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29日按： 

毫无疑问，政论家胡平先生是民运理论界的巨擘，其论言论自由等名篇可谓脍炙人口，鄙人甚为敬佩。
然胡平先生毕竟是人不是神，偶有失漏；最近，胡平先生关于中国非暴力反抗运动的文章，委实令人不敢恭维；兹事体大，基于对中国非暴力反抗运动的爱护和期许，鄙人不能不舍却情面，慨然正之。


就中国非暴力反抗运动ABC与胡平先生商榷     毕汝谐（作家 纽约）
在中国，推动非暴力反抗运动是争取民主宪政唯一可行的道路。顾名思义，非暴力反抗运动就是用非暴力手段反抗中共的运动；为了确保中国非暴力反抗运动沿着健康轨道发展，避免因主观原因、客观原因而误入暴力斗争的歧途，必须批判某些颇为流行的错误观点。

有一位名叫倪明的湖南农民维权领袖这样说：目前农民没有走向暴力反抗， 并不是他们没有这样做的思想基础和情绪准备， 而是因为大刀长矛的时代已经过去；以今日中国官民矛盾之尖锐， 要是大刀长矛就派得上用场， 民间的暴力抗争早就不知发生过多少次了。还有，当年波兰团结工会的顾问米奇尼克， 在回答西方记者提出的团结工会为什么采取非暴力不采取暴力的问题 时，他说：我们没有枪。

很显然，这些说辞根本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检验和推敲。中外历史表明，没有任何一个在野的反抗团体诞生伊始就有充分的武器枪支，天上不会掉馅饼，天上也不会掉枪枝！任何反抗团体想从事暴动反抗，就必须把搞枪当成头等大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这方面，中共堪称搞枪的模范生。再说1956年匈牙利爆发革命，广大民众一开始也没有枪；革命的导火线是秘密警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火，造成多人死伤，数万匈牙利民众迅速武装起来，与秘密警察以及苏联军队交火。所以，没有枪绝对不应当是放弃暴力斗争的理由！

还有这样一种观点：很多人认为中共太厉害，暴力反抗共产党是以卵击石，所以只能选择非暴力抗争。

这个观点同样站不住脚。通览二十四史，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只能诉诸暴力，敌强我弱进行暴力斗争夺权成功的例子不胜枚举；而中国历史上何曾有过非暴力反抗运动成功夺权的先例？没有！如果我们以敌强我弱为由放弃暴力斗争，岂不是同样也可以以敌强我弱为由放弃非暴力反抗运动吗？二者的差别仅仅在于从事暴力斗争更加危险而已！再者，假如非暴力反抗运动又屡遭失败，岂不是意味着暴力斗争与非暴力斗争都是死路一条，我们只能甘当奴隶，忍受专制制度的漫漫长夜？不对不对，敌强我弱也不是放弃暴力斗争的理由！如果说中共太厉害，我们搞暴力斗争是以卵击石；那么，孙中山黄兴搞的N次自杀式武装起义，又何尝不是以卵击石，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性！然而，一茬又一茬民国先烈诸如秋瑾、徐锡麟等留日生视死如归，慷慨就义，因为他们坚信鲜血不会白流，可以擦亮庸众的眼睛！

假设暴力手段推翻共产党可以达到民主宪政的伟大目标，那么，我们敢不敢以暴力手段推翻共产党，就成为对我们个人胆量、牺牲精神的一种甄别、一种考验！如果我们有秋瑾、徐锡麟那样的胆量和牺牲精神，我们就回答说敢；如果我们是胆小鬼，就回答说不敢！为了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我们理应积极准备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没有枪支就去寻找枪支，没有勇气就提高勇气 ，而非知难而退。

