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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连载系列:悍匪·白宝山(二, 三 )

送交者: 冷猫居士[♂★★猫帅★★♂] 于 2021-09-03 13:40 已读 167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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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系列:悍匪·白宝山(二)

时间倒推至1996年3月12日,当白宝山回到北京的时候,他觉得天上的太阳格外灿烂。

他的身上带着“释放证书”,盖着朱红的印章。

白宝山,39岁,北京市人,原籍河北省徐水县,因抢劫、盗窃罪,1983年9月9日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现裁定释放。

签发单位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新安监狱。

签发日期:1996年3月7日。

不能说白宝山一回到北京就想犯罪,就想抢劫武器去杀人——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个罪恶的幽灵被打开枷锁,释放出来,从此开始了他的新一轮犯罪史——事情并不是这样的。

两年后的1998年3月,当白宝山站在法庭上做他的最后陈述时说:“我出来并没想重新犯罪,我给自己设计了两条道路,如果我能够正常地生活下去,我就不再犯罪;如果不能,我就去抢。”

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讲的全是假话。

下午,白宝山携着笨重的行李,一身绿军服——那是在石河子军人服务社购买的,风尘仆仆回到他住过的老屋。北辛安的两间平房。

昔日的情景已不复存在。

这里本来是他和妻子及一对双胞胎儿女共同生活的家。他被判刑后,妻子已跟他离婚,带着两个孩子改嫁他人。

但老房依旧,屋子里似乎还残留着当年的温暖的气息。

白宝山离开时,大弟还没结婚。现在大弟、弟媳和他们的女儿住在这里。

白宝山推开房门,大弟和弟妹还没下班,屋里只有10岁的侄女在写作业。他与侄女从未见过面。女孩用一种陌生的目光注视着他,大眼睛里充满了好奇。

白宝山叫出侄女儿的小名——他是从大弟的来信中得知的,并做了自我介绍。

他没在大弟家久留,仍背着他的行李,让侄女带领,找到父母近年搬的新居——北京模式口居民区的一处单元房。

见面是尴尬的,这一点白宝山早有预料。气氛沉闷,母亲难过了,背过身去抹一阵眼泪。继父询问了一些路上的情况。没人提监狱,没人提服刑的事,可一家人还是很快就陷入了沉默。

晚上大弟和弟妹下班回来,得到消息立刻赶到父母家,全家人吃了顿团圆饭。

无论如何,他是从大西北回来了。体会到久违了的家的气氛,家的温暖,见到了年迈的母亲,见到了大弟。在白宝山心里,只有他们是他最亲的亲人。从今以后,他可以翻掉过去的一页,重新开始他的生活。

当然,并不是什么都能尽如人意。他的归来,也给家中带来许多麻烦。住房是首当其冲的问题。家中本来一切好好的,他回来了,总要占一块地方,这使家里本来就紧张的住房条件愈加紧张。最初几日,先住母亲家,以为权宜之计。

生活出路也是个问题。从监狱出来,发给他的220元路费早花光了。他没有钱。他还没办户口,也就无法找事干,一时并没有生活来源。

母亲周济他一些钱,从她的退休金中每月拿出100元,补贴白宝山。归来的第二天,大弟就带他去了商场,花500块钱,为他添衣服买鞋,又背着媳妇取出1000元交给白宝山,让他治病(他刚从大西北回来时有病)。此后也常塞些钱给他,供他日常花销。

白宝山打算做点小买卖,还打算学开车——但这都需要他先把户口落下来。

现在的白宝山,看上去是正常的,他身上潜伏着的危险性,并没有表现出来。他的思想陡然而起变化,主要与他办户口有关。

白宝山性格内向,平时寡言少语,不喜欢与人交往。即使在家,也常常整天跟谁都不说话。内向人看上去老实,但不见得不聪明。白宝山的聪明绝对是有的,但他的性格存在着严重缺陷。他的性格缺陷与他自幼的生活,与他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

1957年,白宝山出生于一个工人家庭,父母都是首都钢铁公司的职工。他3岁那年,父亲病逝。母亲一人靠工资养活他的两个姐姐、他和刚满周岁的大弟4个孩子,当时的境况非常困难。因贫困所迫,母亲不得不把他送到徐水老家。白宝山的童年,是在徐水县的农村度过的,直到1971年,白宝山13岁的时候,才返回北京。此时母亲已经改嫁,继父姓梁,也是首钢工人。母亲和继父已生下了小弟。

小时候,白宝山没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农村,家里没钱上学。回到城市,13岁的白宝山与比自己小五六岁的孩子坐在同一间教室里上一年级,这使他的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他经常逃学,学习成绩始终不好,年年都是差等生。上到小学三年级时,他便辍了学。

家庭的变故和10年的农村生活造成他的孤僻性格,白宝山与“城里人”格格不入,从小就极为寡言,有着严重的自卑型心理障碍。他不愿与人交往,无缘无故就会仇视他们。他的好心,只放在自己及与自己最亲近的人身上,对其他人充满了敌意。

辍学后,白宝山很早就参加了工作,开始在一家街办的酱菜厂当临时工,那年他仅16岁。后来,到1976年,他18岁的时候,正式被石景山区第一电碳厂录用,成为一名装卸工。那时,他已长成一个细溜溜的1.80米的大个子。

在工厂期间,他几乎没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因他不爱说话,许多工友对他都毫无了解。厂里民兵搞训练,白宝山参加过一次实弹射击,用“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打靶,每人打3发子弹,他居然打了个优秀。就像一个混沌的人一下找到亮点一样,他一下子就迷恋上了打枪。那次之后,白宝山千方百计向亲戚借到一支汽枪,下了班就背着枪到附近的林子里去转悠,打鸟。一年之后,他的枪法练得极准,15—20米内,枪响鸟落,弹无虚发。同时,他的残忍性也有所表露,夜里他不睡觉,用气枪瞄着打老鼠,一枪能把跑着的小老鼠打进墙角里。

射击似乎是他的一种天赋能力,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快乐。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随便一抬手,不用瞄准,就能“三点成一线”。

孤独的人未必心理不正常,只是他们不喜欢交流。孤独的人做什么事容易全力以赴,往往能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孤怪孤怪,有孤才有怪。当然,孤独并不决定一个人走什么道路,不过孤独的人可能比开朗的人危险。如果白宝山能走正道,如果他不是去袭击八一射击场,而是有幸能参加里边的训练,或许他能成为射击高手,说不定能获得奥运金牌,但他偏偏走上了另一条罪恶的路。

