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侯知道了这事，同情以外，还向颐谷道歉自己的疏忽。颐谷再没理由气愤了。过一天早晨，建侯一见颐谷，就说："今天下午四点半钟，内人请你喝茶。"颐谷客气地傻笑着，真觉得受宠若惊。建侯接着说："她本想认识你，昨天晚上我对她讲了淘气跟你捣乱，她十分抱歉，把淘气骂了一顿。今天刚有茶会，顺便请你进去谈谈。"这使颐谷自惭形秽起来，想自己不懂礼节，没有讲究衣服，晋见时髦太太，准闹笑话，他推辞说："都是生人，我去不好意思。"建侯和蔼地说："没有什么不好意思。今天来的都是你听见过的人，只有在我家里，你才会看见他们聚在一起。你不要错过机会。我有事要出去，请你把第一章关于纽约的资料收集起来。到四点半，我来领你进去。假如我不来，你叫老白作向导。"颐谷整半天什么事也没心思做，幸而建侯不在，可以无忌惮地怠工。很希望接触那许多名字有电磁力的人，而又害怕他们笑自己，瞧不起自己。最好是由建侯带领进去，羞怯还好象有个缓冲；如果请老白领路，一无保障地进客厅，那就窘了。万一建侯不来，非叫到老白不可，问题就多了！假使准时进去，旁的客人都没到，女主人定要冷笑，吃东西时的早到和迟退，需要打仗时抢先和断后那样的勇气，自己不敢冒这个险。假如客人都来了，自己后去，众目所注，更受不了。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四时半左右，积伶着耳朵听门铃响。老白引客人到客厅，得经过书房。第一个客人来，自己就紧跟着进去；女主人和客人都忙着彼此应酬，自己不致在他们注意焦点下局促不安。
到时候是建侯来陪他进去的。一进客厅，颐谷脸就涨红，眼睛前起了层水气，模糊地知道有个时髦女人含笑和自己招呼。坐下去后，颐谷注视地毯，没力量抬眼看李太太一下，只紧张地觉着她在对面，忽然发现自己的脚伸得太出，忙缩回来，脸上的红又深了一个影子。他也没听清李太太在讲淘气什么话。李太太看颐谷这样怕羞，有些带怜悯的喜欢，想这孩子一定平日没跟女人打过交道，就问："齐先生，你学校里是不是男女同学的？"李太太明知道在这个年头儿，不收女人的学校正象收留女人的和尚寺一样的没有品。
"不是的--"
"呀？"李太太倒诧异了。
"是的，是的！"颐谷绝望地矫正自己。李太太跟建侯做个眼色，没说什么，只向颐谷一笑。这笑是爱默专为颐谷而发的。象天桥打拳人卖的狗皮膏药和欧美朦胧派作的诗，这笑里的蕴蓄，丰富得真是说起来叫人不信。它含有安慰、保护、喜欢、鼓励等等成分。颐谷还不敢正眼看爱默，爱默的笑，恰如胜利祈祷、慈善捐款等好心好意的施与，对方并未受到好处。老白又引客人进来，爱默起身招待，心还逗留在这长得聪明的孩子身上，想他该是受情感教育的年纪了。建侯拍颐谷的肩说："别拘谨！"李氏夫妇了解颐谷怕生，来了客人，只浮泛地指着介绍，远远打个招呼，让他坐在不惹人注目的靠壁沙发里。颐谷渐渐松弛下来，瞻仰着这些久闻大名的来客。
高个子大声说话的是马用中，有名的政论家，每天在《正论报》上发表社评。国际或国内起什么政治变动，他事后总能证明这恰在他意料之中，或者他曾暗示地预言过。名气大了，他的口气也大了。尤其在私人谈话时，你觉得他不是政论家，简直是政治家，不但能谈国内外的政情，并且讲来活象他就是举足轻重的个中人，仿佛天文台上的气象预测者说，刮风或下雨自己都作得主一样。他曾在文章里公开告诉读者一桩生活习惯：每天晚上他在上床睡觉以前，总把日历当天的一张撕掉，不象一般人，一夜醒来看见的还是没有撕去"昨日之日"。从这个小节，你能推想他自以为是什么样的人。这几天来中日关系紧张，他不愁社论没有题目。
