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率是这些事实见不得人，所以从来都是回避不提，只提（吹）一个非决策人的白手套小工程师。
施工有没有人死亡？现在蛙岛施工还常死人哩。避重就轻、轻描淡写，蛙式洗地宣传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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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无知」与「懒人包」，多么可怕！ ？ ──请看关于「嘉南大圳」的真实运作分析
2016 / 07 / 07 19 : 41浏览5,933回响1推荐22引用0
故意「无知」与「懒人包」，多么可怕！ ？
──请看关于「嘉南大圳」的真实运作分析
网路上，早就流传着一篇台大经济系教授古慧雯与吴聪敏的大作『嘉南大圳的成本收益分析』；根据那样的大牌文章，衍生出许多修整得很漂亮的懒人包，例如：最近网路上的一篇「日治政府的一句话，从此改变台湾人民的生活」，应该就是── http://www.storm.mg/lifestyle/137759
本研究强调「真实运作分析」，是一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不同于两位教授「脱离真实情况」的分析，认为他们的分析是「不合实际的」、「虚假的」，但是他们的该论文是在2000年前后当时李扁路线的时势下，两大教授同心的扛鼎之作。
以下，本文不想针对该文，仅就不能不论及的部分，与该大圳真实运作问题，分为「真实的时代背景」，「真实的定案与建造过程」，「真实的完工后运作」；外加「结语──嘉南大圳与八田与一」五部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当年史实的真相，究竟如何？如果真的大家只看各种各样的、由写手到两大教授们的「懒人包」，大家可能错到哪里去了？真是会，我们台湾人自己是怎么死的，都会不知道啊。 。 。
其一、关于真实的时代背景
以下，就分为社会经济、政治经济与社会控制三部分来认知：
一、社会经济发展方面：
对于该问题，两教授大文强调── 「1903年，全台湾灌溉排水面积对耕地面积之比率为28.2%。到了嘉南大圳建设前夕〈1920年〉，灌溉面积比率增加为40.7%。嘉南大圳完成之后，灌溉面积比率在1931年增加为55.5%；1942年更上升至63.8%。由灌溉面积比率长期增加的趋势，可以看出日治时期水利建设之快速发展。」〈页4〉 由其所示的「长期增加的趋势」数据，似乎真是「快速发展」，但是，快慢，是比较性的，他的比较对象是谁？他为何不提及该数据在史实中的真实意义──换言之，由1895年到所及的1903年，知否日据初期的「杀戮攘逐毒策」，使得我岛屿在1897年初，人口由1895年号称400万人，下降到1897年日人统计的257万人；就所知，要到1902年，我台社会才逐渐安定；攘逐杀戮下社会大动荡，流离失所者多，水利失修，土地荒芜是自然结果；1903年的该数据28.2%应该是大荒芜后，复垦不多的数据；1920年的数据，本应迅速复垦，但时当1915年日人所谓「南部大阴谋」〈噍吧哖事件〉的大杀戮之后，当时台南厅地区农业人口由33万人下降至11万人，社会动荡极大；荒芜不少；幸后来遇1916、1917丰收，应促进复垦，故该40.7%的灌溉面积大约仅可恢复清代旧观而已。至于大圳完工后，当然使灌溉面积增至55.5%，确实有若干增加；但相对于1920年到1931年的人口增加至1.28倍，灌溉面积增加至1.36倍的情况；灌溉面积的增加仅为人口增加的1.063倍而已；日据下，耗资最大的该工程在此期间应该并没有带来多么的「快速发展」可言。
二、政治经济方面
