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
当然，接下来两人做爱。李献民没有具体的性描写，但这样的对话已经够可以了。关于司马槱和苏小小的性爱，李献民是这样写的：“乃相将就寝，虽高唐之遇，未易比也。”也就是说，那场性爱是非常成功的。成功一词今天被过度使用。不过，上面的这样的对话当李献民用文言文写出之后，我们读来就既不感觉色情，也不粗俗直白，相反，我们会觉得它非常美，行云流水，优雅而略带忧伤：
是夕君寝，复梦向之美人喜谓君曰：“自别之后，睽阔千里，春风秋月，徒积悲伤，然感君不以微贱见疏，每承思念，加以新词见忆，足认君之于妾，亦以厚矣。则妾之于君，奉箕帚，荐枕席，安可辞也？”君曰：“昔获相遇，不暇款曲，使我愁愤。今再辱过访，幸无遽去，愿接欢爱，以慰畴昔之心。”美人微笑曰：“此来妾亦愿与郎为偶，况时当谐矣，又何避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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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诚佳梦”。这些文字今天读来如在梦中。
我以为风雅始终是中国古典文化的一个根本的属性。风流洒脱，优美典雅，即便是写性爱依然优雅从容。
不过，这场美妙的性爱过后，苏小小却又唠唠叨叨地给司马槱讲起了一通大道理。先是作诗一首以启发之，然后苦口婆心地分析之，大体是告诉司马槱不要贪恋人间阳世的富贵，活着其实没有死了好。阴间其实非常美好，像天堂一样。所以不如同她一起携手同赴冥界，做一对自由恩爱的鬼吧。就这样，每天晚上小小来与司马有槱做爱，然后就唠唠叨叨开导司马槱一番，别活了，与其在人间鬼混，不如直接在阴间堂堂正正地做鬼，幸幸福福地做一对鬼夫妻，讲完之后，才离去。
后来，在李献民的小说中，司马槱的想法就慢慢变了。他被洗脑了。有一天，他把这件事对他的同僚们讲了出来。似乎还是在一个有许多人参加的聚会上，当时众人听罢就告诉他：他的公署后面有苏小小墓，这个梦中的美人一定就是苏小小了。而在人群中有一人忽然感叹，说：“此诚佳梦，吾虽愿之，安可得也？”是啊，白天竟是倒霉的记忆，晚上想做个好梦也难啊。身不由己，心也不自由。而司马槱当时听后只是淡淡一笑。
接下来发生的就与何薳《春渚纪闻》一样。一日，一绿衣少年携一美人登画舫，画舫随即起火燃烧，而公署中的司马槱突然暴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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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张耒开始，何薳接续，李献民完成的这一苏小小的故事，于是就这样建立起了鬼魂来到人间与人相爱的人鬼（仙）相恋的叙事模式。这一模式随后被后世诸多文人反复转述、改写。这是男性视角的叙事，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古代男性文人他们不仅希望得到人世真实的女性的爱慕，还渴望着阴间的女仙女鬼也来爱他们。其情当然有一定的可怜的成分。而等到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更是成为鬼故事的大全，那时山林地府的各路女神、女仙、女妖、女鬼还有女恐龙们都纷纷打扮得妖妖艳艳或文文静静，然后匆匆忙忙赶赴人间和中国的读书男人年轻的相公们谈情说爱去也。
难道全是因为苏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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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明代冯梦龙在《情史》中引用这一故事时却指出了中国男性文人迷恋于这一叙事模式的更深层的情结。所谓“古今有才情者，勿问男女，皆不死也”。中国儒家文化向来轻商，轻利，但重义，重才情。在男女的爱情中也是如此，才情是第一位的。在中国古代文人们的理想的爱情中，其实并不太在意性，也不在意容貌身体，甚至不太谈爱，其所重视者在于情义，其爱慕的首先是才华。情和义比性和爱都更难得，也更加珍贵。才华也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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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叙事模式一旦建立，就会不断地被以不同的形式重复下去。在人鬼相恋的叙述模式中，有一则小故事颇值一提。故事很简单，写在一首名不见经传的诗的题记里。说的是这诗得来的缘由：
弘治初年，于景瞻退休了，回到杭州故乡。一天他与马浩澜一同泛舟西湖，马首先发起唱和，作诗曰：“画舸秋风湖上来，水通天碧静无埃。一双鸂鶒忽飞下，千朵芙蓉相映开。……”等等等等。第二天，于、马又到西湖游玩。当时，有一客扶乩，浩澜以前诗请和，只见客人运乩如飞，转眼诗毕，乩笔在沙盘上写下：“钱塘苏小小和马先生昨日湖桥首倡。”
和马浩澜游西湖诗
此地曾经歌舞来，风流回首即尘埃。
王孙芳草为谁绿，寒食梨花无主开。
郎去排云叫阊阖，妾今行雨在阳台。
衷情诉与辽东鹤，松柏西陵正可哀。
故事虽极简单，但颇为神秘费解，留下诸多悬念。昨日马浩澜明明是和于景瞻同游作诗，怎么诗是他和苏小小的唱和？马浩澜到底是与谁在游玩，世间有几个马浩澜，或是谁的记忆出现了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