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学研究走向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理论建构——韩庆祥教授访谈录（中）
     刘：如果真正使能力归位的话，社会就会有序发展，各尽所能！
    韩：是的。按照能力本位原则去安排社会制度，社会就会有序发展，就会体现更多的公正。其实，能力本位既有利于效率也有利于公平。因为按照能力贡献大小来分配，能力大贡献多就可以多分配，这是得其应得，各得其所，这就是公正，而这种公正有利于调动个人的积极性，从而会带来效率。能力本位意味着：追求公平的努力也会带来效率的结果。所以我认为，能力本位是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的一个基石、一个基础、一个结合点。
    刘：您是从人学研究自然而然地走向能力问题研究的。近些年来，您又从能力问题研究走向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这种研究进程也存在着逻辑的必然吗？
    韩：是的。这个逻辑来自于诸多方面的考虑。在人学研究中我发现，传统中国的某些政治行为常常使一些人不成其为人，丧失人性中许多美好的东西；在能力问题研究中我发现，我国政治领域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权力至上往往使一些人丧失先进性，使能力得不到充分发挥，也就是说，权力至上是使人成其为人和实现能力本位的主要障碍；在对当代“中国问题”的哲学分析中我又发现，在中国传统社会以及现代社会，许多问题大都与政治因素、政治力量有关，政府权力对人们的生活具有广泛的渗透程度，它是一种决定人的生存方式或者说人的命运的力量，这种因素与力量，就是权力至上的、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传统社会层级结构。这样，我便走向对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
    客观地说，当今中国的政治活动、政治行为比传统社会进步得多，也不断走向现代性。但我也感到，当今中国的政治活动和行为也有一些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如果从学术上来概括的话，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在一些政治行为中，一些从事政治活动的人成了“非人”。
    刘：怎样理解这个“非人”？
    韩：比如，不少大学毕业生刚走出学校的时候，本来是一腔热血，有理想有抱负，想成就一番事业，想做一些对社会、国家和人民有益的事情。这时候他们往往锋芒毕露，敢讲真话，老实做人。然而，在行政工作岗位上工作三五年之后，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却变了，本来讲真话的却开始讲假话了；本来想为社会、国家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后来却以权谋私、犯罪了；本来在工作岗位上愿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但有的人却把精力用在琢磨人上，而不是用在琢磨事上，拉关系，找人情，投机钻营，一门心思做官；本来想做到执政为民，但有些人却崇尚官本位等等。这里，一些人在“说法”上像“人”，但在“做法”上却成为“非人”，双重人格出现了。
    刘：说到这里，使我想起前几年看过的一部叫《沧浪之水》的小说，描写的就是这种情况。一个学中医的研究生，毕业分到省里卫生厅，刚开始他敢讲真话，但得罪了厅长，被冷落在一旁很多年，后来他渐渐地改变了自己，开始讲假话，于是走上了升官发财的路。
    韩：小说往往是现实的形象反映。面对这样的现实促使我思考，为什么在我们的政治行为中使一部分人成为非人呢？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在我们的某些政治行为及政治环境里，有一种观念影响我们很多的活动和行为，这就是权力至上。权力至上是产生我们党内许多落后现象的深层原因之一：第一，权力至上产生等级思维。等级是客观存在的，西方也有等级，但关键在于不能形成等级思维。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许多人往往用等级思维来看待人。打个比方，一个部长从我们身边过，会两眼直愣愣地往上看，而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工从我们身边过，可能看都不看。这就是根据人的身份差异、地位差异和等级差异来看待人、评价人的思维方式。这同权力至上的观念有关吧！权力至上还会产生第二个落后现象，就是人与人之间会形成一种人格依附关系。什么你是我的人、我是你的人，你是我提拔起来的，一切都应该听我的，我是你提拔起来的，我的一切都交给你了。这样的说法和做法，就把人和人的正常关系扭曲为一种庸俗的人格依附关系。为什么我要依附于你，为什么我没有独立人格？为什么我没有创造个性？因为我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中，我要完全听从于你，如果不听从于你，我的成长发展就成了问题。我要牺牲我的独立人格和个性，以及合法权益，而依附于有权力掌握我的前途和命运的人。权力至上还会产生第三个落后现象，就是对上负责相对容易，对下负责则有时候不大容易。因为我的前途命运掌握在上级某些人手中，所以我就必然对他负责，而不掌握在我的下级和群众手中，所以，有时候对下就会有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情况出现。这也与权力至上有关吧！权力至上还会产生第四个落后现象，就是一些人琢磨人有余而琢磨事不足。我的前途命运掌握在上级手中，所以要把他琢磨透，投其所好，乘虚而入。这些现象是否说明，在权力至上观念的作用下使我们的有些人成为非人了？