通常论者都把嘉南大圳的设计，只联系到1918年日本著名的「米骚动」，认为台湾米被视为是当时「工业日本，农业台湾」政策下重要的经济作物；确实该一说法也有其道理。然而，就所知，1916年，已经开始了在该地区河流探勘的工作，甚至他更是高雄港建港计画的一部分，故应可说是早有腹案进行；只是那个计画的内容究竟如何，外人并不知道；但是嘉南地区正是年前发生过「南部大阴谋事件」的区域；官方在这让他们曾经丧胆的地区，真会那么仁慈地为我先民进行工程吗？后起的「米骚动」所造成的需要，促进了该计画的进行，它是该工程的催生者，但显然应该绝对不是该工程设计的原始理念。 原来本区主要是被规划为蔗糖的产地，支援日资糖厂的蓬勃发展是其存在的主要目的；此时，其功能复杂化，在保障糖业外，同时要承受为日本生产稻米的重责大任──殖民当局如何掌控米与糖之间栽种意愿可能竞争的问题，这通常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米糖相克」；同时，为了支援日本的工业生产，让低薪的工人能获得低价的米粮，我先民只能被迫不符成本地低价卖出；前辈学者周宪文称为「流血输出」，以显示其不合理性；显然这一经济事务，受到一政治性决定的影响。所以，这不是一个纯粹经济上市场与原料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若只是由经济学的角度进行成本分析是脱离现实的──简言之，如果没有警力强制操控与其中，那是不可能完成的运作。
三、社会控制方面
对于本区的社会，不久以前才发生过震动全台的「噍吧哖事件」，要把它转化为一个易于操控的巨大生产基地，需要有怎样的布局？否则如何能够保障未来东京当局需要低价调度粮食时，总督府就能够完美达成任务？以1915年刚发生过「南部大阴谋事件」言，几年后，谁能保证我们刚受过残酷屠杀的先民就能够产生那样的「爱国心」？ ──显然不可能，而以一代新人言，至少要三十年吧。 对于我们言，这可能是个大难题；但对于每位日本人，却由他们先祖的历史中却都早已胸有成竹了──原来日本历史中，早有「幕藩领主……因灌溉系统关系……控制用水系统内之农村」 与「民至无知…居家只知以农耕桑麻为事，三时皆无余暇，心无他用，更无从以生巧思。唯尽劳苦，以纳于上，而委其生死于上之政令，此民之至可爱也。」 的社会控制传统；并且，德川幕府除了在1649年发布「庆安御触书」大力统制农民后，对于「上至年贡缴纳，下至农民思想及日常生活皆有受严格之限制，……又彻底执行节约与劝农，搜刮农民之剩余生产品与劳动力」 ；以致于当时其农民都长期处于「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死なぬ样に生ぬ样に〉」 的生活型态；如此的控制力，直到二战时的美国学者还因德川幕府两百五十年间，社会相对安定而其人口竟然能够控制得几乎不变，感到惊讶；因而，在本区该大圳之设计当然就绝不只是一项经济建设，内部潜藏着这种强烈「社会控制」的意义。
其二、关于真实的「定案」与「建造过程」
一、关于真实的「定案过程」
该案的敲定是在明石总督来台后才完成的；1918年，日本发生明治维新以来最严重的暴乱事件──米骚动；当时的藩阀内阁因此而摇摇欲坠；明石总督在1918年6月6日，获得内阁任命；当时内阁首相是明石总督的提拔者前朝鲜总督寺内正毅，明石认定这大圳工程案是报答寺内，支持岛屿发展的机会，也是他由外人「敬而远之」的情治高官转入政界的重要机会；因而，它迅速推动该案；其过程是以1917年官方放出有意建设水利，「荒地将变绿洲」的美妙风声；然后由各地警察催动街庄保甲为该「美好前景」而向官方积极请愿──没人知道那会是一个「三年才能得一季水」的水利计画；时在「噍吧哖事件」大屠杀的直后，民间怎敢不配合呼应？一时各地函件如雪片飞来，尽管该案的连署人数，并没有达到法律上原本所需要的人数，但该案就在民间「似乎」高度支持与盼望的情况下，获得官方的接受；最后虽然探勘者于1919年曾提出关于「官佃溪之地微有土砂崩溃之虞」与「由于埋没及地形变更结果」的警语，但是在明石总督的裁定下，仍决定开工进行实际作业。
