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王建安在山东调研后回到北京，住进了总参谋部第一招待所北楼，刚好陈再道也住在这里。两人曾是战友，相隔多年见面自然是十分高兴的。一番闲聊后，王建安和陈再道约好几天后去看望陈锡联，和他聊聊军队的工作。

谁曾想，当王建安和陈再道去找陈锡联的时候，却被其秘书胡炜给拦下了：“陈副总理现在很忙，没空见您，要不您先回去写份报告，我交给陈副总理后再说？”


王建安

王建安没想到几年不见，陈锡联竟然摆起了官架子，当即大骂道：

“好你个陈锡联，现在是副总理了，连之前的老战友都见不了是吧？这是摆起臭架子来了！好好好，从今以后我们一刀两断，老死不相往来！”

说完便气冲冲地离开了。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陈锡联为何不见王建安？最终事情是怎么解决的？

陈锡联的救命恩人——王建安

王建安1907年出生在湖北省黄安县，小的时候家境贫寒，以乞讨为生，再大一点就给地主家放牛，但却多次受到欺负。1924年10月，年仅17岁的王建安竟然一把火烧了欺压自己的地主的房子，然后去武汉当兵，并改名为王建安。

不过王建安当兵也没有当多长时间，就因为不满旧军队中的恶习而逃回家乡。随后他召集了60个穷人家出生的农民建立起一支武装队伍，不久后和中共黄安县地方组织取得联系。

1927年，王建安加入共产党，并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此后，王建安正式走上革命的道路，并先后担任中国工农革命鄂东军副班长、红军排长、连长等职务。除此之外，王建安还参加了夜袭杨家寨、伏击杨平口等战役。

1932年12月，王建安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第10师第30团的政治委员，随后率部参加了反三路“围攻”战役。由于王建安表现出色，因此于1933年升为红30军第88师政委。

在宣达战役中，王建安指挥战士们一举摧毁地堡里川军第一师的阵地。但非常可惜的是，第88师的师长汪烈山在此次战斗中牺牲，王建安临时肩负起师长的职责，出色完成任务，被红四方面军总部首长称为是“军政双全”的指挥员。

1934年10月，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大家都知道长征是非常辛苦的，有不少战士被饿死、冻死，能够坚持下来的人少之又少，而王建安和陈锡联就是在长征中建立起友情的。

南下途中，陈锡联在扎窝负了一次伤，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扎窝地区由于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操纵和指使，有不少土司和喇嘛都会组成反动武装，经常袭击我军南下的部队。当时陈锡联和许世友、王建安等人路过扎窝的时候，一些武装分子突然向他们扑来，还将许世友的警卫队给打散了。


陈锡联

陈锡联见状连忙来到许世友的身边，担心他会受到危险。陈锡联对许世友说：“许军长你快到后面去，我在前面顶着。”许世友哪肯让战友冲在自己的前面，然而还没等他拒绝，陈锡联就扛着一挺机关枪飞奔到一个制高点，随后架起机关枪就朝着那些反动分子开始扫射。

当陈锡联这边的枪声一响，那些反动分子就朝他冲去，并集中火力向他打枪。就在陈锡联慌忙应对之际，一颗子弹从他的左背部打进来，从右胸部穿出，随后便倒了下去。警卫员见状连忙一边用机关枪掩护，一边将陈锡联背下制高点。

许世友看见陈锡联负伤，内心既内疚又感动，他焦急地说：“陈锡联同志，你这是为我负的伤。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要将陈锡联同志抬出草地！”随即对身边的团长说：“你去挑选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让他们抬着陈锡联同志走。”

那位团长有些为难地说：“许军长，这恐怕有些困难，大家都饿了很长时间，自己走都十分困难，更别说抬着人走了……”

就在许世友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陈锡联主动说：“许军长，我没事的，可以让警卫员搀着我慢慢走，我能跟上大部队的。”许世友无奈，只好点点头同意了。

然而走着走着，陈锡联就有些走不动了，他流了很多血，神志也越来也模糊。此时王建安走了过来，他发现受伤的是当初救许军长的陈锡联，同时还是自己的老乡，于是便主动说：“陈锡联同志，我扶着你过草地吧！”


