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毕汝谐这一辈子的经历，比天方夜谭还离奇呢。上世纪90年代的一个饭局，

毕汝谐 身边是一位从香港来纽约短期逗留的算命大师，

他无意间看到 毕汝谐 的掌纹，发出一声惊呼：复杂的人生！


所谓存在即合理，毕汝谐的存在自有其合理性。
毕汝谐奇人奇事之天才女作家    毕汝谐 （作家   纽约）
八九六四以后，我的心情一直处于郁闷状态，而摆脱这种郁闷的最好方式，就是习惯性地从事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恋爱活动。这天我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看书，在中国妇女杂志的尾页见到一则征婚启事：青年女作家、28岁、秀丽、有著作云云；我怦然心动，闲着也是闲着，便写了一封纸质信（那年头还没有电子邮件等等社交手段）投石问路，很快便得到热情洋溢的回应；原来她是当今中国文坛上一颗引人瞩目的新星，1962年生人，属虎，较我整整小了一轮。她幼年学习音乐，后兴趣转向文学；80年代中期她以小说世纪病等等在文坛脱颖而出，表达了社会转型导致青年特别是女青年的苦闷、彷徨、困惑、孤独，以及对于虽有某些松动开放、实则依旧封闭僵化的传统秩序的无望叛逆。她年纪轻轻，却异常敏感地捕捉那种复杂、微妙和难以表达的女性自我的复杂性，以及女性自我在一个转型社会中面临的挑战。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具有冲击力和先锋性。 

她在第一封来信里颇为骄傲地表白：“我在文学创作上开放，在现实生活中守旧；我是真正的女孩（处女）。”原文如此，特加引号。后来，其母也反复强调这一点。

 哦，处女！意外之喜，天上掉馅饼！中国男人大都有处女情结，我也不能免俗；我乐不可支地回信道：这真是天大的喜讯，仿佛一觉醒来，看到自家窗台上孔雀开屏的胜景！她爽快地答应嫁给我；我则由衷地欢呼说：太好了，女作家嫁给男作家，两个人有了一个家！ 

高兴劲儿过去后，我头脑清醒地暗忖：她之所以能够妥善保持完璧，不是一天两天，而是整个热情浪漫的80年代（于她而言，正是18岁至28岁的美好年华！），绝不简简单单是道德自绳，守身如玉；料想她于整个男性世界或者说整个男性世界于她都缺乏起码的亲和力，两不匹配。

众所公认，成年人的婚恋，除了所谓爱情，更重要的是包含必有的利益交换。那个时候，对于大陆人来说，出国是一件天大地大、重新投胎的事情；显然，她想通过婚恋跳板出国（报上说她原有一个留学生男朋友，后来吹了），情有可原。于是我直截了当地告白：作为年交四旬的老光棍，爱情不爱情婚姻不婚姻无所谓，我渴盼子女，以期将生命密码留存人间；假如能够与你生个一男半女，也不枉费心费力把你接来美国；她表示能够理解。 

她急于出国，我急于要孩子，就这样，我们各怀心思（或曰鬼胎），开始了相隔太平洋的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按照中国人结亲的惯例，我与她尚未谋面，两家老人便走动起来了。她的父亲是一位性情古怪的学者，母亲是儿童文学作家，父母早年离异，她一直跟着母亲，随了母姓；父亲已经另组家庭，这一回始终没有露面。这里有个值得一提的细节，她的母亲问我父母你们家姓毕，为什么你儿子取名方里呢，父亲随口说当年我在白区做地下工作的时候化名姓方，她和她的母亲听了都有不虞之色；后来她的种种言辞，表明她们根本不喜欢我们这样的干部家庭，骨子里的敌意时隐时现。她曾经直言自己不喜欢接触干部子弟，除了女作家刘索拉；我认真地对她说刘索拉是8级以上的高干子弟，而我家是文革前的司局级干部，不在同一个等级；她却眉毛胡子一把抓，囫囵地将二者混为一体。

