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堪比林彪，说对主席要迷信和盲从，凭一篇报告，差点替代周总理
原创 三目观史 三目观史 2023-02-14 1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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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深秋的一天，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办公室，书记柯庆施正与助手张春桥讨论着什么。

这一年的12月25日，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即将召开，柯庆施要在会议上做报告，可应该给报告定个什么调调呢？自从上一次会议受到毛主席的表彰后，柯庆施仿佛被打了鸡血，兴奋不已，决定在第二次会议上再露一手。


柯庆施

在此之前，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的报告就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重视。主席专门写信给机要秘书叶子龙，让他通知周总理和华东六省第一书记看江华的报告，并限定时间看完。

《人民日报》也紧跟主席的步伐，全文发表了江华的报告，并发表了社论。

看到江华受到主席的重视，柯庆施有些不服气，决定与江华争个高下。

柯庆施的报告一向是由张春桥执笔。在起草之前，张春桥认真地听柯庆施讲“内部”消息：

主席似乎对从1957年6月开始的“反冒进”很反感——

虽然《人民日报》在6月20日发表了 一篇貌似中立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但柯庆施认为主席还是倾向于“反对保守主义”。后来主席也对周总理说：“我是反‘反冒进’的。”


既然如此，柯庆施认为，报告的基调可以定为反冒进，围绕这个写，准没错！

柯庆施与张春桥讨论了一番，认为已经摸准了主席的思想，自己只要“紧跟”上去就能大功告成。

按照柯庆施的提议，张春桥以《乘风破浪，回事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为标题，洋洋洒洒地写下了几万字的长篇报告。

柯庆施欣喜万分，立刻通过专用渠道把报告送给在杭州的主席。

“乘风破浪，好！”——柯、张二人果然押对了宝，主席只是看了标题，就开始赞赏了。内容自不必说，也让主席赞赏不已。主席甚至亲自修改了报告。


报告经主席审阅后，1957年12月25日，柯庆施在中共上海一届二次代表大会上，站了几小时念完了报告。虽然累，但他内心是兴奋的。

《人民日报》很快注意到了被主席赞赏过的这篇报告，把它发表在了1958年的元旦头版，题目只写了4个字：《乘风破浪》。

《人民日报》还在社论上引用了主席讲过多次的“东风”“西风”理论：

“让我们乘压倒西风的东风前进！”

后来人们常说的“东风压倒西风”，大概起源于此。


1958年1月，毛主席召集部分中央领导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在南宁开会，史称“南宁会议”。

这次会议后来影响很大，原因就是主席在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了周总理和陈云。

主席猛烈地抨击了“反冒进”，说“反冒进”让全国人民泄气。并形象地比喻道：“那些主张‘反冒进’的同志，离右派只差50米了！”

在这次会议上，主席表扬了《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说“乘风破浪”提得好，并称赞了柯庆施的报告写得好。

据说当时主席拿着柯庆施的报告问总理：“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这样质问总理，总理只好老实地回答写不出来。主席显然对总理的“反冒进”很不满，大有让柯庆施代替总理担任国务院总理之势。


这不是凭空猜测。

虽然主席没有明确提出来让柯庆施当总理，但以总理的敏锐和对主席的了解，当然能感觉到主席内心的想法。总理不会计较个人得失，他认为如果自己确实不再适合当总理，那就应该把职位让给能力更强的同志。

可是总理也不能直接提出辞职，否则就会有与主席赌气之嫌，是在和主席对抗。所以他只能找机会说，委婉地说。

在1958年6月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总理委婉地提出：请大家考虑一下我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

出席会议的除毛主席以外，还有刘少奇、朱德、叶剑英、邓小平、陈毅、罗荣桓、陈云、林彪、彭真、贺龙、李先念、黄克诚、陈伯达。

大家当然知道总理为何这样说，都极力挽留。

会后，邓小平在会议记要上写下了“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的记录，并送呈主席阅示。主席没有说话，说明总理还要继续干下去。

但此事过后，总理在一些事情上的发言明显少了。

对于此事，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传》也有提及，大致内容是：

6月9日那天，主席在游泳池召开了那次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周恩来不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和彭德怀不担任国防部长的请求。会议最终否决了他们的请求。

由此可见，主席还真考虑过周总理辞职一事。至于是不是让柯庆施代替，倒没明确表示过。

不过话说回来，柯庆施差点从上海书记上位国务院总理，应该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也许他根本就不知道有这回事，毕竟他想做的，只是“紧跟”毛主席的步伐而已。

不过，这个善于察言观色、号领袖脉搏的书记，并不只是擅长写跟风报告，他模仿林彪吹捧的本领倒也差不到哪里去。


在一次会议上，柯庆施说：“我们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我们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毛主席晚年反对搞个人崇拜，有一段时期对人们叫他“万岁”甚为反感，而且还直接驳斥过林彪的“毛主席一句顶一万句”的说法。

但在60年代初，主席似乎对个人崇拜有一种默许之意。他在58年3月份的成都会议上提出过“两种崇拜”的观点，认为个人崇拜分为“正确”和“不正确”两种。

主席有这种思想，必然会让柯庆施之流钻空子，极谄媚吹捧之能事，以博得主席的欢心。

就在成都会议后不久，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柯庆施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

来到主席身边的柯庆施，政治嗅觉更加灵敏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向大会提交了他星夜派人到上海收集的“批右”的材料，频频向张闻天发难，引燃了庐山会议“反右倾”的导火索，给彭德怀等人带来灭顶之灾。


60年代初，柯庆施又敏感地发现了江青的重要性，遂把心腹张春桥送给江青，张春桥又向江青举荐了姚文元，从而成就了“四人帮”这个恶瘤。

难怪江青后来一直把上海当作“基地”，感念柯庆施当年对她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