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者的恐惧

 鲁滨逊·克鲁索，在荒岛上居住的第十五年，一天中午在沙滩上极度惊讶地发现了一个脚印： 

 我呆站在那里，像被雷劈了，又像是活见了鬼；我竖起耳朵听，我四处看，可是什么也听不见，也看不见；我跑上一个高地，向远处张望，又在岸边来回跑了几趟，但仍然一无所获，除了那个脚印，见不到别的脚印，我又走到那脚印边上，看看有没有别的脚印，查看一下到底是不是我的幻觉；但没有怀疑的余地，因为这不折不扣是一只脚的脚印，脚趾、脚跟，脚的各个部分都在。它怎么跑到这儿？那我就不知道了，也完全无从想象。我心慌意乱，神不守舍，心里七上八下地胡乱想了一阵之后，连忙赶回我的堡垒，也不清楚自己走的什么路，真是害怕到了极点，走不到两三步就回头瞧瞧，树丛，甚至远处的树桩，我都误当成一个人；一路上，我受惊了的想象使我看到许多奇形怪状的东西，我的幻觉里出现了许多不着边际的怪念头，而我头脑里的怪念头有多离奇，简直说也说不清。（I.170）[1]

 这不是鲁滨逊在荒岛上第一次感到恐惧。刚刚逃难登岛，没有衣服、食物、淡水和武器，鲁滨逊像疯子一样焦虑；入夜，他害怕被野兽吞吃，不敢躺在地上过夜；在暴雨中，他突然担忧起雷电引爆火药的危险；从未经历过的地震更是让他惊恐万分。事实上，从鲁滨逊离家出海的那一天起，《鲁滨逊历险记》就是一本危险之书、恐惧之书。随便哪一页，我们都可能撞见鲁滨逊惊恐的脸。恐惧难道天生不就是历险的一部分吗？

 在鲁滨逊的“惊奇历险”（Strange Surprising Adventures）中，最常见的是自然的恐惧。自然的恐惧是瞬间的惊吓，在那一刻，人几乎丧失了思考和行动的能力。鲁滨逊第一次出海就遇上了船只失事，听到船进了水，他感到——“我的心脏好像死在了我里面”。第一次在岛上经历地震，鲁滨逊就像“死了一样，呆住了”。最强的恐惧是在危险的瞬间经历的死亡，人的生活的突然中断。但即使地震，这种“就其自然而言最可怕的事情”，也只是开始让人大吃一惊，最初的惊吓过去之后，它造成的印象也就随之消失了（I.66, 116, 123）。人重新活了过来。

 在自然恐惧中，人面对的是人完全“没有手段和力量来对抗的敌人”（I.89），这是惊吓的原因。然而在自然力量瞬间带来的惊吓过后，人可以运用理性来完善自己的“手段和力量”。随着自身力量的增强，自然这个敌人的危险性就逐渐降低了。鲁滨逊在荒岛上的经历，就是用理性的“手段和力量”来驯服自然的危险，逐渐减少自然恐惧，将这个“可怕的地方”转变为自己可以舒适生活的地方。自然恐惧的克服，不仅意味着人的生活恢复了正常，而且意味着生活的改善。