 显然，我们不适合做夫妻，她心高气傲，不可能长期寄人篱下，甚至不可能短期屈居人下；而且，我和她都不是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她像我一样不切实际，漠视柴米油盐酱醋茶，厌烦做饭洗衣倒垃圾，绝不可能给配偶带来世俗意义的幸福；所不同者，我醉心饮食男女，而她却是病态（如果还不是变态的话）地排斥夫妻生活；我由此生发奇想：将来过夫妻生活，她既不适合女上位，也不适合女下位，莫不是要专门为她发明一种非上非下的特殊体位呢。

罢了罢了，她急着想出国，我急着要孩子，情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当时有个时髦的说法，不追求天长地久，只要求曾经拥有；北京人讲话：脚踩西瓜皮，滑到哪儿算哪儿。

我们频繁通信，夹寄各自的作品和照片；常常是还没收到对方的来信，就先发出自己的信了；她寄来的大都是黑白照片，意气风发、桀骜不驯；那个时候，北京来信只要三、四天，而纽约信件必须经过大陆的邮政审查，10天左右才能寄达；如果包含政治上的敏感字眼，干脆就收不到了。 

由于我周围没有相同量级的女性作家 ，首先视其为可遇而不可求的文学知音，期盼与她进行精神层面的深入交流，抒发对于明天的热切梦想，借以迸出璀璨的思想火花，故而一而再、再而三地主动挑起非政治性的敏感话头；我觉得既然我和她都是愤世嫉俗、蔑视传统的奇特男女（男开放女守旧，各走极端！），何妨两虎结伴，效法萧红萧军（小小红军！）那样结成一对作家搭档，一起闯荡文学江湖；然而，她却小心翼翼地虚与委蛇，蓄意模糊问题的焦点，使我颇为失望。事后复盘思考，显然她比我更加清楚彼此之间天差地别，根本不是一路人，唯恐过早暴露矛盾，影响出国大计。三来二去， 我觉得她就像一只蜗牛或者乌龟，或者说像是契诃夫笔下的套中人，舍外壳外套不能生存。难怪了，28岁还是处女一枚——从一而终的婚姻于她不合适、夜夜笙歌的风流于她也不合适，只能缩身于外壳外套，怯生生地望着充满凶险的大千世界。我的这些富于文学气息的想法，日后得到她的小说散文的印证。 

除了写信，我还给她打电话——越洋电话、越洋电话、越洋电话；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三个钟头。那时候打到中国的国际长途电话很贵，我偶尔揩油用中文报馆的电话，更多的是利用大陆留学生之间共享的长途电话密码；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某人在纽约时报广场向黑人不法之徒购买长途电话密码，一传十、十传百；这种密码往往只有几个小时的寿命，有的密码在纽约的公用电话亭不能使用，还得专程跑去纽泽西；为了与她谈情说爱，我不辞辛劳。 

那年头只有座机电话，我密切追踪着她，不仅把电话打到其家，还打到其母供职的辅导员杂志编辑部，甚至有一次打到其母的男朋友家。毕汝谐毕竟是毕汝谐，口无遮拦；我对其母坦率地说我和她也许不能天长地久，但是只要能够生个孩子就很好了。我有个好朋友被女朋友骗了，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女朋友办了过来，那女子竟然直接在纽约肯尼迪机场溜之乎也，我的好朋友竹篮打水一场空！反面教员，不可不防！当然啦，她来了以后如果不愿意生孩子，我也不可能打死她啊。后来她对我说你这些话引起我妈妈很大恐慌，她年纪大了，有被迫害妄想，总是怕我被人害了。我说好吧好吧，我懂我懂；此后我与其母交谈的时候就非常小心了。

我曾经在越洋电话中与她的母亲畅谈首都文艺界的种种秘辛，不禁同声一叹：文艺界很黑暗，坏人很多呀。其母说文革初期曾经与三位萧红的男人一起蹲过牛棚——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谓这三个大男人早年把萧红当成篮球一样传来递去，老了老了，却是殊途同归，共栖牛棚。 

我还对她母亲说，现在中国教授在美国当堂倌不稀奇，中国教授在美国当教授才稀奇；像她这样娇滴滴的女作家，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来到美国以后，阳光大道走不通，邪门歪道不屑为，除了当个精神贵族编织童话梦，我实在想不出她还能干什么工作；干脆就什么也不要干，婚后待在家里当家庭主妇，不要出去工作了。其母说这样太好了，她恰恰不想外出工作，适合当家庭主妇。