二、真实的「建造过程」
该案的定案确实相当顺利；不过，该案的进行并不顺利；设计者兼施工者的八田与一只是1910年自东京帝大毕业、有「吹牛大王」之绰号的年轻人，并没有什么工程的真实经验；只是稍前桃园大圳工程的设计与施工上，它有参与，但是由于桃园大圳尚未完工，他就被要求转而负责嘉南大圳的工程，所以它缺乏建设水库工程的完整经验。在其督工的十年期间，该工程至少发生过以下的严重情况：
一〉 乌山头隧道倒塌惨案
1922年，该工程开工不久，就发生了此一惨剧；五十多位工人在隧道中被掩埋其中而牺牲；当时的情况是隧道内出现石油与石油气，工人竟不知道那是极危险的信号，反而只想找容器收集回去，以致于石油气因遇到火花而造成隧道内的可怕爆炸；五十多条人命就这样牺牲了，显然这是该隧道工程开工前，没有对工人进行极基本的职前教育而造成的悲剧；这样的牺牲，多么不必要，不值得。据称，八田还责怪工人怎么没有把隧道内的情况，马上告诉他。
二〉 离奇的「劣币驱逐良币」的决策
这是1923年发生东京大地震后，日本经济受到极大的打击，损失极重；因而官方对于各种工程经费都紧缩；台湾总督府自然也不能不努力樽节；这时嘉南大圳的工程首当其冲，奉命必须裁减半数员工，以缩小其规模，减少开支；八田身为工程设计与施工的负责人，面对此一应该「汰弱留强」的命令，其反应极为离奇，竟然将平常能力佳，表现优异的员工列为去职之对象；而能力不足，表现不佳的员工反而留任；其提出的理由竟然是由于能力佳且平常表现好的人，离职后将容易找到新工作，相对的，能力不佳且平常表现差的人，离职后可能很难找到新工作；他竟在这时候，出现这样离奇的思考方式──只是为了照顾同为「出外人」的日本人吗，并且这样的思考，真的成为他当时的实际决策──他似乎完全没有考虑到，大圳工程是否可能因此而难以保证其品质，以及这样的「护短」，若是造成了工程的严重问题，将使我们非其神裔的台湾人严重受害，他八田将如何自处？
三〉 排斥美国工程专家事件
这是1924年的一专业性事件；那是隧道崩塌的悲剧发生后，官方似乎没有究责于八田与一；但是，当初该工程的定案，在总督府内也有反对者；该崩塌悲剧的牺牲者中也有日本人，当局自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况且，当局应该也听到了1923年八田竟在裁减半数员工的问题上，采取了「汰强留弱」的离奇政策；为了安全的缘故，他们就特别请来美国该种水库工程工法──半水成填充式工法──的权威专家来考察该工程的各方面；但是年轻的八田竟然以个人或国家的「面子问题」高度拒斥当局这种「亡羊补牢」的谨慎态度；根据日人的纪录，当时的情况是： 一开始时就是「愤怒极了。」「有需要吗？是不是不信任我的设计？」 然后，该专家于十月中旬来台，考察后，写一关于水库堰堤的意见书交给总督府。该意见书全面批判八田与一的设计。认为「中心的混凝土核不够高」「可能浸水量过多，致使堰堤有崩坏之虞。」但是，八田拒绝接受；
其理由是
「如果贾斯汀的意见被总督府采用，而自己被迫作出大更动时，不但自己的信用一夜之间消失殆尽，也永远不能自立于日本土木界，……为了日本土木界绝不能让步！」 。
结果，据称，总督府数次检讨的结果，终于决定仍照八田的设计实施。日人纪录中说，他们的争论是八田获胜了；然而，翻看日人全书资料绝对没有提到后来报纸上大大刊出的关于1930年底该水库的两次震损大事。 。 。 〈可见于后〉
四〉建造期间
本区农民的哀诉该大圳建造工期，长达十年，本区农民的哀声不断；首先是渠道所经过的土地都无偿占用，土地上的作物没有补偿；其次是原来全年有水之农家，不但变成了「三年才得一次给水」的恶劣农业条件，并且还要缴出高额的水租；以至于不仅一般地主大大的受苦，既使是有名的大地主也感到过大的压力；在当时的新闻纸上，因此竟出现像「大圳咬人」之类的新闻。