    我作为学者，就要从学术上对这些现象给出一种理论分析和解释，透过这些现象找出深层原因，并且考虑怎样用一种先进的原则来扬弃权力至上的原则。我认为这个先进的原则就是能力本位。能力和权力都讲力量，但二者的力量来源不同，力量的功能也不一样。权力意味着力量来源于“我有权”，所以有些人就想牢牢掌握权力，千方百计地获得权力，占有权力，从而享用权力，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牟取权力上。能力也是一种力量，但这个力量来源于“我能”，我有知识，我有技能，我有素质。“中国移动”有一句广告词叫“我能”。就是说，能力的力量的来源是我有能力，我有知识。如果讲“我能”，他的精力就会用在如何接受教育，如何接受培训，怎么掌握知识，怎么掌握技术，怎么提高综合素质等方面。由于二者力量的来源不同，其功能也就不同。权力的功能主要是控制。由于权力的力量来源是我有权，权力的本质是控制，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就特别注重对人的控制和约束，而不大注重对人的解放和开发。而能力的功能恰恰是解放，是开发。我们每个人都具有很大的潜能，这个潜能需要释放、开发。有能力的人希望从事挑战性的工作，希望给他一个舞台。所以，能力是解放人、开发人的一个范畴。西方近代文艺复兴以来，强调的就是解放人、开发人。
    能力原则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它容易培养人的先进性。权力至上产生落后性，能力本位会产生先进性。为什么？
    第一个先进性是能力本位内在要求公正。打一个比方，这里有一个舞台，我是主持人，如果我讲人情关系，那就意味着，在座的各位有一个是我老乡，我来点将，我就会让老乡到这个舞台上来跳舞。我这个老乡跳舞能力一般，观众也不想看，但由于这个舞台是终身制，我可以让他一直跳下去，而别的人，尽管能力比我老乡强，跳舞跳得比我老乡好，我就是不给你机会，你能把我怎么样？你敢反对我，我会给你穿小鞋。你看，我一讲人情关系就会排斥能力。反过来，如果我讲平等讲公正，那就不一样了，这意味着这个舞台是向各位平等开放的，大家都有权力、资格、机会到这个舞台上跳舞，我这个老乡跳舞能力一般，舞姿不优美，观众希望他下来，他也不自信，就只好下来了。而一个舞姿优美的人，观众看了都称赞，希望他继续跳下去，而且在这个舞台上他越跳越自信，越跳越有影响。这样一来，最终这个舞台是属于舞姿优美的人。由此我得出结论，在平等的机会和舞台面前，能力和业绩决定一切。有能力的人就希望公正，希望有平等的机会。这种公正相对于等级而言就是先进的。
    能力本位还会产生第二个先进性，就是它欢迎民主。一个人如果是通过暗箱操作上来的，通过人情关系、主观好恶、情感远近、金钱多少上来的，他最不欢迎民主，因为一公示，一曝光，一进行民主评议，大家就会知道这个人是跑官买官上来的。反过来，一个人如果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能力发挥和业绩贡献上来的，他会欢迎民主，因为一公示，大家就会知道这个人是凭自己真本事上来的。这里，能力本位和民主精神是相通的。
    能力本位还会产生第三个先进性，那就是使人具有相对独立的人格。人格有两种类型，一种叫做依附型人格，一种叫做独立型人格。独立型人格相对于依附型人格就是相对先进的。当然不是绝对的先进。独立型人格有自己独立的立场，不受制于某个外在东西的制约。有相对独立的人格还容易讲真话。有独立人格的人，也往往具有科学的批判精神和超越精神。当然，独立人格也是一把双刃剑，弄不好会产生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但正面理解的话，它具有科学的批判精神、超越精神和独立思考的精神。我们中国的发展恰恰相对缺乏的就是这种精神。能力本位对人格有一种要求，就是确立独立人格。一个人如果没有能力，靠自己靠不住，他就要靠别人，靠别人就要看别人的脸色，说别人好话，拍别人马屁，这样的人格叫做依附型人格。反过来，一个人如果有能力，他觉得靠自己能靠得住，他就会自立、自强。凡是自立自强的人，就相对容易讲真话，就有自己相对客观的独立立场。只要我们中国的每个公民具有相对独立的人格了，就能大大缩小腐败的空间。
    刘：这就是说，在您看来，导致腐败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与公民的人格不独立有关？您的这一思考很具穿透力，对腐败问题深入到这个层面来分析还不多见。