凡事自有其度；一个女作家到了28岁还是处女（老或不老，尚可两说），并不是一件多么值得炫耀的事情；隐隐约约，我能够察觉她对自己的性空白怀有一定的自卑感，为了掩饰对于真刀真枪的两性关系的无知，她有时候喜欢故作豪放地、甚至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引述琼瑶席慕容的露骨的句子，殊不知反而愈益自暴其短。


作为青年作家，特别是初露头角的青年作家，难免对前辈作家出言不逊；她对鲁迅老舍等等颇有微词，而我只是一笑置之。她反复重申整个世界在她眼睛里就是一个童话；然而，她笔下的童话世界完全没有女作家遇罗锦春天的童话冬天的童话那种强烈的政治色彩政治背景，而是一个小女子自造的乌托邦童话，穿插着有病呻吟和无病呻吟而已。她是处女，身体完整，一颗极端敏感的心灵却是伤痕累累，在毛泽东时代，双亲离异是一件不名誉的事情，而且父母经年累月勾心斗角，重创了她的心灵。 
胡风文艺理论中有精神奴役创伤论，这是胡风的核心观点，胡风的精神奴役创伤论深刻揭示了封建时代意识形态对于民众精神的影响；具体说到她这样一个极其神经质的小女子，于惊恐、提防的家庭环境成长，家庭生活的龃龉、茶杯里的风波就能造成她的精神创伤，并且成为其自怨自艾、自恋自惜的文字源泉。

在电话长谈中，她不止一次谈及死亡以及对于死亡的那种富于孩子气的向往（有张照片她拿一只仿真手枪紧紧抵着自己的太阳穴）；她说由于目睹八九六四的悲惨结局，恨不得立马自杀！我慢条斯理地说这想法很正常，作家是自杀率很高的特定人群，而向往自杀是一种很常见的作家病。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想寻死，每逢春花怒放以及秋风萧瑟这个念头特别强烈，但是我直到现在还活得好好的；你赶时髦想一想自杀就拉倒，完全不必付诸实践。她咯咯的笑个不停。她还表达了对西方自由世界的不切实际的瑰丽向往；而我委婉地指出，大陆人来到海外，失去了铁饭碗，没有大锅饭，谋生是先于自由民主的第一考量。


那个年头还没有视频电话，而我和她又都认为自己的外貌拿得出手，便给对方寄了很多照片，远远超过正常征婚的需求。她夸示自己的时候，忽略精神世界，着眼外在条件，声称自己身材很好、腿很直等等，仿佛是女模特儿的商业演出的说辞，令我稍稍感到不舒服；也难怪，她的精神世界奇兀畸异，一旦如实展示，足以吓跑全世界的男人！她的身体过于单薄，纸片儿一样，显然难以承担传宗接代的重任，而父母明明知道我的婚姻意图是生儿育女，却从来没有对此提出异议，只是怜惜地对她满口夸赞；我猜想他们认定她是难得一见的才女，不可等闲视之，也就是说，一长遮百短！  

 我和父母心照不宣地对毕汝谐冗长而繁复的罗曼史讳莫如深；然而，她是冰雪聪明的女子，仅仅凭直觉便能够感悟人际关系的风风雨雨是是非非；有一次她这样说：我不想打探你的过去，因为我害怕吓着我自己。

一边与她谈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一边拜读她的与众不同的小说——我不是用眼睛阅读而是用心灵体悟，因而愈益不安。她的作品流贯着作者的感情、欲求、憧憬，有一种强烈的从内心出发的倾诉欲望，也有不断清理个人记忆的积年习惯。她勇于向读者敞开自己的内心世界，向他者发声，却仿佛不在意他者的理解和认同；一面不断拒绝外部世界的冲击和侵扰，一面强化个人在社会中的孤绝感以及个人世界的自主性。她擅长（如果不是最为擅长的话）描写少女和成人男性接触的奇诡经验，考虑到28岁还保持处女之身，这些经验显然是来自听闻想象而非身体力行。这些经验是少女告别童年的无可逃避的过程，而这种与成人男性的相遇（甚或可以说是迎头相撞！）却也是幻灭的过程。少女的桃红色幻想被坚硬粗砺的现实击碎，天真少女抑或自命天真的少女发现了外部世界与自身的疏离，流露出自我在外部世界的冲击中的进退失据、慌乱和犹疑。少女失去了天真，体验了客观世界的残酷，于是少女变成了成年女性。少女脱离天真进入世界的过程既是无奈，又是期望。她提供了女性个体生命的最真切的文学表达。

