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和我在赣北一起修过地球的朋友们可千万别自我对号入座或指责我篡改历史歪曲事实，故事中的主人公们并不是曾在这世上活过的现实人物，他们仅仅活在我的心中。这里写的只是一个故事，一个象白蛇传那样的传说，谨作为我献给单身父母亲们的敬意。】 
 
（一）
 
他没见过女儿的母亲。 
 
但他知道她一定很漂亮，因为女儿就象带着晨露的花儿；她一定很聪颖，你看看女儿提问时的狡黠，回答问题时的自信和那忽闪忽闪的黑眼珠（看着女儿的幽黑的眼珠他有时会笑，凭这点就可以否定他是女儿的生父，他的眼珠带有典型蒙古人种的深棕色）；她一定不是一般的善良，他和女儿养的那群鸡，唯一的功能是生蛋或送人，甭说杀，连和邻居换都不行。 
 
他不可能见过她，因为他和她代表着他们这代人的两个极端，极端人物登上历史舞台在时空上的阴差阳错就太司空见惯了。 
 
她是６６届高中生，虽然出生于小资阶层，但政治觉悟不是一般的超前，没等伟大领袖作出令千百万父母亲绝望的“一片红”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就跟着一帮先知，带着“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人民者，我们的人民！我们不干谁干！”的壮志豪情杀向江西老区，先天下之忧而忧去了。
 
他是６7届初中毕业生，虽然排行老大，在分配中属“活络档子”，但那年的毕业分配方案是“四个面向”，而且其中“面向工矿，面向基层”的名额有５０－６０％之多。然而他很不幸，不幸地被“面向农村”，分配到郊区的东方红农场去了。他本人到没什么很大的意见，说实话，他也想和同伴一起“面向边疆”，走得远远的，去经一番风雨，见一番世面。但他家里不干了，他家祖宗三代都是响当当的工人阶级，父亲是供电局的老工人，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之一；阿爷更了不得，虽然不是党员，但在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时，传递过消息，在“五．卅”和顾正红一起参加过大罢工。 
 
毕配方案公布后，他阿爷柱着拐棍，巍巍颤颤地来到学校，就一句宁波官话，“你们学校有５０％面向工矿的名额，学生中工人子弟不到３０％，为什么工人阶级子弟就不能接工人阶级自己的班？”那些挎着红语录包，能把毛泽东思想宣传得头头是道的工宣队员，哑口无言，一句话也说不出，自我批评之余向老工人保证，明年６８届分配时，保证让他孙子顺利接班。 
 
到了第二年，除非你想作“现反”（现行反革命分子）－－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家长们都绝望的心平气和了，“一片红”了，连位于崇明、奉贤、大丰等地的农场，也统统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天堂。倒是学校工宣队还挺仗义，把最好的去处给了他－－福州部队生产建设兵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