斜靠在沙发上，翘着脚抽烟斗的是袁友春。他自小给外国传教士带了出洋。跟着这些迂腐的洋人，传染上洋气里最土气的教会和青年会气。承他情瞧得起祖国文化，回国以后，就向那方面花工夫。他认为中国旧文明的代表，就是小玩意、小聪明、帮闲凑趣的清客，所以他的宗旨仿佛义和拳的"扶清灭洋"，高搁起洋教的大道理，而提倡陈眉公，王百谷等的清客作风。读他的东西，总有一种吃代用品的感觉，好比涂面包的植物油，冲汤的味精。更象在外国所开中国饭馆里的"杂碎"，只有没吃过地道中国菜的人，会上当认为是中华风味。他哄了本国的外行人，也哄了外国人--那不过是外行人穿上西装。他最近发表了许多讲中国民族心理的文章，把人类公共的本能都认为中国人的特质。他的烟斗是有名的，文章里时常提起它，说自己的灵感全靠抽烟，好比李太白的诗篇都从酒里来。有人说他抽的怕不是板烟，而是鸦片，所以看到他的文章，就象鸦片瘾来，直打呵欠，又象服了麻醉剂似的，只想瞌睡。又说，他的作品不该在书店里卖，应当在药房里作为安眠药品发售，比"罗明那儿"（Luminal），"渥太儿"（Ortal）都起作用而没有副作用。这些话都是忌妒他的人说的，当然作不得准。
这许多背后讲他刻薄话的人里，有和他互相吹捧的朋友陆伯麟，就是那个留一小撮日本胡子的老头儿。他虽没讲起抽板烟，但他的脸色只有假定他抽烟来解释。他两眼下的黑圈不但颜色象烟熏出来的，并且线形也象缭绕弯曲、引人思绪的烟篆。至于他鼻尖上黯淡的红色，只譬如虾蟹烘到热气的结果。除掉向日葵以外，天下怕没有象陆伯麟那样亲日的人或东西。一向中国人对日本文明的态度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因为西洋太远，只能把日本偷工减料的文明来将就。陆伯麟深知这种态度妨碍着自己的前程，悟出一条妙法。中国人买了日本货来代替西洋货，心上还鄙夷不屑，而西洋人常买了日本古玩当中国珍品，在伦敦和巴黎旧货店里就陈列着日本丝织的女人睡衣，上面绣条蟠龙，标明慈禧太后御用。只有宣传西洋人的这种观点，才会博得西洋留学生对自己另眼相看。中国人抱了偏见，瞧不起模仿西洋的近代日本，他就提倡模仿中国的古代日本。日本文明学西洋象了，人家说它欠缺创造力；学中国没有象，他偏说这别有风味，自成风格，值得中国人学习，好比说酸酒兼有酽醋之妙一样。更进一步，他竟把醋作为标准酒。中国文物不带盆景、俳句、茶道的气息的，都给他骂得一文不值。他主张作人作文都该有风趣。可惜他写的又象中文又象日文的"大东亚文"，达不出他的风趣来，因此有名地"耐人寻味"。袁友春在背后曾说，读他的东西，只觉得他千方百计要有风趣，可是风趣出不来，好比割去了尾巴的狗，把尾巴骨乱转乱动，办不到摇尾巴讨好。他就是为淘气取名"［黑旦］己"的人。
科学家郑须溪又瘦又小，可是他内心肥胖，并不枯燥。他曾在德国专攻天文学。也许受了德国文化的影响，他立志要做个"全人"，抱有知识上的帝国主义，把人生各方面的学问都霸占着算自己的领土。他自信富于诗意，具有浪漫的想象和情感，能把人生的丰富跟科学的精确调剂融会。所以他谈起天上的星来，语气宛如谈的是好莱坞里的星。有一位中年不嫁的女科学家听他演讲电磁现象，在满场欢笑声中，羞得面红耳赤，因为他把阴阳极间的吸引说得俨然是科学方法核准的两性恋爱。他对政治、社会等问题，也常发表言论，极得青年人的爱戴。最近他可不大得劲。为了学生爱国运动闹罢课的事，他写一篇文章，说自己到德国学天文的动机也是雪国耻：因为庚子之役，德国人把中国的天文仪器搬去了，所以他想把德国人的天文学理灌输到中国来，这是精神战胜物质的榜样。这桩故事在平时准会大家传诵，增加他的名声。不幸得很，自从国际联盟决议予中国以"道义上的援助"，相类的名词象"精神上的胜利"，也引起青年人的反感。郑须溪因此颇受攻击。
