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顺：生活现象学——生活儒学的现象学之维（上）

【提要】生活儒学当然是儒学，却与现象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可谓“生活现象学”，即现象学的一种中国儒学形态。“生活”作为“事情本身”的“现象”，乃是“前存在者”的“存在”观念，即“生活即是存在，生活之外别无存在”。但此“存在”或“生活”并非海德格尔的“存在”与“生存”概念，而是蕴涵于汉语“生”“活”“存”“在”之中的原初观念，即是中国先民的生活感悟。不仅如此，这种“生活”或“存在”观念与儒家的“仁爱”或“爱”的观念之间是“无分别”的，即是前概念、前分析的“浑沌”观念。因此，生活现象学作为“仁学”，乃是“仁爱现象学”。正因为如此，生活现象学毕竟是儒学。

现象学（phenomenology）产生于德国哲学，而发展为世界范围的“现象学运动”，其中包括中国哲学界的现象学。自2004年以来，笔者建构了一个思想系统，命名为“生活儒学”（Life Confucianism），意在表明它是一种“儒学”，即“面向现代生活的儒学”。但不仅如此，事实上，生活儒学与现象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关系。因此，美国哲学家安靖如（Stephen C. Angle）曾经称之为“双重承诺”（dual commitment），即同时既承接儒学传统，又承接现象学传统，因而是“无根的”（rootless）；但他后来改变了看法，承认生活儒学毕竟是儒学，因而是“有根的”（rooted）。尽管如此，生活儒学与现象学之间的内在关联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生活儒学也可以称为“生活现象学”（Life Phenomenology）。本文旨在说明：生活现象学乃是现象学的一种中国儒儒学形态。

所谓“生活现象学”，顾名思义，就是这样一种现象学，它将“生活”（Life）视为作为“事情本身”（Die Sache selbst）的“存在”（Being）。“现象学”可以在两种意义上理解：一种是“现象学方法”（phenomenological method），这是单数的，其根本态度即“面向事情本身”（zu den Sachen selbt）；而另一种则是“现象学哲学”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ies），这是复数的，即由于不同现象学家对“事情本身”的理解不同，而建构起不同的哲学体系，诸如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意识现象学、舍勒（Max Scheler）的质料现象学、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的价值现象学、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此在现象学、马塞尔（Gabriel Marcel）的神学现象学、萨特（Jean-Paul Sartre）的生存现象学、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知觉现象学、利科（Paul Ricoeur）的解释现象学、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的时间现象学，等等。生活儒学是将“生活”视为事情本身，所以是“生活现象学”。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按其“事情本身”的不同，实际上存在着两类现象学：一类是存在者化的现象学，例如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其“纯粹先验意识”仍然是一种存在者化的观念，即海德格尔所批评的“意识的主体性”，它其实并没有真正超越笛卡尔以来的传统理性主义，毋宁说只是理性主义的极端形式；另一类则是（或者说是“趋近”）前存在者（pre-being）观念的现象学，例如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其“存在”就是一种（或者说是“趋近”）前存在者的观念（详后）。

作为生活现象学的生活儒学的整个思想系统，不仅包含了前存在者的“生活存在论”（Theory of Life as Being），而且包含了在这种本源观念上重建的存在者化的形上学（“变易本体论”、“超越本体论”）、形下学（作为“基础伦理学”的“中国正义论”、“儒家知识论”）。鉴于篇幅，本文紧扣“生活”这个主题，着重讨论前存在者的生活存在论的一些基本观念。

一、“生活”与“现象”

生活现象学作为一种现象学，当然首先就涉及“生活”与“现象”之间的关系。

（一）“生活”的观念

这里讨论的不是“生活”的概念（concept），而是“生活”的观念（notion）（并非柏拉图式的“idea”）。显现于意识中的一切（知情意、感性与理性）皆可谓之“观念”，却未必是“概念”。概念总是可以定义的；但是，可定义者总是一个形而下的存在者，因为定义需要给出上位概念和种差（即要与一个并列的存在者加以比较），然而，不仅形而上的存在者（作为大全的本体）没有上位概念和种差，而且作为前存在者的“存在”的“生活”观念根本就不是存在者的观念。

