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帝国在公元之初的衰落，是一种要追溯到一个多世纪之前的内部发展的结果。在公元前179~公元前141年的文帝和景帝执政年间，皇帝的官吏、大臣和谋士们都精诚合作地辅政，使皇权得到了巩固。

许多专制倾向在武帝的漫长执政期间（公元前141~公元前87年），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在霍光将军辅政期间占了上风。霍光是接受武帝遗诏的顾命大臣。正是霍光从公元前80年起确立了其专制，在所有的政权要职上都安插了其家族的成员。在他于公元前68年逝世之后引起的反响（公元前66年的一场大诉讼，导致了对他满门的抄斩），并没有对将权力集中在皇帝自己手中的做法提出质疑。


▲西汉政治家霍光

皇权失去了由全部行政官吏和谋士们组成的支持和抗衡力量，所以它很快就成了宫闱阴谋及皇后家族之间斗争的赌注。一种专制的和强大无比的权力，必然会落入宠臣、后妃和太监们的手中。前汉末年极其强大的太后家族之一，成功地匡扶其一位成员登上了皇位。这就是篡政者王莽，他曾创建了一个昙花一现的“新”王朝（公元9~23年）。与此同时，前汉崩溃的另一个原因，便是农村越来越快的土地兼并。土地被兼并到了最富裕者之手（地方贵族、商人、望族）。这造成了王莽即位时不能解决的农村社会压力和经济困难。其目的在于限制扩大私人地产的第一批诏令，应断代为公元前1世纪的最后几年。

它们直到公元3世纪末，一直由一大批类似的诏令所继续，后者似乎也是普遍无效的。这证明了国家在维持对小农阶级的控制和保护中，所遇到的困难。王莽极力寻求以激进的措施，来矫正他继承下来的困难局面。这批措施包括使所有土地和所有奴隶（这些人却代表着不足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一，其地位与罗马的奴隶们完全不同）的“国有化”、相继多次的货币改造和铸造旧型新币。此外，新王朝的登基也导致了所有尊号和全部制度机构的变化。这种改制的狂热性，既由于权力被篡夺，又由于受到当时的宇宙论以及古老观念的影响，而更强烈了。

▲ 西汉改革家、政治家王莽

王莽改制是以一部后来被认为是可疑的著作为依据的，它是晚期写成的，但具有无疑是很古老的丰富资料。这就是《周礼》或《周官》，它非常系统地编制了周朝的官府表，并将一整套官职划分成天官、地官和四时官等。由王莽采取的激进措施依然无效，因为它既引起了富裕地主们的不满，又未能提供挽救农业危机的办法。继国家没收土地之后的重新分配，可能无法执行；对钱币的操纵，也引起了经济的全面混乱。由一位具有女巫本领的女子“吕母”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于公元17年出现在山东。此外，次年又爆发了由樊崇领导的农民起义。

继黄河下游的水灾之后，起义扩大到了整个中原，那些扮作魔鬼面庞的起义军被称为“赤眉”军。他们的宗教领袖是山东的某一位“城阳景王”，他自称与汉代的吕氏家族具有血缘关系，并通过通灵人的媒介作用而表达其意愿。这场具有一种独特的政治和行政组织机构的运动的目的，确实是复兴汉室。但与这次动荡和这几次农民起义同时出现的，是汉朝旧贵族和地主大家族的抵抗与反叛，它们威胁着新的王朝。正是这两种力量的结合，最终于公元23年取得了胜利。在篡政者失败和死亡之后，原籍为河南南部南阳地区的刘氏旧家族的代表之一，夺取了政权并复兴了汉室。这位叫作刘秀的人以光武帝（25~57年）之名执政，他平息了农民起义军的残余，并摧毁了由隗嚣在甘肃东部和由公孙述在四川组成的独立王国。

