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南宋开创形而上的先河出现了一元论和理性主义，似乎相似于基督
的一神论和理性主义。我非常厌恶宋朝，我捏着鼻子谈几句宋朝的“理”我觉得朱熹的理有“物”理，”心”理和天理之分,格一物可穷 “物”理，格多物可豁然贯通而得之心理，进而知天理，其最终目的是穷天理，明人伦。而天理是道德范畴又回到人伦上面，其终极目的还是人，还是现实世界的伦理道德和尊卑问题。所谓的“天即理也”，“天道者，谓自然之本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不难看出 中国文化的理，虽然也包含事物固有的规律，但是这个规律是和人类伦理相统一的，并且所有的主客观都是统一的，这个统一的重心仍然是人的伦理关系。天人是合一的，合一的着眼点是人，现象和本质也是相联系的，但联系或反映问题的方式是直观或类比的方式。在基督文化中上帝是主宰一切的，是超越人类的。在中国所有的文化中，无论是以民为本，还是以君为本，以法为本，以理为本，以心为本所有这些都是以人为本的，没有灵魂，只是现实的，尘世的，只有感官生活，只强调生殖血缘，这一局限都制约着中国人逻辑思想的产生和科学的孕育，因为他们都是没有上帝的，没有灵魂和超越，都不会激励人们去追求形而上的上帝之理------看似无用的，真正的绝对客观真理。中国天命观的文化理性是一种现实世界的实用理性。中国人的祭祀要么投资行贿，求福避祸，要么“寓教于祭”。而西方的理性是以一种逻辑思维去感知探索和人相分割的上帝的无声，无形，抽象的，支配万物的永恒的超然力量。
一神信仰或者崇拜是一种重要的人类智慧。是理性主义思想的基础。它可以导致对真理的狂热追求，神学是科学来源或产生的目的和动力。阿奎那认为“理性和信仰是分离的，但是在终极真理和第一因层面上是相统一的。”正是因为古代哲学对普遍绝对智慧的追求才产生了上帝，基督教的世界观是科学产生的前提，这一世界观认为，世界是被上帝有序创造的，是可以被认知的，认识这个世界就是认识上帝，荣耀上帝，人们对上帝和第一因的探究产生了科学。正是一神论的信仰导致了认识的巨大进步和产生了大量的知识，才使科学和理性走到今天。敬鬼神而远之的中国科学上是空白，崇拜上帝的西方经过中世纪的厚积，开创了民主和科学之时代。实事求是地讲从中学一直到今天我也对这一问题没有满意的答复，倒是改开后中国科学的堕落给了我一些启示，信仰和理性都是超越世俗的，来源于启示神学的信仰不是反理性的，它反而能使理性臻于完善。另外对上帝的信仰还提供了探索科学所需要的意志力和原动力。对科学的探索不能靠金钱去鼓励。
一神信仰尊重自然规律人格化神，崇拜一神自然实现人人平等。明知人无完人却要相信一位人间的神，是升华人格的需要，提升个人品格和道德的基础，而不是自以为是的求真相，吹毛求疵的亵渎神圣。而陷入比堕落，比丑陋的境地。只有一神信仰精神上依赖彼岸世界才有可能，为了无限,为了全局，为了整体，为了无法把握的未来会去敬畏，会自我约束，自我限制，会去牺牲一些个体自我利益的或眼前的东西，不为生存原因，不因利益，不随时间，环境，空间而改变信仰是植法律和道德于人心的前提。上帝的存在它决定了人们对宇宙的认识，神的权力导致了律法和人的自由（自律和契约是个人自由的前提）。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在任何创造性的产品（如宪法，伦理，哲学，科学，大学等）背后总有一种神圣的信念在支撑，因为只有上帝才是造物主，只有信仰的光辉照耀才能有科学和民主的降临。真正的法治社会必然是有神性做基础的。伦理社会一定是个潜规则的社会。
缺乏信仰支撑的道德和天下为公，义利之辨不过是镜中月，水中花，无根之木。所谓的天下为公仅仅是儒生为道统寻找合法性。只有私德，没有公德的道德不是真正的道德，缺乏真诚，平等的儒家伦理没有构建现代自由公民社会的基础。
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最重要的两种权利和追求就是平等和自由。而儒家文化恰恰
是以礼教为核心反平等和自由的。当社会被礼教规范为等级社会，把读书功利化作为进身之阶，背离知识分子求真求知的本份，坚持惟上智与下愚不移，放弃社会启蒙之责，走帝王之师之路。必然导致知识阶层的思想贫乏，行为反动和人格低劣。而知识分子的思想贫乏和停滞，责任意识的丧失，又将导致社会发展的乏力。由于理性丧失和信仰缺乏而导致社会对人对事的偏执和低级崇拜。
尊天道和信上帝的思想文化分野也导致了思想方法和认知观的不同：中国人的认知观是唯心的主观的和人本的（也是君本的）要求符合天道，也就是人道，是尊重服从于一种等级秩序，一种对个人命运的安排和接受，是一种没有价值追求讲究秩序的治理文化，而西方的认知观是服务，理解，探究，追求上帝，人人都可独立地追求服务听命于上帝，是独立于人之外的价值。上帝是造物主，是创造性的，是正义的力量，是客观的，要求追求真相，绝对真理。认识上帝和认识人类自身被加尔文认为是两种相联系的人类智慧。服从上帝而不是忠孝于人的哲学意义在与上帝超越了人类的一切，包括制度，文化，命令发布者的随意性和个性化特点等等，不再听命于具体的人，以绝对真理作为个人行为的标准。从思维角度讲，敬天法祖尊天道是一种类比思维，导致尊秩序，讲等级，以礼为尊，长于感性思维，爱面子（礼在民间通俗地讲就是面子）讲虚荣，更多在于积淀，回顾，矫情和虚伪。而崇拜上帝是一种逻辑理性思维，导致追求正义真理，内在的价值。导致社会人文不断进步。因为无论是理性，信仰还是道德都需要出发点和终极目标的。有无真理追求和逻辑思维方法是一种文化的生命力之所在，这就是圣经只所以为经典，封神演义之所以为演义的原因所在。