这就是说，生活儒学的“生活”乃是一个“前存在者”的观念。 笔者经常遇到这样的提问：“生活是什么？”或者：“什么是生活？”这种问法本身其实已经预设了“生活”是某种“什么”，即某种“东西”，亦即某种存在者；然而，生活儒学的“生活”所指的并非“什么”“东西”，即并非任何存在者，而是“前存在者”的“存在”（下文将会阐明这并不是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

笔者必须承认：生活儒学的这种“生活”观念，受到海德格尔提出的“本体论区别”（der ontologische Unterschied，或译“存在论区分”）的启发，即严格区分“存在”与“存在者”。按照这个区分，存在不是存在者；任何存在者都是由存在所给出的；然而轴心时期以来的哲学，所思的都是存在者，而遗忘了存在。不过，下文将会表明：海德格尔自己未能真正贯彻这个思想。所以，笔者提出“生活”的观念，用以表征前存在者的存在。

事实上，生活儒学的“生活”观念主要来自汉语的“生”“活”观念。汉语“生活”这个词语出现很早，例如孟子说：“民非水火不生活。”这个词语由“生”与“活”合成。“生”“活”都是动词，即不是存在者，而是表征存在。

1．“生”的存在论分析

汉字“生”，从“屮”从“土”，本义是指草木之生，即许慎所说的“象艸木生出土上”（许慎解释“屮，艸木初生也，象一出形，有枝茎也”）；然而中国早期先民却用“生”来表示包括“人”在内的“万物”之生，例如《周易》古经的“观我生”“观其生”。这就是说，“生”的原初用法，并不区分人与草木、人与万物。这样的人与万物共生共在的生活感悟，即以“生”表征一切存在者的“生出”。

人与草木、万物“无分别”，庄子谓之“浑沌”（注意：不是“混沌”）。唯其“无分别”，老子乃谓之“无物”，即“无”，亦即还没有存在者的观念。所以，老子指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里的“万物”指形而下的众多存在者，“有”指形而上的唯一存在者，而“无”即指前存在者的存在。“有”其实也是一种“物”，故老子说“道之为物”。作为存在者的“物”的观念，乃是“分别”的结果，即是“浑沌之死”。关于“浑沌”，庄子写道：

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鯈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这里的“南海之帝”和“北海之帝”就是“分别”，而“浑沌”则是“无分别”；唯其无分别，故而无七窍，即不具有人的主体性，亦即并非存在者；当其被凿七窍、即被赋予主体性，亦即被存在者化，结果就会导致“浑沌之死”。这与“生”不区分人与万物的观念是一致。

不仅“生”的用法，而且“存”“在”等的用法，都是人与万物“无分别”的“浑沌”（详后），即表征前存在者的存在。后来《易传》才将“生”形而上学化，用以指称形而上的绝对存在者的存在方式，叫作“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然而就其本义及其原初用法而论，“生”并不是存在者化的观念，而是存在的观念。

2．“活”的存在论分析

汉字“活”，从“水”（“舌”是读音），本义是许慎所说的“水流声”；中国早期先民却用以表征一切人与生物的生活之存在的“消息”。一个典型的例证，见于《诗经》：“河水洋洋，北流活活。” 此“活活”，旧注“流也”、“流貌”，皆误；当以许慎“水流声”之说为是。

唯其如此，后来才可能发展出存在者化的形而上学的“天命”观念，因为“天”之“命”也是一种“声”，从“口”从“令”，所以“‘命’当训‘发号也’”；也才会发展出“聖”的观念，从“耳”，即以“耳”倾听天命，实即倾听生活之“生”的“消息”。然而就其本义及其原初用法而论，“活”也不是存在者化的观念，而是存在的观念，即生活之“生”的“水流声”。

此外还需指出一点：汉语“生活”这个词语，固然可译为英文“life”；然而应注意的是，“life”既指“生活”，亦指人与生物的“生命”（vitality），这就容易使人将“生活儒学”“生活现象学”误解为某种“生命哲学”“生命现象学”。但是，不论是德国近代的“生命哲学”，还是中国现代新儒家的“生命存在”言说，其“生命”无不是存在者化的概念。然而生活儒学及其生活现象学的“生活”并非存在者化的概念，而是一个前存在者的观念。

贴主:wangguotong于2024_07_12 2:16:36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