 但沙滩上人的脚印带来的恐惧，却不是风浪、野兽和地震带来的自然恐惧。这种恐惧，更持久，更难以摆脱——“离我受惊的时刻越远，我的疑惧越大，这不同于一般担惊受怕的自然情况，同一切处于恐惧中的动物通常的表现更是大不相同”（I.171）。所有动物遭遇自然危险的那一刻，都会感到惊吓，但只有人才会产生这种“心灵的惊恐”。在“心灵的惊恐”中，敌人并没有出现，危险却滞留在头脑中，经久不散。这种对潜在敌人的恐惧，在想象与幻觉的滋养下，变得漫无边际。敌人带来的，不像自然的意外带来的是瞬间的惊恐，而是无休止的威胁。危险和恐惧成为一种状态，而不是一次事件。正是面对头脑中看不见的敌人，鲁滨逊才更加害怕：“同显现在我们眼前的危险本身相比，对危险的恐惧更使人惊恐万倍；我们也发现，我们常焦虑会遭遇坏事，而这种焦虑给我们带来的重负，要比坏事本身大得多；而且最糟糕的是，我以前常采取听天由命的态度，但在这次麻烦中，却不能凭这种态度获得我所希望的解脱。”（I.174）后来，当鲁滨逊再次出海到亚洲时，曾一度因担心自己被误当作海盗而惴惴不安。根据他所有的生活经历，鲁滨逊发现，“人们最悲惨的处境莫过于时时刻刻生活在恐惧之中”，这样的生活“虽生犹死”（life of Death）。在这种持久的恐惧中，“心智完全被恐惧所压制，没有片刻的解脱”，通常在人遭受苦难时支撑人们的那些自然的勇气，特别是在面对最紧急的情形时爆发出来的自然勇气，此时却消失得无影无踪。幻觉放大了危险，想象编造出“千百种也许根本就不会发生的可怕事情”。正是这种浸泡在幻想中的恐惧，才被鲁滨逊斥为“盲目的无用激情”（II.165）。心灵的惊恐造就的可怕世界，远远超出了自然的危险和恐惧。

 然而，在想象中煎熬的恐惧，并非全然无用。面对看不见的敌人，一旦漫无边际的幻想退去，这种经久不散的恐惧往往成了思考的动力：“思前想后、担惊受怕、反复琢磨”（Cogitations, Apprehensions, and Reflections）。在恐惧的推动下，人思考自己的处境，判断敌人的危险。从鲁滨逊在沙滩上看到脚印起的八年时间（第十五年至第二十三年）里，他的全部工作就在为防范这些从未见过面的敌人做准备。恐惧，面对看不见的危险，逼迫人动用人的明智能够想出的所有措施来保存自身。恐惧是明智之母。人是一种能在想象中担忧看不见的危险，并为此做准备的动物（I.173, 176, 186）。沙滩上的脚印不仅带来了恐惧，也激发了人的智慧。只不过与自然恐惧带来的生活改善不同，这种对想象中的敌人的恐惧，逼迫人保卫的是活着本身。人在从瞬间的惊恐中活过来时，并没有找到什么手段或技术化减危险，而是在危险中活下来。想象筑起了一道道保卫生活的堡垒，但同时，想象也在每一个角落发现威胁这些堡垒的敌人。在这种持久的恐惧中，想象使安全与危险成为人活着的共生处境。危险和恐惧不再是生活的中断，而是一种生活。

 可是，在荒岛上待了十几年，鲁滨逊从来就没看见一个人影，以至于他一直认为这是一个无人踏足的孤岛。而一旦发现一只脚印后，八年的时间里，他几乎都在不安中度过（I.175-7, 186-7, cf.I.193）。对于一个孤独者来说，为什么人的脚印会成为危险的迹象呢？

 鲁滨逊刚到岛上的时候，每每想到要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孤苦凄凉地度过一生，就常常泪流满面，这种想法像风暴一样扰乱他本来平静的心情，使他万分痛苦，无法工作。当鲁滨逊试着在生活的成本收益表上计算自己处境的幸（Good）与不幸（Evil）时，除了没有衣物蔽体，缺乏防卫的手段，他面对的几项最重要的不幸都与他的孤独处境有关：“老天单单把我挑了出来，让我与整个世界隔绝，接受苦难”；“远离人类，孤独地被放逐在人类社会之外”；“没有人能说话，或者来解救我”。孤独，使这座荒岛对鲁滨逊来说，就是一座“绝望之岛”（Island of despair）。[2]而且在鲁滨逊看来，他陷入的孤独，似乎注定无人能够解救，这座他可以随意行动的岛屿反而成了囚禁他的监狱，而且是“世界上最糟的监狱”（I.103, 140-1, 106, 109, 128）。 