4-2.儒学是以克己复礼为核心的等级愚民文化
儒家所说的礼，并非我们今天所说的文明礼貌，当代社会所说的文明礼貌在古代称为仪。克己复礼的礼是礼制和礼治。所谓的礼制就是：天子祭天，诸侯祭社稷，百姓祭土地，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上下尊卑的宗法制度和秩序。所谓的礼治就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司法实践。孔子反对郑国铸刑鼎，就是希望口含天宪。新教文化伦理是以神性为出发点平等地禁私欲，禁纵欲的，而儒家文化的着眼点是在伦理方面，是禁僭越，而鼓励私欲的，所谓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富与贵，人之所欲。作为卿大夫享受天子级别的8X8位美女，则是可忍，孰不可忍，如是享受4X4个美女就正合其道。在这样愚忠愚孝等级差序的思想支配下，怎么可能孕育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观念。宗法不尚贤也意味着能力让位于地位，，这样的社会怎么可能有竞争力，当然也不会产生一个追求卓越的进取型社会，在儒家的社会，每个人不许有向上的雄心，但是可以有向下治人的贪欲。人人明哲保身，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下层人都是被治于人的，女人是难养的小人。外民族非狄即夷。
逻辑上讲，儒学势必导致国家意志的衰败，民族性格的柔弱。因为礼治的道德和心理基础就是人性善和圣贤崇拜，人性善就是雄心的弱化，儒家的圣贤就是谦让和以德报怨，无原则利他和利上。和为贵。这样的思想绝不是雷锋精神，雷锋是有原则的，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圣贤崇拜的同时等于对英雄崇拜的排斥，也打击挑战权威的社会意识。由此也导致了东西方人格英雄的区别，西方的英雄，智勇双全，勇于承担，介入纷争，大作为，大贡献。东方君子则是动静有矩，中庸有度，离不开老娘，看见美女怕羞，四体不勤，混吃等死，等七仙女，等白蛇精投怀送抱。这种国民思想和性格当面临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的生死之争的外部环境时是极其危险的，从生物学角度讲，任何只要是以交配为繁殖方式或者可以食肉维持生存的动物都是有恶的一面的，基因总是自私的，我们应当放弃圣贤崇拜，歌颂英雄。只要是能拓展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和思想深度的就是我们的民族英雄。
4-3 厚古薄今的历史观
    儒家始终贯穿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精神，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这样的价值取向，只能导致保守倒退，绝不会有思想上的自我完善，更新，进步和发展，也永远不会有制度上的改革创新和建设。儒家思想熏陶出来的读书人都是以尊先崇古为己任的，是不会有追求卓越，发展前辈思想的豪情。因此，在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的文人无论以何种面貌出现，他们无一能成为时代进步的启蒙者，社会变革的精神导师和良知的引领者。创造无能，进步无力最有优秀的也不过向曾国藩，张之洞那样成为旧制度，旧伦理纲常的卫道士而已。更可能的是像康有为这样政治上的变色龙，投机者。人格上腐朽卑劣利用牺牲者鲜血换取的政治献金娶妾的人渣。戊戌变法的失败而明治维新取得成功，中国文人的下作，日本文人的优秀不无关系。辜鸿铭批评康有为自私自利而具野心，但缺乏经验，方向和判断力。一个政治家应该有的他没有，不该有的他全有。这就是康贤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商鞅虽被车裂，但他也是幸运的，他的思想被贯彻，因为他服务的国家和朝代没有儒家士大夫阶层，所以他变法成功。而他之后的王莽，王安石，张居正和毛主席的文革，无不失败，其原由在于：文彦博曾回答宋神宗----殿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非与百姓共治天下。改革不能动官僚士大夫的利益。中国是个全面儒化的国家，中国的百姓习惯逆来顺受，但吊诡的是中国也是个出水浒传小说的国家。造反有理也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西游记》，《水浒传》都是弘扬造反有理的，毛泽东思想真正的创新和发展在于夺取政权之后的为人民服务和继续革命，在于改变思想观念的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