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晓《《半生为人》作者，《今天》诗刊的重要编辑。
本文回忆的是她在1980年代因卷入政治风暴，从而入狱。
有些没有坐过牢的有一种成见，认为监狱生活是惊心动魄的，在人的经验中是刀刻斧凿的，它对人的改变要远远超过日常生活对人的改变。
其实，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状况下有不同的日常生活。中学时代，我的日常生活主要是学小红书 、做好事。
那时候我每天都能找到自己在白天犯的错误，供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在灯下写学毛选心得笔记时做自我批判用。
那时候我还积极争取入党，定期给党组织写思想汇报，没入上党我还哭过鼻子。
后来我坐牢，坐牢的日常生活和不坐牢的日常生活当然不同，但话说回来，每一个人甚至每一个人的不同阶段其日常生活也是各式各样千差万别的。那么，此不同与彼不同的根本不同在哪里呢？
WG后，有许多人记述了许多形形色色的狱中经历，这些记述因着不同身份、不同体验，甚至因着不同的写作时间和写作心境而不相同。
回过头来想，如果是二十年前，我的记忆会筛选出完全不同的素材，我的心境会选择完全不同的词汇，我的笔而不是电脑的写作工具会使我结构出完全不同的句型。
和现在相比，不管是心理上还是在社会的层面上，那时的我都处于实际上的绝对弱势，潜意识里我需要的是被接纳被同情甚至被怜悯。
我可能写得很宏大、很悲壮，也可能写得很哀伤，但一定不会像现在写得这样琐碎。
所以最有可能的是，我会让读者和我一样声泪俱下，或者悲愤不已。那肯定是真实的，就像以下我所要写的仍然是真实的一样。
我被关押的地方理论上说不算监狱，而是看守所。
看守所和监狱相比，最大的不同应该是，监狱关押的是已经定了罪的犯人，看守所关押的是还没受审的嫌疑犯。但那个年代没有嫌疑犯这个概念，只要被抓起来就是板上钉钉的罪人。
那时也不讲法律程序，刘主席的前妻谢飞被关了五年单身牢房，据说出狱后患了失语症。
后来和我在同一个号里的苏联人丽达也在单身牢房里关了五年，精神几乎崩溃时才被调到了多人牢房。
WG中监狱的囚粮标准是每月13.5元，与军粮的标准一样，凭良心说，应该算很优厚的待遇了。
狱里和狱外一样平时每日三餐，星期日两餐，这也和十几二十年前许多机关和部队大院的规格一样。菜的品种一般冬天是萝卜、大白菜，夏天是茄子、黄瓜、西红柿。
当年市民饭桌上也无非是这样单调。不同的是，伙房像是有意要把饭做得特别粗糙。
比如萝卜，切得像碗口那么大，假如萝卜的直径恰好没有那大，就竖着切.比横切面还要大，而我们每人发的两个塑料碗又很小，小到装不进一片萝卜，塑料勺又软，只好用手抓着吃。
这时候你如果能往里想，想到有些插队知青常常一个季节都吃不上蔬菜，就会觉得那菜切得大小实在是一点也不重要。
但是你千万别往深里想。往深里想就会觉得有人故意让你领悟到，囚粮毕竟是囚粮，怎么可以让你享受和军人一样的标准，而不让你觉得你实际上不配呢？
开饭时，值班的队长晃着串钥匙走进筒道，哗啦哗啦地打开一扇门又关上一扇门，如果哪个号的人走慢了，队长会向你吼叫，所以都溜小跑走得飞快。
刚开始同号都不让我去打饭，时间长了应我的要求她们也同意让我出去走一次，算是“散心”，虽然那距离不过十米八米，时间不超过一分钟，可我不明白她们为什么一律不准我去打早饭。
后来才知道，原因是我抓咸菜的本领没有过关。
在女号 ，早饭被视为一日三餐中最好的饭，因为有玉米面粥和北京辣菜，北京辣菜是从店里买来的，切得细而且还有芝麻。
当年在北京人的饭桌上都是稀罕菜。为了抓得多又不让队长吼，窍门是把五个手指撮得紧紧的，下手时要尽量深而且快，放到碗里先不能撒手，直到走出队长的视线。
在女号里，北京辣菜除了喝粥、 就窝头以外，最大的功能是腌肥肉。
狱中居然一周能吃到两次肉，也是切成大块，和不管什么菜熬在一起。
赶上吃肉，每个号都希望最后一个打饭，道理很简单，瘦肉都沉到根底了，赶上队长看谁顺眼，说声“都倒上吧”，很可能端回来够我们吃好几顿的肉。
当然这种情况并不多，我在狱中近两年，大概赶上过三四次。
更多的时候是端回的菜里漂着一层猪油和几块肥肉，因为肉是熬的，没有咸味，肥的难以下咽，就拣出来埋在咸菜里，腌上一半天后夹热窝头吃简直是太香了。
关于吃，我还能讲出许多，比如为了能吃到鸡蛋，假装拉肚子而要求吃回民菜。
比如周末吃两顿饭，没有玉米面粥也没有北京辣菜，闲饥难忍时的精神会餐，现在常有朋友夸奖我菜做得好而且有创意，问我什么时候学的，我实在说不出曾经专门学过，但那时常常靠想象做菜倒是真的。
还比如逢年过节时吃白米饭，端起碗来开始想家，平时虽然也想，但事实上人是不可能无时无刻地想一个人一件事的，过年过节时想到家里人吃饭时必定想到自己，那种疼痛才是真切的。
在很少有人知道巧克力是什么滋味的时候，丽达就给我讲了它的做法：十份牛奶一份糖，用小火慢慢熬，熬稠了就是现在卖二十多块钱一瓶的巧克力酱。
丽达是苏联专家谭自强的妻子，wg初期被当成特务全城通缉，连我这个十几岁的孩子都有耳闻。
他们夫妇被关起来后，四个孩子也因为流氓罪轮番地进出北京城区各个分局，很多从分局转来的人会带来她三个漂亮女儿和一个儿子的消息。
这是她获得子女消息的惟一来源，难怪她当年只有四十多岁，就已经是满头白发。
1977年我曾经在看守所门口遇到过她一次，她穿着高跟皮鞋，戴着俄罗斯风格的花头巾，俨然和一般的中国人不同，但眼神仍然是怯怯的。装着没看见我。
以后听说她带着孩子们回了国，我也再没机会告诉她，八十年代我按她教的方法，成功地为我的儿子做过肉糜和草莓酱，可至今没有尝试过自制巧克力。
我当然不是想把监狱生活美化得像小孩过家家那样有趣，我只是想说，就像那些在困难时期没有饿死人的家庭各家都有度过饥饿的绝招一样，每个号都会在百无聊赖中寻找消磨时间和调剂生活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