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毅   

[摘要]  中国式现代化是迄今为止后发国家超越西方式现代化限定性的最成功探索，它不仅系统矫治了后者框架内资本绑架现代化的问题，而且通过积极探索非西方化的现代化道路，给世界带来了不只属于西方的现代化愿景。究其本质，无论是明确了现代化的独立自主前提，还是重建起民主发展与善治间的互洽关联，以及将现代化与民主的普遍规律从单一西方形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体现。有鉴于此，我们应在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超越性内涵要旨的前提下，为改革发展定向，从而更好释放出蕴藏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的潜力。

 

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1]而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一价值也就意味着，现代化的中国方案，“既要在理论上回应为什么西方现代化理论只是一种妨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意识形态，也要在实践上证明，只有突破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才能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创造条件”。[2](P127)以往那种将现代化理解为西方化的思维定式中，现代化进程往往都被描述为一个资本主义主导下的“自发”过程，在其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是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人性的逐利欲望以及诸如此类的“自然要素”。相应地，民主与资本主义的联姻也被视为这一过程中的理所当然之事。然而，这种现代化模式的弊端与局限就在于，当资本逻辑凌驾于政治逻辑之上时，现代化与民主应有的平等性内涵便会遭到系统性背弃。如此一来，西方式现代化道路便不能制度化地保障人民大众共享现代化成果，更无法引导后发国家成功复制西方现代化模式。而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探索，由于在起点上就实现了对阶级与民族国家关系的重构，[3](P10)也就是说，新中国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内含着阶级革命的主题，而不是像西欧或者日本那样主要依靠民族主义来完成建构现代化民族国家的任务，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也天然地与平等、共赢的现代化前景相契合。同时，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的分歧，也并不带有甘地式的“反现代主义”倾向，而是能在吸纳后者有益成分的同时，超越后者对于现代化本身的限定性。总之，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归根到底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比较优势，而准确把握这一内涵要旨，也将为我们更系统地解析阐释其超越性内涵，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踔厉奋发、勇毅前行提供重要启示。

 

一、中国式现代化对资本主义绑架现代化问题的系统矫治

 

事实上，国外相当一部分中国问题研究者都已意识到，相对于许多陷入困局的国家，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优势之一，就在于其政治领域内的成功，即拥有有为有效的权威政府、更强的社会动员能力、更低的央地关系协调成本，等等。然而，这些共识性要素的成因却很少被归结于中国的制度与发展道路选择，而更多地被视为特殊文明类型、历史传统所致，或者至多被认为是所谓的“碎片化威权主义”（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增强了体制回应性与韧性的结果。[4]但如果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类比事实，即“实际上，只有不平衡经济体成功跻身高收入行列，而‘落入陷阱’的拉美经济体和止步不前的东南亚国家都有平衡的增长模式”，[5]就应该意识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优势并不在于“文明的特性”，而恰恰在于摆脱了西方化特殊性对真正普遍性规律的侵蚀，在于拥有“社会主义制度‘定性’与现代化道路‘定向’的双重规定性”。[6]

 