    韩：因为具有独立人格了，他就会要求权利、要求民主、要求平等、要求参与、要求监督、要求表达诉求，而这些对于我们牵制腐败会起到积极作用。对腐败问题，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已经采取很多积极措施，取得了很好成效。但迄今为止，腐败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在某些领域还有扩大的迹象。腐败现象扩大的原因之一，与我们的人格不独立有一定关系。许多人由于缺乏公民权利意识，缺乏独立人格，缺乏民主、平等精神，缺乏参与意识和表达诉求的努力，这就为腐败提供了很大空间和土壤。而提倡能力本位恰恰能够培育出公民的独立人格，以及民主、平等精神，也有利于消解人情关系、主观好恶、金钱多少和特权门第对用人和分配资源的消极影响。我之所以提出用能力本位的原则扬弃权力至上的原则，就是因为能力本位有利于实现使人成其为人的目的，有利于消除权力至上所造成的使人成其为非人的状况。
    这样，我以往的人学研究和能力研究的理论成果可以用于作为我的政治哲学研究的理论资源。换言之，我力求用人学和能力本位的研究成果来建构我所理解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因而，我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实际上是我的人学研究和能力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延伸与深化，而不是人学研究与能力理论研究的中断或断裂。
    刘：您转向政治哲学研究还有其他动因吗？
    韩：有。卢梭在《忏悔录》第9卷指出：“我已看出一切都归源于政治，而且，无论我们作什么样的解释，一个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质决定的”(转引自王子今《权力的黑光》)。加藤节在《政治与人》一书中也指出：“在现代社会，由于政治权力不断扩大其支配的对象，加深对人们的生活的渗透程度，……因而大概可以算是人类历史上‘政治化’程度最高的时代”，而政治又是“一种全面决定着人的生存方式或者说人的命运的力量”。实际上，中国传统社会受政治力量的影响比较大，即使到了今天，这种影响并没有减弱。无论是在中国传统社会还是当今中国社会，政治作为一种力量，始终影响我们中国人的方方面面。这也是我国哲学界关注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学术动因。
    目前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有三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种以衣俊卿教授为代表，他强调当代中国应建构微观政治哲学，研究内在于所有社会活动层面和日常生活层面的弥散化的、微观化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关注日常生活实践，主张在生活风格、话语、躯体、性、交往等方面进行革命，以此为新社会提供先决条件，并将个人从社会压迫和统治下解放出来(参见衣俊卿《论微观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第二种是以王南湜教授为代表，他提出要建构一个现实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就是说，政治哲学有理想性的维度，有现实性的维度，而当今中国的政治哲学应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并以现实人的理解为立足点来建构中国的政治哲学。第三种观点是我所倡导的，即由权力本位的政治哲学走向能力本位的政治哲学，最终的使命就是使政治人在政治行为中真正成其为人。
    在我看来，过去我们的政治行为围绕权力做得文章太多，今天我们应该围绕能力来组织政治行为、政治活动。中央强调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实际上就是为我国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一条新路：把能力原则引入我们的政治活动，用能力而不是权力来增强我们政治的权威及其影响力。这一观点对我在中央党校的工作来说，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中央党校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学府，我作为这里的一名教师，即使从教学、科研的工作角度出发，也应该从哲学层面关注中国人的政治活动、政治行为。
    刘：从马克思哲学入手到人学理论研究，从人学到能力本位理论的提出，又从能力本位的探索走向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过程，应该是您对自己的学术研究之路、学术研究历程、学术研究形象进行的一个简要的梳理和概括吧！从您的总结概括中我感觉到，几乎在每一个学术转向过程中，您都能独树一帜地提出具有较大影响的学术观点和理论，至少在国内学术界，您的观点大都自成一家。不管这些观点是否被完全接受，但它的确具有原创性，而且对传统的学术观点具有很强的冲击力。另外，这些观点有它的立足基础，它是从马克思哲学文本的解读这样一个起点一步步走过来的，从而形成一个学术研究发展的必然的逻辑脉络。而且，您的学术研究有一个很大特点，就是理论和实践的契合、学术和思想的一致、思想和时代的互动。那么，您如何看待同行的学术研究？