白宝山23岁结婚,妻子是本厂女工,也姓白。一年后,他们生下一双儿女,龙凤胎。白宝山是十分顾恋小家庭的人,他所挂念的还有他母亲和大弟。而他的家庭生活又非常贫困,特别是在他有了孩子之后,生活负担骤然加重了。不能说贫困一定导致犯罪,但贫困对白宝山的心灵的确生产了无法排除的负面影响。加上他的独往独来,加上他无论白天黑夜喜欢四处游荡,加上他的“蔫大胆”,加上他排斥外界的阴暗心理,加上周围“坏孩子”的影响——盗窃的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开始是小偷小摸,他偷过粮食,偷过木头,偷过别人晾晒在外边的衣物,渐渐发展到偷人家院里的自行车,勾结邻居家的孩子,结伙人户行窃,潜入工厂盗窃生产原料和成品……他心中的黑暗领地扩大了,但他“顾家”的意识并没泯灭。这从他销赃后拿出相当比例的钱分给自己的亲人这一点,可以得到证明。

他的盗窃行为触犯了法律,1983年他被北京石景山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在北京市服刑。1985年又因余罪被查出,被北京宣武区人民法院以抢劫、盗窃罪加判有期徒刑11年,两罪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4年。1991年,白宝山作为北京调犯,被遣送到大西北石河子新安监狱服刑,直至刑满获释,完成了他前半程的人生道路。

白宝山回到北京,已经跟10几年前有了很大的不同。小偷小摸的事是不打算干了,做什么他还要再想一想。现在他的首要任务,是先把户口落下来,办理好身份证等手续——然后先找一份合适的工作。现在的白宝山应该说存在着多种可能性,犯罪,并不是他唯一的出路。

据白宝山交代,他第一次去派出所;是由大弟陪同的。

见到负责户籍工作的片警,他呈上释放证和有关材料。释放证上标着这样一行字:“本人必须在3月24日前将本证明书送达北京市石景山区XXX派出所,办理户口登记手续。”

这位片警正忙着其他事情,晾了他一阵,口气冰冷地说:“户口马上办办不了,起码要等半年。”

白宝山口吃,一着急就更口吃,他结巴着顶撞了一句:“我有释放证,为……为什么还要再等半年?”

片警听着不舒服,撩他一眼,慢悠悠地说:“你要是这样讲话,那就再等两年。”

或许这位片警就是这样的办事作风,在他看来,对待像白宝山这样的从大西北回来的释放人员,就应该用这种口气说话。

白宝山受到深深的刺激,他感觉到被歧视,他像所有刑满释放人员一样十分敏感。一种愤懑、一种敌意、甚至一种仇恨意识,立刻从心底翻了上来。

在此之后,他一遍遍跑派出所。开证明,冲洗照片,填写表格。事情果然像片警所说的一样,一次次向后推延。户口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白宝山在后来的供词中提到:“我回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跑户口,先后跑了六七次,他们就是不给我办。我认为,我已经从监狱里出来了,起码也是个公民,可派出所不给我办户口,我吃什么?我不能靠父母养我一辈子?我这个要求不过分,我要生活。”

关于白宝山申报户口问题,有关部门做过调查。

派出所原负责该片的那位片警说:“1996年3月,白宝山持释放证来我所办理户口,我要他写出书面申请,交一寸免冠照片,4月份交来,因照片不符合规定,要他补照。几天后重新交上来之后,我对其进行入户调查走访,多次上门,白宝山均未在家。5月,白宝山的姐姐称他已上外地。11月,我把白宝山户口事宜转交给新任外勤民警小吕。”字里行间,都是秉公办事。那么,白宝山的情绪是从哪里来的呢?

新任民警小吕接手后,曾去白家访问,白宝山外出未归。1996年12月派出所核查户口,小吕在白家见到白宝山,与他做了谈话,访问了周围群众,掌握了基本情况。1997年3月向上申报,再次到白宝山家回访,白宝山的大弟说,他已去了外地。白宝山的户口1997年8月25日由北京市公安局批准入户。

这漫漫的户口办理的过程,也正是白宝山频频作案的过程。白宝山户口办理的一年半时间里,白宝山作案10余起,杀害15人,而他的户口批准日,恰好是白宝山做最后一案,杀掉同伙的前一天。白宝山的户口办下来了,但距注销它的日子已经不远,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发人思考的讽刺。

办理户口是要经过一定时间,是要履行有关手续,但是不是一定要办理一年半的时间?劳改释放人员重新回到社会的怀抱,他们要重新生活,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应给他们以温暖,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生存条件。如果不是歧视,不是刁难,不是一拖再拖,或许白宝山这个本来就存在危险,本来就敌视社会,有着严重心理缺陷的曾经犯过罪的人,不会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内,就重新走上犯罪道路,抢枪杀人的。

新生活的理想破灭了,白宝山身上仅有的那一点点良知丧失殆尽,我们现在打开的的确就是潘多拉魔盒,放出的的确就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但是,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那只愚蠢的手,并不是监狱签发的释放证,而是我们某些民警的作风。这件并非小事的小事,维系着白宝山的生存希望,关系到他对社会的基本态度。我们不能不遗憾地认为,这是诱发白宝山重新犯罪的一个最直接的因素。

在法庭上,白宝山一遍遍地强调,他之所以重新犯罪,就是因为派出所不给上户口。“不给我办户口,这就是不让我生活。我只能去抢。我认为,派出所故意刁难我。我对我母亲说,派出所要我送礼,我连吃都吃不上,拿什么东西送给他们?”

不久之后,北京石景山模式口后边的小山上,时常出现一个穿着绿军服的高个子男人。他在山道上锻炼跑步,在一些军事机关驻地的周围潜伏下来,静静地观察——他在小心翼翼地选择着他的目标。

白宝山出狱时为自己设计了两条道路,回到北京不到一个月,他就认为第一条道路已被堵死,他只有第二条路可走。他要抢劫武器,在他仇恨的意识里,抢到武器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死那个片警。

一个态度,引来了一场灾难——而我们的片警,至今仍蒙在鼓里……

在一个月内连续不断袭击军人哨兵的犯罪分子正是白宝山。

他想‘犒枪”,杀掉那个不给他上户口的片警,怀着极大的仇恨。

白宝山在西山转了几天,观察过几处兵营,包括他印象中守山洞的哨兵,条件都不理想。最后他选择了高井电厂,因为那地方他熟,早年他工作的电碳厂距热电厂不远,上下班路过热电厂大门口,经常看到那里有哨兵背枪站岗。

3月31日晚上,白宝山跳墙进入电厂,并没想当天动手,他是来踩点的。但他遇到了好机会——值勤哨兵身体不适,蹲在地上呕吐。这使他轻而易举就得了手。

搞到枪,白宝山反而冷静下来。他想,杀掉那个片警,他的户口问题也解决不了,还会暴露他自己,那就不如先干点别的。

“五六”式步枪目标大,不好隐藏。

他便在附近的山上挖了个洞,把步枪埋了起来。

挖洞,这是在新疆浪迹过的人都擅长的一门技术。白宝山挖洞是很高明的,他先在地表齐齐地挖下去,洞为长方形,深近一米,上半部横着放两个圆木棍,木棍上垫上厚木板,上边压上半尺厚的土,再用草皮作伪装。你就是从他做的洞上走过,也不会发现脚下的机关。