这种错误观点背后的逻辑是：我们从事非暴力反抗运动并非本衷，而只不过是一种受限于客观条件的、迫不得已的、退而求其次的权宜之计；要知道，假如我们将暴力斗争作为摆在桌面上或者藏匿于桌面下的选项，搞枪就只不过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在当今地球村世界，搞枪的办法多得很！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可以效法孙中山在海内外大规模筹款，向国际军火商以及军火走私贩购买军械；如今解放军内部如此腐败，蛀虫如此之多，肯定能够打通可靠关系，从腐败分子手中购买先进武器装备；更何况，我们还可以双管齐下，暴力斗争与非暴力斗争并举，作为反抗共产党运动的双翼；一方面明里积极扩展非暴力反抗运动，另一方面则秘密地为暴力斗争积蓄力量；既然中国大陆黑社会可以从中越边界、中缅边界搞到相当数量的枪械，我们自然也不白给！ 1996年，北京刑满释放人员白宝山单枪匹马袭军营，摸岗哨，夺得长枪短枪数支，震惊华夏；假如我们群策群力搞枪，绝对不会逊于一介悍匪！得手后则将枪械藏于高山，储于深洞，默默蛰伏，等待时机。中国大陆政局并非一潭死水，永无变化，当政治形势出现波动，暴力反抗具有某种真实的、甚至仅仅是主观判断上的可操作性，我们便以为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我们就投笔从戎，掉过头来，放弃非暴力反抗运动，拿起枪杆闹暴动，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路；须知，民间并不缺乏杨佳、张扣扣这样血性方刚的英雄，时日曷丧， 予及汝皆亡！假如走暴力斗争的道路，我们就应当孜孜不倦地提高杨佳、张扣扣们的政治觉悟，甚至秘密地将他们编列成军；不一而足。

这些错误观点完全不对头！过尽千帆皆不是！凡此种种，都是机会主义态度，对中国非暴力反抗运动贻害无穷，完全不可取！司马迁《史记·伯夷列传》有句话：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我们坚持从事非暴力反抗运动的初心永不动摇，首先是因为我们尊重生命至上的伦理原则；敬畏生命，尊重生命，肯定每个人都是具有自身目的的利益主体，也就是肯定每个人都有追求自身幸福的权利，享有人的尊严；而暴力运动势必蹂躏践踏敌我双方的生命，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联合国大会设立每年10月2日是国际非暴力日，这一天也是印度非暴力运动领袖甘地的生日。联合国大会决议说国际非暴力日要巩固和平、容忍、理解和非暴力文化；仁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象征，中国文明的古老基因与现代文明在非暴力反抗运动这里接轨，焕发新的生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公开宣布：无产阶级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形形色色的共产党人都坚持只有暴力才能到达他们心目中的共产主义天堂；仅此一端，中国大陆非暴力反抗运动就必须与暴力斗争、暴力言论彻底划清界线！

当今中国社会如同火药桶，充满凶残的戾气，等闲小事引发人命血案的恶性事件层出不穷；如果我们不严格节制暴力行为乃至暴力言论，就会出现一种最可悲的现象：中共政权安若泰山，而广大民众自相残杀！

我们看到一系列现实案例，那些绝望的人为了报复社会滥杀无辜，他们没有一个舍命冲击政府单位，却不约而同地残害幼儿园的娃娃！ 

故而，中国非暴力反抗运动必须旗帜鲜明地杜绝暴力斗争、暴力言论，不给暴力斗争、暴力言论留下任何一道可供游走的后门；推翻共产党的专制统治自有其历史的必要性，但是，如果在推翻共产党的过程中，由于使用暴力方式而造就了一个类似共产党甚至较共产党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政治实体，则是更大的历史悲剧！人们知道，中共于国共内战时期提出过一个口号：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如果我们放弃非暴力反抗方式改用暴力反抗方式，提出打倒共产党，解放全中国，实则换汤不换药。从事暴力活动，中共这个榜样是现成的：走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道路，走毛泽东井冈山割据道路，走李立三城市武装暴动道路，走1976年怀仁堂政变道路；而上面任何一种道路即使成功，也不可能让中国实现民主宪政。假如我们用暴力方式推翻赵家人，同时却捧出了钱家人、孙家人、李家人，为日后打倒钱家人、孙家人、李家人埋下伏笔，这种以暴易暴的历史循环又有什么意义呢 。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迭、军阀战争证明，以暴易暴固然可以推翻个别暴政，但是反过来却会滋生、孕育新的暴政，无助于历史的进步。美国黑人暴力革命路线的领袖马尔科姆·X已然被历史遗忘，而非暴力反抗领袖马丁·路德·金名垂千古，其生日成为联邦法定假日。如果我们还是沿用以暴易暴的套路追求民主宪政，实属缘木求鱼。1949年，大画家徐悲鸿怀着艺术家特有的纯良心理，在其奔马图上题句：山河百战归民主，铲尽崎岖大道平；如此完美如此理想， 只能存在于文艺家的臆想之中；山河百战以后是不可能归于民主的，于百战中胜出的统治者只能是大独裁者！