当时代表我台人舆论的「台湾民报」与「台湾新民报」里，由于大圳的浊水干道在1925年先行通水，就在其时出现了指摘该工程的多项报导：例如，「嘉南大圳的灌溉问题」〈1925/10//18〉、「嘉南大圳的工事问题」〈1925/12//27〉、「小农民十大苦况」〈 1925/12/27〉嘉南大圳所留的灾祸（1930-02-15）等：
由当年大圳工程「完工前」的这些舆论，我们可以想见当时，官方是如何向我农民宣告的，其原来的美好说词根本没有实现；农民却从此失去耕作上的自由，被迫接受袒护日资糖业的「三年轮作」，那是往往两年无水可耕，又必须负担高利息与它们因日式连坐制度而必须付出高度无偿劳役的悲哀。
三、「完工后的真实运作」
上述的大圳工程兴筑期间，问题那么多；1930年，完工后，可能就变得如设计者当初所「吹嘘」的吗？
不过，最离奇的事件应该是完工当年底，大圳遭遇两次中型地震〈根据「汉文台湾日日新报」，昭和五年十二月十日，第四版；其标题「地震虽非甚大，岛人家屋相当倒坏寺本台北测候所长谈」；其内文，则「本岛人家屋，多用土角，建筑样式亦殊。虽属强震之弱者，亦有相当损害」〉，新建完工的乌山头水库立刻竟即崩塌达五百坪，并损坏360余尺，使水库下游大淹水，造成「数十甲宛如鱼塭，今后若在五六日继续排水，恐形势重大变化，警察当局颇忧虑」 ，就是一显例。
该次事件，报载称「这回的损害，颇有关乎该大圳的生死关头」 ──先后两次，第二次在该月21日，被称为「与前回同一个所，再大崩落」 ──幸好在枯水期！ ──这是怎样不幸中的大幸；因当年报章有载，自然应该各方皆知。然而，妙哉，所有学者书中都避载此两次攸关我先民生死的大事。
同时，完工后，比起兴筑时，我们更可在报章上看到农民的许多怨诉── 「北港产物贱租税多民苦痛难言〈1930.6.14〉」「不负责任的水利组合」〈8.16.〉「嘉南大圳没有给水也要征收水租」〈9.27〉 「嘉南大圳区域内，地主七倒八苦」〈1930/11/1〉「因受嘉南大圳的强迫，贫困地主卖子纳水租无理的受剥何等悲哀呢？」〈11/1〉「台湾二大工事，南圳水量不足，月潭电力有余」〈11/1〉「嘉南大圳当事者计画阴谋」〈1931/5.30〉「台南州下的特别负担太重，大地主既然如是，小作农更不待言」〈8/8〉「台南州地主会呼吁，救救饿死线上的农民」〈8/15〉「台湾财政危机，住民不堪重税，行政须大整理」〈8/22〉「世传的穷乡，永远没有出路，老幼日夜勤劳，终得不到温饱」〈8/22〉之类。 难怪在1931年十月，竟导致凤山大寮附近的小地主与贫农反对扩张水圳，其举出的理由就是以嘉南大圳为一失败： 「若改为水田，水租、地租、户税及分担金等负担恐怕要陷于桃园大圳、嘉南大圳等之覆辙……」 甚至也有本区外的消息是直批八田与一与嘉南大圳的： 「利用冈山郡的二层行溪灌溉两万甲的看天田之计画，……据传是由过去八田技师所计画作成……地主与农民表示绝对反对。……不希望该计画成为第二个嘉南大圳。」
至1937年，完工仅七年的该水库，不仅当初曾被中级地震震破，又发现了其淤积情况严重，蓄水量已减少一成；以至于使得该工程的耐用年限堪虞，必须及早于附近寻找蓄水之新坝址；这是国府接收后不能不尽速兴建「曾文水库」进行补救的主要背景。此外，日人自身盛赞的「三年轮作」的真相是── 「日据时代台湾农地也必须遵照轮耕的政策严格执行。不管田地实际种植的是其他任何更为有利的作物，只要指定的轮作期一到，管区的制糖会社就会调派深耕犁过来，将田地犁深，以利种植甘蔗。台湾的良田，……一旦被强制轮作，使用深耕犁深耕者，必定对田户造成相当的损失。可是即使田户们内心再有不甘，也只能含泪屈从。」
至1945年日人纪录的「台湾统治提要」中，仍提及我农民负担继续加重而该工程完工后才不断发现需要改善的情况。 「该公会自昭和十二年起，提高征收水租，投入原有设备及构造物之改善维修工作。为今后仍有河川治理、排水设施整顿、排水利用、乌山头放水路设施、浊干线排水设施等多项改善工程待办。……大圳于昭和五年开始全域灌溉……以一甲土地一年征收8元之水租作为财源，昭和十一年度以后，为加强各项既设构造物之修补改善工程……至昭和十七年已调高至一甲土地年征收水租14元。」 更不要说到战后修复大圳工程时，我们才发现的大圳底部竟然没有敷水泥；以至于该工程，自竣工以来，每年渗漏的水量应在总供水量的四成以上，那是怎样可以预知，不难防止而竟不将之解决的可怕浪费？ ──这是为了殖民当局仍然设计着等待传说中的日本移民计画实现，才要敷水泥的吗。