 鲁滨逊在这座“监狱”中的“历险”，使他逐渐摆脱了最初生活的世界，独立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他靠自己的劳动，制造工具，添置了许多缺的东西，让自己可以在独自一人的荒岛上，像在人的世界中一样，“正常”地生活。不过，物质生活的改善，并不是孤岛变成一个可以生活的地方的主要原因。鲁滨逊的最大“不幸”仍然是无法解救的孤独。鲁滨逊最缺的是“伙伴”，墨水、猫和狗可以陪伴鲁滨逊，但却无法和他交流（I.105）。一个能说话的伙伴，这是无论多么勤劳的双手都无法制造的“东西”。

 一个人双手不能制造的，就必须从灵魂和思想中摒除，这就是孤岛的生活。而代替伙伴和孤独的鲁滨逊说话的，是“神意的呼声”（the voice of Providence）。疟疾发作时鲁滨逊在死亡边缘的思考，让他第一次听到这一声音，重新思考“解救”的意义。从这一刻起，鲁滨逊告诉自己，“孤独的生活，其实算不上什么”（I.124-9）。在鲁滨逊“纪念”流落荒岛两年的时候，虽然得救的希望同两年前没什么差别，但他现在却认为，“即使我能享受社会的自由，或者世界的所有快乐，恐怕也比不上我在这孤独处境中的幸福。”荒岛上的孤独状态，虽然仍有种种不足，需要上帝持久的在场来弥补，但如果要在世人的遗弃和上帝的遗弃之间做出选择，鲁滨逊宁愿选择前者。鲁滨逊甚至因此得出结论，“在这种被遗弃的孤独状态中，比起在这个世界中的任何其他状态里”，他有可能更加幸福（I.140-1）。

 到了第四年，当鲁滨逊日益接受神意的安排，他感觉自己的生活也变得更加“舒适”。在他看来，这样的生活比起社会交往的生活（sociable）更好：“我这种同自己的思想的相互交谈——我简直想说，这是我以自己的呼告在同上帝交流——同享有世上人类社会最好的交往相比，不是更好吗？”（I.157）在此时的鲁滨逊眼中，“世界，已经是一个遥远的东西，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对它既没有任何期望，实际上也没有任何欲求；一句话，我同它毫无关联，看来以后也永远不会有了；所以，我觉得它在我心目中的位置，也许同我们去世后对它的看法相似，也就是说，把它当作一个我一度生活过的地方，但已经脱离了它；我也满可以像希伯来的始祖亚伯拉罕向财主那样说一句，‘你我之间，有一道鸿沟’。”（I.152）虽然始终没有放弃逃离孤岛的幻想，也从未摆脱对同伴的渴望，但这座孤独的监狱不再是无法生活的绝望。[3]如果无法从孤独中解救出来，那么就必须学会在孤独中生活。而世界，对于学会了孤独的鲁滨逊来说，不仅仅隔着浩渺的海洋，还隔着精神的深渊（《路加福音》16: 26）。从前的社会生活，在鲁滨逊的反思中，仿佛富人奢华享乐的生活，是“可憎可恨的邪恶生活”，而现在荒岛上的孤独生活，倒是在亚伯拉罕怀里得到了安慰的拉撒路的生活（I.140, 155）。和孤独自己或上帝的交流，或许好过“和世人的社会交往得到的最大享受”（I.157）。对于人生的舒适和幸福而言，社会交往本身似乎并没有多大的意义（I.155, 163）。

