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理论的先验逻辑：存在论、伦理学和知识论的三维一体（下）

作者：赵汀阳

对于“所有并且任何”情况普遍必然有效的原理就被定义为先验的，或者，至少对于某个无穷集合，无例外必然为真的原理就是先验的。无穷性超越了经验的有限性，所以是先验的。逻辑和数学原理很好地表达了对于无穷性的无例外性，然而此种先验性不足以解决自由主体之间的对抗分歧，因此，价值的先验原理还需要另外的指标。人类直观在此显示出神奇能力，包括中东、欧洲和中国在内的所有古老文明都不约而同发现了对称性，并以此为标准提出了所见略同的伦理学元定理，即用来反思所有伦理原则的元定理(因基督教更为流行而称为“金规则”)。康德发现，具有对称性的道德原理必须出于每个人的自由意志，否则就否定了自由的主体性，因此，道德的元定理必须增加自由性的指标。康德提出了比传统的金规则更严格的“绝对命令”去规定主体间的伦理关系。可是人类的需求远超纯粹自由意志，我们无法改变自私自利的人性，回避“不纯粹”的给定事实无济于事，康德的理想主义定理其实只对于神有效，对于俗人无效。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寻找对于任何主体在任何条件下有效的对称性，意味着，不能先验地预设任何主体的意图，只能设想普遍可接受的互动关系，就是说，不能去猜想他者“要什么”，只能去确定他者“不要什么”。因此，道德的元定理不可能由个人单边主义的自由意志来推出(康德寻找的方向是错的)，只能从所有或任何可能主体的主体间可能关系来推论，就是说，与康德“从个人自由去推论关系”的方向相反，只能“从主体间可能关系去推论主体间的自由原理”，由此可发现跨主体(trans-subjective)的互动对称性。

能够实现跨主体性的理性只能是关系理性。对此的初始直观是孔子的仁概念，但语焉不详，而且试图以伦理去论证关系理性是不成功的，因为任何伦理本身的合理性也需要被证明。理性所以必需，根本在于理性能够最大程度有利于人类存在，即理性必须具有生存优势而不是符合伦理高调，否则无用。就人类作为生物族群而言，不存在高于存在的理由。假如一种伦理不利于生存，终将被淘汰。在这个意义上，个体理性是正确的，风险规避以及追求利益最大化显然是过硬的生存理由。但是，对理性的这种经济学解释完全忽视了在物质利益之外人类还需要精神世界，所以是错误的。人类生活比个体理性复杂得多，不仅有非理性之心(情感和心理)，更有赋予生命以意义的精神世界，就是说，人的存在方式不仅是生命，而且是意义。因此，精神世界是人类行为选择中不可减省也不可还原为物质利益的必要权重，人类绝对需要精神世界，因此在精神上同样不会让步。可见，充分的理性必须能够处理人类存在的全部问题，而不限于物质利益。所以，理性的概念一定要比个体理性大得多，除了个体理性、实践理性和交往理性之类，还有一种或许更重要的理性，即关系理性。唯有关系理性能够普遍有效地处理主体间的互动关系，并且有望建立人人有份且人人受益而不会取消任何人的主体性的跨主体性。关系理性表现为能够选择对于任何人或所有人有利的存在方式，表现为普遍合作的最大可能性。

关系理性基于所有人的无限互动选择，于是把问题的重心落在了未来性上，关系理性也因此比个体理性更加理性。这里有一个存在论的理由：假如没有未来，存在就等于不存在，也就不需要理性了，所以，只有以未来性作为最大参数的思维才是真正理性的。这里加一个注脚：逻辑和数学之所以是理性的代表，就在于逻辑和数学思考的是包含全部未来在内的全部时间，所谓永恒。个体理性要求分析和计算的确定性和准确性，因此对不确定而无法量化的未来考虑不周，只计算可确定的短期利益，甚至是一次性收益的最大化，因此没有认真地考虑变幻莫测的未来。这意味着个体理性的概念暗含非理性的形而上学设定，即所理解的存在缺乏未来性，等于否定了时间的概念，也就否定了存在的意义。这是一个存在论谬误(an ontological fallacy)。因此，哪怕是相对忽视了未来性，也是非理性的。个体理性是反赌博的理性，可是也正因为个体理性是反赌博的，反而变成非理性的。这个悖论却是现实，因为人类生活就是不可退场的赌局，有着复数可能性的未来注定了人类存在于赌博中。试图忽略人类存在的赌博性是不顾事实的非理性。

