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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系列:悍匪·张子强(四)

送交者: 冷猫居士[♂★★猫帅★★♂] 于 2021-09-08 8:02 已读 939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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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子强伏法后,一直传说张子强的妻子带着两个儿子去泰国隐居了。这是张子强在伏法前写给妻子罗艳芳的信中要求的,还有说,罗艳芳手头还有很多钱,为此香港黑社会要追杀她,所以罗艳芳带着儿子躲到泰国去了。甚至,还有人自称到泰国采访了罗艳芳,并写出了一本书。我后来果真在一本书上,看到了传说中的张子强写给罗艳芳的这封信。这里也不妨全文照录,让读者来分析,去伪存真。


在这本书上,张子强给妻子罗艳芳的信是这样写的。


阿娜:
我知道你已想尽了办法,我也知你已祈祷了万千遍,每当我在黑暗中时,我都感到了你的声音。


可是实在是对不起,我还是要走了。


我曾经想过我们的晚年,是在一个安静的小镇里度过,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钓鱼,养鸡,然后等待孩子从学校回来。


可是,当我想这样做时,已经晚了,已经没有人会给我这个机会了。


也许你不相信,在这几个月里,我过得特别地平静。尽管几乎没有一分钱,但也没有任何工作,每天只是看着那只小窗户,希望它亮起来,然后,又希望它黑下去。


有人说,坐牢是一种可怕的生活。我想,对我来说绝对不是那么可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每天的工作,都太有规律了,起床,吃饭,甚至上厕所。


我知道你们曾为我奔走相告,为我四处游说,想让我再活下去。但是,我在这里大声地说:求求你们!不要再知(痴)心妄想,不要再作这种努力!


内地公安,并不像香港报纸描述的那么可怕。我觉得他们甚至很可爱,他们的每一个人,都对我很友善,和我说起话来,像一个友好的朋友,更不要说,有什么打我、折磨我的事。真的,你要相信,或许是在我生命中最后的一段岁月里,我过得很平静。


如果我真的在香港受审,我肯定不会死,也肯定有机会出狱,我想如果那样的话,我迟早还是会有一次惨死的机会。


相信我的话,除了我对你和孩子感到愧疚之外,我相信,自己对死的理解,有一种快乐的理解,真的,很快乐。


当一个人真正感到了生命要结束时,才会发现,安静地坐在一张凳上,是多么地幸福。如果有一个妻子,有两个孩子,那个世界,除了是天堂,还能是什么呢?


我后悔认识你,后悔我们有一次那样的相识,如果我们早一点认识,或许我就不会再在黑社会里混了,或许我就可以做一个平庸的丈夫,那才是人间的日子啊,天天可以和老婆亲热和吵架,那才是天堂埃我不知道你现在还有多少钱,不过,无论你剩多少,还是离开香港吧,到一个有湖的地方去居住,带上我对你的思念。


从今以后,无论你是改嫁或者找情人,都会给我带来一份快乐。我知道,你在快乐的时刻,一定会想起我。毕竟,最初是我给你最快乐的时刻,也是你给我最初的快乐。


不过,我希望你抚养好两个孩子,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你。我已经不需要他们的爱了,我也无法再爱他们,我现在就如山上的一个小石子,可以给人间的任何人使用,但我本身不会快乐。


不要告诉他们,他们的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只要告诉他们,他们的爸爸很爱他们,希望他们长大以后,好好读书,不要对自己要求太高,要善于做一个平民,一个能吃饱,能有衣穿,不时可以弄些小钱回来花的平民。


富翁的日子并不好过,也是对人世的不公平。别人都那么穷,你富得好意思吗?所以,不要太富。
如果你到了新的安居点,就把我的骨灰,撒到那湖中,我乐意和鱼儿们在一起欢乐。如果你愿意,就钓鱼吧,每一条鱼,都能有我的灵气。


照顾好我的母亲,我从来就没有给她带来多少快乐,这一辈子,除了你之外,她也是最爱我的人。我爱她,正如我爱你一样。


阿娜,相信我,不要难过,我真的是在一种极平静的心绪中,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站的。我从来没有今天这样,感到平静,感到无欲无求。


你救过我多次,多谢你了!没有你,我早就离开了人间!


吻你!


