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奉献我心 Yo Vengo A Ofrecer Mi Corazón
我在欣赏阿根廷女歌手梅赛德斯·索萨（Mercedes Sosa）的歌曲的时候，阅读到了关于阿根廷政局变化的新闻。联想到这位女歌手的生平，不禁感慨。那就聊一下她们从事的新歌运动及其事迹吧。
拉丁美洲，这块富饶却又贫困的土地，像世界其它地方贫困地区那样充满了苦难。从哥伦布地理大发现开始，西方人涌入了这块未知的大陆，以文明的名义，以上帝的旨意，任何白种人在拉丁美洲上肆虐。为人类贡献了玉米、咖啡、番茄、土豆、烟草、可可、向日葵的拉丁美洲，欧洲人偿还给拉丁美洲的则是一个文化的灭绝、无数的奴隶、永无休止的纷争的拉丁美洲。
美国，曾经作为南美解放者们的明灯一般，指引他们前赴后继的追求独立与自由，与殖民者做不屈的斗争。但是，美国很快以新殖民者的形象做起了旧殖民者的勾当，肢解哥伦比亚、镇压多米尼加、海地、古巴、尼加拉瓜等国的独立运动，杀害独立运动的领导者们，扶植了一个又一个臭名昭著的独裁者：阿道夫•迪亚斯、拉法埃尔•莱奥尼达斯•特鲁希略、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福亨希奥•巴蒂斯塔、奥古斯托•皮诺切特、阿尔弗雷德·斯特罗斯纳、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克洛德·杜瓦利埃……
这个名单还有长长的一串，在他们的背后，新殖民者美国的影子无处不在。
整个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拉丁美洲大陆苦难深重，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在他的名著《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中所描述的：“
我站在塔马鲁卡尔荒原，记录了硝石矿衰败及旷工的落魄。
我登上波多西的银山上，见证了那些被遗忘的人们在灰烬中艰难的求生。
我登上去往巴拉圭的破旧超载的公共汽车，看到了操着瓜拉尼语的贫民们挤坐着讨论老爷们的收成。
我也看到了一位玻利维亚女矿工，高举着国旗走在队伍的前列。镇压者们射出了雨点般的子弹，直到把国旗嵌进了女矿工的胸膛。
我见证了圣地亚哥那恐怖的夜晚，一位带着婴儿的年轻妇女，将聂鲁达（智利当代著名诗人）的文字放在婴儿的尿布里冒死带出城市。
我还看到，巴拿马运河上，那位挥舞巴拿马国旗的年青人高呼着独立的口号，而占领者（美国）只是用枪炮去回答他们。”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其中最著名的非切瓦格拉莫属！

1967年的10月9日，在他离开古巴的第11个月，切格瓦拉被玻利维亚军队及美国中情局杀害在一个叫依格拉的小村子。他留个世人最后的记录，是一个关于游击战时生活的日记。
在美国人的指引下，玻利维亚军方匆匆把他埋葬了，美国人指示，尽可能的销毁有关于切格瓦拉的一切事物——包括那本日记。
然而，一年后，《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日记》在古巴出版。
玻利维亚政府及美国中情局很恼火，谁敢那么大胆把这些东西带出去的？调查的最终结果谁也想不到。居然是身居高位的玻利维亚内政部长安东奥·阿格达斯，他将切格瓦拉的日记、以及切格瓦拉被杀害前割下的双手交给哈瓦那的古巴政府。而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安插在玻利维亚的间谍。在受审时，美国人愤怒的问这位前雇员为什么这样做。他铿锵有力的回答：“他是英雄，是整个拉丁美洲的榜样！”
文章开始介绍的这位一是阿根廷的音乐家梅赛德斯·索萨（Mercedes Sosa）。她一生致力于支持左翼事业，在阿根廷陷入独裁统治期间也经历过艰难时期，歌曲被禁，家庭受到死亡威胁，之后她也流亡到了欧洲。
1982年回到阿根廷后，她继续音乐创作和演出，并获得许多国内外的奖项，还担任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拉美地区的慈善大使，并在梵蒂冈、纽约卡内基音乐厅和罗马斗兽场都进行过非常成功的演出活动。
索萨有法国、西班牙和迪亚吉塔（南美洲原住民中的一支）血统，她的音乐中包含了很多来自整个拉丁美洲的音乐元素，风格从民谣到摇滚均有涉猎。内容上来说，她的歌曲充满了仁慈和悲悯，歌词非常优美动人。
比如文章开头的音乐视频《我来奉献我心》( Yo Vengo A Ofrecer Mi Corazón) ，在流淌的忧伤中，在痛苦和希望中，让人仿佛听到了印卡人克丘亚语的歌声。那歌声像巍峨的山峰一样高大古老，像河流一样坚定而缓缓动情，虔诚中透着忧伤，直接穿透听众的灵魂。
索萨的另一首歌曲“Balderrama（巴尔德拉玛）”被用作电影《切·格瓦拉》的片尾曲。让人有种时空连接的感觉，格瓦拉和索萨，两个生于阿根廷的理想主义者，一个用激情和热血，一个用慈爱和歌声，为了家乡的人们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而奋斗终身。
新民歌运兴起于1960年，最初在智利和阿根廷产生，随后在古巴也产生了与其类似的“新吟游歌谣”运动，后来迅速扩大到整个西语文化覆盖的地区，也包括西班牙。结果产生了很多出色的带左翼思想民谣音乐家。
参与新歌运动的音乐人很多属于这一类。他们虽然带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甚至有着不同的政治立场，但是他们反对社会不公、改善拉丁美洲人民生活状况的愿望是一致的。Nueva Canción(西班牙语)这个词就是“新歌谣”的意思，拉美左翼政治运动中曾有一句关于音乐的名言是“吉他是枪，歌声是子弹”。这个“新”，或许是相对于老歌的体裁，新歌增加了政治性，又或许是这批音乐家们对于一个新时代的向往吧？
关注贫困、反对帝国主义、向往民主、要求人权、探讨宗教和拉丁美洲的身份等等都可以是新歌的内容。实际上在西语文化里，这类斗争歌曲早就存在了，在1810年墨西哥独立战争时期产生的斗争歌曲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歌运动。新歌运动的另一个“新”，是在音乐上，它把更多的安第斯音乐（原住民音乐）、黑人音乐元素和欧洲的世俗歌曲进行了融合。
在智利的新歌运动中，有一位为共产主义献身的艺术家，他叫维克多·哈拉（Víctor Jara）。他不仅是创作歌手，还是教师、戏剧导演、诗人和政治活动家。哈拉于1960年加入共产党，他的音乐作品多是关于爱、和平与社会正义。在一段时间内哈拉成为了智利社会主义的文化大使，他的影响力从智利一直扩展到美国甚至前苏联。1973年9月11日，在美国的支持下，智利右翼势力发动政变，智利社会主义政府的总统阿连德死亡。政权被颠覆的同时，哈拉的命运也发生了悲剧性的转变。
政变当天，他告别妻子，驾车穿过滚滚浓烟，迎着朝阳，穿过四处集结的军队和坦克，艰难地驶向理工大学，义无反顾地走向讲台。之后被捕受尽折磨。第二天清晨，歌手问学生要了纸和笔，写下了短短的35岁生涯里的最后一首歌。但是，他没有来得及给人们留下这首歌的谱曲，甚至也没有来得及把歌词写完。军人就又来了，维克多把没有写完的歌塞给坐在旁边的一个年轻人，年轻人立即把纸塞进自己的袜子里。
哈拉曾经说过，吉他应该像枪一样变成斗争的工具。而在智利体育场，守卫打碎了他的手指。经过几天的殴打和折磨后，哈拉依然大声唱着智利社会主义政府的国歌。最终他被枪杀，尸体上布满四十多个弹孔，并被展示在体育场入口处用来震慑其他囚犯。

