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剪梅 ：秋思2024(词林正韵)

离开云南后，倍感云南好，感觉是家乡。当然，我也理解其它支边人员的不同感觉，因为大家的个人经历完全不同。

最值得同情的是部分山东籍支边人员。本来，1964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阎红彦上将按征兵标准，从山 东、河南省征调17000人，组成了5个团。其中，山东组成了第七、 第八2个团。组成的工役制工程部队，归云南省委副书记赵健民领导，担负云南境内和滇藏线国家公路的修筑任务。大家知道，那时能够参军，全家光荣。虽然工役制工程部队的工人不是军人，但是工程部队也算部队，工人们一不怕死，二不怕苦，开山筑路，坚决如期完成筑路任务。所以云南省就和山东省，河南省商量，决定在完成任务后，按“愿走者欢送，愿留者欢迎”的方针，留用他们。不料遇到了文化大革命，阎红彦上将自杀身亡，云南成了文革重灾省，第八团工役制工程部队部分工人蒙难身亡蒙冤挨整。直到1978年9月8日，中共云南省委、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联合发出《关于为“滇西挺进纵队”政治假 案平反的通知》，对第八团工役制工程部队部分受迫害死亡的人员平反昭雪，为受害人以及他们受株连的亲属恢复名誉。

第二批是1968年开始进入云南的10万知青，其中上海知青4万，四川知青4万，北京知青8千，月薪26元，定量40斤。其中95%以上的外地知青于1978年返城了。这批知青中有著名人物，比如北京的王小波，16岁时于1969年去了云南省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潞西县的景罕当知青，编制属于云南建设兵团3师10团3营2连，1971年病退回山东，再回的北京城。有大作虚拟描述了他在云南的两年人生。

第三批是1970年去云南的那批外地大学生，大概有五千人，大多分散安排在许多基层做技术员或者工程师，少数致仕经商，月薪46元，定量30斤。官方称呼我们是 “好人好马上山线”。我们自称 “戍边”，相比于第一批的工役制工程部队小伙子和第一批的知青，我们算大龄青年，经多见广那么一点点。

对于每一位大学生来说，社会大环境决定了个人命运。然后就是个人前途跟毕业后8年的工作有关，期间的关键是有没有人使用。那个年龄段的大学毕业生，精力充沛身强力壮，较容易得到专业工作机会。

如果社会大环境像大海，个人不过是沧海一滴水，改变不了潮起潮落，无可奈何只能认命。很多人在人生中都会遇到潮落，而且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比如我就偶遇文化大革命。本来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我和6位同班同学在一位讲师的率领下共同参加某设备部件的毕业设计，完成后还要制造出来，对社会贡献较大，结果美梦成空。幸亏我没参加红卫兵，1968年被送去两家仪器厂工作，和一位教授“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而且睡上下铺，得便听他的夜话连载。他是西南联大毕业的，跟云南有些历史渊源和关系。后来我去云南，求教授推荐，得到相助。当时的云南省是全国文革重灾区，八派和炮派政见不合，甚至武斗死伤惨重，导致有些野外作业，有时可能不便安排两派人员同时参加，以免在荒郊野岭深山老林里，产生言语甚至肢体冲突。文革中升任的某些领导，如中央的王洪文副主席等，如不参加一派，升迁机会不大。如果有派性的领导只安排本派的麾下参加艰苦的野外作业，那不是便宜了对立派成员留守坐办公室清闲吗。可是只安排对立派成员参加野外作业，又不放心，所以，有的临时野外作业，就需要没有派性的队员。正好我属于 “好人好马上三线”，被禁止参与云南的文化大革命，没有派性。虽然从来没有做过考古地质水文刑侦等专业仪器测量，不过现学现卖，倒也完全胜任助手工作，极其幸运地得到在云南走南闯北八年的机会，产生了一种家乡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