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被叶挺处死，罪名是“反党反革命”。

该事件在当时引起极大的风波，有消息传回延安时，毛主席曾发电质问叶挺：“我们让高敬亭回延安，你们为什么杀他？速查清原因报中央。”

很明显，毛主席和叶挺的观点不一，对此人的量刑似乎有不同的看法。事实上，不仅仅是他们两人有分歧，就算是在后来的党内和学界，也有着很大的议论。


有人认为，高敬亭的处理过于严肃，他曾经与陈毅是一个级别，地位还在粟裕之上，如果能够活到1955年，他至少是大将的军衔，这样的人被杀实在太可惜了。

但也有人认为，叶挺是国民所认可的军人，他的位置也是毛主席点头同意的，二人其实对于高敬亭的判决没有异议，只不过毛主席不想杀同志，而叶挺却坚持要杀。

那么问题来了，这起影响深远的案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让我们一起结合史料来仔细探讨。

第1个问题，高敬亭有没有功劳？

根据资料记载，高敬亭于1927年加入工农革命军，此后长期在鄂豫皖战斗。

在老一辈人回忆中：高敬亭作战十分勇猛，因此提拔速度也十分快，不久便被任命为红28军的领导人。

在红军长征后，在失去上级领导的情况下，他曾独自在鄂豫皖边区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坚持大别山红旗不倒。

虽然他的文化程度不高，却能在游击战争实践中总结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先后打败了国民党三任剿共总指挥，反击了10多万正规部队，就连卫立煌都被打的狼狈而退。

迫不得已，国民党只能采取柔和手段威逼利诱，可面对国民党的反复利诱，他岿然不动。

后来，国共合作开始，当时很多南方游击队心理上转不过弯来，可和国民党有着杀父灭妻之仇的高敬亭却能做出牺牲，冷静地与国民党展开国共合作。


很快新四军成立，高敬亭所率领的部队被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他本人也担任司令员。

当时新四军有4个支队，其中以高敬亭的第4支队实力最强，被党中央寄予的无限期望。结合这些内容来看，高敬亭绝对是一个冉冉升起的新星，他有功，而且未来也注定潜力无限。

虽说未必解放战争中能比粟裕更强，但在开国的时候成为上将，乃至于大将还是很有可能的，毕竟他的实力在未来的内战和抗战中都能展现极大的战斗力。

第2个问题，高敬亭有没有错？

关于高敬亭的过错，相关的史料内容颇多，以至于让高敬亭这个人显得格外复杂。

首先，高敬亭打仗的确很勇猛，被称之为“猛张飞”。


可他还有一个称号，叫做“肃反专家”。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高敬亭对某些事件的处理过于一刀切，这也是一个绝对绕不开的话题。

其次，高敬亭性格不算温和，和战友、同事间处理不好关系。

在抗战爆发后，高敬亭自己写信请求上级派一位主要负责同志前来工作，中共中央也关心南方的红军游击队，于是就派出了黄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郑位三前来。

这本来是双方的意愿，可没想到高敬亭却突然变了卦，因为郑位三反对他接受国民党的委任状，所以他拒绝郑位三在第四支队担任职务，并且以强硬手段让中央遣回了郑位三。

不得已，中央只能换了戴季英前来。这里有个细节很重要，戴季英是高敬亭自己点名要的领导，他这也是黄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还是高敬亭的老上级。


但是，两人刚见面，当天晚上就爆发了争吵，事情越闹越大，戴继英后来也走了，这就是著名的新开岭事件。

在此事发生后，地方党委也对高敬亭十分不满，向中央不断诉苦，并且写信给长江局：须得有一个断然的解决！

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高敬亭也许能力很强，但他和同事间关系处理的极差。

另外，高敬亭还违抗军令。张云逸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商定了皖东地区为第4支队活动范围，还批给了新四军一个江北游击纵队的番号。

此举的本意是想要让新四军东进和发展，结果却遭到了高敬亭的反对，张云逸的工作很艰难，但依旧希望侧面影响高敬亭继续东进。


可惜，高敬亭拒绝执行命令，而且还准备停留在大别山地区打游击战。此事引起了项英的极大不满，他指责高敬亭“争取的可能极少”。

此事很快引起军部领导的警惕，叶挺、项英、周子昆等人都担心高敬亭误入歧途，于是决心对其进行教育，希望能改变做法。

期间，叶挺曾以毛主席的名义发电报给高敬亭，希望他能够团结同志，克服困难向前，但高敬亭却依旧多次违抗。

这就是高敬亭的错误，这些错误说大不大，说小也绝对称不上小，尤其是高敬亭违抗中央，这已经是很严肃了。

客观的说，高敬亭已经引起了新四军军部对他的猜忌，当然中央对他还是比较友善、包容，还是想对他以教育为主。


若仅仅只是如此，很多事情还是可以调整，绝不至于走向悲剧。但历史似乎不愿意给高敬亭机会，他硬生生将一个错误推成了一场罪恶。

1939年5月20日，就在高敬亭拒绝毛主席命令东进时，他的亲信下属第7团团长杨克志以及团政委曹玉福居然率部投敌，而且随后在报纸上公开指责共产党的错误，给我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本来一切就处于猜忌中，如今又因为管理不当，捅了这么大的篓子，新四军军部坐不住了，于是接受地方党委的请求，以雷厉手段将高敬亭逮捕，之后将他处以死刑。

值得一提的是，此人也是至今为止中共最后一名被“肃反”处死的高级干部。

这件事情与中央有信息差，所以处理完毕后毛主席才得知，这时的毛主席很生气，于是就有了开头对叶挺的责问。


但在理顺的事情的缘由后，毛主席也没有再多说，这个案子一直拖了41年，直到毛主席去世半年后，即1977年4月，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毛主席生前的批示才为其平反。

但依旧指出：高敬亭在革命斗争中有功，虽然在4支队工作期间犯有严重错误，但是可以教育的，处死他是错的。

也就是说，为高敬亭平反了，不过给他留了个尾巴，毕竟功是功，过是过，这就是毛主席的最终态度，不得不说很公平了。

当然了，当年的很多事情错综复杂，仅仅通过史料，我们还真不一定弄清楚。不过有一个人却可以给我们一个较好的答案，这个人就是当年漩涡中心的郑位三。


1958年到1960年，郑位三曾多次接受访问，对于这一问题，他给出了自己的结论：高敬亭不反革命，而且他的确有大功。对于当年的问题，杀他的确是一种可惜，但他的错误领导存在隐患。

杀他，有把握挽救不少人；不杀他，所部就危险了。

事实上，当初如果把他送到延安，说不定也可以挽回悲剧，但交通不便不能，却立即送去。当年在那个时代背景和战局下，处理确实过于仓促，实际上在毛主席的推动下，教育下可能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