 去世界化的“历险”最终对鲁滨逊的教诲是：“生活，总的来说，就是，或者应该就是，一种普遍的孤独行为”（one Universal act of Solitude）；“世界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不仅在荒岛上，即使在喧嚣的人群之中，人严格来说也是孤身一人。尽管偶尔同情也可以触及他人的苦与乐，但“所有靠得住的反思都针对我们自己。我们的沉思是完全孤独的；我们的激情都是在脱离他人时发挥作用的；我的爱、恨、渴望和享受，全都是私下孤独时的。所有那些我们与他人进行的交流，不过是为了协助追求我们的欲望；目的是在自己这里；享受和沉思，全都是脱离人群的孤独；是我们自己，我们才享受快乐，也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才承受痛苦”（III.57-8）。离开荒岛后，鲁滨逊颇长一段时间里惋惜自己丧失了在荒岛上享有的孤独时光。然而，在孤岛上学会了孤独的鲁滨逊慢慢发现，真正的孤独，恰恰不需要大海中的荒岛，或者高山之巅的隐修密室，而只需要让自己的灵魂和心智超拔在世界之上，严格地引导自身，与整个人类社会分隔开，即使在伦敦的街头，也能让自己达致真正的孤独（“我此刻在伦敦，世界上最密集的人群中，比起前二十八年囚禁在荒岛上，享有多得多的孤独”）。不同生活状态的优越与否，取决于摆脱罪过的可能。不被外物牵累，不受无常的激情左右的孤独生活，使人可以远离罪过，对于基督徒来说，是最好的生活（III.57-66）。

 鲁滨逊在孤岛上度过二十多年，慢慢学会的正是这样一种孤独的人生（I.189）。孤独不再是人在世界上迫不得已的处境，而是一种需要特定能力、技艺甚至德性的生活方式。无论在荒岛上，还是在世界中，只有学会孤独的人，才能面对世界中各种看不见的危险，在恐惧中生存下去。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鲁滨逊认识到，仅仅脱离人类社会的孤独，不过是自欺而已。人需要的是理解孤独的真正涵义，能够与自己在一起，才能独自面对上帝。在鲁滨逊看来，一个人如果不能在世界中享有完全的孤独，就不仅需要脱离世界，甚至要离开人世，才能得到真正的孤独。因此，荒岛的处境让鲁滨逊接受了孤独的人类处境和孤独的生活方式，但这种孤独，却并不仅限于荒岛。人并不需要到荒岛上才能摆脱世界的拖累。“在人生的种种境况中，真正的问题并不是缺乏孤独的机会，而是没有成为孤独的能力”（Capacity of being solitary）。在“反思”中，鲁滨逊甚至提到一个靠体力劳动为生的穷苦人，几乎淹死在自己工作的湖塘里，但他却能完全享有孤独，因为他没有家庭可以牵累情感，生活地位低下，不受他人注意，他周围没有一个健全的人，更不用说好人了，而他自己却可以让心思远离世上的邪恶，全身心都在自己的劳动中（III.63-5）。这就是孤独者的生活。

 如果孤独并不只是荒岛的自然处境，而是人的生活方式，那么当孤独者回到了同伴中，找到了可以说话的人，孤独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什么呢？在鲁滨逊远离世界的孤独历险中，孤独的学习从来没有完全泯灭他对社会的渴望。独自在荒岛上生活的鲁滨逊，在接受孤独的平静下面，始终暗藏着一股潜流，热切地渴望有一个同伴，一个同类的伙伴可以交流。这种对与同类交往的强烈愿望，在第二十四年鲁滨逊看到一艘失事的船时强烈地表现了出来：“哦，哪怕只有一个！哦，哪怕只有一个人。”这句话，鲁滨逊几乎重复了上千遍，两只手不由自主地紧紧捏在了一起，可是船上没有一个人获救，没有人听到鲁滨逊内心深处的呼唤，鲁滨逊抓不住哪怕任何一个人的影子（I.195）。即使在鲁滨逊倾听到神意的呼声，感谢上帝的恩典，面对了自己的孤独，但他仍然祈祷上帝能解救他，他仍然想尽各种办法逃离这座孤岛：“哪怕再努力地要自己满足这种处境，你也宁愿衷心祈祷上帝救你出去。”（I.141, 149）去世界化，脱离社会的孤独，与这种渴求同伴，努力逃离荒岛、回归社会的欲望，并不是笛福的敌意批评者在鲁滨逊的历险中找到的矛盾，而恰恰是鲁滨逊最终希望找到的孤独者的生活方式。孤独者并不生活在万里之外的孤岛上，孤独者生活在我们的中间。孤独者渴望他的社会，渴望在社会中享有他的孤独。[4]

