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穴中，你忍辱负重，周旋待机；搏杀中，你悄然而起，毙敌无形。”
这句话，是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的一段碑文。这个座落在北京西山的纪念广场，是专门为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所建。
每天，都会有来自各地的参观者念着这句话。人们在思考：一个个令人钦佩的红色特工，是靠什么力量在敌占区坚持下来的？
这句话中“忍辱负重”考验的是一个人的秉性，“周旋待机”考验的是一个人的智慧，“悄然而起”考验的是一个人的勇气，“毙敌无形”考验的是一个人的身手。
每一位红色特工的成功，其实都能用这句话来概括。所以别小看这二十几个字，他们是特工们用一段段传奇凝练而成。本期笔者要跟大家说的，就是一位集智慧和勇气于一身的红色特工。
                                              
1949年4月初，一位军统少将由上海取道香港，秘密乘飞机来到了北平。一到北平，他就进了中南海，受到了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的接见。
这位军统上海区第二组组长的名字叫：李时雨。
此时，北平城才解放3个多月，各行各业的情况都还比较复杂。在这个时候，请一位军统少将进中南海，无疑是很让人疑惑的。
见到童小鹏，李时雨当面上交了一本线装书。这是他途经香港时，香港地下党的同志托他带给中央的绝密情报。
上交完情报，李时雨换上了一身解放军军服，公开了自己的身份。也就是到这时候，世人才惊奇地发现：这位当初被戴笠力保的国军少将，居然是我党的红色特工。
穿了这么多年国军国服，终于可以换上解放军军服了，李时雨心情大好，他甚至激动地写了首诗。
4月29日，听说李时雨进京了，刘少奇高兴地接见了他。刘少奇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感慨万千地说道：
……经常得到你的重要情报。你一个人顶三个师，在敌人心脏整整战斗了18年，今日得以凯旋，我看是个奇迹。
刘少奇同志说话一向稳重，此次他用“一人顶三个师”以及“奇迹”二字来形容李时雨，可见他对这名41岁老特工的欣赏。
是的！潜入敌营十几年，由一位法学院高材生，成长为让敌人防不胜防的传奇特工，李时雨的特工生涯堪称奇迹。多年后，人们给李时雨取了个绰号：窃听器。
其实对于李时雨的身份，军统不是没有察觉到。要知道，在中统、敌占区警察厅、军统及南京政府其它诸多部门里，军统是最难潜伏的：
一来，军统对工作人员的身份审查极严，既要调查出身，还要调查过去从事的工作；
二来，军统头子戴笠一直就是个厉害角色，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他能得到老蒋的信任不是没有原因的。
早在1946年，军统上海区军法处处长沈维汉就发现李时雨身上有诸多疑点。于是他专门致电戴笠，称要逮捕李时雨。没想到，戴笠却怎么都不相信李时雨会是地下党，他回复上海方面：
李时雨过去打入敌人内部有功，工作很出色，我很了解。他参加本局的工作成绩如何，须详查再核，不可逮捕也。
下属明明都查到了李时雨的不对劲，但戴笠却仍表示“我很了解”。要是戴笠得知如此力保的爱将是我党特工，不知会作何感想？
能骗过老奸巨猾的戴笠，这个李时雨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军统上海站的“同事们”为何会怀疑他？刘少奇为何称他“顶得过三个师”？要了解这些，咱们就得细细了解李时雨有多牛。这是一段关于勇气和胆识的尘封往事，且听笔者细细说来：
李时雨是东北人，1908年出生于黑龙江巴彦县的一个小村庄。刚出生时，父亲给他取的名字叫李亭芳。李时雨总觉得这个名字过于秀气，后来他看了《水浒传》，觉得宋江的绰号绰号“及时雨”很不错，于是改名为李时雨。
从小，李时雨就是个学霸。先是考入了省会初中，而后又进了天津南开中学，接着又直接考入了国立北京政法大学。在校期间，他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多次参加党内的革命活动，屡次立功。1934年，26岁的李时雨从法学院毕业。
一个法学院的年轻高材生，在任何时候都是吃香的。对于这样的青年才俊，该把他放在什么位置上发挥作用，组织上需要认真思考。最后，首长们做出了明智的选择：让他干地下工作。至此，李时雨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潜伏工作，并一路干到了国军少将。
李时雨的第一个潜伏工作，是打入东北军。虽然当时像他这样的高材生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不难，但想要潜伏进东北军却并不容易。好在，他有一位同窗好友在张学良身边担任警卫室主任。通过对方的举荐，李时雨先是进入了警卫室担任办事员，不久之后又被调到西安“剿总”第四处任中尉参谋。