寻找张子强的家


其中,1996年8月购入的位于香港金巴伦道的一套豪宅共花去了4150万港币。这套豪宅在张子强案发后,被其妻子罗艳芳于1998年8月以差不多低一半的价格2600万港币匆匆卖出。这些住宅只是张子强犯罪所获财富的一角。


我通过调查了解到,虽然判决书上说张子强的家庭住址是香港南湾道10号雅景阁1楼H座,其实这只是张子强于1996年7月以忠裕实业公司的名义用1180万港币购入的一处豪宅,而张子强一家并没有住入。他们平时住在香港何文田街龙文大厦的11楼A座。从资料上查这套公寓的业主也不是张子强,而是倍亮发展公司。接着我查到,这间公司的董事有罗艳芳,还有一个叫张伟民和一个叫邓细妹的,后来又查到张伟民和邓细妹是张子强的父母。1998年7月张子强又以其母亲邓细妹的名义,以680万港币买下这套公寓的隔壁B座,然后将两套房子连通。邓细妹一个家庭妇女,哪来的680万港币的巨款,其中的猫腻不难看出。


我知道了张子强家的住址,但我不能向香港警方提出要到张子强家看看。于是,我换了一种方法,即写出一个具体的地址,请他带我去找这个地方。他也明白这就是张子强的家,因为当时广东省公安厅抓获张子强后,通过香港国际刑警组织通知张子强的家庭,通知书就是他们送的。我们两人都不提张子强这个名字,他把我带到了这个地址。


这幢公寓是个小高层,只有11层,每层两户,11楼住的是张子强一家。小电梯载着我们到了11楼,电梯打开的时候,我首先看到是一面墙。接着看到墙下有一个小香炉,香炉里插着香,香是点燃的,飘着袅袅的白烟。接着,我看见由于是两套打通的,所以张子强家的门开得比较大,大约有一般人家两扇门那么大。这时,我看见了以前不少报纸都登过的那尊据说是张子强请的一位泰国艺术家以张子强的妻子罗艳芳的面容而雕塑的狮身人面像。原来,这狮身人面像不是一尊,而是两尊,分别放在门前过道的两边。张子强家里亮着灯,我听到房子里有孩子的哭闹声。


我当然无法敲门采访,就是敲了门罗艳芳也不会回答我的提问。我们没有惊动罗艳芳,就悄悄地离开了,但它证实了我的分析,罗艳芳根本就没有离开香港。后来,我又从另外一个渠道得知,香港根本没有罗艳芳去泰国的签证记录。罗艳芳逃到泰国并被黑社会追杀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从张子强家出来,我请香港警员领我去香港启德机场,因为,当年张子强曾在这儿成功地进行了两次轰动香港的抢劫案。


香港启德机场曾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也是一个几乎建在城市内的机常香港本身就是一个弹丸之地,她的所有平地几乎都是填海获得的,启德机场也是填海建成。我们的车开了不长一段时间就到了启德机常过去出国我曾多次在启德机场乘飞机,所以对那儿的繁忙印象深刻。这一天正好冷空气南下,香港下着小雨,我们冒雨实地察看。


到了启德机场,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是启德机场吗?启德机场已于1997年搬迁香港赤腊角,现在宽大的停机坪变成了一个小商品市常结果使我大失所望,启德机场的货运大楼,已经不复存在,变成了一片平地,连一点瓦砾都没有留下。可是当年张子强就是在这儿,进行了一场成功的抢劫。


这时,我发现背后还有一幢建筑没有拆除,陪同我的梁警官告诉我那是机场警署大楼,张子强当年实施抢劫的地方离警署不到50米。可见,张子强胆大包天。


我站在小雨中,望着早已人去物非的启德机场,眼前浮现出当年张子强曾在这儿制造的震惊香港的那场抢劫案。


九十年代初,在香港、台湾、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戴瑞士名表劳力士成为一些老板的身份的象征。


因此从几万元一只的普通劳力士到一百多万元一只的钻石劳力士都有,在香港销路都很好。总部设在瑞士的劳力士公司每隔一段时间,便空运一批劳力士至香港,然后由一家私营保安公司负责从机场押运至香港中环劳力士香港公司所在地,整个过程严格保密。