    韩：目前在我国哲学界比较活跃的四十五岁左右的中青年学者，应该说大部分都是很有建树的，而且我们这一代学人比较注重学术合作，彼此之间的观点可以不一样，但我们能够切磋对话，所以我认为，我们这一代学人发展的学术环境相对比较好。当今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共同目标，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与发展。尽管路径不一样，但条条大路通罗马。而且彼此间能平等对话、互相包容、和而不同、互相启发、相得益彰。归纳起来，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大致有三种路径：
    第一种就是注重文本解读，这种思路我是比较欣赏的。过去我们在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方面取得很大成就，但也存在一定局限。由于受当时历史背景的影响，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用“左”的倾向来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其中还存在着种种误读。针对这种情况，重新解读马克思文本进而做到正本清源是非常必要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一条路径。
    第二种就是借鉴西方思想家的一些理论成果和思想资源，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方面的学术工作必须做。这不仅因为当代西方有些思想家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思想家提出的理论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确有裨益，而且过去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曾出现过一定偏差。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或者更早的时候，我们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基本上看做是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因而更多是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的对象来介绍的。在今天我们逐渐认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学者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但有许多研究成果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有积极借鉴意义的，而且对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第三种路径，就是我所选择的，注重问题意识，以哲学和学术的方式直接面对当代中国现实和实践。
    我是非常偏爱学术的，我先后就读于郑州大学、吉林大学和北京大学，后来又在莫斯科大学进修。这些学校浓厚的学术氛围和悠久的学术传统给我打上了深深的学术烙印。我认为，没有学术就没有思想，没有思想，你关注现实问题就不深刻，就抓不住问题的本质，就只能停留在经验描述层次上；我又认为，没有学术积累，就没有学术创新。所以，我注重从文本解读派、西马对话派的学术研究成果中汲取学术营养，注重把当代中国问题提升到学术层面来加以分析；我还认为，中国的学术研究不能游离于当代中国现实问题之外。学术研究面对当代中国问题是最富有诱惑力、创新性和挑战性的，当然同时也会面临种种陷阱。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来讲，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而时代精神往往是通过时代问题来体现的，问题是时代的一种声音(马克思语)。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要超越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那种远离活生生的现实生活的抽象思辨传统，使哲学回到现实人的生活世界，关注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当然，在黑格尔哲学那些抽象思辨概念的背后也表达出一种时代精神。不过马克思不喜欢黑格尔那种形式化的思辨式的语言表述和风格，他力求关注工人阶级的生存境遇和发展命运。