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华人民从此站了起来，人们渴望幸福和平的生活，想要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来奋斗拼搏，改变落后的中国。
人们相信，用自己的双手，一定能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可是在1960年，却发生了一件不和谐的事，有人模仿周总理签名，制造假证明，假批文等，在中国人民银行诈骗20万巨款的案件。这对于当时十分贫穷的中国来说，影响十分恶劣。
案件发生后，周总理大怒，要求公安机关必须尽快破获此案。经调查发现，作案人员只有一个人，那么他是谁？他又是通过怎样的作案手法，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中国人民银行的20万巨款拿走的呢？
1960年3月18日下午，位于北京西交民巷东口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秘书室，走进来一名中年男子。
该男子自报家门，称自己是国务院的，来给行长送寄件，并递上了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字样的大信封。
见信封上有“急件”二字，办事员不敢怠慢，迅速将信封送到行长办公室。由于行长在外地出差，信封上又标有“速送，限5:40到”的字样，当班的王局长感觉事不宜迟，便拆开信封，发现内有一封周总理亲笔批示的公函，内容是：
“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9:00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由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做修缮寺庙用。如此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拟拨给15~20万元，可否，请批示？”
落款是当天，右侧有总理批示“请人民银行立刻拨给20万元”。下面还有：
1、要市场流通的旧票；
2、要拾元票；
3、包装好看点，7时务必送民族饭店（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
王局长看到信后，心存疑虑，虽然当时确实有西藏有关部门同志来到北京做工作汇报和学习，周总理要接待他们，听他们做汇报，并安排下一步西藏工作的具体部署的事情。但他发现这个事情和平时的手续顺序不一样，而且要的十分的急，批示不合常理，当他正打算打电话问相关部门时。恰好，办公室的电话响起，声称是总理办公室人员，要求他一定要配合有关部门同志做好工作，全力办好这件事情。这个电话让本来有疑虑的王局长，彻底打消了顾虑。
要命都的是，此时已经6:12，距离交款时间仅剩一个小时不到，王局长心里想着“千万不能耽误总理的事情”，就立刻给发行局下达命令，要求半小时内按照公函要求务必准备好20万现金，表示这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先不要管手续问题。
七点整，朱科长带领银行工作人员准时将现金抬进了民族饭店大厅，随后走向服务台询问，“是否有西藏工委赵全一同志住在这里？”
有人径直走了过来：“我就是西藏工委的赵全一，你们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吧，我就是赵全一，款子带来了吗。”
赵全一拿出一张盖有“总理办公室介绍信专用”图章的信函，上有：
“兹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同志前去你行领取拨款20万元整，此致中国人民银行”。
朱科长接过信函后，多留了个心眼，又让赵全一打了个收条，随后便带领工作人员离开民族饭店。
1960年6月24日，距离中国银行把20万元给西藏工作者已经6天过去了，他们本来以为，20万巨款送达以后，总理办公室会很快交代如何入账。可是，这么多天了，却没有收到任何总经理办公室的消息。
沉不住气的他们决定打电话询问一下，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觉得莫名其妙，总理从来没有下达过这种命令，声称根本不知此事，让他们将“总理批示”和收条送去核对，才发现这是一起伪造总理批示的特大诈骗案。
周总理闻讯，极为震怒。
面对如此恶劣的案件，公安部迅速组织精干力量在北京开展拉网式排查。几百万北京市民纷纷行动起来，对所有可疑的线索进行上报，但却一无所获，想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赵全一”如同大海捞针。
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办案人员开始从物证方面入手。经相关部门的鉴定确认，罪犯使用的牛皮纸信封是真的国务院信封，公文用纸是大机关用的15行横格纸，这说明罪犯极有可能是机关内部人员。
而从罪犯用蜡纸刻后沾红印油涂印伪造的“总理办公室”小方章以及将“赵全一”写成“赵金一”等情况来看，罪犯习惯于写“金”字，而且文化水平较高，熟悉公文格式和用语，这更验证了内部作案的可能性。