然而最有趣的事情就在于人类拥有反思意识和创造力，于是试图为世界建立秩序，试图创造由人类做主的未来，即不满足于“参赌”而试图“设赌”，把未来变成人类设定的赌局。因此，理性需要考虑的事情就非常复杂。理性的两个基本要求，风险规避与利益最大化，在“赌局”里是互相矛盾的——尽管在逻辑上不矛盾，这个差异说明人类生活并不经常符合逻辑。假设人类的游戏规则(所有制度)以及游戏的元定理可以有某种最优设定，必定是在无穷未来的无数可能性里始终不可减省并且坚忍不拔(robust)的原理，因此能够应对人类生活中永远递归出现的根本问题。这正是天下理论需要考虑的问题。天下被设定为内含“无数”自由主体的最大系统，就必须解决复数主体间的关系问题，所以必须引入足以形成“众心共可能性”(compossibility of hearts)的跨主体关系理性。

一种生活游戏对于所有人都是最优的并且得到每个人的同意，这种理论想象虽有数学式的合理性，但在实际生活里是夸大其词的，永远做不到，而且，每个人都具备独立而等值的主体性或精神主权也是不切实际的政治学幻觉。分析人类生活，只能考虑整体论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总体效果，相当于复杂科学讨论的整体“涌现”。人类的生活游戏规则，包括制度、伦理、法律等所有通用或集体的存在方式和观念，都是整体涌现，绝不是个人自由意志的加总。算术式的“加总”方法论预设了还原论，属于早期科学试图简化一切事物的方法，无论加总法还是还原论都无法解释大规模的复杂生活游戏。

这里我们试图求解的是：给定“无数人”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和精神冲突的条件下，是否存在一种可能的和平世界体系，其秩序的吸引力或可接受性趋于最大值，相当于人类生活游戏的“共在涌现”的一个最优理性解，至少满足：(1)普惠性，即一个世界体系必须能够保证每个国家或民族在其中都获得好处，并且每个国家或民族选择加入这个世界体系所能获得的好处大于选择孤立而互相冲突所能获得的好处。“好处”是广义利益，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只要能够保证普遍安全和利益均沾，就基本满足了普惠性；(2)一个长期有效的世界体系必须具有颠扑不破的(robust)系统性质。一个系统即使有着道德理想主义，如果其系统弱点多，容易崩溃，在存在的性能上说就是坏系统。在主体间约束下，一个系统在性能上的最优品质就是能够保证主体间关系的互动对称性、个人的消极自由和思想上的平等。显然，一个包含复数主体的系统不可能以齐一原则来建立一致性(consistency)，只能以互动关系的对称性、个体的自由和思想的平等来避免系统内部产生自毁系统的冲突。