有了枪自宝山的胆子就大了起来,但长枪携带不方便,白宝山打算利用长枪再搞短枪。

于是他又袭击了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的哨兵。留守处也是他察看好的地方,但他不知道哨兵背着的是空枪套,里边并没有装枪。

那天黄昏他步行从山坡上走下来,隐藏在小松林里,观察哨兵人数和换岗情况。一切摸清之后,他连着打了两枪,哨兵始终在跑——他认为步枪的准星有毛病,并当即在心理上做了校正。

开枪后白宝山先撤进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又沿小路跑到河边。

他蹲下,把步枪内的子弹全部退出,又重新压满11发——这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最大压弹量。然后把枪装进毛毡袋子,朝“雅疗”医院方向走,从那里进入石景山经济开发区。

此时夜深人静,大街上空荡荡的。白宝山提着枪包,沿西黄村路朝南走了有一公里,在高科技园区拦下一辆从身后开来的面包车——接下来就是我们已知道的情景。

枪战发生后,白宝山边打边退,很快打出9发子弹。这个数字他记得很清楚,他不能全部打光,必须留下两发。这时他已退出了几十米。

按照白宝山的交代,开枪后他就再没看到警察,没听见警察开枪,也没发现警察追击。他朝东跑下去,跑过二三百米,来到一座红墙跟前(事后证实,这是北京燕东招待所),他翻过去。在红墙内,走了30几步就蹲下来,把枪膛里的两发子弹退出,黑暗中1颗子弹掉到地上,没有摸到。他又装满11发,跳到墙外,隐蔽在树丛中。

不久他听到警察的对话声,正在向这边搜索,距他大约50米。他伏在地上,屏住气息。

他听到一个警察问:“有人吗?”

另一个回答:“没有。”

然后静了一会,他们便撤了回去。

白宝山再次翻红墙进来,向前走到对面,蹬着墙角又翻过一道高墙,翻墙时又遗失厂两颗子弹,他没时间捡,黑暗中一直跑了下去。

他跑到牛祁府附近,钻进一座果园,在那里潜伏到天明。

他把枪和子弹埋在苹果树下,做好记号。等天亮之后走出来,跟着马路上晨练的人群,一路跑回家。

这次遭遇战后,白宝山停止了在石景山区再次作案的企图,但他并没放弃“搞短枪”的目标。

白宝山二姐在房山县某农场工作,他看望二姐的途中经过八一射击场,偶然发现这里的哨兵佩带着短枪。

那天是4月18日。白宝山眼睛一亮,立即中途下车。在射击场周围观察了一圈,发现这里的环境不错。地理位置偏僻,离村庄较远,周围道路复杂,有开阔的玉米地——这为他的进退提供了方便。

白宝山做事胆大心细,以联系打靶为名,走到射击场大门和哨兵搭讪,趁机观察了大门内的情况。

4月20日下午3点钟,白宝山骑自行车,带着装枪的帆布袋、塑料包装、擦枪布,把帆布枪袋绑在自行车大梁上,伪装成渔具,单身向丰台进发。他经过大东门,拐向西南,再经过一条铁路,过一座漫水桥,骑到射击场。

在距射击场200米处的一片玉米地里,他把枪和子弹分别埋好。然后,他在那儿一直守到天黑,骑自行车返回。

第二天,也就是4月21日,下午4点,白宝山再次出发。这次他没骑自行车。先坐337路到古城,再乘古城到大灰厂的班车,在八一射击场下来,抵达时间是下午5点半。

他来到玉米地,看看枪和子弹都在,顺势躺了下来,在玉米地整整躺了3个半小时。

哨上的情况他已摸清,哨位上有两个兵。他设计了几种情况。第一,他要潜伏到射击场内部去打。如果两个哨兵在一起,他开枪把二人都打死;如果没在一起,他等待他们在一起时再开枪。第二,如果他被发现,与军人发生冲突,他就把身上所有的子弹都打光,在这个过程中寻机会逃脱。第三,如果到最后仍不能逃脱,他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

现在,他身上还有61发子弹——他共有子弹75发,打哨兵用去2发,与巡警遭遇,打了9发,退弹,掉1发,翻高墙,掉了两发。子弹数目,是白宝山心里最清楚的数字之一。

晚上9时,他从玉米地出来,提着枪往东走,从他看好的一段矮墙翻进去,迂回着向大门靠近,趁哨兵不备,闪身藏进正施工的新大门警卫室里。

新大门向内收进去10米,主体建筑未完工,竖着脚手架。新的门卫室已盖好,没门窗,屋里有个灰桶。从窗的位置可以看见大门和值班室的小门,隐蔽性很好。

他看到两个哨兵出来进去,看到军官查岗。时间还不算太晚,不断有回归的人员叫门。

子夜时分,外边开来一辆小车,在门口按喇叭。一个哨兵走出来。外边问:“现在几点了?”哨兵说:“一点多了。”然后开门,放车进来。小车刚刚开走,哨兵回身锁好大门——白宝山就在这个时候在空房子里,举枪向哨兵瞄准,开了第一枪。

哨兵摇摇晃晃地向后倒退,并没倒下。他又瞄准哨兵胸部打了第二枪。哨兵手里的钥匙哗啦啦掉到地上,人也栽了下去。他已经走出来,边走边朝哨兵的头部补了第三枪。

然后,他走过去解下哨兵的手枪套。

这时他才明白他做了件蠢事,枪套轻飘飘的,里边并没有枪。再想别的已来不及,他还是把空枪套摘下来提在手上。

他知道值班室内还有一个兵,拉门看看那个兵在床上躺着,蒙着被子。他没再开枪。白宝山在被捕后曾说起当时的情景,以证明他并没有滥杀无辜。

他很快顺原路退出来,沿公路走过铁路桥。夜色中他看到桥墩下的草丛里卧着4棵水泥电线杆,他把手枪套塞进水泥电线杆的空心里。

这个处理并不妥当,这件物证能够说明他的逃跑方向。

果然,枪套第二天就被附近村里的孩子发现了。他们拿着玩了几天,又在庄稼地里埋丢了。孩子们警惕性不高,没把这件事告诉家长,这一线索也就没反映到警方。

他的这个差错,恰恰说明他当时心情恶劣。

路也走乱了,没走他预先踩好的路线,只认准永定河方向,走到河边逆水而上,寻找那个漫水桥。天亮的时候他走到西坟,爬上一座小山,这儿离他家已经不远了。他选择了一片槐树林,在那里用一堆枯树叶把枪埋起来。当时只能简单处理,因为天已经大亮了,他只能再等天黑才能把枪运回原处。