西装而头发剃光的是什么学术机关的主任赵玉山。这个机关里雇用许多大学毕业生在编辑精博的研究报告。最有名的一种、《印刷术发明以来中国书刊中误字统计》，就是赵玉山定的题目。据说这题目一辈子做不完，最足以培养学术探讨的耐久精神。他常宣称："发现一个误字的价值并不亚于哥仑布的发现新大陆。"哥仑布是否也认为发现新大陆并不亚于发现一个误字，听者无法问到本人，只好点头和赵玉山同意。他平时沉默寡言，没有多少趣味。但他曾为李太太牺牲一头头发，所以有资格做李家的惯客。他和他的年轻太太，不很相得。这位太太喜欢热闹，神经健全得好象没有感觉似的。日常生活都要声音做背景，留声机和无线电，成天交替地开着。这已经够使赵玉山头痛。她看惯了电影，银幕上的男女每到爱情成就时接吻，海陆空中会飘来仙乐助兴。所以她坚持卧室里有时必须开无线电，不管是耶稣诞夜，电台广播的大半是赞美诗，或是国庆日的晚上，广播的是《卿云歌》。可怜她先生几乎因此害神经衰弱症。他们初到北平时，李氏夫妇曾接风请吃午饭，赵太太一见李太太，心里就讨厌她风头太健，把一切男人呼来唤去。吃完饭，大家都称赞今天菜好，归功于厨子的艺术和建侯的提调。建侯说："诸位别先夸奖！今天有赵太太，她在大学家政系得过学位，是烹饪的权威，该请她指教批评。"赵太太放不过这个扫李太太面子的好机会，记得家政学讲义里一条原则，就有恃无恐地说："菜的口味是好极了，只是颜色太单调些，清蒸的多，黄焖和红烧的少，不够红白调匀，在感受上起不了交响乐的那种效果。"那时候是五月中旬，可是赵太太讲话后，全席的人都私下抽口冷气。赵玉山知道他太太的话，无字不误，只没法来校勘订正。李太太笑着打趣说："下次饭菜先送到美容院去化了装，涂脂擦粉，再请赵太太来品定。"陈侠君哈哈大笑道："干脆借我画画的颜色盆供在饭桌上得啦。"赵太太讲错了话，又羞又气，在回家路上忽然想起李太太本人就是美容医院的产品，当时该说这句话来堵爱默的嘴："美容院还不够，该送到美容医院去。"只恨自己见事太迟，吃了眼前亏。从此她和李太太结下深仇，不许丈夫去，丈夫偏不听话，她就冤枉他看上爱默。有一次夫妇俩又为这事吵嘴，那天玉山才理过发，她硬说他头光脸滑，要向李太太献媚去，使性子满嘴咬了口香橡皮糖吐在玉山头上。结果玉山只好剃光头发，偏是深秋天气，没有借口，他就说头发长了要多消耗头皮上的血液，减少思想效率。他没候到，把这个作为借口，就别希望再留长头发了。李太太知道他夫人为自己跟他反目，请他吃饭和喝茶的次数愈多。外面谣言纷纭，有的说他剃发是跟太太闹翻了，有的说他爱李太太灰了心，一句话，要出家做和尚。陆伯麟曾说他该把剃下来的头发数一数，也许中国书刊里的误字恰是这个数目，省得再去统计。他睁大了眼说："伯老，你别开玩笑！发现一个错字跟发现一个新大陆同样的重要......"举动斯文的曹世昌，讲话细声细气，柔软悦耳，隔壁听来，颇足使人误会心醉。但是当了面听一个男人那样软绵绵地讲话，好多人不耐烦，恨不得把他象无线电收音机似的拨一下，放大他的声音。这位温文的书生爱在作品里给读者以野蛮的印象，仿佛自己兼有原人的真率和超人的凶猛。