作为“共在涌现”的优化世界体系属于将来时，我们不可能在经验上提前证明未来的可能性，只能替代地给出一个思想实验的博弈论证明，我已多次论述，这里只简化复述：(1)设每个主体(个人或国家或文明)为具有自由意志的主体并且只考虑利己的选择。这是博弈论的通常假设；(2)设初始状态为荀子—霍布斯的初始状态。这是没有政治和伦理附加值或反事实附加条件的纯粹博弈状态，因此是唯一蕴含所有可能性的出发点。任何暗含价值附加值(比如人性善)或反事实附加条件(比如无知之幕)的初始状态都屏蔽了最坏可能性。没有覆盖所有可能性就不是普遍有效的理论。荀子—霍布斯的初始状态是能够想象的最坏可能世界，而只有能够在最差条件下演化出来的较好世界才是可信的；(3)基于条件(1)和(2)，可进行一个“模仿测试”。这个博弈允许不择手段的策略，排除了任何道德假设，根据人性，坏事必然发生，好事可以发生但不必然发生。在多轮长期博弈中，人人都能学习并模仿对手更高明的策略或发现相应的高明对策，长期的互相学习和模仿最终使每个博弈者都拥有所有策略的共同知识而达到策略穷尽和稳定均衡。有两个理性解：或为循环冲突解，即恶意僵局，各方都无利可图；或为普遍合作解，即善意定局，各方都获得好过冲突的收益，这是唯一不会导致自我挫败(self-defeating)的理性解，而循环冲突解必定导致自我挫败。“模仿测试”试图证明存在两种博弈均衡：恶循环和善循环，而后者是唯一可取的解。达成普遍合作的唯一途径是“化敌为友”，但如何化敌为友的方法论却是个难题，这正是天下理论试图解决的问题。

六、天下作为预言：从天下的传统三维到未来三维

天下是为未来设想的理论，不是对历史的怀旧。西周的天下实验确实留下了观念和制度上的初始资源，但西周天下并不完美，有不少弱点和系统漏洞，并非理想的榜样，只是有意义的启示。理论并不追随历史而要创造历史，理论的方向永远是未来的可能性或永恒的必然性。鉴于人类生活和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并且无数因素互相制约，任何单纯的或原教旨的理想都失去了现实性和机会，我相信世界所有地方的未来政治制度大概率都会演化为某种混合制度或混合政体。只有混合制度才有足够弹性(resilience)和抗崩溃能力(robustness)去应对复杂不可测的变数，而且有多样能力在系统内部互补漏洞。政治前途大概与复杂科学的视野是一致同步的，即必须回应复杂性的问题。未来的天下体系可期望成为一个复杂系统，一个包含所有自由主体的实无穷集合，否则无法消解负面外部性(墨子定理)。这意味着一个政治新概念，即政治的功能不在于发展争权夺利的策略而在于发展化敌为友(from hostility to hospitality)的方法去创造普遍受益的和平。世界政治的逻辑完全不同于国际政治，识别敌友或“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的问题升级为“何种方法能够化敌为友”。这正是建构天下所需的方法。

天下概念有其传统三维，即基于先秦想象的三维合一理解：(1)地理或物理上的世界，即整个自然世界；(2)心理上的世界，即人心所向；(3)政治上的世界，即确认世界主权的世界制度。三者叠合为一，暗含天人合一之想象，其中关键在于世界制度。物理世界天然一体，但人心的世界却是分裂的，要使世界变成天下，即成为“天下人的天下”，只能通过世界制度来实现。这是《尚书》《老子》《管子》《墨子》《礼记》等先秦经典里的思路。先秦思路虽是优越的直观，但缺乏存在论的证明和建构方法论，只是伦理议题或理想。假如道德理想不能同时兼备生存优势，或假如伦理学不能与存在论达到一致(休谟问题)，伦理就是无效的。理想不会自动实现，必须有改变存在的方法论。

传统天下三维的根据，部分是神学性的想象，部分是伦理学的假设，这种基础经不起怀疑论，也经不起巨大利益的挑战。在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时，传统天下系统就很难避免退化裂变为国际政治。西周的天下政治正是如此地衰变为春秋战国的“国际政治”。国际政治的所有策略，无论遏制、支配、竞争、平衡、对抗还是冷战或战争，都是互相不可信任的关系或非合作策略，这意味着国际政治是一种“反政治”。如果未来天下体系能够超越国际政治而建立“正政治”，就需要创造天下的新维度，我的想象是，未来天下有必要展开为政治、伦理和知识三维一体的万民共在与共享关系，即“世界的世界化”(worldization of the world)。三个新维度的合理性都限定为存在论的理由，只以存在优势来解释合理性，而不是基于某种价值观。

