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文献研究室要编辑出版《周恩来书信选集》，发现周总理在1970年写过一封信，是关于一个叫“康国雄”的人。
这封信中说：“康国雄事，可告陕西派人至汉中工业管理学校一查，如确实因群众茫然于历史知识而对康国雄实行专政，虽病不许治，病倒亦不许与家属通音信，未免过分。可许其回京至康妻陈泽琴处治病，病愈再另作下乡安置。”

那么，这位康国雄是谁呢？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编辑们都不认识，就派人调查，结果发现，这个康国雄当年还有一个很敏感的身份——蒋介石的“干儿子”。
不过，这个“干儿子”是要加引号的，实际上并没有这个关系。
康国雄本人没什么名气，但是他的父亲在民国时期却有着很高的地位，名叫康心如，早年参加过同盟会，跟着孙中山闹革命，创办过《公论日报》《国民公报》，宣传革命思想，后来又转而经商，成为商界大佬，抗战时期还担任过重庆临时参议会会长，主持抗日救亡活动。
                        
                        
                        
                            
在抗战时期，康心如一家人住在重庆，离蒋介石住的地方很近，所以，康国雄经常会遇到出来散步的蒋介石，蒋介石对这个活泼可爱的孩子也很喜欢，经常逗他玩，结果，就传出了他是蒋介石的“干儿子”的传闻。
对这个传闻，康家一直没放在心上，也没觉得有澄清的必要，没想到，几十年后，却给康家带来了无妄之灾。

（图：康心如）
1966年，那场运动爆发后，康家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批斗，康心如被撤了职，康国雄是蒋介石的“干儿子”的传闻也被挖了出来，关进了监狱。
康国雄求告无门，只好请父亲的老朋友章士钊向周总理求助，章士钊就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说明了情况。
其实，周总理当年在重庆的时候，是认识康心如的，当年康心如对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团也帮过不少忙，因此，周总理对他们家的事也很清楚，不管于公于私，都应该帮这个忙。
于是，周总理就给专案组写了一封信，说康家以前是支持革命的，如果康国雄确实有严重的政治问题，要上报到中央来处理，如果康国雄是蒋介石的干儿子，但没有严重的政治问题，也要宽大处理，不予追究。
不过，不知道什么原因，周总理的这封信没有起到作用，康国雄的情况也没有得到好转，仍然被关押着。

到了1970年，康国雄因为长期遭到批斗，身体出现了很多问题，不得不住进了医院。
当时，康国雄被安排在陕西汉中，汉中的医院规模太小，治不了大病，医生就建议他回北京治疗，康国雄就再次请章士钊帮忙，给周总理写信。
周总理看到章士钊的信后，也非常生气，康国雄别说不是蒋介石的“干儿子”，就算真的是，出于人道主义，也不应该对他的病情不管不顾，于是，周总理就写了一封信，也就是本文开头的那封信，要求有关部门准许康国雄回京治疗。
没想到，周总理的这封信再次被无视，有关方面还说，康国雄根本没有病，他有“三反言行”，正在接受审查，不能离开汉中。
可见，有些人是多么嚣张，连周总理的指示都敢违抗！

一直到1972年底，章士钊第三次给周总理写信反映这件事，周总理也第三次做出指示，康国雄才终于回到了北京，住进了医院治疗。
这件事，既体现了有些人的目无法纪，更体现了周总理的伟大，康国雄本来跟他无亲无故，也不是什么社会名流，但是，周总理却先后三次帮他说话，直到把他救回来为止。
这就是周总理的“大爱”，不管是谁，只要向他求助，他都会尽力帮忙。
有人曾经评价说：“一个人如果不知道酸甜苦辣，没有经过苦难的历程，就难以产生这样博大的爱心。周总理就是把中国人民几千年来的苦难历程放在他的心中，所以，他才对所有的朋友、对所有的同志都怀有这样博大的爱心。”
（参考资料：《南方周末》《周恩来书信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