他过去的生活笼罩着神秘气氛。假使他说的是老实话，那末他什么事都干过。他在本乡落草做过土匪，后来又吃粮当兵，到上海做流氓小兄弟，也曾登台唱戏，在大饭店里充侍者，还有其他富于浪漫性的流浪经验，讲来都能使只在家庭和学校里生活的青年摇头伸大拇指说："真想不到！""真没的说！"他写自己干这些营生好象比真去干它们有利，所以不再改行了。论理有那么多奇趣横生的回忆，他该写本自传，一股脑收进去。可是他只东鳞西爪，写了些带自传性的小说；也许因为真写起自传来，三十多岁的生命里，安插不下他形形色色的经历，也许因为自传写成之后，一了百了，不便随时对往事作新补充。他现在名满文坛，可是还忘不掉小时候没好好进过学校，老觉得那些"正途出身"的人瞧不起自己，随时随地提防人家损伤自己的尊严。蜜里调油的声音掩盖着剑拔弩张的态度。因为地位关系，他不得不和李家的有名客人往来，而他真喜欢结识的是青年学生，他的"小朋友们"。这时大家讲的话，他接谈不来，忍着一肚子的忌妒、愤怒、鄙薄，细心观察这些"绅士"们的丑态，有机会向小朋友们淋漓尽致地刻划。忽然他认清了冷落在一边的颐谷，象是个小朋友的材料。
今天的茶会少不了傅聚卿。《麻衣相法》不可全信，但有时候相貌确能影响人的一生。譬如有深酒窝、好牙齿的女郎，自然爱对人笑；出了"快乐天使"的名气，脾气也会无形中减少暴厉。傅聚卿的眼睛，不知道由于先天还是后天的缘故，自小有斜睨的倾向。他小学里的先生老觉得这孩子眼梢瞟着，表示鄙夷不屑，又象冷眼旁观，挑老师讲书的错儿。傅聚卿的老子是本地乡绅，教师们不敢得罪他。他到十五六岁时，眼睛的效力与年俱进，给他一眼瞧见，你会立刻局促不安，提心吊胆，想适才是否做了傻事，还是瓜皮帽结子上给人挂了纸条子或西装裤子上纽扣没扣好。他有位父执，是个名士，一天对他老子说："我每次碰见你家世兄，就想起何义门的评点，眼高于顶，其实只看到些细节，吹毛求疵。你们世兄的眼神儿颇有那种风味。"傅聚卿也不知道何义门是什么人，听说是苏州人批书的，想来是金圣叹一流人物，从此相信凭自己的面貌可以做批评家。在大学文科三年级时，指定参考书里有英国蒲伯（Pope）的诗。他读到骂《冷眼旁观报》编者爱迪生的名句，说他擅长睨视（leer）和藐视（sneer），又读到那形容"批眼"（TheCriticEye）的一节，激动得在图书馆阅览室里就象热锅上的蚂蚁。从此他一言一动，都和眼睛的风度调和配合，写文章的语气，也好象字里行间包含着藐视。他知道全世界以英国人最为眼高于顶，而爱迪生母校牛津大学的学生眼睛更高于高帽子顶，可以傲视帝皇。他在英国住过几年，对人生一发傲睨，议论愈高不可攀；甚至你感到他的卓见高论不应当平摊桌上、低头阅读，该设法粘它在屋顶天花板上，象在罗马雪斯丁教堂里赏鉴米盖郎琪罗的名画一样，抬头仰面不怕脖子酸痛地瞻望。他在英国学会板着脸，爱理不理的表情，所以在公共集会上，在他边上坐的要是男人，陌生人会猜想是他兄弟，要是女人呢，准以为是他太太，否则他不会那样不瞅不睬的。他也抽烟斗，据他说是受过牛津或剑桥教育的特色。袁友春虽冷笑过："别听他摆架子吹牛，算他到过英国！谁爱抽烟斗就抽！"可是心上总憎嫌傅聚卿，好象自己只能算"私吸洋烟"，而聚卿用得安南鸦片铺的招牌上响当当的字眼："公烟"。