复兴帝国的新基础

中国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推行一种无特色的行政和军事组织，并将之扩大到所有平定地区。忠实于这种由国家直接控制农民阶级的政策的前汉王朝，则在不足一个世纪期间，成功地排斥了那些可能会对中央政权的行动造成障碍的人，但后汉却依靠了使之掌权的新社会阶层－中原和特别是河南的大地主家族阶层。从长安迁都至洛阳，不仅仅可以通过位于陕西与河南关隘之东地区的经济发展来解释，还可以通过支持它的这个新阶级的存在来解释。为了反对拥有封地者、贵族和富户的势力，前汉王朝曾极力依靠大批的小农。但社会的发展、同一社会内部的迁移和起义，可能适得其反地在公元前1世纪末和后汉时代，加强了大地主们的势力，这就是皇亲国戚、地方上的高级官吏和豪门望族。


▲演员扮演的秦始皇嬴政

中国的人口流动在公元1世纪前25年间加剧了。这是由于汉朝的防线全面后撤了，撤到了武帝时代由军屯和移民开发的北方与西北地区，同时也是由于汉藏走廊地区的游牧民与山区部族定居在万里长城以外，而这些已被汉朝政府安置并受其剥削的民众，却经常不断地起义暴动。人口外流特别有利于中原南部地区和四川红土盆地，其次，也有利于长江流域（湖南长沙郡在公元2世纪的人口普查时，其居民人数约为235825人；而到140年，便达到1054372人的数目了）。背井离乡的原军屯中的农民寻找耕地的潮流又增加了大庄园中的劳动力。

这样一来就发展起了一个依附富裕家庭的“客”户阶级－也就是一些定居的佃农、后来以“部曲”或“奴婢”之名而著称的私人卫队。国家对小农阶级（前汉的一大部分财富应归于他们名下）的控制也一举削弱了。后汉的缔造者，即后来的光武帝，是地方上的这类大地主家族的典型代表。他仅仅是在利用农民起义，而经过数次未果地反对王莽的暴动之后才成功地夺取政权。他在安阳附近拥有辽阔庄园，由带城门的城墙保护，庄园内有自己的市场。一支私养庄兵在确保其防卫。大地主阶层于新王朝初期保持了一种统治地位并于2世纪时与宫中太监发生了冲突。


▲农民起义军

该阶层在农业方面表现出了一种首创精神：灌溉了面积辽阔的耕田、发展了牧业和养鱼业，从而确保了在混乱时期的一种彻底的经济独立。其成员中的某些人似乎积累了大量财富。当皇帝的姻亲丞相梁冀于159年被处死时，据说拍卖其财产回归国库的钱财，多达三十余亿枚铜钱，于此中还要减去每年近半的粮食实物税。这些拥有自给自足庄园的豪门望族，已经预示着晋代和南朝世族的出现，其势力受到了城市经济衰退的促进。

完全如同当时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一样，汉帝国与边陲民族之间的关系，自武帝执政起和在霍光将军辅政期间，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汉帝国对于蒙古方向再也不会感到有切肤之患了，匈奴的势力自其分裂时代起，就不停地衰落，而这种衰落又由于班超于公元1世纪末，在蒙古和西域发动的进攻而加剧了。在那些保持了游牧民生活方式的民族与定居农业民族之间，那些被不同程度地汉化，并最终定居下来的部族充当了帝国的保护。


▲草原上的游牧民族

从未有人指出过北匈奴人于公元89~90年的危险入侵，以及公元2世纪时草原地区最强大的攻击。这都是河北与山西的鲜卑人先于140年和后于156～178年的所作所为，它们似乎并未产生严重后果。相反，汉王朝与定居在中国中原的那些古老游牧部族、西部和西北部边陲上的那些定居在甘肃与陕西的古藏族山地民之间，出现了严重麻烦。他们的暴乱在后汉王朝期间始终未停止过，在公元2世纪时又日益加强。从公元107年起，汉朝的某些谋士甚至考虑（由于羌人的反叛）从西北防线上全面撤退，此防线自甘肃中部的贸易中心武威（凉州）起，一直延伸到陕西西部之间的辽阔地区。这些内附帝国并被大批征募加入汉军中的藩部民，是那些自公元4世纪初叶起，便形成中国北方独立王国的部族之先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