四、结语──嘉南大圳与八田与一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经过以上的，如此一番研究，是否读者会与我一样佩服殖民者与其代表人物八田与一呢？真是一桩细腻的、完全能够「包藏祸心」的旷世杰作，真是难怪能够成为世上的先进国家，又能拥有我们男女老幼的许多哈日族啊。 不过，仍然应该指出的，是以下的几项史实：
其一、当1936年，在台湾总督府自吹自赞的治台四十周年的纪念史──「台湾治绩志」〈中译本「日据下的台政」〉──中，历数各任总督丰功伟业，当其不能忘却嘉南大圳时，该书提及了各位早期探勘者，却独抛弃了身为设计者兼监造人的八田与一。或许是当时离开上述的史实未久，其可耻的往事，历历在目，不可能迅速忘却；因此撰述该书者，很难歌功颂德？或者是就像所有的社会一样，正值其反对者把持朝政呢。
其二、得意于自身曾为日本人的李前总统曾如此赞美该大圳工程的规模很大：「灌溉水道总长度一万公里，排水道六千公里，主护岸与堤防长度二二八公里。……嘉南大圳规模比爱知灌溉系统大十倍！」 ，然而，「规模大」，很重要么？一定是好事吗？如果记得那两句最早的关于「官佃溪之地微有土砂崩溃之虞」「由于埋没及地形变更结果」的警语，其中所明示的地质与地震问题──若他真是一位一流的工程师怎能不注意这些巨大数字下的沉重涵意！过长，坡度不足造成淤积与震灾将使维护中小水路的义务势必成为我们农民严重的每日负担；是那样的例行工作与前述递增的租税所形成的巨大负担，才会使1930年代的台湾虽然绿色革命成功，产业真的进步，但我台先民平均死亡年龄却在下降后竟然盘旋不进的悲惨结果。
其三、关于嘉南大圳的功绩，究竟有多大？日本官方所公开的数据中有多少是虚假的？这是个它们极力宣传的数据；通常他们是把它区分为土地价值与农产价值两部分；在前者强调过去是「看天田」，自从改为「三年轮作」后，就值钱了；其实，所谓「三年轮作」，不过只是「三年可获得一次给水」而已，其他两年仍是「看天田」；土地增值多少，没有经过交易，都只是纸上的财富；更何况当年我先民曾留下这样的感叹：「嘉南大圳区域内的小水路组合费，每一甲计要二十余元，本年度的工事费与水租，本年度计有要二十三元之多。以外，如地租户税等的课税，一甲土地需要缴八十元左右。在嘉南大圳区域内，多是看天田，每年一甲的收入，有的不过三、五十元，因所入不敷所出，所以不得不抛弃土地，‧‧‧于是土地价格暴落」〈台湾民报1930.2.15〉；所以，这部分的成绩不太值得注意；值得重视的是农产价值的部分；当时本区的史实是由大部分地区是「看天田」，少部分是「全年有水」的水田；自从大圳完工后，一律成为「三年获得一次给水」的「三年轮作区」；它对于社会实在是一次均产的重分配；它是政治经济学的，是官方透过给水而深入控制了农村。 至于，真正能够增产多少，对原本属于「看天田」的农户虽是收获增加，对比于「年年有水」的收获，应属有限；相对的，过去「年年有水」的地区，大圳完工后，反而变成「三年轮作」，绝对收获大减；不过，由于少数人的损失不及于多数人的增产，纯就嘉南大圳对于整个农民经济的提振，应该可说虽有虚伪，确实颇有些增产的；但经由冷静的考察，本期产量增进的真正原因，应该不是来自大圳，而来自1930年前后的农技改良，才可能接近那样高的产量；
然而，史实的不幸，是「三年轮作」的给水之年，农民必须接受官方指定种植的甘蔗，往后就不能种水稻，这是失去了自由选择的权利，被迫种甘蔗的越来越多。而当时的情况是「因为原料区域制度的限制，买者只有一个，就是完全的购买独占。在这条件之下，买者可以指定价格，价格当然离去成本原理而低于生产成本……据前台湾制糖会社1930~42年在高雄一带之调查，每甲甘蔗生产成本每年平均582日圆。……这十二年间有八年是收入不敷成本，而剩有盈益的只有四年……」