客人有的看表，有的问主人："今天想还有侠君？"李太太对建侯说："我们再等他十分钟，他老是这脾气！"假使颐谷是个多心眼的人，他就明白已到的客人和主人恰是十位，加上陈侠君是十一位，这个拖泥带水的数目，表示有一位客是临时添入的，原来没他的份儿。可是颐谷忙着想旁的事，没工夫顾到这些。他还没打破以貌取人的成见，觉得这些追求真、善、美的名人，本身也应有真、善、美的标志，仿佛屠夫长一身肥肉，珠宝商戴着两三个大戒指。想不到都那样碌碌无奇，他们的名气跟他们的仪表成为使人失望的对照。没有女客，那倒无足惋惜。颐谷从学校里知道，爱好文艺和学问的女学生大多充不得美人样品。所以今天这种知识分子的聚会上，有女客也决不会中看，只能衬出女主人的美貌。从容观察起来，李太太确长得好。嘉宝（Gar o）式的长发披着，和她肩背腰身的轮廓，融谐一气，不象许多女人的头发自成局面，跟身体的外线不相呼应。是三十岁左右的太太了，俏丽渐渐丰满化，趋向富丽。因为皮肤暗，她脸上宜于那样浓妆。因为眼睛和牙齿都好，而颧骨稍高，她宜笑，宜说话，宜变化表情。她虽然常开口，可是并不多话，一点头，一笑，插进一两句，回头又和另一个人讲话。她并不是卖弄才情的女人，只爱操纵这许多朋友，好象变戏法的人，有本领或抛或接，两手同时分顾到七八个在空中的碟子。颐谷私下奇怪，何以来的人都是近四十岁、久已成名的人。他不了解这些有身家名望的中年人到李太太家来，是他们现在惟一经济保险的浪漫关系，不会出乱子，不会闹笑话，不要花钱，而获得精神上的休假，有了逃避家庭的俱乐部。建侯并不对他们猜忌，可是他们彼此吃醋得利害，只肯在一点上通力合作：李太太对某一个新相识感到兴趣，他们异口同声讲些巧妙中听的坏话。他们对外卖弄和李家的交情，同时不许任何外人轻易进李家的交情圈子。这样，李太太愈可望而不可即了。事实上，他们并不是李太太的朋友，只能算李太太的习惯，相与了五六年，知己知彼，呼唤得动，掌握得住，她也懒得费心机更培养新习惯。只有这时候进来的陈侠君比较上得她亲信。
理由是陈侠君最闲着没事做，常能到李家来走动。他曾在法国学过画，可是他不必靠此为生。他尝说，世界上资本家以外，和"无产阶级"的劳动者对峙的还有一种"无业阶级"，家有遗产、不务正业的公子哥儿。他勉强算属于这个阶级。他最初回国到上海，颇想努力振作，把绘画作为职业。谁知道上海这地方，什么东西都爱洋货，就是洋画没人过问。洋式布置的屋子里挂的还是中堂、条幅、横披之类。他的大伯父是有名的国画家，不懂透视，不会写生；除掉"外国坟山"和自来水，也没逛过名山秀水，只凭祖传的收藏和日本的珂罗版《南画集》，今天画幅山水"仿大痴笔意"，明天画幅树石"曾见云林有此"，生意忙得不可开交。这气坏了有艺术良心的陈侠君。他伯父一天对他说："我的好侄儿呀，你这条路走错了！洋画我不懂，可是总比不上我们古画的气韵，并且不象中国画那样用意微妙。譬如大前天一个银行经理求我为他银行里会客室画幅中堂，你们学洋画的人试想该怎样画法，要切银行，要口彩好，又不能俗气露骨。"侠君想不出来，只好摇头。他伯父呵呵大笑，摊开纸卷道："瞧我画的！"画的是一棵荔枝树，结满了大大小小的荔枝，上面写着："一本万利图。临罗两峰本"侠君看了又气又笑。他伯父又问"幸福图"怎样画法，侠君真以为他向自己请教，源源本本告诉他在西洋神话里，幸福女神是个眼蒙布带、脚踏飞轮的女人。他伯父拈着胡子微笑，又摊开一卷纸，画着一株杏花、五只蝙蝠，题字道："杏蝠者，幸福谐音也；蝠数五，谐五福也。自我作古。"侠君只有佩服，虽然不很情愿。他伯父还有许多女弟子，大半是富商财主的外室；这些财翁白天忙着赚钱，怕小公馆里的情妇长日无聊，要不安分，常常叫她们学点玩艺儿消遣。最理想的当然是中国画，可以卖弄而不难学。