作为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典型代表，中国式现代化一开始就面临着同时发生的多重挑战。正如有学者所言，“现代化的多重驱动逻辑同时展开，是对近代民族危机、文化危机和当代社会主义危机的回应。”[7]这也就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要强调国家主体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能动作用。如果基于经典的西方式现代化标准考察，这一特征显然并不符合所谓的“正典”要求，然而，从突破资本逻辑对现代化限制的角度看，则正是这种有为有效国家主体主导现代化的模式，才创造了为现代化过程中的平等权利快捷充能的条件，而这也恰恰构成了中国得以超越西方式现代化的限制，重新赋义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家主体作用的发挥建立在对国家政权的社会主义改造基础上，因此，也就从根本上克服了资本权力绑架公共权力的问题。就其本质而言，资本主义现代化仍然属于人类发展的掠夺阶段。因此，从历史上看，即便资本主义国家曾经出现过主动调节分配结果的情况，也并非其制度属性使然，而主要是受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竞争压力所致。当然，这种被动性就决定了资本主义修补贫富分化问题的努力往往仅限于救时性、策略性的考量，既不可能稳定持久，也不会从根本上矫治其现代化进程中的贫富分化弊端。相对地，正像列宁所设想的那样，无产阶级“以资本主义创造的成果为基础……来组织大生产”，同时也需要改造国家机器，使管理不再局限为“特殊阶层的特殊职能”。[8](P221)根据这一原理，中国式现代化从两个向度上凸显了现代化过程中国家主体的自主性，其一是坚持国家主权意义上的独立自主性，即“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9](P29)其二则是坚持社会主义国家遵循人民中心立场驾驭资本的独立自主性，即“用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控制和消解资本和市场（特别是资本）的负面作用”。[10]如此一来，就为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主动发挥调节功能确定了基调。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通过重新确立国家与市场、社会间的良性关系，抑制了资本逻辑对现代化的侵蚀作用。事实上，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提供的市场化、自由化和分权改革的经验总结，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原因。这是因为，一方面，那些比中国更早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更深度依赖所谓自由开放贸易体系，由此也更容易获得西方经济援助与技术转移支持的后发国家，并没有在实现赶超目标上体现出多少优势。相反，“‘华盛顿共识’确立以来，除中国等少数东亚国家和地区以外，几乎所有其他国家与美国之间的增长差距都在扩大，而非缩小”。[11](P引言1)正如有学者所认识到的那样，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并联式”的过程，需要“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12](P25)而政治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必然需要发挥整合性、指导性的综合作用。这就在源头上确定了人民民主与现代化内在统一、互相促进的基调。在中国式现代化所确立的国家-市场-社会三者关系格局中，国家主体积极发挥为市场经济确定发展方向，也为社会发展提供支持的宏观调控作用，却并不受“市场至上论”教条的制约。其结果就是，中国成功突破了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强国家与强社会间两难选择的束缚，实现了国强与民富目标的有机统一。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还通过进一步发挥国家主体在现代化成果再分配领域中的能动性，主动矫治了现代化“自发秩序”的分配结果，从而也有效巩固了现代化事业的社会认同基础。不难发现，现代化所面临的自由与平等挑战中，平等问题是主要矛盾，而不自由在很大程度上也恰恰是不平等的连带后果。所以，要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就必须从其对现代化价值导向的矫正入手。根据西方经济学中库兹涅茨曲线的经典假设，当平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并发生了与工业化关联的政治进程时，经济不平等会自然减少，并使整个社会受益于涓滴效应和人均收入增加。然而，现实往往是从经济增长中获益最多的阶级垄断权力，并按照减少福利的方向制定政策。于是，所谓基尼系数“自然呈现倒U型曲线变化”的预期便会落空，相反，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全球私人财富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则会呈现出一个明显的正U型曲线变化。[13](P107)有鉴于此，在明确了国家作为现代化主体责任的前提下，中国式现代化就必然要求发挥国家的积极作用。诚如邓小平所言，“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14](P139)事实上，中国在探索现代化过程中并非全无曲折，但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这些问题大多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内得到了很好的回应，而试错的经验也为后续改革提供了借鉴，推动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民主和善治的有机统一。如此一来，中国式现代化就具备了在不断的动态调整中校准现代化平等导向的能力，从而也就为其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限制创造了条件。

 

二、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式现代化西方中心局限的超越

 

就本质而言，西方式现代化是资本主义现代化，而资本主义现代化只能容纳符合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制度与政策，一旦超越这一边界，资产阶级甚至采取非常手段来阻碍平等趋势的蔓延。在过去的百年间，作为西方霸权产物的“普适”幻象曾误导了许多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从而也割裂了这些国家现代化与民主发展间原本可能自洽的关联。于是，西方式民主与西方式现代化也必然呈现出矛盾对立的关系。很显然，这个问题既不可能靠西方国家主动放弃霸权地位，也不可能通过后发国家在西方化道路上的侥幸成功而得以解决。因此，中国作为一个沿着非西方道路实现现代化、发展民主的大国，其探索的世界意义也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对西方式现代化隐藏条件的批判与超越，印证了独立主权对于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决定性意义。在相关的政治性议题中，西方主流理论很少凸显主权独立对于一国现代化与民主发展的先决意义，相反，却存在着大量粉饰新旧殖民主义的表达。比如，有西方学者声称，“有这样一幅新帝国主义的景象：美国把自己置于全球主宰者的地位，它有权制订规则、决定威胁、使用力量和建立正义。”[15]然而，“谁都知道，美国如果不在18世纪反对英国的霸权，赢得自己国家的独立和主权，自然也就没有后来美国的崛起。”[16]同时，正如人们所观察到的那样，“实现现代化的这些非西方国家对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政治的依附程度明显高于非现代化国家”，[17]而这一事实的后果就是，这些依附国家的人民往往缺乏把握自主建构民主制度，以及使民主发展与善治目标相契合的能力。因此，与一些西方学者的看法不同，后发国家的“民主化”危机中暴露出来的，其实并非是“民主过量”的问题，而是依据西方需要“民主”地产生了傀儡政权的问题。在这种缺乏独立自主性的“民主化”进程中，得到程序认证的领导人和政治势力并不需要向本国民众负责，也不需要真正关心本国的民主建设与治理绩效。由此，现实也就自然会与那种“认为落后国家向世界开放市场，就能自动实现繁荣”[18](P210-211)的观点南辕北辙。

 