 这个孤独者的社会，这个即使在荒岛中也无法摆脱的，甚至孤独者内心热切渴望的社会，才是孤独者恐惧最深的根源。孤独者的恐惧正来自于孤独者想象的社会。孤独者的敌人出没在他想象的社会中，来自那些他想象中无限渴望，但又无限恐惧的同类，一个个像他一样的人。孤独者的敌人是他自己的影子。只有理解了鲁滨逊的孤独，以及这种孤独背后的社会，我们才能体会一个孤独者奇怪的恐惧：“以前我觉得，我最大的痛苦就是被排除在人类社会之外，孤身一人，被无边的大海包围着，与人类隔绝，上天罚我过一种哑口无言的生活，仿佛我不配与活人为伍，不配出现在他的造物身边；我以为，能见到一个我的同类，对我来说，就是起死回生，是上天给我的莫大福分，仅次于让我获得拯救的最大恩典。可是现在，光是疑心看到一个人，我就会全身发抖，看到有个人上岛模模糊糊的影子，或无声的痕迹，就恨不得钻到地底下。”（I.172）

劳动与祈祷

 在沙滩上发现人的脚印的那一天，将鲁滨逊二十八年的孤岛生活分成了两个部分：在前十五年，鲁滨逊试图通过自己双手的劳动来重建文明；而在后十三年，火枪和战争取代工具和劳动，成为鲁滨逊生活的主题。

 鲁滨逊在荒岛上的劳动生活，是笛福这部小说最受关注的部分。但鲁滨逊究竟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造人”（homo faber）或“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的代表（马克思），还是现代社会无可挽回地丧失的原始自然生活的象征（卢梭）呢？

 仔细考察，鲁滨逊在孤岛上的劳动并不像卢梭所说的——“没有任何工具和技艺的帮助”，完全摆脱了所谓“工业技艺”，仅凭一个孤独者的“自然技艺”（arts naturels），就能维持自己的生计，实现自我保存，甚至过得很好。[5]鲁滨逊落难孤岛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失事船只上所有有用的东西，全都运到了岸上。鲁滨逊第一批制作的东西中，主要是用来对这些“文明的遗产”进行储存和分类的方盒和木架。当后来鲁滨逊感谢神意对自己的眷顾时，还特别提到，要是没有这些从船上找到的东西，他就“没有干活的工具，防卫的武器，以及获取食物的枪支弹药”：

 我常常一连几小时，也许是整天想着，脑海中出现一幅幅生动的画面：要是我从船上得不到任何东西，我会怎么办。要是我没弄到那些食物，那么能给我果腹的只有鱼和海龟了，可是这些都是我很久以后才发现的，那时我早就饿死了。就算没有饿死，让我活了下来，我也只不过像个野人罢了（a meer Savage）。哪怕我千方百计，打死一只野羊或飞禽，我也没法把他们开膛剖肚，剥掉毛皮或毛羽，掏空内脏，切剁成块，只能像野兽似的用牙齿撕咬，用我的爪子硬扯。（I.153，cf. I.104）

 鲁滨逊并没有（也不想）成为卢梭所说的“野蛮人”或自然人[6]，而这与其说是上帝的恩典，不如说是文明的“遗赠”（I.115）。[7]