在这样的情况下，于是我们就发现到嘉南大圳那么大的工程，当然可以促进农业的增产，但是其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应该是透过水资源的控制，保障了日资糖厂的利益，同时把殖民者宰制与剥削的毒手伸进了我们的农村，而我们先民在嘉南大圳完工的1930年后，尽管社会产值增加，财富应该也增加了，但是我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龄却只能由1908年的27.2岁下降到1930年的23岁上下徘徊，而无力上升吧。
其四、如前所及，日据下的『嘉南大圳』，不是那战后被发现圳底部敷水泥，渗漏高达总供水量四成的嘉南大圳，并且，更不是1960年代的嘉南大圳；但是关于『嘉南大圳』的话语权，长期落在有皇民化背景的一代的手中，被他们垄断，例如，几年前去世，从小由教科书中憧憬大圳几十年，进入大圳组合工作，其人对于嘉南大圳的认知完全缺乏批判性思考；据称其一生撰文上万篇的「乌山头水库通」陈正美先生，就是。
它们当中，最理想的嘉南大圳，应是战后日据时期的苛捐杂税废除与战争中破坏的大圳修复，到1960年大圳底部敷上水泥，每年大圳因不再大量渗漏而增加四成供水量后，那个大圳早已经不是八田与一那「包藏祸心」的嘉南大圳了。 不过，偶然里，查阅历史资料，还可见到这样的历史线索──
「嘉南农田水利会，五十一年五月中旬，开放麦寮水库之水，解除嘉义、云林、台南三县缺水现象，据农林厅调查，其中若干田地，系由于甘蔗田改为稻田，以致缺水。」
用控制水资源，强迫我农民种植无法提高价格的甘蔗，以及把我农民绑在维护坡度极小、易于淤积毁损的小水路的「无偿劳动」里的，那才是『八田与一的嘉南大圳』啊──那是让我们先民只能「流泪屈从」的『八田与一的嘉南大圳』。 尤其，如前所及，战后我们发现大圳工程竟然没有在其底部敷水泥，这是设计时应该就知道──圳底敷水泥才能避免大渗漏──是不难避免，也应该避免的；更让我们对于富有盛名的设计人兼督造者的八田感到深刻的不满。
其五、许多作者，感情丰沛，由于学校教师明示或暗示要求写作心得；限于年龄幼小或社会经验不足，无力探究上述的史实；于是他们可以由八田的妻子最后的自杀，想成凄美的殉情，也有人由今天美好的大圳风景或乌山头那引人的空照图，大发思古的幽情；然而八田先生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真是如日本作家与岛上学者，甚至我们那位李前总统或马前总统所曾描述的，那样伟大的人物吗？
我们前面已经谈了不少，也提及了当年我先民的感受，像甚至前述旁观者冈山农民「公开拒绝八田技师的第二个嘉南大圳」等；在此不想再谈；不过，却愿意提供网友们两个资料，一是日人古川胜三在其畅销书「嘉南大圳之父──八田与一」中说的，另一是我们台先民所留下的真实印象，作为您们判断的参考：
日人古川胜三在该在我们岛上畅销的书中这样描述八田与我台人的互动： 「为了工程的事而烦恼在深思时，若有人叫他，会招来斥骂。在乌山头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台湾的劳动者绝不会对此有所反感。被斥骂后反而更振奋……」
强调我台人的温顺与屈从；断言我台人「绝不会对此有所反感。……反而更……」。
在我台人早年的传述中，我们所见到的则是：
「八田……，唯性稍急…督导工人工作，偶因工程迟缓，则厉声斥责工人，闻者起悚。」
我台人廖钦福先生，应该是当年唯一有资格被获准住进乌山头员工宿舍区的台湾人；他曾如此回顾当年身为「技手补」的自己，其处境与自身的感受──颇离奇的，该回忆录全书中谈到八田的片段，都显得呆版，与其他书的口气近，像不是真实的回忆文字；但这里的一段，虽与八田无关，但是颇为生动，似乎值得参考──