我恻然发现我与她的特定交往，也完全符合这种少女与成年男性的固定模式。这是一个精灵古怪的奇女子，完全超出我以往的恋爱阅历。我渐而产生了一种非常奇特的感受，觉得其人其文就像是磨砂玻璃——能够看到一些什么、却永远不可能清晰地看到什么；或许还可以打个比喻，你觉得皮肤搔痒，便用一块磨砂玻璃摩擦皮肤止痒，搔痒的感觉止住了，却带出了新的莫名的不适感；而且，跟随她的无边丝雨细如愁的笔触，明明知道多多少少有些病态，又不知不觉地养成了轻微的吮痂之癖。 

这段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行到此处，还不失为男作家与女作家温情脉脉的佳话，岂料后面的情节却如同一段相声那样急转直下地垮掉了，借用文革语言来说，就是简单化、庸俗化——

面对汹涌澎湃的出国狂潮，当局紧急刹车，下达大学毕业五年之内不得申请出国的硬性规定，而她正在杠杠之内，无法申请护照。我急得热锅蚂蚁一般，不知如何是好；我的一位贵人梁声泰老先生（原纽约中华公所主席），见我愁眉不展，毛遂自荐说江泽民当初还是部级官员的时候访问纽约，彼此有过私下交往，因而与这位江泽民总书记说得上话，可以修书求情，特事特办；我喜出望外，连忙给她写信报佳音，谁知道此信刚刚付邮，就收到她寄来的绝交信，语气措辞与前判若两人！她劈头盖脸地历数我的种种不是，遣词造句刻薄无情 ；可以想知，此前她一边谈着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一边暗暗怨恨我；只因我与她本质上不是一路人、我对她们母女的言差语错的冒犯、我看低了她的人生价值等等，使得恨意在她心中像野草一样疯长，只不过为了出国这样一个世俗目的，她一直按捺着压抑着隐忍不表，强扮欢颜；最终因为出国目的落空，导致内心的负面情绪一下子爆发出来了。

 她严斥我不尊重其人格，竟然视其为生育工具，是可忍孰不可忍，而她根本不屑与我交往，就此一刀两断！与此同时，她的那位儿童文学作家母亲也在北京同时向我父母发难，同样一套说词，谓独生女儿如何如何金贵，断然不能明珠暗投！

我感到晦气——原本是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的默契，却由于黄盖翻脸不认人变成一场闹剧！

征婚失败了，我思谋另觅佳缘；却不料没几天又收到她的火热炙人的情书，劈头就是方里我的亲爱的朋友，满纸甜言蜜语，信誓旦旦保证来美后直接住在我家（这是承诺生儿育女的书面保证）；50年代中苏蜜月时期，有个新鲜词从苏联传到中国：家庭贝利亚；此女随时可以翻桌子，也可以策略性地和解，正是所谓家庭贝利亚，我无福消受！与此同时，她的母亲竟然也若无其事地吃回头草，又找到我父母，声称我与她佳偶天成，愿结秦晋之好,简直就是拉郎配了。我父母苦笑着委婉而坚定地回道：孩子婚姻自主，我们不方便横加干涉。 

我啼笑皆非，无所适从；如此连续两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说翻脸就翻脸，说复合就复合，母女同心，力挽狂澜！老天爷，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女人呀，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家呀，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收放自如，行若无事；北京人讲话：脸皮忒厚了！

父母对我说：现在的年轻人都是这个样子，实用主义；我苦笑道：好吧，就算现在的年轻人都是实用主义者，她的母亲50多岁了，怎么也来这一套啊。

我已经不再相信她的任何话了，这就像是手捧一锅喝得津津有味的三鲜汤，临了却发现锅底有一只死老鼠，睹之欲呕！

我第一次自费给她打越洋电话，用英语说I don't want to be hurt（我不想受到伤害）；她没有听懂这句话，但是悟到我的意思，呵呵，北京人讲话：小脚踢球，横忽撸；要的就是这个劲儿！  