未来天下体系的第一个维度是“政治天下”，需要至少三个“宪法性的”概念，以理性化的“结构”来产生理性化的“功能”：(1)世界内部化。这是“天下无外”和“化敌为友”原则的当代修改版，也参照了莱布尼兹的最好可能世界的丰富性及共可能性原理。这意味着将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共在与共享的无中心网络系统，世界以网络系统的主体性而获得了高于国家的世界主权，以无限网络形式而存在的世界不受任何国家的支配，但也没有取消国家，而是在国家之上建立了更高一个层次的政治系统。天下系统的“实无限”性质使得一切主体都成为系统的内部存在，于是消解了负面外部性的问题。化外部性为内部性，也就把不共戴天的外部矛盾弱化为利益分配的内部分歧。化外部性为内部性的成功条件在于：天下制度能够为天下所有人提供的系统化好处必须大于拒绝或退出系统的好处。于是进一步需要(2)具有互动对称性的关系理性。定义为：互相伤害最小化优先于排他利益最大化。于是意味着关系理性优先于个体理性。根据“共在先于存在”的人类存在论原理，互相伤害最小化就能够保证普遍的安全和自由。对于生存，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也是所有事情的基础。生存之后就是利益分配，于是需要(3)孔子改善(Confucian improvement)。原始直观来自孔子的“立人达人”原则，理论化定义为：任何人获得改善，当且仅当，每个人获得改善。孔子改善明显优于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也可换算为所有人同步的帕累托改进，即等价于每个人同时获得帕累托改进。孔子改善是保证稳定的普遍合作的唯一理性条件。对称性是唯一不会产生偏差和不确定扰动的稳定可靠(robust)结构，而且不存在任何理性理由去质疑对称性，因此对称性经得起任何怀疑论而必定产生普遍同意，而帕累托改进只能说明社会的整体发展，却不能达到每个人的普遍同意。孔子改善具有普惠性的优势，所以必须从帕累托改进的“人人无坏处”升级到孔子改善的“人人有好处”。

除了以上三个原则，我还另有一个尚存疑问的制度设想，即智慧民主(smart democracy)。智慧民主是箕子公共选择理论的改进版，尽管已经根据当代条件进行了根本性的改进，仍然不能确定对于未来世界是否就是最优选择，但也很难设想更优的替代选择。问题是，无论如何优化，民主的本质仍然是意见加总(aggregation)，可是算术加法和统计学终究无法必然保证最优结果。因此，即使智慧民主已经被设想为兼备多种互补功能的混合制度，也只能被假定为一个比较合理的可能选项，不敢说是普遍原则。

第二个维度是“道德天下”。伦理学通常不可避免价值预设，但我试图论证一种无价值观或“无立场的”的伦理原则，这里还是要利用对称性，但必须是互动对称性才普遍有效。互动对称性把需要解决的问题落在循环互动的关系上，而不是落在独立主体的心思上，以外在于任何主体的对称关系去定义价值，从而避免了以主观的价值观去定义价值，因此成为可以反思所有伦理规则的元定理。如前所述，伦理的元定理等价于“金规则”，但传统的金规则受制于主体性的单边主义视域，只是推己及人的单向对称性。儒家自称其要诀无非“善推”，各种宗教的“要诀”也是如此，这说明各种文明在其初期就意识到了对称性原理，但各家之“推”皆为单向之推，皆以自身之主体性去推普遍性，这在复数主体性的条件下是可疑的。每个主体都是出发点，因此必须是双向之推——准确地说是任何方向或“万向”之推——才是在任何情况下普遍有效的互动对称性，而“我”也升级为无可质疑的“任何人”而不是可疑的“我们”。于是，传统的金规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Never do to others whatever you would not like others do to you”)就修改为新的金规则“人所不欲，勿施于人”(“Never do to others whatever others would not like you do to them”)。这是天下伦理的元定理。