 不过，卢梭打算让爱弥儿从鲁滨逊那里学习的，恐怕更多是鲁滨逊孤独的生活方式——摆脱了对社会关系的依赖，完全从自然的必然性出发，理解什么才是对自己有用的，什么毫无用处。孤独的人，可以一个人获得快乐的生活。他不再贪求多余的东西，满足于享受那些他能够真正使用的东西。他种的庄稼只要够自己吃的就行了，再多了也没有用处：“只有那些我能使用的东西，才对我有价值。我吃的也够了，用的也有了，其他的一切对我还有什么用？”排除了贪求，鲁滨逊不再有那么多的欲望，他的身心可以更加平易地面对流落孤岛的生活处境。相比而言，他从失事船只带回的一包金币和银币，只是“一堆糟糕、肮脏、毫无用处的废物”。金币的价值还不如一把普普通通的刀子（I.152-3, 99, cf.II.9, II.57）。[8]这无疑是卢梭希望爱弥儿牢记的教诲。

 然而，当鲁滨逊开始制造各种必需品和工具时，他首先制造的是桌子和椅子。因为没有桌椅，他觉得他就不能享有他在世上仅剩下的一点“舒适”了，写字、吃饭，以及做其他一些事情，没有桌子，都没有快乐可言。鲁滨逊在荒岛上的制造，并不是从自然必需品开始的，而是从生活舒适和快乐开始。[9]这固然因为他从失事船只抢运下来的食物还足以维持他的生存，也同样因为，对于鲁滨逊这样一个来自文明社会的人来说，首先的“必需品”其实是使自己尽可能像在文明社会中生活，这才是舒适和快乐的来源（I.107）。他从船上弄回来的纸笔和墨水，对他也很有用，使他能够让自己的思想有所发泄，保持自己的理性（I.105-6）。[10]鲁滨逊的劳动，不仅借助了文明的工具，更依靠了文化的种种装备。鲁滨逊的“使用”远远不只是“野蛮人”的自然使用，他的需要也同样大大超出了自然需要。

 支持孤身面对自然的鲁滨逊的，不仅仅是他从遇难船只上抢回的工具、武器、种子和各种各样的“有用的东西”，更重要的，还有在鲁滨逊记忆中保存的那些来自文明社会各项技艺的知识。这些技艺的知识深刻地影响了他制作的工具。鲁滨逊最初制作的工具，一把木头铲子，“就连那个柄也同我们英国人用的一模一样”（I.111）。而对于筐的制作，“我小时候的一段经历对我大有用处”（I.136）。最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的是面包的制作——“得靠一大堆奇迹才能实现”（I.155）。在麦子还没有获得足够的收获之前，鲁滨逊已经开始准备制作各种有关面包的工具了——陶罐、石臼、筛子、烘焙的炉子等等。面包正是鲁滨逊如何凭借文明的记忆——而不仅仅是孤独者的劳动——驯化荒岛的象征，而不是文明返回自然的标志。

 鲁滨逊自己说，只要足够理性，任何人都能掌握各种手艺（I.107）。不过，鲁滨逊并不是“自然造就的手艺人”（II.87），他并没有一个人探索“自然的技艺”，而是在劳动中“回忆”文明。[11]在失事船只遗留的干粮吃完后，鲁滨逊种下了庄稼，在火药耗尽前，他驯化了山羊。在鲁滨逊看来，这一切首先不是自然必然性的力量，而是“理性”的周到考虑：“从一开始，我就考虑到万一发生意外事故怎么办，考虑弹药用完之后怎么办，甚至也考虑到有朝一日我的健康和体力都衰退了后怎么办。”（I.104）鲁滨逊担忧遥远未来的恐惧，是他在荒岛上幸存下来的重要动力，也是他通过劳动改善生活的心理前提。这种恐惧，其根源正是在荒岛万里之外的社会。这恐怕是卢梭在教育这个年龄的爱弥儿时——尚未从自然存在转变为社会存在，因而只关心眼前的事物——有意忽视的。[12]