他的歌曲，还有同时代的歌手、甚至全部印第安乐器，被皮诺切特独裁政府认为是非法的颠覆性文字及道具。禁止在任何场合出现。据不完全统计，1973年政变后，人口仅1400万的智利，有超过10万人被捕、遭受酷刑，有6.5万人失踪。很多失踪者，是被独裁军政府塞进麻袋中运到太平洋丢下。
数十年后，他的歌曲重新响彻拉丁美洲大陆，从墨西哥城到圣地亚哥，越来越多的摇滚、乡村歌手在传唱他的歌曲。而在2023年8月28日，智利最高法院对杀害哈拉的7名退伍老兵做出最终判决，被判入狱8年至25年不等。但是真正的幕后黑手呢？受到他们主子的保护，并没有得到惩罚！
在墨西哥城的一次盛大拉丁美洲音乐会上，索萨高声歌唱他的经典歌曲后，全场观众起立，同时朗读起哈拉当年未完的歌曲《我们是五千个人》的歌词：
我们是五千个人， 
在这座城市的这一小块地方。 
在整个国家每一个大大小小的城市里， 
仅仅在这里 ，就有一万只手， 
它们曾播下种子， 它们曾让工厂运行。 
当我不得不诉说恐怖时， 歌啊，你让我唱得多么艰难！
追求自由与解放的路上并非平坦，甚至某些时候选择的道路会是弯路，或许不正确。但是，人无分贵贱高低，反对压迫，反对剥削，追求自由与平等，这是每一个现代社会的人都应该具备的价值底线。
在里约热内卢基督山下，上帝之城的商贩们一手拿着基督像、一手拿着印着切格瓦拉的T恤叫卖。有人会问，这两个事物怎么能放在一起。回答应该是这样的吧：“耶稣是2000多年前拯救我们的救世主。而切格瓦拉，是新的救世主，他还活着！”
是的！他们忠于理想！他们面对现实！革命者可以死亡，而革命永生！
当理想与激情的年代逝去，当英雄成为传说，传说变成神话，他们争取自由平等的故事，还会广为传颂。
我来奉献我的心。
 
谁说一切都​​会失去？
我来奉献我的心。
河流带走了那么多的血，
我来奉献我的心。
这不会那么容易，我知道会发生什么。
事情不会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就像打开胸膛，取出灵魂，一把爱之刀。
穷人的月亮，永远开放，
我来奉献我的心。
就像一份不可更改的真言一样，
我来奉献我的心。
我将把同一条领带的两端连接起来，
我会静静地走，我会慢慢地走，
我会给你一切，你也会给我一些东西，
一些让我稍稍松一口气的事情。
当远近无人时，
我来奉献我的心。
当卫星无法到达时，
我来奉献我的心。
我谈论国家和希望，
我为生命说话，我为虚无说话，
我说话是为了改变这个，我们的房子，
改变它只是为了改变它。
谁说一切都​​会失去？
我来奉献我的心。
这张专辑《南美弥撒》，索萨的声音及其动听，神圣中带着悲悯，愿上帝保佑拉丁美洲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

而这张专辑也是《南美弥撒》，世界名碟。由著名男高音卡雷拉斯演绎的。不管从演绎和录音来说，都是顶级，无可挑剔。但是，比较而言，索萨的演绎更加感人，具有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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