也许有人跳出来说：不见得吧，华盛顿也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民众拥护华盛顿当皇帝，他却戴上老花眼镜说，我老了，不当皇帝当平民。我们也要当华盛顿，浴血打下天下以后，拱手让出政权军权，让中国实现民主宪政。

对此，我要说华盛顿是千古一人，产生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地从未出现过封建制度，从未出现过皇帝，这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堪称孤例的历史现象。我丝毫不怀疑你们有志成为华盛顿第二的良好愿望，然而，权力特别是最高权力对人性的腐蚀不可低估，为了你们掌权后成为华盛顿第二这样一种微乎其微的或然率而把民众推入血海泪河，戚戚然以为不可。

所以说，暴力斗争与我们所追求的民主宪政目标南辕北辙； 我们对于暴力反抗运动与非暴力反抗运动要做出准确界定，将导致二者的根本原因与一些具体因素区分开来，正确地妥善地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非暴力反抗运动必须首先把所有人都当成人，才能普遍赢得人心，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现代文明国家已经把尊重生命的伦理原则惠及动物，而在中国大陆，中共却把人命看得轻如鸿毛，非暴力反抗运动自当反其道而行之，把人命看得重于泰山！

尊重生命的伦理准则适用于每一个个体生命，甚至包括独裁者习近平；即便是对于千夫所指的习近平，所谓国人皆曰可杀也只是一种文学性的修辞；事实上，如果有朝一日最高法院成立特别法庭审判习近平，充其量也只是判决其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而不应当从肉体上消灭他！

不可否认，由于人性里包含动物性，对于暴力美学有一种本能的追求；何况共产党官员作恶多端，以暴易暴这种做法具有自然法的天然合理性，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能够产生神奇的效果。举个例子：某省地方官觊觎某氏宗族祠堂，谋划拆迁；结果某氏宗族全族聚集祠堂抽死签，抽中死签者自愿与地方官同归于尽，其身后留下的孤儿寡母则由全族人赡养；这个恐怖的消息传出后，贪生怕死的地方官知难而退，打消恶念。

我们推动非暴力反抗运动，要把具体问题提到理想的高度加以审视，万万不可以为了追求短期效应而改变初衷，所以，我们应该自觉地对于这一类准暴力活动敬而远之。人一上百，形形色色；印度的非暴力反抗运动，某些暴脾气的人撑不住怒火，发生肢体冲突；甘地为了制止诉诸武力者，宣布绝食；人们的过激情绪因领袖绝食压了下来，继续跟随甘地用和平的方式要求英国殖民者妥协。我们要坚持非暴力原则这一雷打不动的铁律，襟怀坦荡，可昭天日；中国非暴力反抗运动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运动，我们将希望寄托在中国民心民意的变化；我们要不厌其烦、不厌其详地提醒民众出现激愤情绪时保持冷静，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以免造成中共当局镇压的借口。非暴力反抗运动不仅占据道义制高点，还可以凝聚最大多数的民众参与；暴力活动主要依靠身体强壮的年轻男性，而非暴力反抗运动则可以包罗老弱病残孕，甚至未成年人乃至襁褓中的婴孩。各国非暴力反抗运动的经验都有相通之处；例如，早年巴拿马独裁者诺列加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中止宪法，审查报纸，命令军队占领首都；但是民众没有退缩，而是继续罢工，继续每天敲打锅碗瓢盆、吹响牛角、挥舞白布，教堂里举行特别弥撒。疫情封城期间，中国老百姓则在深更半夜嚎叫、呐喊，发泄郁闷和不满。