1990年香港启德机场,可不像现在这样宁静。那时,每几分钟就有一架飞机起落。


2月22日的这一天,瑞士劳力士总公司,又往香港空运了一批劳力士表,由一家香港保安公司负责押运。这天中午约11点半左右,一辆保安公司的押运车,经过自动闸门驶进了机场的仓库区,然后在仓库楼前停下。车门一打开,3名身穿制服的押运员跳下车。训练有素的押运员们分工明确,一人下车后就站在车旁,手持雷鸣灯猎枪警戒,另外两人走进仓库办手续。


走进仓库区的押运员将有关手续交给仓库货运站,货运站的人查验无误后,就将他们要提的几十箱货运到押运车旁,押运员当即清点,清点无误后,押运员与货运站办了交割手续,当一箱一箱的手表都搬上车后,押运员刚刚要送上车门,突然,5个蒙面人仿佛从天而降。蒙面人也是分工明确,两人跑到驾驶室,用手枪顶住了坐在驾驶室的押运员,缴下了已经惊呆了的押运员手中的武器。另外的人用手枪顶住搬手表的两名押运员,并迅速将他们推上了车,立即用塑料手铐将他们铐上,又用胶带纸封了嘴,并且从外面将车门锁上。


蒙面人训练有素,在驾驶室的蒙面人逼押运员脱下制服,自己立即穿上,然后坐到驾驶座上。就在后面的押运员被锁进汽车车厢里的同时,汽车发动了,立即遁尘而去。整个抢劫过程不到10分钟。


押运车离开货运仓库以后,顺利地驶离了货运站的大闸,然后朝机场隧道方向驶去。车到隧道口以后,又突然改变方向,沿启福道向观塘方向开去。香港是一个弹丸之地,车多人多,押运车立即汇进了公路上车的海洋,不一会儿,就没有了踪影。


像负责这种贵重物品押运工作的保安公司,都有较严格的工作程序,押运车在工作途中要随时保持和公司总部的联系。但这次公司总部没有在预定的时间接到押运员的报告,于是马上和押运车联系。1990年手提电话还没有开始普及,但保安公司给押运员配备了传呼机,公司总部马上传呼押运员,但一遍又一遍的传呼都没有回音。公司总部明白出事了,于是马上向警方报案。


香港警方接到报案后,立即通知所有在公路上巡逻的警察,密切注意一辆押运车。


数小时后,警方在香港九龙湾的常怡道路旁,发现了那辆失踪的押运车。打开后车门,发现3名押运员都在车上,仍然被反绑着双手,蒙着眼睛。车上40箱手表已被搬走。据押运员说,抢劫者在这儿换了车,然后不知去向。


下午约5点钟,香港警方又接到路人报案,在香港安达臣配水库泵房前,有一辆货车着火……警方赶到现场进行了勘察,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线索,但在货车残骸附近的草丛中,发现了几只崭新的女式劳力士手表。事后统计,此次一共抢走了40箱2500只劳力士手表,总价值为3000万港币。此案香港警方查了很长时间,发现了一些迹象,显示为张子强团伙所为,但是没有找到确凿证据,只好作为悬案挂了起来。


一年半以后,香港启德机场又发生了一宗香港开埠以来最大的劫款案……1991年7月12日上午,香港某银行要调配一部分现金到美国。由香港卫安护卫公司的装甲解款车运送这批现金到启德机场,然后空运到美国,其中有美金1700万,港币3500万,总值约港币1.7亿。


卫安护卫公司的装甲解款车开进启德机场的仓库区,车子在货运行政楼前停下,其中一名押运员下车走进行政楼办手续。车内还有3名手持雷鸣灯猎枪的押运员。两人站在车头,一人坐在车厢里。


这时,如同一年前电影重映,突然几名蒙面劫匪出现在装甲解款车前,其中4名戴面罩,1名没有戴,没有戴的这名就是张子强。张子强持手枪在前,领着两名匪徒首先将车头的两名押运员用手枪逼进车厢内。其他的匪徒冲进车厢内,用手枪顶住了里面的押运员。


