚至还要为言论负法律责任。

研究也发现，人们认为在网络聊天中的表达，要比面对面的表达更具有公开性。而且即使个体在网上匿名，但是昵称或者网络ID本身其实也是一个人格化的存在，也同样会受到群体的排斥、羞辱与攻击。

近年来对网络的治理，也使得网络空间与传统媒体空间越来越一致，所以作为感知意见空间的网络也越来越符合传统的沉默螺旋的假设，具有与传统媒体一样的共鸣性，这也使得沉默螺旋并不会在网络上消失。

在社交媒体时代，参照群体的作用超过了大众媒介，就像我在之前的节目里讨论“信息茧房”时提到，个人所处的环境是异质的还是同质的，将直接影响个人感受到的压力。正如前面讨论的，如果枪打出头鸟的文化依然盛行，那么公开表达自己的意愿还是会非常小。

《另一个地球》

沉默螺旋中所描述的害怕孤立恐惧的动机，是一个具有持续性的人类本性，并不会因为传播技术的变化而变化。其实在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也是屡见不鲜，只要舆论风向一变，主流媒体和公众意见就会发生戏剧性的意见转换，这就说明存在大量沉默的人群。

当然，也有人提出，未必是人们害怕被孤立，而是为了让自己成为胜利者中的一员，所以积极地发表与主流意见一致的意见，这叫做“乐队花车效应”。这两种相反的心理机制确实都可以造成这个结果，但是目前研究对沉默的螺旋可能更有利一些。

当然，前面提到的阿什实验里，还有几个实验也提出了有趣的结果。最经典的实验是7个事先安排好的人高度一致地提供一个错误答案，但是一旦改变其中的条件，让7个人中有1个人提出正确答案，实验者随大流的可能性就从32%降到了5.5%。当“同盟者”增加到2个、3个，几乎就与实验者独立回答的结果没有什么区别了。

这个结果也说明，哪怕在网上听到少数不一样的声音，也是有可能打破沉默螺旋的，这就像《皇帝新装》里那个敢于说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一样，一句话就颠覆了人性的虚伪，引起了沉默螺旋的倒转。



贴主:布南温于2023_06_13 10:07:26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