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能面对当代中国现实问题而无动于衷、不屑一顾吗？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研究者也可以不信奉马克思的思想，但我是信奉者。作为一名信仰马克思思想而又研究马克思哲学的学者，不能一方面在研究马克思，另一方面又在远离马克思。我们的哲学研究更应该关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的实践和我们的现实。有人说马克思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这一观点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不管同意不同意，实践肯定是马克思哲学的一个本质特征。而实践是一个经验性概念，一个现实性概念，一个行动性概念，一个与我们的现实世界和时代发生接触的概念。马克思哲学有一个命题，就是哲学要与世界发生接触。这里还涉及“学术”、“思想”与“时代”的关系。哲学要以学术支撑思想，并以思想的方式深入到时代的实质——时代精神。真正的学术应该以思想的方式关注时代、实践和现实，关切现实人的生存境遇与发展命运。
    当今，人们在研究现实问题上存在三种顾虑：认为研究现实问题不是学术，不愿研究；怕研究现实问题触及政治，不敢研究；认为哲学解决不了现实问题，不必研究。我的学术观是：对基础理论的学术研究是相当必要的；马克思开辟的哲学道路，是以思想的方式关注人的现实生活世界；思想是时代的一种声音，思想是用理论表达这个时代，时代到理论当中是通过思想来表达的，真正的思想不是远离时代的，真正有生命力的思想肯定是关注时代、关注现实和关注实践的；学术不仅仅是在书斋里做抽象思辨的学院化研究，也可以是对现实问题所做的学理性与独创性思考；学术研究必须是“我在思”，而不能仅仅满足于注解与论证给定的东西；学术研究既可以以既有的思想为对象，也可以以现实问题为对象；在学术研究所使用的概念逻辑中，实质上应蕴涵着现实的逻辑；判定人们的研究是否为学术，不在于研究对象不同，而在于其研究方法、研究的对象及其研究成果是否具有研究价值、学术价值、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刘：下面我想提一个您在武汉大学全国人学研讨会上没有来得及展开谈的问题，就是您对社会层级结构的解剖与分析。
    韩：我走向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是试图用能力本位取代权力至上，用我的人学理论来建构我的政治哲学，最终使命是使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真正成其为人。这里遇到两个根本性问题：一是需要用一种理论来解释当代中国政治活动及其产生的问题，这个理论要对这些问题具有解释力和分析力；二是建立一种理论来为解决问题提供理念与思路。就是说，提出的理论或思想要有鲜明的针对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它的针对性，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都是有针对性的。辩证唯物主义主要是为分析问题而不是为解决问题而出场的，历史唯物主义也主要是为解释历史领域中的问题而出场的，然而实践唯物主义却主要是为解决问题而出场的。马克思提出一个著名论断，他以前的一切哲学主要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改变世界就需要一种哲学理论，这就是实践唯物主义。
    分析、解决当代“中国问题”也需要一种理论。这样，我就首先提出一个能够解释“中国问题”的理论，这就是社会层级结构理论。这个理论是为解释问题而出场的。如果说人学理论是我建构的第一种理论，能力本位是我建构的第二种理论的话，那么社会层级结构理论就是我着重建构的第三种理论，这也是我今后学术研究过程中需要着力建立的一种理论。我试图运用这个理论来解释当今中国改革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深层问题。
    刘：那么，您的社会层级结构理论包括哪些具体内容？
    韩：我国学术界早已提出社会层级结构概念，但未形成社会层级结构理论。社会层级结构理论的第一个内容就是其核心理念。所谓社会层级结构，本意指在传统政治国家领域中依据权力至上与权力大小而形成的权力级别阶梯和权力层级结构，后延伸为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根据人和人之间之权力大小、地位高低、身份有别而建立的层级关系结构。这种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的核心理念是权力至上。权力大小、地位高低和身份有别是架构这种传统社会层级结构的基本依据。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是一种权力层级、地位层级和身份层级。