3名押运员立即被劫匪用布蒙住了眼睛和嘴巴。


一名蒙面劫匪跳进了驾驶室,坐到司机的座位,解款车立即发动,烟一般地消失了。


解款车刚刚离开的时候,进行政大楼办手续的那名押运员走了出来。他一看不见解款车,立即惊呆了,再四处张望,不见车子的影子,他立即掏出对讲机报警。


此时,解款车已经到了机场地下隧道。


那天我从启德机场出来的时候,就请陪同我的香港警察领我去看看张子强当年实施两次抢劫都要经过的这个机场隧道。当我们的车经过这个隧道时,我发现隧道虽然不长,但那是开车进入机场的必经之路。如今启德机场已经搬迁,但旧的机场隧道仍然车辆川流不息。可见张子强当年的贼胆包天,而又设计精密,几乎算好了行动的分分钞秒,因为只要稍一耽误,警方一封锁隧道口,他就插翅难逃。


但当时在香港警方赶到抢劫现场时,张子强他们已经开解款车经过了机场隧道,拐上九龙宏安道,前行不久又拐进了丽晶花园,然后迅速绕了丽晶花园一圈,沿宏安道拐上启业道,把车子停在正在兴建的大老山隧道的天桥边。


这里停有一辆白色的面包车,显然是来接应的。解款车还没有停下,立即从面包车上跳下几个人,等车子停稳后,马上同车上的劫匪一道,搬运解款车上的现金。现金都装在一个一个的帆布袋里。劫匪们一共搬了9个大口袋和1个小口袋。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车上被绑并被蒙着眼睛的押运员都很紧张,其中有一名押运员满脸是汗,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流,流进了眼窝,这样使蒙住眼睛的黑布往下滑了一点,露出了这名押运员的半只眼睛。押运员以这半只眼睛从滑下的蒙布边上看见了没有戴面罩的张子强。


几名劫匪都只顾着搬钱,他们非常迅速地将解款车上的钱转移到那辆白色面包车上,没有人注意到那几个被绑着的押运员。搬完钱劫匪们立即登上面包车沿着太子道东往旺角方向飞驶而去。
解款车和车上的押运员被遗在路边。


留在解款车中的押运员们,紧张地坐在那儿一动也不敢动,他们不知道劫匪们最后会怎样处置他们,因为有的劫匪会杀人灭口的。等了一会儿没有动静,那个喜欢出汗的押运员的蒙面黑布又掉下来了,这时他才发现劫匪已经逃走了,于是就拼命挣扎呼喊。由于这里是郊外,喊了一会儿也没有人前来帮助他们,于是大家挣扎着相互松开了被绑住的手。


此时,公路上飞驶的白色面包车里,劫匪们欣喜若狂,大家脱下了面罩,弹“额”相庆。


张子强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挑开了一个装现金的大帆布袋封口,袋里露出了一扎扎港币,这些港币几乎都是旧钞。满面是笑容的张子强拿出一扎有着银行封签的千元面额港币,扔给坐在一旁同样是满面笑容的胡济舒。胡济舒用手像玩扑克牌似的翻了翻,说:“嗬,都是‘大黄牛’!”(由于千元面额的港币是黄颜色的,所以香港人喜欢把它叫作“大黄牛”。)说完,又把钱扔进了帆布袋中。


张子强又用刀挑开了另一个口袋,口袋里露出了一扎扎百元面额的美元。


这时,笑容从张子强的脸上退去了,眉头却渐渐地皱起来。胡济舒伸过头来,看见口袋里的美元都是新币。他立即拿起一扎,同样用手飞快地翻了一下后对张子强说:“不好,是连号的。”接着,又将口袋里的钱翻了翻,再拿出一扎,仍然是连号的。胡济舒直起腰来,看着张子强。


张子强伸手从口袋里拿出一扎美元,用刀挑破美元上捆扎的纸带,然后将一扎美元“哗”的全部扔出了车外。


坐在窗边的一劫匪赶紧伸手去抢,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他看着扔出去的美元雪片一样飞扬,散浇在车外野地里,回头不解地问:“好不容易得来的美元,扔了它干什么?”


