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时差终于被调整回来了一些。从格林威治时间回到西五区，每天都昏昏沉沉的，却又不得休息。生活繁忙，事事却又飘忽地从眼前飞过，既真实，又不明所以，感觉很错乱。

我在一块陌生的大陆度过了半个月的时间，再回来看那些熟悉的白色面孔，本应觉得很亲切，可偏偏是那些黑黝黝的皮肤，让我时刻有眼前一亮的机会。

非洲实在是太黑了，以至于白的肤色，显得过度斑斓，有如强光灼伤了眼睛，很久都缓不过来。黑皮肤，总给人以沉稳而安定的感觉。对我来说，什么都是可以习惯的。

有一个在西非认识的人加了我的微信，他先是把我的照片弄成了头像，被我认出来以后，换成了他自己。在小图上，除了一件白衬衫，我什么都看不到。记得很久以前听过一个笑话，说是一个黑人留学生在晚上骑自行车，只看到白衬衫在飘，状如鬼魂。我想大概真的如此吧。

否认肤色差别，在此是毫无意义的。我从等埃塞俄比亚航空的时候起，就已经开始适应这些不同的人了。

在中国的街上，朋友见面往往是寒暄几句，美国朋友相遇，大家握手或者抱抱彼此，拍拍后背。法国人多是脸碰脸，左右左，啧啧三次，顺道把面上的胭脂水粉融合，结果是人人一脸香甜。在DC的机场，埃塞的空服员和地勤，看到相熟的乘客，右手握起，拉过来撞彼此的右肩，左手去拍打对方的后背。这种问候颇具仪式感，好像在耍一套花枪，招式即使用到老，也不是敷衍塞责，架势十足。后来我也和认识的埃塞人这样问候，他们只是笑，我才知道，多半只有男的之间才这样打招呼。

不过，对于他们来说，我本来就非他族类，也许什么都可以被谅解了。

他们的手大多数都湿漉漉的，所以开始握手的时候，我总想着湿手是不是更容易传播病菌，之后总是找地方偷偷地把手洗了。

这怪不得我。离开美国前，我去了医院的传染科，打了左右手十几剂疫苗，医生给了厚厚的一叠纸让我阅读，长谈了半个小时。她对于大家都担心的埃博拉毫不理会，反而是让我对蚊子和食物特别小心。

埃博拉确实疯狂流传，但是，你不是医生，不是护士，不和他们有密切的接触，连感染埃博拉的机会都没有。医生就是这样和我说的，我就是这样和家里人说的。

医生说，即使白天，蚊子也会咬人，所以一定要尽量穿能够把身体遮起来的衣服。防蚊水DEET含量要在30%以上，而且要喷在衣服上。我都照办了，即使在Omo Valley40度的高温下，我也穿着外套。医生说，不要吃生的蔬菜，因此我每天都喝冰的芒果汁，牛油果汁，木瓜汁，货真价实的美味，而且比玻璃瓶装的可口可乐还便宜。

我带了一堆药，从预防病毒到跌打损伤，皮肤上有个小伤口就异常紧张。结果什么也没有用上。

有一本书叫做《枪炮细菌和钢铁》，在论述病毒征服世界的时候，说印第安人死于欧亚人带来的病毒，要远远多于死在战场硝烟之下的人口。西班牙人用天花征服了阿兹特克人和印加古国，并且占据了美洲大陆。随着大量利比里亚人在埃博拉病毒下死去，DC供实验用的猴子也在埃博拉之下粉身碎骨。而且，非洲人身上往往带有我们不具备的抗体，这是我们注射疫苗的意义。

去非洲好像是一场十足的冒险。我走前刚知道，有人从四姑娘山的5050米处攀岩摔下来，大家在为他两岁乳儿和八十老母募捐。我想，如果我如果就这样死了，对不起家中幼儿及父母。即使带病回来奄奄一息，也是罪无可恕，所以还是要十分小心。

现在虽然没过埃博拉的潜伏期，虽然身陷霍乱和疟疾的疫区，但总算是回来了。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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