对于这些原理，中国人早在革命时期就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正如毛泽东所言，“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19](P1470)在清醒地意识到西方化愿景与西方化道路间不相容的关系后，中国在现代化探索中便始终强调维护独立主权和维护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的重要性。就如费正清所认识到的那样，“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不仅是名副其实共产主义的，而且也是名副其实中国式的”。[20](P389)而这种内生型革命的成功，又使得一个已有悠久历史的民族“脱胎换骨，返老还童了”。[21](P34)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在现代化探索中也始终拒绝成为各种“洋教条”的奴隶。即便是主动融入全球化的时代，中国也坚定地宣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14](P3)由此，中国通过独立自主现代化道路的成功探索向世界证明，只要勇于突破西方化体系的限定性，后发国家就一定能够创造现代化进程中的赶超成绩。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模式的成功激励并支持了后发国家探索自主现代化的努力。从历史上看，西方国家实现本国现代化目标是以侵略、掠夺广大后发国家为前提和代价的，而现实中，西方国家为了维系其优势地位，依然不断地通过战争、颠覆与遏制等手段妨碍着后发国家现代化事业的推进。与之相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作为世界人民解放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则决定了中国的基本立场便是始终坚定不移地站在后发国家一边。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22](P344)也正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中，广大后发国家看到了希望：“中国追求繁荣，但不以牺牲穷人为代价；促进财富增长，但远离政治权力；惩治各级腐败，打击盗取社会资产的行为，并严防权贵阶级的形成。西方新自由主义正统观念里，衡量国家质量的术语都是被操纵和过度夸大的概念，例如‘民主’‘人权’和‘自由’。正是这些话术让我们的人民处于被催眠的状态，无法防止财富被盗取、尊严遭践踏。”[23]有了这样的认识，非西方世界就更有可能在榜样的激励下迈出非西方化现代化探索的第一步。

 

与此同时，“中国和平复兴，既改写了昔日大国霸权扩张的发展逻辑，也改写了大国崛起后称王称霸的历史宿命。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昭示我们，大国崛起并非只有靠战争起家、掠夺致富一条路，以和平的方式发展，以文明的姿态崛起，将是未来世界的优先选项。”[24]事实证明，被西方主流学者津津乐道、引为“常识”的所谓“民主和平论”的观点完全是经不起检验的欺人之谈，[25](P283)而中国式现代化的进步，却在重新诠释现代化与民主概念的同时，也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和平倾向。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过程中，即便是产生了试错成本，中国也从来没有像西方那样将其转嫁给其他国家，更没有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损害他国发展利益、剥夺他国发展机会的基础上。对此，一些对中国崛起持有中立立场的西方学者也承认，与“为了实现发展最大化可以容忍不平等，以及咄咄逼人地进行权力投射”的“华盛顿共识”相比，“北京共识”“倡导严格的不干涉原则，遵循人权的经济与社会性定义”。[26](P22)此外，当“资本在无限制地追求自身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过程中所异化出来的种种问题在今天已发展到了极限，以至于资本不能不从全球化的倡导者和推动者转而成为全球化的反对者和阻滞者，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建构者和维护者转而成为它的解构者和破坏者”[27]时，中国式现代化却基于始终主张平等、开放的现代化的立场，扮演着正在孕育中的公正的全球化秩序与规则的坚决维护者角色。正如弗尔切克所言，“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它是地球上扩张主义最少的大国。它不会杀死全世界数百万人，不会推翻外国政府，也不会抢夺已经穷困潦倒的国家所剩下的一切。它不受银行家和寡头统治。相反，它是由社会主义五年计划指导的。它的私营和国有公司必须服从政府和人民。他们必须生产商品和服务，以改善国家和世界的生活水平。”[28]由此，中国也就为世界各国展现了一幕“不只属于西方”的现代化愿景。

 

三、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超越性内涵的核心要旨

 

在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所取得的超越西方式现代化成果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探究把握其超越性内涵的核心要旨。事实上，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向来存在着许多彼此矛盾的解读方式。其中，最为常见的就是“趋同”与“特异”的解释。所谓“趋同”的解释，广泛存在于西方主流的现代化与民主问题研究中，其核心观点就是强调中国不过是以一个新的案例验证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唯一正确性，其本质便是此前部分亚洲国家与地区现代化模式的翻版。[29](P74-79)在这种解释框架内，中国所存在的问题会被一概归结为尚未实现彻底的西方化转变。而所谓“特异”的解释，则往往是在并不实质性地否定西方化模式“正典”地位的前提下，强调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家文化或其他中国独有要素在促进现代化方面的主导作用。[30](P292-293)然而，这两种分析路径都无法圆满解答：为什么更早确立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拥有类似的文化背景，并且更深刻融入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的国家，却并没有像中国那样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与民主发展和善治间的互洽关系，从而跳脱“现代化反对民主”或者“民主反对现代化”的限制？当然，我们还可以提出更进一步的追问，那就是：为什么那些在西方母版那里未能解决的问题，却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得到了更好的解决？很显然，要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只能追溯到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间的本质属性差异上去。

 

事实上，如果摆脱了西方式现代化之为“唯一正典”的逻辑前提，我们就不难发现，此前后发国家所取得的现代化成果，往往并不在于其西方化努力的成功，而应该看作是从西方化方案中包含的普遍性规律中获益。然而，西方化所内含的矛盾以及其服务于“只属于西方的现代化”这一要害，却又给人们提取这种真正的普遍规律施加了种种限制。不突破这种限制，就不可能真正解决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西方病”问题。也正因为此，从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非西方式的、非资本主义式的现代化的角度展开解读就尤显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