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令我感动。 
69年前，台湾的音乐大师黄友棣向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借了一部五册的葛洛夫音乐辞典。几十年的战乱和两岸分离使这套书在辗转流离69年之后，最近终于又回到了母校。
 
这套书的物归原主，见证了黄友棣一生对“信”的坚持。
 
黄友棣1934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教育系，然后留校任教。1944年他向学校借了这部辞典。随后抗战开始，学校奉命疏散。他要归还借书，但图书馆表示无法办理还书手续，因为书册都已打包装箱。
 
一生重信诺的黄先生只得把这重如砖头的五册书放在包袱里，背着和他一起逃难。抗战结束，他又提着完好无缺的五册书返回母校。
 
没想到图书馆员还是不肯收，说是已经找不到当时出借的记录，宁愿当做战乱中遗失。国共内战开始后，黄友棣到了香港，随后又去了台湾，一路上行李里还是带着这套书。黄先生一直坚信借东西总要归还的，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据为己有。他不容许自己的生命中留下任何小小的污点。然而两岸的阻隔，使黄友棣还书的心愿难以实现了。
 
后来黄先生想到，高雄中山大学也是“中山大学”，不如把书捐献给此间的中山大学，也算是一种还书的形式。15年前，黄友棣将辞典赠交给高雄中山大学，并在书页里夹了他亲笔写下的《还书往事》。
 
就这样，黄先生在去世之前总算完成了还书的夙愿。
后来广州中山大学辗转听闻了这一段历史。经过两所中山大学的沟通，敲定通过交换图书的方式，促成了跨海还书，使那套辞典在漂泊了69年之后又重归母校。
 
究竟有多少人能像黄先生一样，无论外界条件如何变化，几十年无条件地信守着自己的承诺？这几本书可能并不值钱，甚至早已失去了使用价值，但它所承载的人性光辉却给母校带来无价的遗产。
 
当初黄先生借书的举动，就是做出了归还的承诺；而学校肯出借图书，也是信任黄先生会履行承诺。由此双方建立了一种互信的关系。黄先生之所以对还书念念不忘，就是因为他坚信不能被弃对方对自己的信任，否则会感到终身的愧疚。于是。还书的心愿变成对人生底线的无条件的坚持。
 
中文中的“信”字，由“人”和“言”所组成，意味着人说的话要讲究一个诚信，那才叫掷地有声的人话。常言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就是说做人要言而有信，要信守自己的承诺，要有担当，不能轻易被弃自己所承担的责任。
儒家学说的精髓是“五常”。孔子提出“仁、义、礼”，孟子延伸为“仁、义、礼、智”，董仲舒扩充为“仁、义、礼、智、信”，后称“五常”。这“五常”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中，成为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三字经之中有“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混。”其实西方的宗教信仰和文化精神所倡导的何尝不是这些东西。所不同的是，西方把“信”放在第一位。一个人如果没有“信”，其他的都是扯谈。美国总统尼克松领导有方、资历超群，被发现撒了谎，照样得下台。
 
所以诚信是做人最重要的品质，所有其他都在其次。黄友棣之所以成为受人尊敬的音乐大师，最基本的原因一定是他毕生坚守的做人的信义。
 
今后，我要把黄先生的故事作为一面镜子，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高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