早上6点,他来到母亲家,换上一副刚起床的面孔。

这时他已不住母亲家,母亲为他租了间小房,白宝山单独住在外边。这样,家人就更不知道他晚上都在做什么。

白宝山连续作了4案,都逃避开警方的打击。他并不把杀人当回事,毫不顾及他所造成的后果。他多次开枪,打死打伤军人和警察。除了与巡警交火是一场遭遇战,其余全都是他有预谋地在进攻。

白宝山已成为一个冷血动物,一部血腥的杀人机器。他的残忍性就在于:当他确定了某一攻击目标之后,无论是谁阻碍了他,他都要把对方在肉体上消灭掉。

长篇系列:悍匪·白宝山(三)


任何人走向犯罪都有着外部的和内部的原因。白宝山返京后不到一个月就重新作案,50天内连作4案,打死哨兵1人,打伤军警人员6人,除了他反复强调的户口问题外,当然有着他自身的更深层的根源。

早年因盗窃,他被判刑。这造成他的家庭破裂,妻子与他离婚,儿女也跟着受累。他认为前罪判得过重,这影响到他的整个前程。他把这笔“账”记到法律和社会的头上。

按照白宝山的说法,他仅仅因为盗窃了人家几件衣服,就被判了4年徒刑。在服刑期间,被揭发出另一件事:他因喂鸽子,入院盗窃人家一书包玉米,被主家发现,追出来,他用木棍打了对方头部一下——结果,他被冠以抢劫罪,加判了有期徒刑10年。

他不服气。

在判决时,他就认为法律对他不公正。他没有犯那么大的罪,却被判了重刑,对此他耿耿于怀。服刑期间,他在监狱里还反复研究刑法,以弄清什么是“盗窃罪”,什么是“抢劫罪”,认为他充其量是盗窃,不应以抢劫罪量刑。

这件事他始终装在心里,成为其报复社会的理由之一。

那么事实是怎样的呢?

我仔细阅读过有关方面的材料,应该说,量刑尺度,在不同的时期都有着当时的标准,我们只能历史地看待;另一方面,事情也不像白宝山描述的那样简单。

我们可以看一下关于白宝山早年的两次判决书——

1983年,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83)石刑字第46号刑事判决书所确认的主要事实如下:

一、1982年12月,白宝山与张某在居民区盗窃晾晒衣服2件,价值人民币10元。

二、1983年1月21日,白宝山和张某连续撬锁3起,盗窃天鹅牌坤表1块,旧皮夹克1件,真丝被面2块,尼龙双人蚊帐1顶,尼龙自动伞1把,女式高跟鞋等共70余件,价值人民币500元。

三、白宝山1982年12月16日入室盗窃凤凰牌自行车1辆,价值人民币110元。

据此,白宝山以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

1985年,白宝山在监狱服刑两年后,被揭发出犯有余罪,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85)宣刑字第157号判决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白宝山1982年12月17日夜,在古城前街某号院内,偷玉米3书包,被事主郝某发现,追至门外。白宝山用木棍猛击郝的头部,致使部某颅骨线形骨折,头皮裂伤,缝合9针。

二、1982年底,白宝山伙同白某,在石景山综合修配二厂一车间,盗窃手推车外胎170条,车轱辘两个,价值人民币3150元,运出销赃,得款2855元。已全部追缴,发还。

三、1982年8月8日,白宝山伙同石某,偷盗牡丹牌12英寸黑白电视机1台。

四、1983年1—3月,白宝山伙同石某等,偷盗工厂仓库内管件,阀门160件,价值1900元,偷盗圆木1根,直径40厘米,长7米,销赃得款500元,全部挥霍。

据此,白宝山被判抢劫罪5年,盗窃罪7年,决定执行11年,与前盗窃罪4年合并,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4年(自1983年3月8日起,至1997年3月7日止),剥夺政治权利2年。

从以上材料看,北京市两家初级人民法院当年对白宝山的量刑应该说是恰当的,并无如他所说偷一书包玉米便加判10徒刑的畸重情形。1982年前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很低,多数工职人员月薪只有几十元人民币,白宝山的盗窃数额不菲。他多次与同伙入户盗窃,性质恶劣。而在刑法上,对盗窃罪与抢劫罪的区别有着明确的规定,持械行凶,抢夺他人财产,伤害他人身体,以抢劫罪判刑是完全正确的。

但白宝山并不这样想,他从自身的私利出发,认为法律对他不公平。这种思想在他漫长的服刑过程中,在他承受离婚等人生打击时,不断得到加强。

白宝山是一个报复心理极重的人,1998年3月,白宝山在法庭上曾相当清晰地表述过他在狱中产生的报复思想。他说:“我想过了,法律这样判我,我服刑出来,就去杀人,杀死那些受法律保护的人。如果法律判我20年,我出来杀成年人;如果法律判我无期(徒刑),减刑后我出来年纪大了,没能力杀成年人了,我就杀孩子,到幼儿园去杀,能杀多少杀多少,直到杀不动为止……”

这里形成了一个悖论,一个改造和反改造的悖论。白宝山是一个极端的典型。他犯了罪,在改造的过程中受到惩罚,他却把责任推到无辜的人们身上。他的思维是最简单的反向思维:法律“不公正”地惩罚了他,那么一旦有机会,他就用不讲理的方法,惩戒法律。

服刑,整个改变了白宝山的人生道路。

家庭没有了,妻子儿女失去了,白宝山成为一个孤独的鳏夫,成为被遗弃者。在狱中,每每回想起来,他都觉得自己可怜,也觉得对不起儿女。

白宝山的舔犊之情在他的犯罪意识中占有重要位置。白宝山出狱后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并没有去看望过自己的儿女,这更说明他在心里极为重视他们。现在他还没有钱,他不愿给儿女留下这么一个落魄的印象。将来,出现在儿女面前的,将是一个有钱有地位的父亲,他将留给他们一大笔财产。

1991年,也就是在宣武区人民法院宣判加刑的5年之后,白宝山作为北京调犯,被遣送到大西北,在新疆石河子新安监狱服刑。

大约在1992年间,白宝山接到当时仅10岁的女儿一封来信。女儿在信中向他诉说,继父对她妈妈不好,经常打骂她妈;对他们两个孩子也不好,别人家的孩子上学都有零花钱,他们没有。他们在外边总受别人欺负……

孩子的心灵受到了伤害,孩子的生活也受到多方面的影响——这都与他白宝山有关。

这封信对白宝山的触动很大。跟白宝山一起服刑的同监犯李清亮(化名)说,白宝山接到女儿来信,情绪极不正常。后来白宝山把这封信拿给李清亮看,当着李清亮的面痛哭了一场,发誓说:“我出去之后,一定要弄到300万(元),给我的两个孩子买房子,每人买一辆奔驰车,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不能比别(的有钱)人差。”