「当时日本人是会歧视台湾人的，但因为推荐我的土肥老师背景好，加上我有桃园大圳工作的经验，工作又很认真……我的直属上司就很看重我，……我一提到我是土肥老师的学生，他不仅不敢欺负我，而且还很照顾我。」
廖先生此处表达的感受，让我想起另一位著名的先民朱江淮先生，1930年，他以优异的成绩由日本京都帝大电气工程科毕业，他的老师把他介绍给「台电」的社长，因而进了「台电」任「技手」；但是，不仅薪水不及日人，并且不准他接触重要的工程事务，只把他视为一「工人」，放在营业单位；他曾愤怒地请假赴日找老师申诉；那位教授给他的回答──
「在台湾服务的日本人不是真正要为台湾服务，……真正能为台湾的电气事业服务，而有所贡献的是你们，即使待遇不好和有差别待遇，这皆要靠你们去打破……」
上述我台先民如此地回忆着当年的岁月，是否能帮助网友们对于八田氏的认知？ 本文，整理过去的研究，对于当年仅三十多岁的八田，贸然挑起这样重大的工程，实在已没什么好说的；不过，我们稚幼的岛人与那些似乎一心投靠日本的学者专家如吴文星者，喜欢强调八田在大圳完工后主持「台湾水利会」，到1940年提出了「土地改良事业十一年计画」，强调因而他应该是多么爱台湾的人物！
最后，根据独立思考与批判，本研究想指出两关键点：
其一是该计画的动机如何形成；其二是成果，拟订计画容易，如何进行与其实效如何？
首先，全台湾耗资最大的建设工程在前述他那「以劣币驱逐良币」的手中，在他拒斥美国权威专家指导的心中，在总督府内部不乏反对者的处境里，当1930年年底两次震损之后，他应该如何自处？
有责任感的专业人员，谁敢承担他这个「始作俑者」的事业──曾经两度破损的水库，会不会有第三次？如果在「满水期」崩溃，将是如何的悲剧？谁愿接手？如果没人愿接，他在该事件之后，他能作什么──是不是？
其次，1930年到1940年，十年的时间；不谈如果态度积极的话，一个计划真的需要十年吗？来到大战数年后才编列预算，推出十年计划，是否只是聊备一格？或者，也不谈该计画只是与前面提及的大圳底部敷水泥相同，都是我先民当年所感受到殖民当局将把台人移往南洋，让日人大批移民来台计画的一个子计画部分？
此让我们看看他到战败投降前的实际获得的效果：
「农业水利工程……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工程费，是由农民负担，故是很大的经济问题……从英国购入深耕机，在糖厂的农场中开始……改良后的看天田不能维持过久，经数年后，往往又构成硬的地盘，又要重行深耕。在该一期间，实施改良的经费每甲平均为73.61元。犁的运费占55.02元……其后，蒸气犁和曳引机的器材，不易入手，于是改良看天田乃改用客土法……自1939年起，农民自费进行，但其面积不大。」
在以上的情况下，显然八田所勉力提出的该土地改良计画，并不是一个真实易行的方案，当然，被指为「吹牛大王」的他，已经看不到这份日本学者打他脸的该报告了；因而，「雄才大略」的他，还是可以一直沉醉在其同胞终将大举移民我们岛屿的美梦中；倒确实是关于所谓「有梦最美，希望相随」的另一个真实的注脚。
最最后，关于「嘉南大圳」，或许就像家中曾经为大家代步的那一台斑驳的脚踏车，大家旧情绵绵地面对它，本是人人都可以很浪漫的各自诠释自己的故事，能否把它与它的制造者切开，它是「飞利浦」的，它是「富士霸王」的，它是「伍顺」的，把它与制造者分开，它就是它，它永远都是与我们曾经一起流汗赶路与逍遥，甚至使我们摔得狗吃屎的它，与那位八田与一分开来一样，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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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孚敬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