另外，办案人员从犯罪分子开“收据”的用纸确认，这种用纸由前门外恒昌文具厂印制，但自1952年3月起就已经停止生产。此时的国务院档案室，一名叫刘文的科长在收条上敏锐地发现了一个“￥”字，他想从这个符号入手，但翻阅了上千份文件都没有发现蛛丝马迹。
虽然查到外贸部给国务院领导的报告中，所用信纸和犯罪分子所用的信纸完全一样，但依然没有那个“￥”字。不过专案组人员很快查出那个国务院的信封就曾经是国务院向外贸部发文用的，于是所有线索很快指向外贸部。
碰巧一名女电车售票员也到外贸部反映，说她发现一个长得同犯罪分子外貌特征相似的人鬼鬼祟祟，最后走进了外贸部。
线索越来越明确，随后各路人马齐聚外贸部，最终锁定了犯罪分子王倬。
根据和王倬一个办公室的董林指认，他早在几天前就怀疑王倬了。因为王倬在案发当天请假，说带母亲去积水潭医院看病，但当前医院并没有相关记录。
除此之外，董林还发现王倬这几天的行为很不正常，比如提到最近的诈骗案时烦躁易怒、草木皆兵，而且业务熟练的他还在填报格时出现了低级错误。
虽然他总说春季上火，耳朵不好使，但提到20万这个词汇时，王卓依然十分敏感，甚至说出了“什么没骗过10万、20万”的话，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痕迹十分明显。
于是技术鉴定科很快对王倬的笔记进行了鉴定，得出完全一致的结论。而后为“赵全一”画像的工作人员也迅速赶来，发现与王倬的笔记高度相似。
不过，即便锁定了犯罪嫌疑人，专案组也没有立刻行动。因为不确定是不是团伙作案，贸然行动必然打草惊蛇。所以接下来的几天，北京市局刑侦处处长刘汉臣亲自带领10多名侦查员到李广桥南街蹲点儿，监视王倬行踪，最终确定犯罪行为是其个人所为。
4月4日零点，专案组统一行动，很快将王倬抓捕归案。
王倬，1924年出生于比较富有的家庭，从小家里给请老师学习文化知识。1949年4月，报名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1949年8月参军，因为家里比较富裕，每天过着都有人伺候，一日三餐大鱼大肉的生活，没有吃过苦，受过累。
到了部队后，因受不了苦，沿途经过陕西的时候，王倬偷偷跑回了北京。北京解放以后，王倬心高气傲，一心想着挣大钱，于是卖掉家里值钱的古玩，想靠倒腾银元来挣一大笔钱，结果没想到却被朋友坑了。而后王倬开始尝试造假，比如伪造人民币、火车票、路条，但同样无法快速致富。在此期间，王倬还稿费数年心血制作了“永动机”，但却遭到了无情拒绝。
接二连三的失败让王倬坚定了坑蒙拐骗道路的决心，并在这样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新中国成立后，本来比较富裕的王倬家一下子成了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过惯了富人生活的王倬不甘于过平平淡淡的生活。因为王倬上过大学，参过军，1951年成功进入中国进出口公司工作，1952年9月又调到外贸部出口局工作，后任外贸部出口局计划处科员。
正是因为他在外贸部工作过，了解银行取钱需要的各种证明和流程，加上他见到过周总理的亲笔签名，就在家里模仿笔迹，才达到了以假乱真的效果。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国经济十分落后，科技不发达，银行工作人员无法鉴定笔记和信封的真伪。
于是他也萌生了模仿周总理笔记，让人民银行给自己批钱的邪恶想法。
诈骗成功后，王倬把两麻袋钱用自行车驮回了家。回家的路上有人问，“麻袋里装的是什么啊？”王倬虽紧张却笑着回答说“是一些破旧的衣服”。
生怕被别人发现的他，到家后迅速就把两麻袋钞票地搬进了他母亲的房间。
母亲张可民看到两个麻袋后问他：“你这俩的麻袋啥？这么沉？”
王倬十分激动的说：“这里面是钱，全部是钱！”她闻言一愣：“我的天，哪来这么多钱？”王倬自豪的说“妈，我仿照总理的签名，从银行骗出来的！”
母亲担心事情暴露，要他还回去，可是王倬却说“不用担心，我做的很周密，而且用了假名字，他们也没看到我的正脸，肯定找不到我。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钱藏好，等风头一过，我们就能花这笔钱了，想买啥都可以”。
王倬的母亲看了看屋子四周，决定把一个放衣服的箱子清理出来来放钱，俩人把钱一叠一叠的放进去后，最上面又盖了几件衣服，才各自放心的睡下。躺下不到半个钟头，王倬又起床到母亲房间，说：“妈，我总觉得放钱放在箱子里不安全。”
母亲说：“要不把钱缝在被子里？”于是母子俩又开始把钱往被子里缝。可即便把家里所有的被子都缝完，还有一大堆钱。此时的王倬有点害怕，说：“干脆烧了吧。”于是俩人就开始烧剩下的钱。
小炉子根本烧不完，最终母子俩只能将大部分赃款埋藏起来。
只可惜，即便是“烧钱”，既盖不住气味，也逃不过法眼。
1960年7月28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诈骗罪判处王倬死刑，包庇儿子的王倬母亲张可民也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至此，这场数额巨大的诈骗案最终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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