白宝山在狱中没交下几个朋友。这与他的性格有关,他与大多数犯人都不来往。李清亮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他比白宝山年长,人性不错,有见识,服刑前曾在北京某军事单位供职,懂得枪械知识。与白宝山要好的还有两人,一个叫吴子明,一个叫小蛋子(化名),他们都是本地人。吴子明对白宝山非常佩服,小蛋子曾跟白宝山住一个监号,他对小蛋子格外照顾,两人是另一种友谊。

当时李清亮对白宝山的境遇充满了同情。入狱,离婚,儿女受罪,即使说出弄300万那样的狂话也能理解。狱中人为了宣泄,为了自慰,常常如此。白宝山与他人不同,他是个有心力的人,不受信口胡吹,他想了,说了,就打算去做。还在监狱的时候,他脑子里就一遍遍过电影,设计着日后出去,如何去弄这300万元。

——这只能去抢银行。

他又一次次给自己出难题,设想抢银行会遇到怎样的情形,他又怎样应付,把自己追到“穷途末路”,再想办法解脱出来。

躺在监号的角落里,混迹于劳改的人群中,打饭吃饭睡觉,白宝山凡人不理,心里转动的都是这些念头。这成了他的白日梦,成了他的精神支柱,成为他消磨时光的好方法。当然,外人是不了解的。

在监狱里,白宝山便着手做着各项准备工作。

他知道,要作大案,没有文化知识是不行的。小时候他不肯读书,进了监狱却卧薪尝胆,坚持把文化课学下来,达到了能读书能看报的水平。

这时的白宝山在外表看来很老实、很勤奋,这正是他“立大志”的阶段。

同时,他开始研究案例。

他对所有能找到的,无论书本、杂志还是电视上的案例(监狱里能看到电视),都抱有浓厚的兴趣,以专业眼光反复加以研究。寻找作案人在实施犯罪过程中的继漏,分析警方的侦查思路和方法,研究作案后如阿逃避警方的打击。劳动之闲,他常常跟李清亮“探讨”。

一次他在电视上看过某警匪片后,对李清亮说:“这人太笨,遇到警察不能跑,要迎上去打。迎上去打还有跑的机会,一开始就跑,肯定叫人家捉住。”

还有一次,他看了几本杂志,和李清亮议论说:“他们被抓,毛病都出在钱和物(赃物)上。不带那些东西,就是被警察抓到,身上没有证据,警察也没办法。”

在白宝山“预想”的那些案件里,作为主人公的他,必须有武器。白宝山向往的不是普通的枪,是火力猛,威力大又携带方便的枪种。还要有车,有高超的射击技术和驾驶技术——这都是前期准备的“必要条件”。

在监狱里不可能搞到枪,也无法学习驾驶技术,但他可以学习枪械知识,还可以设法收集子弹。

新疆与内地比,有着许多的不同,新疆是祖国的西北边陲,土地辽阔,人口稀少,由于它的特殊的地理位置,也由于新疆特殊的历史,当地枪支弹药的散布面比较广。退伍军人、基于民兵、猎户、甚至普通农牧民的手里,都可能有子弹。文革期间,散落到民间的枪支弹药不在少数。加上一些部门对子弹管理不严,也造成弹药流失。因此,在新疆搞子弹,比内地要方便得多。

新疆的劳改监狱,因地理环境和劳改条件所限,把犯人分为“收监犯”和“零星犯”两部分。零星犯负责种菜、放牧等零散劳动。部分零星犯夜里不收监,又叫外宿犯,他们有单独与外界的农牧民接触的机会。白宝山就是利用这个条件,寻机“买”到步机枪子弹和手枪子弹,并把它们藏匿起来。弄到子弹,只解决了他“预谋犯罪”构思中的一个环节,他还要熟悉枪支的性能和使用方法。

在这一点上,他充分利用了服刑前曾在某军事单位工作过的李清亮。李清亮对多种枪支都熟悉——这可能是白宝山接近李清亮的根本的原因。白宝山与其他犯人关系紧张,惟独跟李清亮“无话不讲”。据李清亮回忆,白宝山对各种型号的枪支都有着浓厚的兴趣,“求知欲”极强。

李清亮说:“白宝山问我枪械知识,包括枪的结构、射速、装弹量、保险位置、如何分解等等,每一种枪支都问得很细。我记得我们谈过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六式自动步枪,五四式手枪。他还问过六四式手枪的情况,我没有使用过,讲不清楚,他很遗憾。他也给我讲他所知道的一些知识,比如自动步枪的保险如何打开,怎样打单发,怎样打连发;自动步枪弹夹装弹量,微型自动步枪装弹量等,他能分辨出自动步枪的型号。他是外宿犯(零星犯),常和武警在一块玩,这些知识他是通过武警慢慢了解到的。他还问过我哪种枪威力大。我告诉他,短枪中五四式威力最大,长枪中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命中率高,自动步枪射速快,火力猛。我记得他说过,他喜欢体积小,装弹多的枪……”

白宝山还向李清亮打听北京军事单位哨兵的值勤情况。比如,哨兵上岗,只携带枪支不装弹药,就是从李清亮那里探听来的。他对李清亮说讲石景山附近的军营,说:“我出去之后,要搞就搞哨兵,他们警惕性最低,容易(把枪)搞到手。”

对比一下北京发生的一系列袭军袭警案,我们发现,白宝山当年所说和日后所做,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连细节都没有改变。包括“袭击哨兵”,包括“迎上去打”。阅读李清亮的问讯笔录,不禁令人毛骨悚然。李清亮刑期长,至今仍在狱中,他不可能知道白宝山在外边都干了什么。但他描述的这些情景,就像叙述白宝山的整个犯罪过程,居然丝毫不差。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愿意相信白宝山所说“出狱时抱着两个想法”是真实的。

白宝山出狱后,曾观察过附近的银行。银行的情况与他在狱中的想象有着极大的差别。加上不久鹿宪州抢劫运钞车案件破获,白宝山深知自己没那样的本事,放弃了抢银行的打算。

白宝山在监狱里的这些准备工作是在暗中进行的,他利用自己的不善言谈,把自己伪装起来。白宝山干活比较出力,并注意搞好与管教与武警的关系,利用当“零星犯”之便,常去碱渠摸鱼,用丝网捕鸟,有所收获便把猎物送给他认为有用的人。在一个时期内,他在监狱里屡受好评。

1993年初,即白宝山来到大西北的第三年,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即石河子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他被减刑一年。裁定书称:

“白宝山在1992年改造中表现认罪守法,服从管教,遵守监规,认真学习三课和改造行为规范,改造思想稳定,态度端正,负责养牛工作积极主动,全年打草30吨,产奶25吨,敢于制止违法行为,全年无违纪行为,写思想汇报20份,全年出勤率100%,双百考核202分,年终评为支队劳改积极分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对罪犯白宝山准予减刑12个月,原剥夺政治权利不变。”