拜门学画的先生，不比旁的教师，必须有名儿的，这也很挣面子，而且中国画的名家十九上了年纪，不会引诱女人，可以安心交托。侠君年纪轻，又是花天酒地的法国留学生，人家先防他三分；学洋画听说专画模特儿，难保不也画红楼梦里傻大姐所说的"妖精打架"，那就有伤风化了。侠君在上海受够了冷落，搬到北平来住，有了一些说话投机的朋友，渐渐恢复自尊心，然而初回国时那股劲头再也鼓不起来。因为他懒得什么事都不干，人家以为他上了劲什么事都能干。他也成了名流。他只有谈话不懒，晚上睡着了还要说梦话。他最擅长跟女人讲话。他知道女人不喜欢男人对她们太尊敬，所以他带玩弄地恭维，带冒犯地迎合。例如上月里李太太做生日，她已到了愿有人记得她生日而不愿有人知道她生年的时期，当然对客人说自己老了，大家都抗议说："不老！不老！"只有陈侠君说："快该老了！否则年轻的姑娘们都给您比下去了，再没有出头的日子啦！"

客人齐了，用人送茶点上来。李太太叫颐谷坐在旁边，为自己斟第一杯茶，第二杯茶就给他斟，问他要几块糖。颐谷客气地踌躇说："谢谢，不要糖。"李太太注视他，微笑低声说："别又象刚才否认你学校里有女学生，这用不到客套！不搁糖，这茶不好喝。我干脆不问你，给你加上牛奶。"颐谷感谢天，这时候大家都忙着谈话，没人注意到自己的窘态，李太太的笑容和眼睛表情使他忽然快乐得仿佛心给热东西烫痛了。他机械地把匙调着茶，好一会没听见旁人在讲什么。
建侯道："侠君，你来的时候耳朵烧没有？我们都在骂你。"
陈侠君道："咱们背后谁不骂谁－－"
爱默插嘴说："我可没骂过谁。"
侠君左手按在胸口，坐着向爱默深深弯背道："我从没骂过你。"回头向建侯问："骂我些什么呢？何妨讲来听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马用中喝完茶还得上报馆做稿子，便抢着说："骂你臭架子，每次有意晚到，耽误大家的时间，恭候你一个人。"
袁友春说："大家说你这艺术家的习气是在法国拉丁区坐咖啡馆学来的，说法国人根本没有时间观念，所以'时间即金钱'那句话还得向英文去借。我的见解不同，我想你生来这迟到的脾气，不，没生出来就有这脾气，你一定十月满足了还赖着不肯出世的。"
大家都笑了，陈侠君还没回答，傅聚卿冷冷地说："这幽默太笨重了，到肉铺子里去称一下，怕斤两不小。"
袁友春脸上微红，睁眼看傅聚卿道："英国人用磅作单位的，不讲斤两，你露出冒牌英国佬的马脚来了。"
陈侠君喝着茶说："可惜！可惜！这样好茶给你们润了嗓子来吵嘴，真冤哪！我今天可不是故意累你们等，方才送一个朋友全家上车回南边去，所以来迟了。这两天风声又紧起来，好多人想搬家离开这儿。老马，你说，这仗打得起来不？你的消息该比我们灵通罗。"
曹世昌涵意深微地说："你该看他的社论。国家大事，私人访问，恕不答复。"
几张嘴同时说："为了读他的社论，看不出所以然，所以要问他。"颐谷也觉得这关系到切身利害，只等马用中吃完了"三明治"腾出嘴来讲话。李太太说："是呀！我也得有个准备。北平真危险的话，只有把上海出租的房子要回来，建侯得先到南边去料理了。可是三年前的夏天，比现在紧张多呢！日本飞机在头上转，大家都抢着回南，平沪特快车头二等的走廊里站满了乘客，三等车里挤得一宵转身不得，什么笑话都有。到后来，大事化为无事，去的人又回来，白忙了一趟。这几年来，我们受惯了虚惊，也许什么事儿没有。用中，你瞧怎样？"
马用中好象没忘记生理卫生关于淀粉应在嘴里消化的教训，仔细咀嚼面包，吃完了把碟子旁的手巾拂去胸前沾的面包屑，皱着眉头说："这事很难肯定地说......"
