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该死这么多人。”。
【疫情】“德国付出的代价太高了”，病毒学家批评德国防疫政策，“本不应该死这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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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几乎已经没有人还在谈论疫情。但是疫情真的已经结束了吗？德国在这次疫情中做的到底如何？



根据病毒学家凯库莱最新的采访，不诚实的政客，不科学的科学家，巨大的财政浪费，最重要的是，凯库莱认为死亡人数不可接受。他呼吁成立调查委员会。



世界报：凯库莱先生，疫情真的结束了吗？就在几天前，联邦卫生部长劳特巴赫还对来自中国和美国的更新变种发出了警告。



凯库莱：大流行的紧急态势已经结束，但终会有新的omicron 亚变种出现。罗伯特·科赫研究所 12月初的报告显示，自2022年1月以来，住院区没有出现因为严重呼吸道感染而产生的医疗负担。因此，新冠病毒不再是医疗系统的负担。Omicron 变体也没有出现任何超额死亡率，因此事实上从2022 年春季以来，大流行紧急状态就已经结束了。



世界报：然而，德国也曾被一波波感染潮所淹没，各大医院抱怨超负荷。尤其是儿童的呼吸道疾病。我们不应该考虑这个问题吗？



凯库莱：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都预见到会发生这种情况。在经历了三年的新冠防疫之后，我们现在看到流感和感冒的追赶效应。然而，对于在室内戴口罩、保持距离、增加检测这些措施我们别无选择。但如果政府在大流行开始时反应更快、不淡化危险、不愚弄民众，封锁和关闭学校是本可以避免的。



世界报：联邦政府最依赖且影响力最大的病毒学家克里斯蒂安·德罗斯滕声称，如果没有防疫措施，德国本会有超过100万人死亡。您怎么看？



凯库莱：鉴于目前已有16.3万死亡数，我认为没有自我表扬的理由。如果采取更快更好的措施，许多死亡本可以避免。



在国际上，我们也只处于中端，哪怕是和贫穷国家相比也是如此。另外他们的计算我也看不懂。德国有8300万居民，只有当每个人都被感染且死亡率为1.2%时才会有100万人死亡。但哪怕国家不介入防疫，哪怕是传染性极强的omicron变种也不会让德国超过80%的人口被感染。



世界报：内政部还假设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2020年3月就有100万人死于新冠病毒。为了实施强硬措施，必须使用“休克效应”。



凯库莱：德国的流行病政策有多个阶段。尽管许多专家从一开始就觉得大难临头，但也有人不把这种“小流感”当回事。我当时提出的关于口罩的问题影响了口罩运动，为此受到了同事们的公开攻击。2020年初，我提出通过短暂的封锁来减缓病毒传播的建议也被忽略。当政客们几周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硬性封锁已不可避免。



世界报：我们是如何度过这场大流行的？德国人付出的代价是否过高？



凯库莱：是的，不幸的是我们到最后才知道。一方面我们花了很多钱。行政部门也大规模限制了公民的基本权利。甚至违反了《基本法》，正如法院后来判定的那样。



鉴于这种巨大的努力，我们取得的成就则显得相对较少。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医保系统之一，比我们的邻国更胜一筹。但结果，16.3万死亡是不可接受的。许多其他国家依赖个人，在较少的限制下取得了更好的结果。



世界报：在德国，我们很早就呼吁要“遵循科学”。所以说科学家也犯了错误吗？



凯库莱：我的很多同事现在说，我们给出了正确的建议，政治家应该为错误负责。但我的看法却不同。主流科学给出的建议并不够好，幸好有些建议没有被采纳，比如说完全清零，比如完全夸大Omicron的警告。



世界报：尽管采取的措施不同，但许多国家感染潮过程几乎相同，您对此有什么解释吗？



凯库莱：适应风险的个人行为才是决定性的成功因素。当公民得到充分的、透明的信息时，他们自会采取措施保护自己。我称之为“群体弹性”。人们在电视上看到重症监护室的画面，自然会自愿限制接触。



然而，民主国家并没有在这次大流行中找到国家干预于个人责任间的最佳界限。因为与专制制度的制度竞争。



比如中国，他们的防疫措施最初似乎更成功。如果中国的疫苗更有效，他们可能会保持这种优势到最后。然而，我们的疫苗更好，所以我们能以更小的代价完全开放，这并不是由于政府的政治制度更优秀。这方面，大流行是应对其他挑战的彩排，比如环境危机。我们需要一个调查委员会，以便我们在这种制度竞争中有所改进。



世界报：默克尔很早就回答了制度问题。她曾说，在中国没有横行思考的示威游行，人们戴口罩的习惯也更容易培养。



凯库莱：联邦总理更倾向威权制度，这也许是一种讽刺。流行病学家对此也感到羡慕。任何目睹过埃博拉病毒在非洲爆发的人都会迅速呼吁国家力量的介入。



但生命不仅仅是避免死亡和疾病。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以民主方式回应，即使存在生存威胁。但首先要对人们进行全面且透明的危机教育。



遗憾的是，在德国并不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