陈锡联刚想摇头拒绝，没想到王建安的手下却说：“咱们没有多少存粮了，要尽快走出草地，不能被别的事情耽误了时间……”

还没等部下说完，王建安就摆摆手制止了他，并说：“咱们都是红军战士，是一家人，只有互相帮助才能度过困难，才能走出草地，才能打败国民党，获得最终的胜利！”

就这样，陈锡联在警卫员和王建安的轮流搀扶下走出了草地。可以说，王建安是陈锡联的救命恩人了。

反封锁反包围，开展敌后抗战

1938年5月，王建安从抗大毕业后，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29师津浦支队的指挥，并率部挺进冀鲁边平原，协助中共冀鲁边特委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开展游击战争。

日军侵入山东后，山东百姓在我党的领导下频频举行武装起义活动，到1938年夏，山东抗日起义武装已经发展到4万人。为了统一指挥山东的抗日起义武装，八路军山东纵队于1938年正式成立。不久后，王建安被任命为山东纵队副指挥。

山东纵队刚刚成立的时候，日军从战场上抽调大量兵力，疯狂向八路军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王建安刚到山东纵队就和指挥、政委一起率领根据地的军民开展反“扫荡”作战。除了应对日军外，他们还要应对国民党反动派所制造的“摩擦”。


当时，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指示秦启荣，于1939年3月伏击山东纵队第三支队，疯狂逮捕和杀害了团级以下干部200多次，这也是十分著名的“太河惨案”。

为了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企图，山东纵队抽调出第一、第三和第四支队全力向秦启荣部发起进攻。王建安连忙赶到第四支队，指挥战士们向秦启荣的司令部发起袭击，成功歼灭敌军一部，秦启荣等国民党将领则慌忙逃窜。战斗结束后，山东纵队共歼灭敌军200余人，成功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1941年东，日军第12军集合5万余人，对沂蒙山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企图长期控制沂蒙山区。山东纵队得知这件事后快速向外线转移。

为了恢复鲁中抗日根据地，打开鲁山、沂山和蒙山的联系，王建安率部发起反封锁战役。经过20多天激烈的战斗后，王建安部成功攻克敌军据点14处，歼灭日伪军1000多人，令日伪军企图长期控制沂蒙山区的意图彻底破碎。

此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形势越来越严峻，日军更是想一举摧毁我军在山东的抗日领导机关。

1941年11月2日，日伪军集合8000余人，兵分11路在飞机的强力配合下，突然进行“拉网合围”。此时，王建安正率领山东军区机关关向芝麻峪进行转移。


当王建安收到日军要进行“拉网合围”的时候，当即下令：“全体注意，立即向西南方向转移，立即向西南方向转移！”

当王建安率部抵达对崮峪山的时候，天色已亮，日伪军从四面八方扑了过来。在如此危急关头，黎玉问王建安：“咱们应该怎么办？”王建安想了想说：“现在强行突围的话很容易失败，咱们还是先坚守，然后寻找合适的机会再突围。”

王建安刚说完这句话，就听到远处传来枪炮声，原来是日伪军先头部队和山东军区的前哨交上火了。王建安当即率部来到对崮峪山顶，他环视四周后，指着东北方向的小高地说：

“先在那里放一个排的兵力，作为对崮峪山头的前哨阵地。至于其余的兵力，则分别驻守在西面和南面，对了，要特别注意西南方向！快去行动！”

紧接着，王建安又一个令能够两个连把守上山的必经之路，只要看见日军就打，不要犹豫。

上午10点，日伪军在飞机和大炮的配合下，分别从西边、南边和北面向对崮峪山发起强烈的进攻。随着枪炮声的不断响起，我军和日伪军的对战也开始了。

中午时分，我军警卫营的子弹基本都被打光了，尽管如此他们也没有撤退，而是拿着刺刀、石头等和日军继续作战。战斗持续到下午4点，警卫营的伤亡越来越大，连机关的参谋、干事以及炊事班的战士们都投入了战斗当中。