李太太使性说："那不行！你非讲不可。"傅聚卿道："为什么这样吞吞吐吐？何妨把你自己的眼光来决断一下。老实告诉你，老马，我就从来没把你的话作准；反正你在这理讲话又不是做社论，你不负什么文责。要知道祸福吉凶，我们自会去求签卜卦，请教摆测字摊的人，不会根据你大政论家的话来行动。"
马用中只当没听见，对李太太说："我想战事暂时不会起。第一，我们还没充分准备，第二，我得到消息，假使日本跟我们开战，俄国也许要乘机动手，这消息的来源我不能公布，反正是顶可靠的。第三，英美为保护远东利益，不会坐视日本侵略中国，我知道它们和我们当局有实际援助的默契。日本怕俄国，也不能不顾忌到英美，决不敢真干起来。第四，我们政府首领跟希脱勒、墨沙里尼最友善，德国、意国都和我们同情，断不至于帮了日本去牵制英美。所以，我们的观察，两三年内还不会有战争。当然，天下常有意料不到的事。"
李太太恨道："你这人真讨厌！听了你一大堆话，刚有点放心，又来那么泄气的一句！"马用中抱歉地傻笑，仿佛战事意外发生都是他失察之咎。曹世昌问："那么，当前的紧张局面怎样了结呢？"
袁友春轻蔑地说："哼！还有什么？我们只能让步。"
"那可糟啦！"建侯说，颐谷心里也应声回响。
"不让步事情更糟，"傅聚卿、陆伯麟同时说。
陈侠君道："让步！让到什么时候得了？大不了亡国，倒不如干脆跟日本拼个你死我活。老实讲，北平也不值得留恋了。在这种委屈苟安的空气里，我们一天天增进亡国顺民的程度，我就受不了！只有打！"说时拍着桌子，表示他的言行一致，好象证明该这样打日本人的。坐在他右面的赵玉山吓得直跳起来，把茶都泼在衣服上。
李太太笑道："瞧你这股傻劲儿！小心别打破我的茶杯。'打！'你肯上前线去打么？"
侠君正在向玉山道歉说："都是我不好！回头你太太又该借这茶渍跟你吵了－－"听见这话，回脸过来说："我不肯，我不能，而且我不敢。我是懦夫，我怕炮火。"
建侯耸了耸肩，对人家做个眼色，傅聚卿说："你肯承认自己懦弱，这就是最大的勇气。这个年头儿，谁都不敢讲自己怕打仗。敢这样坦白讲的，你还是第一个。有些人把他们的畏缩掩饰成政策，说维持和平，说暂时妥协，不可轻举妄动，意气用事。有些人高喊着抗战，只希望虚声夺人，把呐喊来吓退日本，心上并不愿意，也并不相信这战争真能发生。千句并一句说，大家都胆小得要装勇敢，就没人有胆量敢诚实地懦弱。可是你自己怕打仗，又主张打仗，这未免有些矛盾。"
侠君把牛奶倒在茶碟里，叫淘气来舔，抚摸着淘气的毛，回答说："这并不矛盾。这正是中国人传统的心理，这也是猫的心理。我们一向说，'善战者服上刑'，'佳兵不祥'，但是也说，'不得已而用兵'。怕打仗，躲避打仗，无可躲避了就打。没打的时候怕死，到打的时候怕得忘了死。我中国学问根柢不深，记不起古代什么一位名将说过，士兵的勇气都从畏惧里出来，怕惧敌人，但是更怕惧自己的将帅，所以只有努力向前杀敌。譬如家畜里胆子最小的是猫，可是我们只看见小孩子给家里养的猫抓破了皮，从没见过家里养的狗会咬痛小孩子。你把不满一岁的小孩子或小狗跟小猫比一下，就明白猫和其他两种四足家畜的不同。你对小孩子恐吓，装样子要打他，他就哭了。你对小狗这样，它一定四脚朝天，摆动两个前爪，仿佛摇手请你别打，身子左右滚着。只有小猫，它愈害怕态度愈凶，小胡子根根挺直，小脚瓜的肌肉象张满未发的弓弦，准备跟你拼命。可是猫远不如狗的勇敢，这大家都知道。所以，怕打仗跟能打仗并不象傅聚卿所想象的那样矛盾。"
袁友春觉得这段议论颇可以留到自己讲中国人特性的文章里去用，所以一声不响，好象没听见。陆伯麟道："我从没想到侠君会演说。今天的事大可以编个小说回目：'拍桌子，陈侠君慷慨宣言；翻茶杯，赵玉山淋漓生气'，或者：'陈侠君自比小猫；赵玉山妻如老虎。'"大家都笑说陆伯麟"缺德"，赵玉山一连摇头道："胡说！不通！"
曹世昌说："我没有陈先生的气魄，不过，咱们知识分子有咱们对国家的职责。咱们能力所及，应该赶快去做。我想咱们应当唤起国际的同情，先博得舆论的支持，对日本人无信义的行为加以制裁。这种非官方的国外宣传，你们精通外国文的人更应该做。袁先生在这一方面有很大的成绩，傅先生您亦何妨来一下？今年春天在伦敦举行的中国艺术展览会已经引起全世界文化人士对中国的注意，这是最好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打铁趁它热--假使不热，咱们打得它发热。"这几句话讲得颐谷心悦诚服，想毕竟是曹世昌有道理。