这一切,都是最表面的现象

新安监狱隶属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监狱管理局管辖,农八师与石河子市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兵团系统叫农八师,地方系统叫石河子市。新安监狱位于石河子市西北,是142团场界内的一个劳改单位。

新安监狱距142团场约10公里,监狱建造在戈壁滩上,北边紧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国第二大沙漠)。监狱呈正方形,高墙之外全是荒草地。监狱南侧有一排低矮的猪舍(过去是牛棚),周围没有任何其他建筑。

请记住那排猪舍,那地方曾发生过十分凶险的血腥故事。

监狱里的犯人,每天要早点名。吃过早饭,然后在武警的武装看押下,到指定地点从事农业劳动。劳动的地方四角插下小旗,旗子的连线就是警戒线,犯人的活动区域不得超过警戒线之外。午饭由另外的犯人送到地头。晚上干完活,仍在武警看押下返回监所。进入监狱大墙后要进行晚点名。犯人站成几排,点到谁,谁大声答“到”,之后要蹲下。点名无误才能吃饭,然后回监号睡觉。

石河子是北疆(天山之北称为北疆)重要的产粮区和产棉区,监狱犯人的主要任务也是从事农业劳作。有时还要挖掘水渠。水在这里有着极重要的意义,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是全国最大的半固定沙漠,水通到哪里,哪里就能建成绿洲。修大渠时,监狱管理方在邻近地点号房,当作临时监所。犯人仍在管教人员和武警的押解下劳作,在管理上,比平常要更严格些。

对一般犯人,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这样。

但有少数犯人例外。因监狱除安排犯人集体劳动外,还有许多零散的工作需要犯人去做。比如监狱的菜地,再比如养猪、放牛、放羊。这样就产生了“零星犯”。

零星犯一般在刑期超过半数且表现较好的犯人中挑选,还需要一个条件,就是要交纳一定数量的保证金。新安监狱的办法是交纳人民币10000元,用这笔钱买牛,由出资人放牧,产奶出售给附近农垦团场。这样,犯人可以获得一定的自由,监狱又可以创收。

零星犯也有两种,一种晚上收监,一种不收监。晚上住在监狱之外的,又叫作“外宿犯”。当年,新安监狱的外宿犯仅有3人,他们住在监狱外边的牛房(现已改为猪舍),夜里值班看牛。

这3名外宿犯都是北京人,除白宝山之外,另两位一个叫李宝玉,另一个叫傅克军。

零星犯想逃跑是有条件的。第一,他们有逃跑的时间,白天晚上都有单独外出的机会;第二,他们有经济条件,监狱与他们签订“承包”合同,每月有一定收入。但逃跑也不容易。首先,逃犯抓回来都要加刑;其次,零星犯之间有一种类似“连坐”的责任关系,有人逃脱,其他相关犯人将受到审查和处理;其三,零星犯一般距刑满时间都不长,此时逃掉并不值得。新疆监狱年年都有犯人逃脱,但零星犯中的比例并不大。

1990年,白宝山作为北京调犯遣送到新疆新安监狱时,李清亮已经是零星犯了。他负责种菜。李是山西人,当过兵,转业在北京工作,因报复杀人被判刑,入狱后始终表现较好。白宝山刚来时跟李清亮住一个监号,菜地出菜时缺人手,李清亮常点名要白宝山出来帮他。

李清亮劝白宝山:“家里要是有经济条件,寄点钱来,弄个‘零星犯’吧,少受点儿罪。”

白宝山就请李清亮代笔,给家中写信,把这边说得极为可怜,要家人想办法为他筹措资金“买”一个零星犯。

母亲是惦记他的,两个姐姐也疼他,毕竟他是家里唯一送出去的孩子,小时受了不少苦。母亲还有个说不出的想法——如果不送他去老家,也许他走不上这条路。家里总觉得这些年亏了他。因此,接到来信后,家里多方凑钱,母亲借债,两个姐姐和大弟几乎拿出全部积蓄,凑齐了这笔款子,汇到新疆。

白宝山成为零星犯。他与李宝玉、傅克军、田守水(化名)每人出资10000元,买下了17头奶牛,开始了放牧的生活。

零星犯相对收监犯来说,有着许多便利。他们不受监狱作息制度的限制,晚上不回监所。外出自由,只要当天能返回来即可。有时候隔夜返回,只要不被管教人员发现也不受惩罚。他们不仅可以去14 2团场,还可以去沙湾县城,甚至可以坐汽车去石河子市和奎屯市游逛。当零星犯期间,李宝玉、博克军等人多次出去嫖娼,白宝山也跟着去过几回。

白宝山平时沉默寡语,但他残忍的本性,时而也有流露。

有一次,李清亮和白宝山等几个零星犯坐在牛房里聊天,不知谁家的狗在门外叫,把白宝山叫烦了。大家都没留意,白宝山站起来。门边上立着一把和泥用的钢叉。他抄在手上。这时候大家还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他忽然就冲到门外,把那条狗吓得都不敢叫了。他一叉就从狗肋上插进去,插到了狗的心脏。那狗呜咽了两声,便倒下死了。

屋里人面面相觑。事后议论起来,都说白宝山这个人心狠手黑,是个“蔫土匪”,别看他平时不爱说什么。

歹毒的事还做过一些,只是没被人发现。

一次,他跟管教怄气,暗地里放火把狱里的草垛烧了。

后来——他便开始杀人,在监狱里杀人,他居然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李宝玉1961年生人,原是北京毛毯厂的工人,因盗窃罪被判刑。傅克军1963年生人,原是北京灯泡厂工人,1983年因用暴力手段劫持出租汽车被判刑。傅克军是独子,家里有四个姐姐。

李宝玉、傅克军和白宝山一起放牛,3人的关系始终紧张。白宝山“嘴笨”,不合群,又是北京石景山区的人,李宝玉、傅克军瞧不起他。

3人中,李宝玉是组长,他年龄比傅克军大些,但家里不如傅克军家有钱,两人间也闹矛盾。傅克军花钱买了牛,还为自己买了两匹马。他骑着马去放牛,在白、李面前,很有优越感。他的马李宝玉、白宝山是不能动的。为这事,傅克军跟李宝玉打过架,打得头破血流。然而,两人在欺负白宝山上,却能合到一块儿。

傅克军朋友多,李宝玉会来事儿,两人跟管教的关系不错。白宝山很孤立。除了第一年,因劳动表现较好受过表扬外,因他的拗脾气跟周围人都疏远了。傅克军、李宝玉更是合伙挤兑他。清牛棚、起粪、挤奶、坏天气里去收牛——倒霉的活他们都支使白宝山去干,白宝山表示不满,他们轻则臭骂一顿,重则拳脚相加。