张子强盘腿而坐,闭眼不语。


胡济舒敲了一下叫喊的劫匪,说:“你不懂,这叫祭天地,保平安。”


这是张子强迷信的一种表现。


这不禁使我想起,在上一次抢劫劳力士手表时,警方在现场也找到一些新的劳力士手表。香港有传媒在报道中说,张子强是一个非常迷信的人,他几乎每一次抢劫,都会留下一些赃款赃物,名为“留下买路钱”。


后来张子强案发以后,有香港记者采访张子强的老婆罗艳芳,罗艳芳在谈到张子强的时候说了这样一段话:“他好喜欢看书,好信玄学,认为世事如游戏,人好渺小,其他人都好幼稚。”


这段话虽然罗艳芳在粉饰张子强,但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张子强很迷信,他看的书也多是迷信方面的书。他甚至在作案前不许部下近女色。


不仅张子强迷信,罗艳芳也很迷信。到最后张子强一审被判死刑,罗艳芳四处奔走,想保住张子强的一条命,行动之一,就是跑到香港黄大仙庙为张子强求了一签,并请玄学“高人”指点迷津。结果一侠“高人”给她出一个“高招”:用庙里求的符纸包一小捧米,送给张子强消灾。


后来我从张子强的辩护律师李建华的助手那儿得知,罗艳芳在张子强开庭的时候,给张子强带了一些衣服,其中包括后来张子强穿上刑场的那套西装。张子强执行枪决后,这位助手陪同罗艳芳的父亲罗培辉去领张子强留下的衣物,结果从一件衣服的口袋里,确实找到了一张黄纸符包着的一小捧米。张子强的岳父罗培辉就在张子强度过最后日子的广东省看守所的附近,找了块偏僻的地方把这些东西全部火化了。


启德机场1.7亿港币被劫案,震动了整个东南亚,甚至包括美国的金融系统。香港警方投入大量警力全力侦破。从现场没有找到太多的线索,而其中一位押运员虽然看到了一张劫匪没有戴面罩,但因不是他熟悉的人,在没有抓到劫匪前也没有太多的价值,再加上当时押运员太紧张,事后向警方描述此人时说得也是不十分清楚。警方经过分析认为,这样大笔的现金以这样精确的作案手法被劫,一定有“内鬼”配合。警方不动声色地把侦查目标指出了卫安护卫公司内部。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有一个女人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案发不久,香港某银行走进了一位女人,她在营业厅柜台前拿出10万港币现金存了进去。接着,在同一间银行的另一个营业所,这个女人又往同一个账号存进了10万港币现金。接着又是用同样的手法,前后在不同的营业所存钱。


银行通知警方后,警方经过缜密的调查,发现这个女人叫黄X琦,在启德机场解款车被劫案发生后不久,分多次往银行里一共存进了41万港币现钞,经验证这笔现钞全部是启德机场被劫的现钞。


警方扩大线索进行了近一步调查,结果有了重大发现,向黄X琦提供这笔现钞的是一个叫罗艳芳的女人。再调查,发现罗艳芳是卫安护卫公司运输部的文员。卫安护卫公司即是负责启德机场现钞押运的那间公司。警方马上把侦查视线转向了罗艳芳。


卫安护卫公司办公地点,在香港红杏鹤园东街的卫安中心大厦。当警方把视线转向罗艳芳以后,开始对她进行监视。


这一天,有一位年轻的女人走出卫安中心大厦。她衣着得体,非常彬彬有礼地跟大厦门口担任护卫的老伯打招呼。刚出门不久,另一位女同事从楼里出来,边走边喊:“罗艳芳,中午一块儿吃饭好吗?”


罗艳芳笑着说:“行,我请客。”两人有说有笑地进了街边的一间茶餐厅。


马路对面的一辆小车里,两名香港便衣警察正在监视着罗艳芳,其中一人拿着照相机用变焦镜头拍下了罗艳芳。接着,便衣警察进了卫安公司总部。


经过进一步调查,警方有了重大发现:罗艳芳的丈夫就是在警局有着一大叠案底的黑社会人物张子强!接着又发现张子强的收入与支出存在很大问题,结合张子强、罗艳芳存进银行的现金就是启德机场失劫的钱,警方认为张子强罗艳芳夫妻是启德机场劫款案的重大嫌疑人。于是,拘捕了张子强、罗艳芳。


1992年11月23日,香港高等法院开庭审理张子强涉嫌抢劫机场解款车案。


那天当法庭上座无虚席,因为启德机场劫款案是香港开埠以来最大的现金劫案,案件的审理不仅有许多旁听者,香港各大传媒也都派出强大的记者队伍跟踪报道。法庭开庭的那段时间,报纸、电视、电台每天都有这方面的新闻。


法庭上,张子强否认自己参与了启德机场现钞抢劫。


控方律师对法官说:“控方请求证人出庭。”


在法官的允许下,法警引上来一位男人。他就是发生抢劫那天,由于紧张满脸出汗,以至于蒙面布滑下来的卫安护卫公司押运员。


控方律师问:“请问您的身份?”


