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爆发战争，对此，中国人必须有最坏的物质和心理准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屹立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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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时政博主，这两年，很多人说我是个崇美派，总是张嘴即是妥协，在对美问题上太怂了。这段时间，又有人说我过于强硬激进，因为我总是言必最坏准备，他们说我是个义和团。其实他们都误会我了，大家不了解我对英美的认知。
我的英美观从来不是西方价值观宣传的结果，也不是国内教育的结果，而是多年来对历史理解的结果。英美最厉害的地方，并不是它的价值观，而是它的实力。当英美与敌手对抗时，他有足够的能力迫使对手在和平环境下走向极为绝望的困境——除了战争，否则不足以打破这种困境。
以1939年-1941年的美日对抗为例，美国从1939年7月废除日美商约，到1941年7月，美国先后对日本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技术、商品限制和禁运，在最后一次的打击中，英美冻结了日本的海外金融资产，切断了日本的石油贸易渠道，这种打击的严酷不仅仅是体现在资源上，更在日本外汇上产生可怕的效果，该国的外汇迅速走向完全枯竭，国家陷入破产。
“我的一个部下从可靠渠道获得情报，日本帝国现在可以利用的外汇总额只有二万德国马克……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足以让最强硬的鹰派低头。”
——1941年10月9日，美国驻日大使格鲁《使日十年》中阐述日本绝境
很多人说，昭和男儿之所以攻打英美，仅仅是因为他们鲁莽无知，其实不是这样的。在当时英美一步步拉紧的绞索面前，日本如果不选择战争，那么就会自己崩溃。所以，对西方开战是唯一的选择，尽管这个选项是如此的可怕，与英美的战争才是最理智的抉择——昭和精英并不愚蠢。
1944年的联合舰队司令官丰田副武海军大将说过，“英美的力量不止是体现在战场上，更是体现在和平的力量上，我国正是被英美的和平办法逼迫到无路可走，才不得不选择最危险的那条路，只能说，我国在贸易、技术和资源上对西方的依赖被严重低估了”；时任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的霍恩贝克则有异曲同工的表述，“美国不需要与日本的战争，我们有足够的手段，用和平的方式让他们屈服”。
1981年-1986年的美苏从和缓走向决裂也是如此。1981年里根上台，一改尼克松、福特、卡特的对苏接触政策，开始对苏联进行残酷无情的技术商品禁运和贸易打击。里根不仅仅要严厉限制对苏联的技术贸易，而且还对苏联的出口贸易进行定点打击，那些能够为苏联创造外汇的所有出口商品，都逐个遭到了美国的攻击，在这种情势下，苏联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持续下滑，更重要的是，苏联可供利用的外汇直线下坠，到了1986年，按照戈尔巴乔夫本人的回忆，“苏联可供与西方贸易的外汇储备已不足以维持正常需要一年使用”——这引发了粮食危机，以及固定投资为主的经济增长停滞——苏联固投需购入大量西方设备，当没有外汇的时候，增长也就停滞不前了。
“（美国）利用了自己的技术和资源优势，针对苏联的技术和资源弱点进行无情地打击，直至其崩溃”
——尼克松回忆录《不战而胜》
“除了战争，我们没有任何出路，但我们无法承受战争”
——苏联前总理雷日科夫
面对这种危局，苏联该怎么办呢？
苏联元帅阿赫梅罗耶夫的主张或许是最正确的抉择，那就是趁着苏联的实力依然足够时，果断发动对西方的战争，通过对欧洲的占领来维持苏联的实力平衡。历史虽然不足以证明元帅看法的正确，但却彻底否决了在美苏决裂后苏联能够通过和平取胜的可能性。
很多人基于我此前主张克制的说法，认为我恐美，其实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我深知无论是日本，还是苏联，他们本质上都是通过学习西方崛起的后发国家，即便他们的成就是如此的傲人，但他们对西方的依赖依然远比他们自己预估的要严重，当他们与西方刺刀见红的较量时，这些国家就会面临难以想象的困难，因此，尽量避免对抗，或者说推迟对抗，对后发国家来说是最有利的。
然而，一旦对抗不可避免，那么随着时间推移，那些严重依赖西方的后发国家，在丧失与西方的有效交流后，其实力与西方的对比很容易随着时间推移日趋不利，因此，后发国家必须做好最坏最勇敢的心理物质准备，才能应对西方的讹诈和后续的极度艰难。因此，近来我看上去貌似激进。
其实，我从来没有变，我从来都是最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只是因为看到了不可避免的未来，才不得不如此。
总而言之，铁幕不可避免，中国人必须放弃幻想，做最坏最勇敢的预备。如同历史上那些伟大先辈般，在关键时刻，为国家民族尽心竭力，以效全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