必须指出，八九六四失败以后，民众在政治上求变的主观力量大大削弱了；中国加入世贸成为世界大工厂，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大家一心追求金钱，造成政治冷感。拜金狂热使得穷怕了的中国人产生普遍的政治冷感，中国人不仅没有宪政诉求，甚至对国家大事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等都没有兴趣。中国人总喜欢说民主不能当饭吃，确实，民主不是大米白面不能当饭吃；而眼下中国人被迫接受严酷的一课：民主不能当饭吃，而不民主却着实能够损害手中的饭碗！2022年，习近平坚持清零政策，封城期间，堂堂魔都大上海的许多社区甚至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居民被迫守望相助，自发组织团购，终于引发白纸革命！危急时刻，民主不民主甚至关乎生死；  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血腥袭击以色列，各国政府都包机从以色列撤回本国人员，而中共大使馆根本不作为；如果这些留学生、华侨握有选票，中共政府哪敢这样？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共产党用经济成果交换民众的政治诉求，中国社会的种种矛盾，都被经济繁荣掩盖了，而一旦经济危机爆发，很容易就转化为无解的政治危机！

基于不同的主观意念，海内外不少人说中国人恨透了共产党。迄今为止，这不是事实。中国非暴力反抗运动是在中国这个特定国度进行的非暴力反抗运动；要制定正确的策略，首先要对当今中国的国情民情有一个客观准确的判断；如果选择一些表面的现象，作出主观的臆断，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必然滑到或做茧自束、或孟浪冒险的轨道上去。

中国是伟大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可恨百年来马列邪教、中共暴政肆虐，败坏河山，污蛊人心，天地同悲，人神共愤！中国共产党执政74年的统治，将商鞅恶政包括驭民六术弱民、贫民、疲民、辱民、愚民、虐民，发挥到登峰造极的程度；马列邪说败坏了中华民族传承几千年的传统美德，畸形市场经济的金钱腐蚀力已经使得人心烂透；当今中国大陆，已是人欲横流的互害社会，中华民族的道德大堤早已崩塌，老百姓的良心大大的坏了！国内流行这样一句话：钱没了可以再挣， 但是良心没了却可以挣得更多！

中国人的天然性格先是被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扭曲了，后来又被改革开放的拜金主义污染了，彻底变成了一种畸形性格！ 世人痛斥大陆官场几乎无官不贪，殊不知大陆民间同样几乎无人不贪！这是中国特有的奇葩国情。中共所标榜的共产主义道德已经沦为笑柄，中共所谓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等等荡然无存；中国非暴力反抗运动理应挺身而出，铁肩担道德，扶老携幼，济助贫弱，使整个社会趋向文明社会；如果是这样，超脱成败之论，中国非暴力反抗运动的道义优势必将为历史所铭记；中国非暴力反抗运动理应是对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道德在21世纪的继承和发展，理应是中国古代优良传统道德的新的升华和质的飞跃，也是对共产党败坏中华民族道德大堤的一次治标亦治本的修缮；中国非暴力反抗运动是中国人完成道德拯救、恢复文明风貌、重归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后机会；错失这样一次不可再造的机会，中华民族继续挣扎于道德沦丧的泥淖，真真要被开除球籍了！

人与其他生物最大的不同就是拥有文明。毫无疑问，中国非暴力反抗运动符合人类正义属性，切合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因而中国非暴力反抗运动具备强大动力和永恒底蕴；中国非暴力反抗运动不仅应当改变中国社会的政治面貌，而且应当改变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八九六四期间，北京市民全民上街了，公检法系统处于事实上的瘫痪状态，但是北京市的刑事案件却是历史上的最低点，连小偷都罢手了！我坚信，摆脱了共产党强加的种种精神桎梏，中国人的精神面 貌、道德面貌将焕然一新！


附一：
重温刘晓波非暴力抗争理念
胡平

刘晓波的非暴力抗争理念是他给我们留下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可是他的非暴力抗争理念也引起很大争议。在一年前刘晓波被肝癌死于狱中时，就有人说，刘晓波用生命的代价，彻底否定了他的非暴力抗争理念。有鉴于此，我们更有必要重温刘晓波的非暴力抗争理念。 

1993年3月，刘晓波应邀访问美国，期间接受《中国之春》记者亚衣采访，其中谈到非暴力抗争的问题。刘晓波说，大多数中国人之所以坚持和平、理性、非暴 力，主要是“出于安全、策略的考虑”，“因为这个政权实在太强大了。使用暴力，你没有办法与它斗，反而授它以口实”。也有人是出于民主的理念，出于避免政 权更迭中的暴力的考虑。这种人很少，他们的声音也很微弱。