白宝山不打架,也不骂人——他骂不过他们。整个变得更加沉闷,整天的跟谁都不说话。

大约在1993年夏季的一天,白宝山和傅克军一起放牛,两人发生了口角。事情本来不大,可白宝山趁傅克军不备,搬起一块大石头,恶狠狠地从背后砸在傅克军的头顶上,顿时砸得鲜血直流。

表面看,这是一次偶发事件,其实不然。这是白宝山报复杀人的一起未遂案件,是他早就蓄谋好的,这是他第一次杀人的尝试。

他没有达到目的,他就停了下来。因他突然感到,石头不行,用石头很难一下把人打死,需要改用其他方法。

事情很快演化成一场普通的殴斗,没经过中队,以白宝山赔偿傅克军500元人民币在私下里做了了结。

此后不久——1993年9月,李宝玉却忽然失踪了,打破了他们三个北京人外宿放牛的格局。

李宝玉白天还好好的,晚上却没再回到牛房。

傅克军没什么不正常,白宝山也没什么不正常,两人照样坐在牛房里看电视,然后照样关灯睡觉,甚至谁都没有提起李宝玉。

类似的情形以前发生过。李宝玉可能外出嫖妓,可能去了石河子,可能因什么事情耽搁在外边。

第二天晚上,李宝玉仍没回来。

傅克军照样不闻不问。白宝山把李宝玉两天未归的情况向监狱领导做了汇报。

狱方对李宝玉失踪事件进行了调查。

李宝玉并没带走任何东西,他的失踪令人怀疑。况且,李宝玉还有一年就服刑期满了,按照常理,犯人在这种时候没有特殊理由,是不会逃跑的。虽然存在着许多疑点,因找不到其它证据,事情最终仍以李宝玉脱逃定案。

李宝玉因何失踪,最清楚底细的人,莫过于白宝山。

大约在一周之前,李、白二人发生了争吵。李宝玉擂了白宝山一拳,白宝山没有还手。李宝玉骂他:“你他妈是个男人吗?你有本事,你也打呀!”白宝山说:“我不打你,我熬到现在不容易,我把你打得轻了,不管用;我要是把你打死,不是加刑就是枪毙……我划不来……”李宝玉说:“你他妈少来这一套,是男爷们儿你也犯把脾气给咱瞧瞧,别净给北京人丢脸。”白宝山说:“行,你等着,这几天我就犯把脾气给你看……”

事情不了了之了。李宝玉认为白宝山不过是说说而已,他犯脾气能犯到哪儿去?

白宝山第二天就着手准备。他不声不吭,背着人在牛棚后边挖了一个长宽各一米,深约两米的土坑,然后,把200元钱塞到牛棚的墙缝里。

傅克军骑马出去了,白宝山来找李宝玉,说:“我的钱藏牛棚里,抠不出来了。”

李宝玉说:“那你找谁?自己弄去。”

白宝山说:“你帮帮我,弄出来我请客。花我的钱,我请你喝酒还不行吗?”

李宝玉认为这是白宝山在讨好自己,嘴里骂着操蛋,跟白宝山走进牛棚。

他问:“钱在哪儿?”

白宝山指了指墙缝。那地方很低,猫腰才能看到。

李宝玉低头往里边瞅,钱卷成一卷,果然在墙缝里,用手指头是抠不出来的。他到外边转了转,找到半截细铁丝,弯个钩儿,猫腰帮着白宝山钩钱——他根本就没想到这是白宝山的一个阴谋。

这时白宝山站在他的身后,摸出事先准备好的铁锤子,对准李宝玉的后脑就是一下。

李宝玉翻翻白眼,一声不吭地栽倒下去。

白宝山抡起铁锤,对准李宝玉的头部连续又打了四五下。李宝玉颅骨的右半部砸得塌陷下去,头骨碎裂,脑浆四溢,白花花的骨片翘出头皮。白宝山看李宝玉被打死,把他的尸体扛出牛棚,扔进他事先挖好的土坑里。土坑边上放着一把铁锨,三下五除二,没用半个小时就把李宝玉的尸体埋好。这地方是沙土地,好挖好埋,不沉降。上边做了伪装,洒上些水。牛棚里抱些干草,把血迹和脑浆搀进牛粪里。

一切都收拾停当,白宝山坐在牛棚外晒太阳,放牛的傅克军还没回来。

这天白宝山睡得格外香甜,心情也特别舒畅。李宝玉的尸首就在距他不到8米的地底下躺着,他连噩梦都没有做。

本来,白宝山想先杀掉傅克军,那次用石头没砸死他,倒先把李宝玉处理掉了。既然先杀了李宝玉,傅克军就让他再活些日子吧。总不能刚刚“失踪”了李宝玉,马上又“失踪”个傅克军,那样,他白宝山担嫌疑。

李宝玉失踪案,虽然存在着种种猜忌,却没人怀疑到白宝山。白宝山平时不爱掺和事儿,他怎么会平白无故地杀人呢?

1994年3月22日——距李宝玉失踪仅仅半年,傅克军再次失踪。这一次引起了中队的警觉和重视。

当时正值春天,天气还冷。在牛屠放牛的共有4人,田宝山、傅克军、秦百川和田守水(此两人为化名),4人全是北京调犯。

3月20日晚上,秦、田、傅、白4人吃过晚饭,在牛房里看一阵电视,9点钟,秦百川和田守水就回监号了——他俩不是外宿犯。当夜,在牛房住的只有白宝山和博克军两个人。

21日早晨,秦百川来牛房干活,没看见傅克军。他问白宝山,白宝山说:“傅克军去团场送牛奶了。”

中午,傅克军没回来,但谁也没意识到傅克军会失踪。

这天白天,白宝山老是犯困,哈欠连连的,大白天躺在房子里睡懒觉。秦百川进来,发现傅克军的被子褥子枕头都不见了,问白宝山,白宝山说:“傅克军走时都带走了。”秦百川起了疑心,他想,傅克军去送牛奶,带被子枕头干什么?