傅聚卿道："你太瞧得起我了，这事只有友春能干。可是，你把外国的同情也看得过高，同情不过是情感上的奢华，不切实际的。我们跟玉山很同情，咱们中间谁肯出傻力气帮他去制服赵太太？咱们亲眼看见陈侠君害他泼了一身茶，陆伯老讲话损他，咱们为他抱不平没有？外国人知道切身利益有关，自然会来援助。现代的舆论并非中国传统所谓清议。独裁国家里，政府的意旨统制报纸的舆论，绝不是报纸来左右政府，民治国家象英国罢，全国的报纸都操纵在一两个报阀的手里，这种报阀不是有头脑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不过是靠报纸来发财和扩大势力的野心资本家，哪里会主持什么公道？至于伦敦画展呢，让我告诉你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有位英国朋友写信给我说，从前欧洲一般人对日本艺术开始感觉兴趣，是因为日俄之战，日本人打了胜仗；现前断定中日开战，中国准打败仗，所以忽然对中国艺术发生好奇心，好比大房子要换主人了，邻居就会去探望。"

陆伯麟打个呵欠道："这些话都不必谈。反正中国争不来气，要依赖旁人。跟日本妥协，受英美保护，不过是半斤八两。我就不明白这里面有什么不同。要说是国耻，两者都是国耻。日本人诚然来意不善，英美人何尝存着好心。我倒宁可倾向日本，多少还是同种，文化上也不少相同之处。我知道我说这句话要挨人臭骂的。"

陈侠君道："这地道是'日本通'的话。平时的日本通，到战事发生，好些该把名称倒过来，变成'通日本'，--伯老，得罪得罪！冒犯了你，我们湖南人讲话粗鲁，不知忌讳的。"后面这几句话因为陆伯麟气得脸色翻白，捻胡子的手都抖着。中国各地只有两广人、湖南人，勉强凑上山东人，这四省人可以雄纠纠说："我们这地方的人就生来这样脾气。"他们的生长地点宛如一个辩论的理由、挑战的口号。陆伯麟是沪杭宁铁路线上的土著，他的故乡叫不响；只有旁人背后借他的籍贯来骂他，来解释或原谅他的习性，在吵架时自己的籍贯助不了声势的。所以他一时上竟想不出话来抵挡陈侠君的"我们湖南人"，再说，自己刚预言过要挨骂，现在预言居然中了，还怨什么？

郑须溪赶快避开争端说："从政治的立场来看，我们是否该宣战，我不敢决定。我为了多开口，也已经挨了青年人的骂。但是从超政治的观点来讲，战争也许正是我们民族精神的需要，一个大规模的战争可以刺激起我们这个民族潜伏着的美德，帮我们恢复精神的健康和国家的自尊心。当然，痛苦是免不了的，死伤、恐怖、流离、饥荒，以及一切伊班涅茨的'四骑士'所能带来的灾祸。但这些都是战争历程中应有的事，在整个光荣壮烈的英雄气魄里，局部的痛苦得了补偿。人生原是这样，从丑和恶里提炼出美和善。就象桌子上新鲜的奶、雪白的糖、香喷喷的茶、精美可口的点心，这些好东西入口以后，到我们肠胃里经过生理化学的作用，变质变形，那种烂糊糟糕的状态简直不堪想象，想起来也该替这些又香又甜的好东西伤心叫屈。可是非有这样肮脏的过程，肉体不会美和健康。我--"      李太太截断他道："你讲得叫人要反胃了！我们女人不爱听这种拐弯抹角的议论。人生有许多可恨、可厌，全不合理的事，没法避免。假如战争免不了，你犯不着找深奥的理由，证明它合理，证明它好。你为战争找道理，并不能抬高战争，反而亵渎了道理，我们听着就对一切真理发生猜疑，觉得也许又是强辩饰非。我们必需干的事，不一定就是好事。你那种说法，近乎自己骗自己，我不赞成。"颐谷听得出了神，注视着爱默讲话时的侧面，眼睛象两星晶莹的火，燃烧着惊奇和钦佩。陈侠君眼快，瞧见他这样子，微笑向爱默做个眼色。爱默回头看颐谷，颐谷羞得低下头去，手指把面包捻成一个个小丸子。陈侠君不放松地问："这位先生贵姓？适才来迟，荒唐得很，没有请教。"颐谷感到十双眼睛的光射得自己两脸发烧，心里恨不能一刀杀死陈侠君，同时听见自己的声音回答："敝姓齐。"建侯说："我忘掉向你介绍，这位齐先生是帮我整理材料的，人聪明得了不得。""唔！唔！"这是陈侠君的回答。假使世间有天从人愿那一回事，陈侠君这时脸上该又烫又辣，象给颐谷打了耳光的感觉。



贴主:民主不仅仅是价值观于2024_02_11 20:51:13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