 刘晓波的这种观点，和波兰团结工会顾问米奇尼克不谋而合。在1985年波兰军管期间，米奇尼克回答西方记者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团结工会从一开始就声明放弃暴力？米奇尼克说他担心暴力革命可能扭曲民主运动的性质。再有，米奇尼克讲的很干脆：“我们没有枪。” 

达赖喇嘛也持相同的观点。达赖喇嘛之所以坚持非暴力抗争，一方面是出于理念，出于原则，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现实，出于策略。在2011年3月的一次采访中， 《星岛日报》记者问达赖喇嘛，流亡藏人中有主张暴力的，你怎么对待他们的主张？达赖喇嘛说，我就问他们，你们要怎么搞法？哪里搞到枪，少了不行，要很多， 谁会卖给我们？从哪里运进去？对方无言以对。在这里，达赖喇嘛问得很具体。既然对方想搞暴力，你就不能只用非暴力的那套大道理去说服别人，因为别人不认那套大道理。问题在于，如果你主张暴力抗争，但是对怎样操作，具体怎么个搞，却没有靠谱的办法，缺少实行的手段，那就沦为空洞的口号了。

有些主张暴力抗争的人说，是的，我们现在只能口头上宣传暴力抗争。但如果这一理念传播开去，一旦具备了相应的物质条件，人们就会拿起武器抗暴。这种说法未免低估了人的自卫本能。你以为天安门广场上那些人在面对坦克时不想武力回击吗？如果他们手中掌握有足以和对方相抗衡的武器，还需要你去启发他们，他们才懂得他们有武装抗暴的权利吗？ 

于建嵘在他那本《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一书里引用了一位农民维权领袖的话。这位名叫倪明的农民维权领袖说：”“目前农民没有走向暴力反抗，并不是他们 没有这样做的思想基础和情绪准备，而是因为大刀长矛的时代已经过去。”“揭竿不可以为旗，斩木不可以为兵”。倪明说，以今日中国官民矛盾之尖锐，要是大刀长矛就派得上用场，民间的暴力抗争早就不知发生过多少次了。

在今天，对我们民众而言，唯有非暴力抗争才是现实的抗争手段。如果人们失去了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念，他们并不会转而采取暴力抗争，因为他们缺少暴力抗争的手 段；如果他们放弃了非暴力抗争，实际上他们就是放弃了现实可行的抗争手段，到头来也就是放弃了抗争本身。刘晓波坚持非暴力抗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 都是完全正确的。这份宝贵的精神遗产，我们必须继承。
2018年7月4日

 附二： 胡平| 集思广益，拿出我们的非暴力行动方案
这次《全民非暴力不合作行动方案》征文，非常重要。在此，我谈谈我的两点想法法。

一、为什么非暴力？

我们主张非暴力抗争，不仅仅是非暴力抗争更符合我们的道德准则，而且也是因为非暴力抗争具有现实可行性。一位名叫倪明的湖南农民维权领袖说：“目前农民没有走向暴力反抗，并不是他们 没有这样做的思想基础和情绪准备，而是因为大刀长矛的时代已经过去。”“揭竿不可以为旗，斩木不可以为兵”。倪明说，以今日中国官民矛盾之尖锐，要是大刀 长矛就派得上用场，民间的暴力抗争早就不知发生过多少次了。波兰团结工会的顾问米奇尼克，在回答西方记者提出的团结工会为什么采取非暴力不采取暴力的问题时，说得很清楚：“我们没有枪。”

中共拥有高度现代化的军警力量。正如有站在抗争第一线现场经验的刘晓波所说，“使用暴力，你没有办法与它斗，反而授它以口实”。诚然，主张非暴力抗争的刘晓波没能取得成功，但是他毕竟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非暴力抗争；而主张暴力抗争王炳章和彭明，却从未进行过一次暴力抗争。那是他们没有实行的愿望吗？那是他们没有实行的勇气吗？不是。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实行的工具和手段。

很多人至今仍然习惯性地不假思索地以为，暴力抗争是抗争者的终极选择——当所有的非暴力抗争都尝试过并且失败时，抗争者最后不得不诉诸暴力。但他们不肯面对现实进一步思考的是，如果暴力抗争也失败了呢？或者干脆就是没有派得上用场的暴力工具暴力手段，那又该怎么办呢？那岂不是就只好投降，只好放弃，只好顺从了吗？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非暴力抗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没有枪，没法从事暴力反抗，但是我们不甘心屈服，不甘心投降。我们还是要抗争，于是我们重新找回了非暴力抗争。在今天，对我们民众而言，唯有非暴力抗争才是现实的抗争手段。所以我们要坚持非暴力抗争。