这里或需要解释真理的概念。“真理之眼”被设定为客观视域，能够反映事物如其所是，是遍历视域(the view of everywhere)，对于所有可能世界为真，但这是上帝之眼，人所不能。人类只有价值之眼，即真理T是主体x的函数，最多只能说明x的视域特殊地必然蕴含T，但不能证明其普遍必然性。如何证明思想的客观性，是个未解问题。经验论的局限性是不可能遍历无穷性；先验论的局限性是，先验性(the transcendental)只能证明，在系统s中，事物如此这般，但无法排除其他系统的别样理解(比如古典几何和非欧几何)，也不能证明，s对于任何可能世界为真(如在五维世界里时间是多向的)。可见，以任何独立的主体或事物为参照系，就不可能获得普遍真理，至多是特殊真理，只有互动对称关系才能够定义普遍真理。同理可证，只有互动对称性可以定义普遍价值，互动对称性不会因为换位而发生偏心变化。

第三个维度是“知识天下”。如果只有政治和道德的天下体系，仍然不足以建立全方位的跨主体性。只有当不同的知识系统能够形成互相建构的思想平等流动，才能够生成跨文明级别的跨主体性。我的想象是“新百科全书”的概念，这是一个知识论的概念，并非一本实体的百科全书。18世纪法国，出现了包括全部知识的百科全书概念，但实际上限于关于必然性、确定性、因果性的欧式知识，不包括他者文明的其他思路，所以需要一个新百科全书的知识论概念。新百科全书也基于天下的“无外”概念，是知识无外，即包含所有的知识系统，形成不同知识系统之间的平等互动、互相建构或互相重构，即不同的知识系统或不同文明的思想能够消除边界，各种知识能够互相进入他者的知识系统并成为思想的参照系而不是他乡的景观，可以迁入、移植和嫁接而形成知识基因多样化和丰富性的演化变异。这意味着反对任何知识的原教旨主义以及独善其身的“传统”概念，就是说，跨主体性必定是互相建构而成的。

新百科全书的可期产品是“元宇宙图书馆”，元宇宙只是想象的具有无穷能力的人工智能网络平台，是否如此命名无关紧要，但肯定是某种基于人工智能网络平台上的虚拟图书馆。其实质是“元图书馆”，预设了以下三种性质：(1)以综合文本(syntext)去构成知识，即一种整体论的知识建构方法，以无限链接为知识结构(需要人工智能网络的技术支持)，但不是取消还原论，而是在还原论之上增加整体论的维度，以恢复对事物的整体理解；(2)每个人都可以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元图书馆，这也需要人工智能网络的技术支持。既然每个人的意识具有主体性，也就需要每个人自己的知识基地和系统，即每个人的元图书馆，知识结构是个人化的，但知识资源却无限链接和无限开放；(3)元图书馆将是瓦尔堡式的图书馆，不是基于知识分科的分类学，而以所关注的问题为出发点去形成知识的无限链接。无论何种分类学，都基于某种形而上学的假设，都未必是(几乎都不是)世界的真实状态，而且不能聚焦于问题。在生活中或思想中遭遇的“问题”才是真实的或有意义的，当思想回归到问题，思想就永远可以重新出发，能够恢复思想的创造性和活力，而且，有意义的问题都必定是共同问题——私人“问题”其实不是问题，只是私人经验(维特根斯坦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有意义的问题必定可以共享，可以共同思考，于是每个人的图书馆与每个他人的图书馆在问题链接上将形成无限交通路径，成为互相的参照系，使得所有的元图书馆合成一个知识的天下。

【参考文献】

[1] ZHAO TINGYANG.Rethinking empire from a chinese concept “all-under-heaven” (tian-xia)[J].Social identities，2006(1)：2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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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4] 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