    第二个内容就是它的形成基础。在中国农业社会，每个个体的力量是有限的、脆弱的，他要生存，就必须依附于一个共同体，也必须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让渡给共同体。这种共同体需要通过运用公共权力并集中各种资源进行管制。由此，集权、集中、统一、服从，进而权力至上是历史的必然逻辑。由于强调集中、集权与统一、服从，所以，权力的运作方式必然是自上而下的，是按权力的等级控制来进行的。这种强调集权、集中与统一、服从，以及权力管制必须通过一种社会结构及其权力运作体制来体现，就逐渐形成了权力至上的、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形成之后，封建社会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社会层级结构。这里，每个个体力量的有限性与脆弱性，及农业社会特殊的社会组织方式，是形成传统社会层级结构的主要基础。
    第三个内容是权力运作方式。既然主要是权力层级，那么，在这种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中，整个社会不同程度上采取的主要是以权力为核心的自上而下的、逐级管制的权力运作体制。一切资源相对容易向上聚集，一切指令相对容易向下贯彻，自上而下传达上层指令相对通畅(当然也有阻力)，自下而上反映基层意见会相对遇到某种阻力。
    第四个内容是如何理解社会层级。这里的社会是广义的，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类似于社会有机体中的“社会”。中国社会与现代西方社会都存在着层级，但存在的结构、方式不同。在现代西方社会，在市场经济领域五层级结构，奉行的是平等竞争；公民社会领域也无层级结构，实行的是民主与民众参与；政府权力运作领域存在层级，但这种层级不完全意味着权力至上、等级身份、绝对管制、人格依附和缺乏制衡。在中国传统社会，基本上是政府之外无市场、无公民社会；传统政府存在着金字塔式的权力层级结构。后来这种层级结构以不同方式与程度向经济和文化领域辐射，形成层级经济、层级文化；这种层级一定意义上意味着权力至上、等级身份、管制、人格依附，及对某种权力制衡不力。
    第五个内容是其基本特征。传统社会层级结构在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上具有五大特征：一是个人权利服从权力。在这种传统社会层级结构中，权力至上意味着权力高于权利，权利服从权力，因而对权力、尤其第一把手的权力往往缺乏切实有效的制衡；二是身份、资历挤压能力。传统社会层级结构推崇的主要是身份而不是能力，看重的主要是资历而不是本领。这会造成民众对身份和资历的崇拜，而不是对能力价值的执著追求；三是权力高于规则。传统社会层级结构奉行的是权力的权威，实行的是权力自上而下、逐级控制的运作体制，因而常常使规则服从于权力，造成对规则的某种破坏；四是重服从轻自立、重管制轻服务。传统社会层级结构及其权力运作体制过于注重对人的管制，不够注重对人的解放。这在客观上易形成等级权威及依附性人格。这一方面给传统中国社会以一定秩序，同时一定程度上也排斥了人们的批判与超越精神，使人缺乏独立人格和自主个性；五是一元主导排斥多样个性。权力至上的、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传统社会层级结构必然导致“一元主导”。政治和思想上的合理的一元主导是必要的，今天应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同时，随着时代发展与社会实践的进步，随着以人为本理念的逐步贯彻，这种一元主导也应尊重差异、包容个性，二者应该相互依存。然而，存在于社会深层的一元独尊的价值评判尺度却使二者互相排斥。
    第六个内容是其影响。各领域不同程度上存在的这种社会层级结构具有深远的消极影响：它阻碍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国家社会向公民社会、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及管制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影响中国共产党人先进理念的顺利落实，一切先进理念一旦置于这种社会层级结构中并通过这种社会结构来运作，不同程度上会被这种社会层级结构扭曲，还会遇到种种阻力；它会造成一些人在“说法”与“做法”上的矛盾，一些人的很多说法都是现代的，如以人为本、公平正义、民主法制等，但由于受这种社会层级结构的影响，在实践层面上实现这些现代理念的某些方式与做法却很落后，如一些政府官员把自己与群众的关系看做是管和听的关系，而不是服务关系，因而不善于为民众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它使人的价值取向、思想观念、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不同程度上具有层级，即形成层级价值、层级观念、层级文化和层级思维，及唯上思维、等级思维和身份思维；它还使处在不同层级的人具有上下有别的不同的生存境遇与发展命运。

贴主:wangguotong于2024_09_11 1:31:16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