二、如何突破集体性非暴力行动的困境

关于非暴力行动方案，我先前提出过几个。一个是散步行动，一个是白衣行动。

1990年2月10日，我起草了一份传单“到天安门广场散步去”。传单呼吁：“为了不忘过去，为了开创将来，让我们在今年的4月5日（1976年四五天安门运动纪念日），重新聚会在天安门。”“我们并不是要去天安门集会游行。我们只是要去散步游览。这不要批准，也无法禁止”。“我们可以一个人独自去，也可以三五成群地去，但不要集合整队地去。我们不要举旗帜标语，我们只需在广场内自然地走动。我们可以交谈，可以歌舞，可以欢乐，可以悲伤。我们也可以仅仅是沉默，只要我们相视一笑，就情景交融；只要我们伸出两指，就心心相通，我们用无言交换深刻的情感，用含蓄表达明确的意愿，用平静展示强大的力量。只要有千千万万的人在天安门广场上一站，它就会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所有的人，都能够从广场上平静的人群，充份领悟到它的全部内容和全部意义。”

我们知道，最大规模的散步运动是2011年的茉莉花散步运动。受阿拉伯之春茉莉花革命的激励，2月17日，海外网站贴出了一篇匿名文章，呼吁中国民众于该周周日（即2月20日）在国内13个城市以散步的方式参加中国的茉莉花革命。这篇文章迅速地在网络传播开来。到了20日这一天，上述若干城市的指定地点果然出现了聚集的人群，包括大量的警察、便衣和记者，并引起境外中西媒体的广泛报道，遂构成一起真正的历史事件。

我提出的另一个非暴力行动方案是白衣行动。1990年4月1日，我们发出了一份告全国同胞书《白衣行动，悼念国殇》。在2009年六四前夕又发出呼吁：“请在六四这一天，让我们大家都穿上白色的衣服，表达我们的哀思、抗议。”呼吁书写到：“六月是夏天，人们本来就经常穿白色的衣服。当局无法分清在那么多穿白衣服的人中，谁是在表示纪念六四。当局不可能单凭你穿白衣服这一点就去找你的麻烦。”“如果有千千万万的民众，在六四这一天都穿上白色的衣服，形成一片白色的海洋，那该是何等的震撼！它必将使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受到感动。它将标志着我们伟大民族精神的浴火重生。”

据了解，在不少地区，有不少人都在六四这一天穿上了白衣。中共当局自己，则用它的高度紧张和严加戒备，从反面成全了我们的计划。台湾《中国时报》在6月5日发表报道，标题就是：“彩衫军趴趴走，白衣行动使天安门广场添诡谲。”报道称，在6月4日这一天，天安门广场除了军警便衣密布之外，还出现了“大批穿着红、蓝、绿衫的‘志愿者’，以游客身份进场活动，广场气氛显得异常‘井然有序’”这批彩衫军“以每组约20人的编组，在广场的不同区域活动”；即使天上下起短暂骤雨“依然坚守岗位”；其人数“可能高达数千人以上”。“广场虽对外开放，但东西两侧入口处，公安对每位游客都进行更严密安全检测，并询问相关背景”。显然是针对白衣行动的因应策略。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窘态，暴露无遗。一些西方媒体对此也有报道。

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的社会里，要造成大规模的非暴力抗争行动，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尽量减少迈出第一步的风险。你到广场散步，你穿上白衣服。这绝对是安全的。就算当局猜到你别有用心，他们也拿你没办法。和其他形式的集体性行动不一样，散步行动和白衣行动的特点是，它不会因为参与者的数量太少而使得参与的风险更大；也不会因为只有很少人参加而使你陷入某种尴尬。如果参加的人多，即便不动声色，也能展现出一种力量。如果哪一天哪一次，参加的人很多很多了·，我们就可以相机行事，把它转变成一场公开的抗争。

上述非暴力行动方案的优点有二：一是风险低，二是进可攻退可守。这对于我们如何在政治高压下突破集体性非暴力行动的困境，或许有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