我们就此绝交了。我相信这件事给彼此都造成了心灵伤害，深浅程度不一而已。这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肯定深深地记恨我，记恨这一段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因为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使其暴露了她最不想示人的一面——俗不可耐的小市民情怀！

她毕竟是她，没有像某些征婚女性那样要求我退还照片情信书籍等等，体现了一个青年女作家应有的大气和笃定，我因此得以保存这些珍贵的人生证物。

遗憾地翻过这一页，我依然关注其人其文，虽然我与她不对话不传鱼雁，却可以通过作品神交。首都文艺界的圈子就这么大，就这么几位特立独行的畸人，风言风语传得很快，只要不是死命捂着耳朵，想不听到关于她的消息也不行。后来她依傍男人去了澳大利亚（是否结婚不确定），出国梦就此成真；果然如我所料，她不能适应海外的生活，很快就散伙回归北京。北京虽然没有民主自由，她却可以躲进象牙之塔，自成一统。而后她一直单着，从没有听过她有什么引起物议的绯闻。她在日常生活中我行我素，自私本性时有表现，损害他人利益而不自知，令周围人些许反感。窃以为，这是由于她随心所欲地超越内心童话的边界感，肆溢于公共场所；作为前征婚对象的我能够理解，却为周围人诟病。后来她的生活日趋低调，极少外出；当年其母对她说过你将来还不如我呢，我好歹还有一个你，你将来什么也没有啊。的的确确，她至今无配偶无子女，只能与宠物一起过日子，离群索居。作为女作家，这并不稀奇 。

作家是多愁善感、心境孤独的异类；男作家或许还可以屈尊娶文盲为妻，女作家特别是人际关系愚钝不敏的女作家，却很难降格委身庸汉， 所以她落单很正常。我简直无法想像，什么样的男人适合当她的丈夫，什么样的人家适合当她的婆家。

母亲也一直给我剪寄报章对她的采访和评论；90年代中期以后，她的小说愈益趋向于心理学与哲学，特别是空的窗、时光与牢笼、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等小说，独特离奇的叙述方式、大胆怪诞的想象，使她的小说别具一格。对于生命、爱情、原罪等等人的本源问题的思考，使得她始终处在激情状态。她多以现代白领女性的生活为背景，表达女性与男性世界的若明若暗、或明或暗的对抗关系。特别是代表作长篇小说私人生活问世后，在文学界引起很大震动，报刊纷纷发表书评。长篇小说私人生活是她最重要的作品，是一部描写现代大都市女性生命轨迹的先锋小说，她以女主人公隐秘的内心生活为视角，讲述了一个女孩在成长为一个女人的过程中非同寻常的经历和体验。女主人公在特殊的生活背景中长大，始终是个孤寂的不能融入任何集体的陌生的局外人。这部长篇小说强调了故事性和哲理思辩性，努力探索中国现代女性意识深层潜在而微妙的演变，并折射出复杂的社会生活。该书累计发行20余万册，打破了先锋小说发行市场冷落的局面。

进入新世纪以后，她的写作以散文杂文为主。她毕竟是她，坚持个人化写作，始终踽踽独行于当今文坛，系中国当代文学一位独特而重要的女性作家。她没有复杂丰富的社会阅历，文学修养也很一般，她的文学营养主要来自于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名著，对西方现代反传统的各种文学流派不甚了了，却硬生生凭着优异非凡的形象思维的能力，构建独属于自己的似真似幻的童话世界。她说过自己生来不喜欢读理论书，几乎没有啃过哲学、心理学的大部头著作，其作品却有一定的哲学深度，歪打正着地进行神学、美学、哲学、心理学等等终极追寻；如此卓越的成就只能归之于其非凡的文学天赋；哦，作家的天才、天才的作家！天才就像生而为男或者生而为女是一种宿命。


 

鲁迅谈论陀思陀耶夫斯基说这位先生天才地拷问人类灵魂；窃以为，她作为小女人，器局视野与大男人陀思陀耶夫斯基相比只能说是溪流对比大海；但是，她勇于用女人的劳什子指甲刀剪裁自己的灵魂，为心灵的荒野寻求出路，不厌其繁琐，不厌其残忍，蚌病成珠，同样造成令人窒息的阅读效果。 