押运员回答:“卫安公司押运员。”


控方律师问:“1991年7月12日上午您在哪里?”


押运员回答:“我当时随解款车押运至启德机场货运仓库。”


控方律师问:“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押运员回答:“解款车被劫持。”


控方律师问:“你当时看到了什么?”


押运员回答:“一开始我什么都没看见,因为劫匪都戴着面罩,后来他们又将我的眼睛蒙上。但车开到一个地方换车时,我的蒙布由于出汗滑了下来……”控方律师问:“你看到了什么?”


押运员回答:“我看见当时车停在香港大老山隧道的天桥边,旁边有人带着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在这里接应。车上的人正在搬运装钱的袋子。大家都蒙着面,只有一个人没有蒙面。”


控方律师问押运员:“您能指出你所看见的这个人在法庭上吗?”


押运员犹犹豫豫地指了指坐在被告席上张子强。


张子强冷笑看看这位押运员。


经过这位解款车押运员的指认,使指控张子强的证据得到更有力的佐证。法庭裁定张子强罪名成立,判决入狱18年。而罗艳芳却由于证据不足,判无罪当庭释放。


香港和大陆虽然一国两制,法律体系也不同,但毕竟都是中国人,人的道德标准和价值标准,不应相差太远。张子强是一个善于钻法律空子的案犯,而他老婆罗艳芳也不是一个一般的角色,她不仅和张子强一样熟谙法律,而且她还比张子强更胜一筹,善于利用传媒的宣传来博取同情。


1992年11月,罗艳芳被判无罪释放后,她一出来立即展开了营救张子强的行动。首先她花重金为张子强请了香港最好的律师上诉,接着她特意约见记者,召开新闻发布会……”


我后来从张子强与审讯人员的交谈、和管教干部的交谈,以及他的同伙在交待中所谈到张子强平时和他们的交谈,都提到对于罗艳芳的这一次营救,他一辈子铭记在心。他后来常说“艳芳,你救了我”,指的就是这一次。


那一天,罗艳芳租下了香港某宾馆的一间会议室,向传媒广发邀请,召开新闻发布会。由于张子强案开庭审理已成为香港头条新闻,各传媒都用大量的篇幅进行了报道。现在张子强的妻子,也是曾被作为同谋的罗艳芳召开新闻发布会,当然吸引了各传媒的关注。那天会议室里挤满了香港记者,胡德立先生也参加了这次新闻发布会。


在律师的陪同下,罗艳芳穿着长裙,戴着墨镜,走进了新闻发布会会常那么,这次新闻发布会罗艳芳和她请的律师,又是抓住哪一点来为张子强解脱呢?


我在前面曾经说到,启德机场解款车被劫案开庭审理时,那位曾在现场看到张子强脸的押运员出庭作证,对于判决张子强有罪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罗艳芳请到的这位律师所采取的辩护策略,就是设法否定这位押运员证人的可信性。他在查阅了全部案卷后,找到了一个空子,即警方在抓到张子强后,曾请这位押运员到警局辨认。这位押运员在辨认中,没有立即认出张子强,而是在快要离开时,才想起来转身指认张子强就是当时在现场的那位没有戴面罩的人。律师抓住这一点,认为这个指认是不可信的。


那天新闻发布会上,律师陪同罗艳芳落座后,首先对着众多的话筒说:“张子强先生是冤枉的。警方指控张先生的惟一证人,是一个押运员,他声称曾在现场看见张子强。可是,在现场进行指认时,他又不能立即认出张先生,却在离开指认现场时,又回头指认张先生。这个指认不能不让人怀疑它的真实程度。而且,这个证据是独立的,不能形成一个证据链,因此在法律上是不能成立的。我们有信心打赢这场官司。”