田守水也是一大早就过来的。他去打扫牛棚,发现牛棚已收拾干净,地上还洒了水。

白天,监狱的焦中队长过来一次,谈今年承包的事。因傅克军不在,田守水说:“等克军回来,大家商量商量再定。”

午饭后,白宝山又躺下睡觉。田、秦二人看电视看到五点,白宝山爬起来,出去收牛。田守水到食堂把晚饭打过来几人一齐吃。到了晚8点,仍没等到傅克军。田守水、秦百川一同回了监号。

22日上午,田守水和秦百川出来,仍没见到博克军。两人还在开玩笑,说傅准是在什么地方喝多了酒,要不就是找女人给扣住了,谁也没向中队报告。下午,傅克军在地方上的一个朋友过来找他,傅不在,大家一起喝的酒。到了晚上,白宝山才向中队报告,说:“傅克军自21日早晨外出,至今未归。”

晚上11点,监狱的魏中队长、焦中队长带领武警把白宝山、秦百川、田守水3人收监,说:“傅克军跑了,中队要对你们进行审查。”

当晚,魏中队长安排另一名姓唐的犯人住进牛房。

夜里,唐某躺在傅克军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总觉得有什么气味刺激着他。他伸手在土墙上抹一把,觉得腥乎乎的,打开灯辨认一番,发现墙上有许多喷射状的污点,像是血迹。再仔细检查,在房子的顶棚上也发现了同样的污点。他吓坏了,一夜未眠,第二天一早就向中队做了报告。

事情上报到狱政科和142团场派出所,当天就对牛房进行了检查,墙壁和顶棚上的点状痕迹,经化验确定是人血(其中夹杂着鸡血),同时,在傅克军的床铺底下,找到未被带走的700元人民币。有人反映,21日清晨,看见白宝山在院里烧东西,烧的是棉被或大衣那样的物品。在傅克军失踪的同时,他的马也失踪了。此外,中队在牛棚的顶棚上,搜出步机枪子弹和手枪子弹共计95发。

因出事当天,只有白宝山与傅克军两人住在牛房,白宝山自然成为重点嫌疑对象。

狱政科王永康副科长提审白宝山,审讯工作持续了十几天,白的态度死硬,只交代了藏匿95发子弹的问题,拒不承认与傅克军失踪有任何瓜葛。

劳改中队和狱政科曾判断傅克军遇害,尸体可能用马匹驮到周围的荒野里掩埋掉了。他们在监狱周边的可疑地段进行搜索,并动用了警犬,未能发现傅克军的尸体。

发动犯人提供线索,监狱的人犯反映,白宝山与傅克军有矛盾,主要因为傅克军不让白宝山摸他的马,为了这样的小事就去杀人,不合情理。熟悉白宝山的田守水说:“傅克军跟白宝山的关系时好时坏,两人也没什么深仇大恨,按说白宝山不会杀人。”

事实上,傅克军就是被白宝山杀害的,他采用了杀李宝玉同样的方法。

白宝山是个记仇的人,他有着疯狂的报复心理,平时又显得不动声色。他的思维方式,与普通人不同。虽然他与傅克军、李宝玉的矛盾都是小事,但他并不这样想。他觉得他受了欺负,他从心里厌烦他们,这已经构成了他杀人的理由——就像他讨厌那条狗,就一定要杀死它一样。

杀掉李宝玉,他需要一段时间来淡化人们的印象,为此他又等了半年。在他的意识里,傅克军必须杀掉。他天天看着傅克军不死,常常感到不能忍耐。

3月20日深夜,白宝山醒来,他认为该动手了——没有任何直接的原因,他们也没吵架,甚至,这几天两人相处得比平时还要融洽。

戈壁的夜晚冷凄凄的,牛房外是狼嗥般的风声。所有的犯人都回了监所,荒野地里孤零零伫立着这排低矮的牛棚。除了棚里的老牛,牛房只住着他们两个。

黑暗中白宝山爬了起来。

傅克军睡得烂熟,他微微地打着响鼾。

白宝山低着头看他一阵,慢慢地举起了铁榔头。

吭地就是一下,轮起来又是一下,狠狠砸在博克军的脑袋上,傅克军长长地哼了一声,就再没了气息,那身死肉也松垮下来。

掩埋傅克军的尸坑已经挖好,打死傅克军之后,白宝山拿着铁锹出去,又把土坑整理了一番。

再返回牛房,白宝山吓了一跳。

傅克军又起来了,他一动不动坐在木床上。但他反映迟钝,两眼直瞪瞪的,似乎想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白宝山的铁锤又砸过去,因用力过猛,“扑哧哧”竟把半个榔头砸进傅克军的脑壳里——这就是造成鲜血四溅的原因。

傅克军再次倒下,鲜血立刻染红了他的被褥和枕头。

白宝山没有开灯,他把傅克军的尸体背出去,埋到坑里——这个土坑是紧贴牛棚的墙根挖下去的,距墙皮不到半米远,也挖了两米深。

处理了尸体他才觉出这事做得有漏洞,他弄出了血,傅克军的被子,褥子、枕头上到处都是血。他坐了一阵,便把染血的铺盖抱出去,点火焚烧了,灰烬用沙土埋起来。凌晨时分他又在牛棚周围做了卫生,洒上水——这就是后来田守水看到的情景。

这次白宝山的疑点太多:第一,20号夜里,牛房内只有他和博克军两人住宿;第二,牛房里有血迹,溅得墙壁上天花板上都是;第三,博克军行李丢失得不合情理;第四,傅克军的床板底下藏着700块钱——任何人逃跑的时候也不会把现金丢下。当然还有其它迹象,包括白宝山与傅克军平时的不睦,也包括半年前李宝玉失踪案,这不能不让人作出联想。

白宝山的抵赖方式是死不认账。为此他也吃了不少苦头,狱方把他关进小号,单独羁押了3个多月。经过多次提审,白宝山一口咬定:傅克军是3月21日凌晨5点,带着行李骑马离开的牛房。至于房间里的血迹,白宝山解释说,那是傅克军与李宝玉从前打架打破了头,喷上的血点子。

白宝山还向狱政科提供许多其它线索,以证明傅克军逃跑有据。

他说,博克军经常在外边找女人,他把牛房生产的奶送给某女,还给对方送挂历,傅克军为这女人经常夜不归宿。他说,博克军还常去另一女人家赌博,那个女人曾来牛房找过他,两人商量一起出去做生意。他说,傅克军在牛房聚赌,欠外边许多赌账。他还说,傅克军常与地方上的陌生人来往,多次谈到去伊犁口岸做生意赚大钱的打算……

总之,傅克军为了女人可以逃跑,为了躲赌债可以逃跑,为做生意也可以逃跑。

这些辩解并不能使人信服,但是,监狱方始终没有寻找到博克军的尸体,无法确认他已经死亡。白宝山又态度死硬,无论你采取什么方法,他不是装傻充愣,就是给你来个拒不认账。他终于“硬挺”了过来。监狱方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无法给白宝山定罪。两年过去,傅克军失踪案只能作为“悬案”挂到一旁。

因傅克军案,白宝山被单独关押了125天,写过保证书后,继续回去放牛。1996年3月7日,他如期提前一年获得释放。3月12日,白宝山回到北京。

白宝山前期收集的子弹,被劳改中队没收了。在他重新获得“自由”之后,利用恶劣天气里附近牧民的羊群误入监狱草场的机会,把羊扣住,要挟对方。作为交换条件,他从牧民手中弄到了3包步枪子弹(75发)和50发手枪子弹。

这一次,他把子弹埋在水渠附近,释放后,他把子弹挖出,全部缠在身上,带回了北京。

贴主:冷猫居士于2021_09_03 13:42:52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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