她喜欢用第一人称写小说，高度重视自我，而自我不是荒岛上的鲁宾孙，不是孤立的绝对主体，不能不在与他者的交集之中存在；她的内心独白式的倾诉有时试图期待、接纳、认可他者，将自身的希望寄托于他者。但是，随着他者的各层次真实面貌的次第展开，终于发现他者总是破坏、侵越自我的安宁和尊严，于是自我决然逃离他者。因此，女主人公 总是近乎歇斯底里般地反击着真真假假的种种幻想，扰乱着中国大陆主流文学的话语规范。 

 

天才作品往往具有歧义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她这里，有些歧义容易理解和澄清，而有些则更加复杂和难以阐明。有人甚至自命高深地说她的这种文学表达不期然地变成了中国告别闭关锁国的天真、进入全球化世界的文学隐喻。她成功地用小说表现的个人经验竟然被解释为中国社会痛苦地探求和寻找各种可能性的表征。还有一位文学批评家甚至骇然称赞她的私小说体现了中国与世界接轨过程既迎合又排拒、欣然又惶然的两重性，可谓微言大义。

          在她的私小说中，有的女主人公渴盼男女之爱而不可得，退而求其次，愤愤然旁骛同性，这就难免给涉世不深的女性读者造成错觉；据说，这位眉清目秀的女作家并没有多少男性粉丝，却拥有成群结队的女性粉丝，其中包括若干拉拉（女性同性恋者），甚至写来火辣辣的情书，令她嗤之以鼻。

她的很多作品无法给读者带来通常意义上的阅读快感，却使得有心人——譬如我——享受轻微的吮痂之癖。我时而觉得文如其人，时而又觉得文不似其人；她的某些小说剑走偏锋，以独特离奇的视角、大胆怪异的想象，叙述了一系列非正常女性的晦涩故事，巫女、空心人和秃头女等等都心甘情愿替自以为是的幻觉守寡，人影们（着实不能称其为人物们了）游走于灰暗暧昧的情欲地带，个个都像灵魂一样轻飘晃动，难以琢磨……她甚至一度被视为神秘主义者。我却认为，幸好她孜孜不倦地把这些文学想象写了出来，否则她早就被憋疯了，住进精神病院了。也有不少人抱怨她的小说难以卒读；其实，尤利西斯也难以卒读，却不碍其文学地位。

她曾经多次对我说过喜欢自己跟自己较劲；阿弥陀佛，她岂止是喜欢跟自己较劲，简直就是以一支笔与天底下万事万物较劲！她曾经宣称写作是我的一顶帐篷，以此抵御外部世界；她实在太敏感太神经质，即便是春风细雨，落入她的心灵也顿成暴风骤雨！

她的小说尽皆是孤独者、叛逆者的支离破碎的童话，在她笔下，女人是可以弹奏的花朵，需要轻轻爱抚，也需要全神倾听；她永远不知倦腻地缩身于与世隔绝的暗角，娓娓道来一个又一个弥漫着诡秘忧伤与人性扭曲的故事，既有笑面桃花，又有枯叶败枝；而她于俯仰之间送出来的，时而是几许心香，时而是几许心痛……她显然是先验地讲述某些女人的不宜告人的秘史，如何在肉体与灵魂之间、爱情与婚姻之间、忠诚与背叛之间进行永无休止的挣扎和反抗。

她成功地展示了女性独有的复杂乃至变异的心理，把天才女作家的欲望、潜欲望、智慧、孤独、恐惧、病态、阴暗、敌视、仇恨等等情愫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从而被视为中国女性主义的先声。不妨罗列其一些作品的题目：嘴唇里的阳光、谁掠夺了我们的脸、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我们能否与生活和解、沉默的左乳等等、等等，完全不宜从字面上加以诠释。

      进入新世纪，她的写作以散文杂文为主。她刻意用日记这一文体细腻委婉而又冷峻幽默地讲述我与物、自在我与自为我等话题；有时是她深挚的内心独白，有时是她与友人或者虚拟友人的充满智性的交流；冷傲女人的冷傲目光直抵生活及人性的内核，给貌似平淡安然的日常生活注入了诗性、哲思和感悟，如同一束束思想的火花，而这恰恰是我当初渴求而得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