有记者问罗艳芳:“罗艳芳女士有什么说的?”罗艳芳面对着镜头,慢慢地取下了墨镜,人们看到她泪流满面。她说:“警方不但制造冤案,还搞刑讯逼供。你们看!”接着,罗艳芳突然撩起自己的长裙,露出雪白的大腿,大腿内侧有一道长长的浅红色的伤疤。


整个新闻发布会会场立即躁动起来,罗艳芳哭着说:“在里面,警察为了让我招供,竟用刀在我大腿上划了一刀。”


现场一片惊呼声。


罗艳芳又戴上墨镜。我们不得不承认她制造了一个惊人的效果,这个效果由传媒报道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说司法制度是独立的,但它不可能一点都不受大众舆论的影响。


在我弄明白了张子强的整个犯罪事实后,我更能理解当时罗艳芳这个惊人之举的背后是什么。当时她确实表演得很成功。我想,那天当她再次戴上墨镜的时候,只有她自己知道,她是在哭还是在笑。


上诉的时间持续得很长。1995年6月23日,香港终审法院开庭审理张子强的上诉案,这时候罗艳芳和律师的努力已经十分见成效。等到香港终审法院开庭时,很多人都已经确信,张子强的上诉一定会成功。香港颇有影响的《南华早报》,甚至在开庭的当天早上,就发表文章预测,张子强的上诉一定会成功。”


那天开庭时,胡德立先生和其他记者都一早到了法庭旁听,坐下后一位同行轻声对胡德立说:“愿不愿打赌?”


胡德立问:“赌什么?”


这位记者说:“赌张子强今天能否上诉成功。”


胡德立问:“你赌成功还是不成功?”


这位记者说:“我赌张子强今天上诉成功。”


胡德立说:“那我们就没什么赌了,我也认为张子强今天肯定能上诉成功。”


这位记者问:“你真的认为张子强是无辜的吗?”


胡德立望着法庭被告席上的张子强,张子强一副无辜的样子,接着胡德立用手上的带望远镜头的照相机对准张子强,随着焦距的推进,他看到张子强脸上的表情确实是无辜的,但眼睛却露着狡黠的目光。胡德立放下照相机,说:“如果张子强是无辜的,维多利亚港的海水就是淡的了。”两人一笑。


那天还发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插曲,法庭书记员让全体起立。


终审法院大法官杜辉宣布判决:“……经过重新审理,宣告张子强被控罪名成立。”法庭片刻宁静,大家惊讶地相互瞪着眼睛。突然,杜辉改口,“张子强被控罪名不成立。”原来是杜辉大法官的口误。


张子强长长舒了一口气,他望着坐在听众席上的罗艳芳。


杜辉又说:“将被告张子强当庭释放。”


接着发生的事情,是整个香港人都记忆深刻的,特别是事隔3年后,当张子强又变成家喻户晓的人物时,人人都会想起3年前,张子强在罗艳芳和律师的陪同下,走出香港终审法院的那一刻。


宣布张子强无罪并当庭释放后,张子强在罗艳芳的陪同下,走出法庭。终审法院门口,挤满了记者。张子强满脸是笑,朝着无数个电视镜头和照相机伸出两根手指,做出“V”字胜利的手势。
就这样,连续在香港启德机场作了两桩大案,抢劫金额合计近2亿港币的罪犯张子强,被警方抓获后,法庭已经定罪判了他18年徒刑,最终却脱罪了。


在香港终审法院门口朝着记者做出表示胜利的“V”字手势的张子强并没有到此为止,第二天他张扬地开着他的那辆黄色林宝坚尼名贵跑车,约请香港电视台记者“控诉”警察,一时间香港各电视台和报纸都出现了张子强开着他的那辆名贵跑车的画面,以至当张子强几年后被广东省公安厅抓住以后,香港各电视台立即就从自己的资料库调出了张子强的画面。非常有意思的是,在侦破张子强案的过程中,广州警方和深圳警方都分别找到了张子强当年在启德机场抢走的那批连号美金。


抓贼的反被贼咬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犯罪高手!