 不过，卢梭希望通过鲁滨逊的故事探究的，正是文明最终的自然根基。鲁滨逊毕竟是用自己双手的劳动和发明，在荒岛上，完全不需要他人，就为自己恢复了一个文明的世界。鲁滨逊在荒岛上最值得重视的，与其说是所谓“自然技艺”，不如说是孤独一个人“持之以恒的艰苦劳动”（I.136）。然而，恢复文明世界的这一劳动，恰恰是这一文明最重要的成果。鲁滨逊与高贵然而“懒散”的野蛮人最大的差别或许就在这里。[13]他既没有靠天吃饭的懒散，也没有流落荒岛的沮丧。鲁滨逊的劳动方式，不是自发性的自然劳动，而是极度理性化的劳动。他耐心、勤劳，从一开始就非常有规律地将一天的时间做了细致的安排，并且努力摸索气候的规律，根据天气的变化与工作的紧迫程度来调整自己的计划（I.110, 141-4）。在这方面，马克思对《鲁滨逊历险记》的评论极为敏锐[14]——鲁滨逊几乎从来没有懒散（I was very seldom idle），而是竭尽全力去做那些让他生活得更加舒适所必需的事情（I.143, I.169）。

 鲁滨逊劳动与生活的理性化的另一个突出标志是节俭。在船上运回的干粮即将耗尽时，鲁滨逊就有计划地减少了每天食物的定量。而在第一年种下麦子后，直到第四年他才允许自己吃点谷物，而且吃得很节制。即使在暴雨和地震带来的巨大恐慌中喝酒压惊时，他仍然不忘了，“同平时一样，喝得很节省”，因为他始终记得，“这些酒喝完以后就没有了”（I.115-8）。

 器物和工具的整理和归类，劳动时间的精心分配，劳动次序的安排，劳动成果的节俭使用和长远规划，这些和鲁滨逊的日记一样，构成了这部所谓“历险”小说令人惊异的理性化的另一面。而在荒岛上的鲁滨逊，没有监工，也没有惩罚，要成为一个守纪律的理性劳动者，他从哪里获得这种理性化的力量呢？

 鲁滨逊的理性化劳动面临的最大障碍，是流落孤岛后的绝望和沮丧。孤独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最大的困难其实不是生活缺乏工具和帮手，而是生活本身没有希望和前景，最终陷入空虚与绝望。孤独之所以没有压垮荒岛上的鲁滨逊，他求助的不仅是自然的技艺或劳动，还有超自然的救助。在重病和死亡的威胁中，当疟疾的高烧耗尽了自然的力量，鲁滨逊“沉睡已久的良心开始苏醒了”。鲁滨逊本来承认，流落荒岛是因为当初没有听从父亲明智的劝告，但现在这一“背叛”被赋予了精神的涵义，他拒斥的是“神意的呼声”。[15]得救不再仅仅意味着逃离艰苦的荒岛，而且是脱离自身的“罪孽”。比摆脱生活的困难更迫切的是解脱“沉重的负罪感”，否则生活就不可能真正“舒适”（I.123-9）。

 和治疗疟疾的烟草一起发现的圣经，作为失事船只的精神遗产，使鲁滨逊从神意中获得了对抗孤独的力量，或者更准确地说，赋予孤独以意义甚至幸福的力量。凭靠这种“新的思想”，被抛弃的孤独监狱被改造成了可以让鲁滨逊“更幸福”的状态（I.140-1）。从失事船只上无意抢救出来的这一最重要的“工具”，成了鲁滨逊在孤岛上二十八年理性劳动的精神支柱，使他能够抛弃眼泪、哀愁和沮丧，一心过日子（I.155）。在祈祷的帮助下，鲁滨逊的生活虽然依旧不幸（no less miserable），但却安心多了（much easier, I.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