王建安站在制高点，看着我军战士和日伪军激烈作战，他感慨万千。当天色逐渐暗了下来，日伪军的战斗力也越来越薄弱，就在这个时候，王建安率领机关人员在警卫员的掩护下突出重围！

“双雄”反目到“两虎”和好

1948年8月，党中央决定解放山东的首府——济南，该由谁来当这个主帅呢？毛主席决定用“山东两虎”——许世友和王建安。但如果有了解的小伙伴就会知道，他们两人在此之前曾有嫌隙，那么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937年3月，党中央针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进行了批评。在一次批评大会上，有人在批评张国焘的同时，也将红四方面军的干部给扯了进来，这令生性耿直的许世友很是不满：

“你们说张国焘就说张国焘，为什么要扯上我们这些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你们不能打死一车人不是？”


许世友

许世友的一番话当即遭到了斥责，还被不少人认为是张国焘的“同党”。许世友自然受不了这种委屈，最后气得吐了血，也住进了医院。在医院的许世友越想越委屈，最终产生了回老家打游击的想法。当许世友将自己的想法告诉给其他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后，大家纷纷同意，于是决定在4月4日晚上统一走，这里面就包括王建安。

4月4日，一切准备就绪，就等夜幕降临出发。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政委出身的王建安却突然醒悟，他认为这样做是违反纪律的，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于是他将这件事汇报给上级。不一会儿，许世友等红四方面军的干部被关进窑洞，许世友则被单独关在一个房间。

尽管这件事被毛主席解决了，但许世友心里却对王建安产生了怨恨，两人多年的交情也戛然而止。如今再让许世友和王建安合作，有可能吗？答案是有可能的，毕竟有毛主席在。

这天，王建安收到消息后匆匆赶到西柏坡，刚见到毛主席，主席就说：“王建安同志，这么着急让你来是有一项重要任务要交给你的！那就是攻下济南！”

攻下济南是王建安在山东征战多年的梦想，如今自己身处华北战场，毛主席竟然将这一重任交给自己，无疑是对自己最大的信任。他当即说：“请主席放心，我一定会完成这一任务的！”

毛主席笑着说：“你先别着急，我还有另一件事要告诉你。你也知道攻打济南并不容易，所以我想再找个人帮你。”王建安有些疑惑地说：“不知道主席要找谁来帮我？”


毛主席神秘一笑，然后说：“这个人你也是非常熟悉的，他就是许世友。到时候许世友当山东兵团的司令员，你当副司令员，你们两个之前就配合的非常默契，相信现在也是如此！”

王建安明白毛主席的意思，他犹豫了一会儿说：“主席，您的意思我都明白了，您放心吧，我一定协助好许世友同志，成功攻下济南！”毛主席点点头，幽默地说：“好，如果打不下济南，我先斩许世友，然后打你40军棍，官降三级！”

等许世友和王建安见面后，许世友主动说：“老王啊，过去的事情咱们谁也不要再提了，这杯酒喝下去，过去的也就过去了，我先干了，你随意。”

结果，两位“虎将”再次联手指挥，仅用8天就将山东的省会济南给占领了，还活捉了据守在这里的国民党将领王耀武。

王建安去找陈锡联却被秘书拦下，王建安大怒：摆起官架子了

1956年，王建安担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1961年担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1973年担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王建安长期担任副职，但他却从未有过一丁点的怨言，反而尽职尽责，勤勤恳恳的工作。


1975年，王建安担任中央军委顾问，随后担任中央军委委员、中纪委常委等职务。有一次，一位部下开玩笑地对王建安说：“老首长啊，你资历久，还立下那么多战功，不能总是当配角啊！”

王建安听后严肃地说：“如果按你这么说的话，我们这些老的都把位子占了，那么怎么给年轻人机会，还会有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吗？”老部下听了王建安的话，尴尬的笑了笑，没有再多说什么。

1976年，王建安在山东调研结束后，回到北京，住在总参谋部第一招待所北楼，刚好在这里遇到了陈再道。陈再道和王建安有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如今再次相见，两人都是格外高兴和激动的。