那天在香港的那个咖啡厅里,胡德立告诉我:“张子强夫妇不仅充分利用传媒攻击香港警方,还以冤案的名义向香港警方索赔,为此香港警方后来向张子强赔了800万港币。张子强的名字,一时间在香港差不多家喻户晓,成了一个社会明星。”


我最初见到张子强当然是从电视和报纸上,从相貌特征上看,他和我曾经见过的许许多多的香港人没什么两样。我真正对张子强有感性认识,应该是在广东省公安厅,不过这个时候张子强已经伏法了。我见到的是当时审讯张子强时审讯实况的录像。


采访的时候,林林就建议我先看看审讯张子强的录像,林林说:“你是一个记者,又是一个作家,你应该先从感性上认识一下这个张子强,这对于你今后的写作会有好处。我1968年就从部队来到省公安厅,几十年来和成千个罪犯较量过,改革开放以后,又和形形色色的香港、澳门的罪犯斗争过,张子强绝对是一个惟一。我们在审讯他的半年中,张子强和一些死不开口的罪犯不同,他常常摆出一副黑社会老大的派头,审讯中有时是半天不说一句话,有时又口水喷喷地说个不停,谈了不少他自己的经历和他对人,对钱,对犯罪,甚至包括对女人的看法。录像中有一些这样的记录,你看一看,对你了解他肯定会有好处。”林林从中挑选了一些他觉得有价值的录像让我先看。


这盒录像带里录的是张子强开始交待前的一次审讯。这时候,通过林林他们长期的工作,张子强的情绪已经从非常对立趋向缓和。林林此时采取的是继续松弛张子强的对立情绪、争取张子强早日开口交待罪行的预审策略,在审讯中故意和张子强做着拉家常式的谈话。


这时候已经是6月,天气比较热了。张子强穿一件白色的背心,条纹短裤,脚上是一双拖鞋,非常放松地靠坐在那张黄色的木椅上。这盘录像带并不是这天审讯录的第一盘,所以,录像带一开始,就看见张子强在手舞足蹈地说话。


张子强正在和预审人员谈他的人生观,他说:“……人,如果没钱,绝对万万不能,有钱也不是万能的,但没了钱万万不能。人一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自然要有经济(实力),没有经济(实力)影响你,你会知道有多大?”张子强这时身体前倾着,望着林林他们,反问林林。接着,他又说:“我在这个世界上,不能让自己受穷。我没有时间和耐心在正当的行业中去打工赚钱,我已经40多岁了,我要富起来,就必须采取一些突破性的手法。在这个世界上,钱是最重要的!”


这是张子强关于他犯罪根源的自白。


张子强在这一段谈话中,一再强调钱是最重要的,可在实际生活中,他却是一个最不懂得钱的重要性的人,一个挥金如土的人。张子强这个一再强调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人,拿到钱以后,他又干了些什么呢?他在两次绑架中,一个人就分得6亿多港币的赎金,而且全是现金。


拿到这笔钱,他第一时间就去了澳门葡京赌场,而且两天多的时间里就输掉了6000多万。其中,有一注就下了300万。我后来去澳门采访,专门去葡京赌场看过赌博,300万的筹码放在赌台上就很吓人。


据说,张子强用手一推,然后翻开“荷官”(赌台上专门司职发牌的人)送来的两张牌,仅仅用了不到2分钟,就把这300万输掉了。张子强后来在审讯中自己算了一笔账,他说他在葡京赌场输掉了大约有6亿多港币。也许他故意夸大了,但我在澳门采访时,澳门警方告诉我,张子强的豪赌,在澳门大家都是知道的。


张子强没有正式职业,也没有听说他有企业和正当的生意,钱从哪儿来?只能是犯罪所得。犯罪得来的钱,花光了,再用犯罪手段去弄钱。张子强说:“我这种不断想进行绑架勒索的想法,就好像是登山运动员,爬上一个高峰后,又想上另一个高峰。”高峰是什么?高峰就是更大的犯罪!他的胃口一天比一天大,所以,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颗毒瘤。


张子强在谈到他对人生的认识时说:“我到李先生(第一次绑架的人质的父亲)家中去谈判,李先生劝我通过正当的生意来赚钱。我和他讲人生的道理,我说,自己也想做生意,也有那个头脑,但没有那个耐性。人生很短促,一棵树能活几百年,几千年,一个人有思想有头脑只能活几十年。我从小就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先天比较差,在香港这个社会中没有办法和别人竞争,即使自己可以补充先天不足,我的身体和年龄也不允许,只好走这条冒险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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