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前任朱镕基的「铁面无私」以及温家宝的贴地「人民总理」形像不同，经济学博士出身的李克强，形像上更似一位「技术官僚」，即是在体制内讲求制度管理，但李克强本人在关注民生的取态，又与他的上司、国家主席习近平有一百八十度的回异，这就令这位前总理在去世时，普遍更获得全国人民怀念，甚至引发外界揣测，在中国经济疲弱之际以及多名政府高层被撤职，会否触发政治不稳的「微妙时刻」？

过去的十多年，由于很多财经新闻都是有关内地的经济改革及政策变化，因此我特别关心李克强的言论，而且对沉闷的财经新闻来说，这位经常笑容满面的领导人经常有「金句」，例如「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有权不可任性」、「地摊经济是人间的烟火」，以至离任时说的「人在干、天在看」，都是电视台拣选Soundbite的最佳选择。

在内地社交媒体上充斥着悲痛和震惊，一些政府网站变成黑白的，以示官方哀悼。人们在社群媒体上回顾他承诺中国将继续向世界开放的影片。他们分享他站在泥泞中探望洪水灾民的照片。他们甚至提到他担任总理第一年时的经济增长目标：7.5%。

在许多中国人当中，李克强的去世激起了对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怀念：那是一个经济前景更好、对私营企业更开明的时代。这样的反差对比非常强烈，表明了国内对习近平领导的不满。

但很快这些悼念的文章已经被禁，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发现在微博分别以「#李克强」、「#李克强同志」、「#李克强逝世」和「#悼念李克强」等字眼，就显示为「主题内容未予显示」。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办公室等多所大学收到聚集悼念禁令，严禁展开任何网上实体群体性缅怀活动。

与公众的悲痛相反，中共官方媒体淡化了李克强的死讯。官媒只把不到百字的公告放在了第三或第四条新闻的位置，排在习近平会见外宾及习近平推出新书之后。


在经济上，李克强重视企业和市场角色，强调要让市场主体更好发挥职能，就任总理初期提出「简政放权」——精简政府机构，把经营管理权下放企业，是典型的「国退民进」。对于其经济政策，外资行巴克莱曾提出新词为「克强经济学」（Likonomics），指出李的三大经济政策分别为「不大水漫灌」，即是政府不推刺激经济的政策，而是逐步缩减国家主导的投资行为；去杠杆化，大幅削债；并推行结构改革，以短痛换取可持续发展。

他也经常为基层发声，2020年为了挽救疫情下的经济，李克强赞扬「地摊经济是人间的烟火」，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李克强在当年的两会闭幕记者会上说：「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是1000元，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这个表态是震惊了当时中外社会，因为习近平刚在前不久，才公布中国已经步入小康社会，李克强的说法明显是向习「掴脸」，亦反映他个人更偏向协助弱势的低收入群众。

外媒高度评价恐全国悼念引发内地政治不稳

值得留意，与内地及本港媒体的报导取向非常不同，外国主串流媒体对李克强突然离世，标题有明显差异，「务实主义者」、「温和派」、「被习近平边缘化」，都是形像化地形容了李克强过去十年的总理工作。

这位经济学家总理支持更开放的市场经济，倡导供给面改革，但这种改革从未得到充分实施。最终，李克强不得不屈从于习近平对更多国家控制的偏好，而随着习近平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到权力职位上，他以前的权力基础的影响力逐渐减弱。


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精英私下对这位、象征中国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代表逝去表示震惊和沮丧，有人说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未来经济政策只会由政治作主导，「国进民退」将成为常态，而且相信同类型的改革派领导人，不可能再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出现。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权力最小的总理，李克强的影响力不如他的前任朱镕基和温家宝，原因大家都清楚，正正是被边缘化了，在习近平的领导下面临诸多著制肘，他还能做什么事情？有分析家将李克强描写为「当中国急剧偏离改革开放时却无能为力的总理」，是相当准确的形容词。

值得留意是，去年年中有关习近平与李克强不和的消息甚嚣尘上，特别是5月时李克强罕见召集十万干部举行电话工作会议，反映的是他当时已经不再避嫌，真正走由幕后转到台前，变成指挥全国救经济的总指挥，当时甚至传出李克强的地位会更上一层。

李克强这次爆出的死讯，确实让人觉得非常突然，主因是他是一个中国政府历史上少有在当年卸任，当年就去世的一位领导人。再加上之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外交部长秦刚被免去国务院职务，一系列的政府高层的人事变动，都让人联想到会否引发政府高层内部不稳，甚至影响习近平的领导地位？

彭博的评论提出，习近平在如何处理对李克强的哀悼时，将面临「微妙的政治时刻」，原因是令人联想起1980年代末逝世的前总理胡耀邦，形容中共正处于「严阵以待」，特别是避免民众对现状不满的发泄借口。


值得留意是去年底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去世，当时正值「白纸运动」高潮，之后习近平的处理手法是突然将防疫政策作出一百八十度转变，由全面封城变为全国与病毒共存，代价是数十万甚至过百万人的性命。

李克强务实的经济政策为人所赞颂，但未有及早治理房地产债务问题，或是任内最大遗憾。尽管面对内地房地产火热，李克强主理的国务院很早就推出限购限价等政策，但泛滥的资金仍火速流入房地产市场，及至2021年，内地官方才对房地产借贷开出「三道红线」的限制，可惜为时已晚。

近日华尔街日报报导，习近平正在寻找对中国房地产困局追责的「代罪羔羊」，之后我在社交媒体看到有香港的财经评论员，将内房债务问题居然推到李克强以「货币化」手段进行内地棚户改造（其实就是类似香港市建局用现金收购旧楼而非原区安置），并因此引发房地产泡沫，这实在认为是匪夷所思，亦不禁想起有人用已过世的领导人作为「代罪羔羊」，原来的确还是有一点剩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