王建安和陈再道先是寒暄了一番，然后聊起了当前的工作和情况。由于他们两个都和陈锡联很熟，于是便相约几天后去看一看陈锡联，顺便向他汇报一下工作。

令王建安万万没想到的是，他还没见到陈锡联的面，就被他的秘书胡炜给拦下了。胡炜对王建安说：“叶帅有病在休息，所以部队里的事情都是由陈副总理主持和管理的。陈副总理现在工作很忙，要不您还是写个书面材料向他汇报情况吧？”


王建安听了胡炜的话十分生气，当即怒斥道：

“我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北京，就是为了向叶帅汇报工作的。既然叶帅生病了，由陈锡联同志暂时管理部队的事情，那么我理应向他汇报才是。你现在告诉我他工作太忙，没空见我。好好好，他陈锡联忙，我王建安也忙！”

王建安说完还不解气，继续说：“他陈锡联当了官，是摆起臭架子了是吧？你给我告诉陈锡联，就说我王建安说了，他陈锡联不见我，我王建安这辈子也不会见他了！我死了他也别来参加我的追悼会，他死了我也不会去的！我们老死不相往来！”

胡炜无奈，只好说：“您先消消气，是我没有表达清楚。这样吧，我再向陈副总理报告一下，但您说的这些原话我可不敢传达啊！”

其实陈锡联不是故意不见王建安的，实在是他身兼数职，不仅仅要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还是国务院的副总理，还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等职务，实在是忙不开。

因此早在王建安来北京前，陈锡联就告诉胡炜：“之后有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你都帮我推了。”陈锡联没想到胡炜会将王建安的见面给推掉……

晚上10点多，胡炜给王建安的秘书打去电话：“小周，请你转告王顾问，明天下午三点，陈副总理将在三座门第一会议室听取他和陈顾问的意见……”


陈再道

6月24日下午，王建安的气还没有消，于是便摆了老资格。2点45分，陈再道找到王建安说：“咱们出发吧，时间快到了。”谁曾想王建安却摆摆手说：

“不着急不着急，今天是陈锡联接见咱们，他接见就要早早的到，等咱们去了，人家把手一伸，这才是接见；你去的早了，是你接见他，还是他接见你啊？”

一直到3点整，王建安才不慌不忙的坐上汽车，直到3点10分才抵达约定的地点。等王建安和陈再道进入会议室的时候，陈锡联、杨成武等人早已等候多时。不过大家没有生气，而是客气地和他们打了声招呼。

会议期间，陈锡联对王建安和陈再道很是客气，会议结束后，他还亲自设宴款待两位老领导。就这样，王建安不满的情绪才渐渐消失，脸上也露出了笑容。在回去的路上，王建安对陈再道说：“看来陈锡联没有因为身居高位就改变，他是太忙了，之前是我误会他了。”

1980年7月25日，王建安因病逝世，享年72岁。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王建安去世后，竟然没有一个人前去送行和悼念，那么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王建安去世前不久，他曾和妻子牛玉清以及工作人员一起看电视，当他看到有一位外国政府首脑的葬礼时，感慨道：

“现在我们国家有很多人的追悼会都是越开越大，花圈也是放的哪里都是，可是这样又有什么意义呢？只是浪费人力、物力、财力罢了。等以后我死了，我就不开追悼会，也不要给我送什么花圈，就把我的骨灰撒在老家的土地上就可以了，还能给庄稼施肥，这样多好啊！”

在王建安病重之际，他又对牛玉清说：“我死以后，不要告诉任何人，也不要给我开追悼会，就让我安安静静地走吧……”

因此，当王建安去世的当天，牛玉清就给党组织反映了王建安生前的遗嘱。组织经过慎重考虑后，同意了这几个要求：

第一、不开追悼会；

第二、不送花圈；

第三、不组织向遗体告别；

第四、不通知亲朋好友；

第五、不请负责同志护送遗体火化。


一个月后，当王建安的一些老战友、老部下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后，都十分震惊，连忙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建安同志什么时候去世的？怎么我们都没收到消息？”

大家相互追问，但不管怎么问，都知道一个答案，那就是不知道。后来大家开始抱怨牛玉清怎么不告诉他们，牛玉清无奈地说：“这都是建安的意思，我也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