在西安“剿总”，李时雨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了解东北军的情况，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思想。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在事变和平解决后，李时雨在东北军的潜伏任务也暂时告一段落。
接下来，在组织的安排下，李时雨从西安辗转来到天津。此时，李时雨摇身一变，成了日伪天津高级法院检察官。一个英雄帅气的检察官，出入都是上流社会，红酒、西餐，觥筹交错，他得心应手。
不久后，组织上给他安排了一项秘密任务：弄到一部电台并运送到北平。可能有读者看到这里会觉得奇怪，弄一部电台能有多难，谍战剧里那么多电台！
这其实是一个误区，敌统区对电台的管制是非常严格的，《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原型李白为了把自己的电台保护好，想尽了各种办法。可以说，在那时候经常是数名地下工作者在保护着一部电台的安全。
因此，李时雨想在那时候的天津地面上，完成运输电台的任务是很有难度的。一切，都要有周密的计划。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李时雨专门找来相关书籍进行研究，最终他罗列出一份详细的配件清单。为了不引起注意，他没有选择一次性购买，而是分了很多次将这些配件一次次采购齐全。
配件算是齐全了，但是怎么把它们从天津运送出去却成了大问题，日军在各个外出的路口都设有检查站，一天24小时都有人值岗检查。李时雨思虑再三，他想到了一个“破局”的好办法，那就是找一辆能够象征身份的高级轿车，通过敌人的检查站后直接开往约定地点。
但是，从哪去弄到高级轿车呢？这个时候一个人影出现在了李时雨的脑海中，这个人就是李时雨所在高等法院的院长。不过院长的专车可不是说借就能借到的，必须要找到一个合理的理由。
恰在这个时候，李时雨的妻子孙静云发来电报，说月底将抵达北平，希望李时雨能够去接她。这份电报可谓解了李时雨的燃眉之急，一个再合适不过的理由在他脑海中成型。当夜，他专门准备了一些礼品到院长家中去拜访，说妻子要来天津，自己想要借车去接她。
院长对于李时雨这个法学院的高材生本就很是看重，现在李时雨给出来的理由又是那么“合适”，院长也就欣然答应了这一要求。就这样，李时雨不负重托，最终将这些电台配件都送到了约定好的地点。
这是李时雨的第一次潜伏任务，对20多岁的他来说，算是小试牛刀了！后来，组织上又给他安排了一项重要任务：营救狱中的我党地下工作者冯骥。对一名特工来说，营救自己的同志算是最难的任务之一了。稍有不慎，满盘皆输。
当时李时雨的职务已经变动，成了高级法院书记长，以他的职务是有权检查各书记官的工作的。于是，李时雨就利用工作之便，趁管理冯骥案卷的书记官外出之际，悄悄拿走了关于冯骥的全部案卷。
过了几天，李时雨找到这位书记官，指名道姓要看查看冯骥的案卷。但案卷早已被拿走，这书记官怎么可能找得到。案卷丢失属于失职，书记官只能慌忙向李时雨报告。李时雨听完后故意责备了一番，但他的目的显然不止于此，他假装无意地“提醒”道：是不是法院被日机轰炸时给毁掉了？
这句话一下子提醒了书记官，他连连表示：“没错，被日本人炸了！”而后，他就用这个理由把这件事汇报给了庭长，庭长也就信以为真了。
冯骥的案卷没了，相当于没有了物证，接下来就可以展开营救行动了。李时雨先是通过检查监所的名义到狱中和冯骥取得了联系，告诉对方在审讯中要一口咬定是与人打架，被人诬陷入狱的。之后他又找到两位担任推事的同学，说冯骥是自己朋友的亲戚，是被诬陷入狱的，希望对方能够“把握一下”。
不久之后，冯骥的案子开庭，因为没有案卷，又有李时雨的暗中活动，最终冯骥被无罪释放。后来，冯骥成为新中国商务部的得力干将。
这次成功营救冯骥，李时雨用事实证明了自己布局的能力，但这仅仅是其特工生涯的开始。接下来，李时雨的任务是：潜伏汪伪政府。
1939年，汪精卫和日本人狼狈为奸，开始策划建立伪政权，他们的第一步就是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毕竟是全国代表大会，所以必须有各地的代表参会，要不就太名不副实了。于是，汪精卫专门派人到各地拉拢参会代表。
当时，被派到天津的国民党代表名叫朱晶华，他到了天津后联系上孟幻飞，希望他能够帮自己物色几位代表。但朱晶华不知道的是，孟幻飞的真实身份是我党地下工作人员。经组织研究，最终决定让李时雨冒充国民党的北方代表出席会议，潜入汪伪政府从事秘密情报工作。
会议结束后不久，在1940年3月20日，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作为“六大”代表的李时雨，直接被委以重任，担任立法委员、法制委员。
汪伪中央立法院院长陈公博，是汪精卫的心腹重臣，他是李时雨的直接上级。在和陈公博的接触交往中，李时雨表现得十分出色。
本就是法学院高材生的李时雨，经常能在各种会议上说出一些很有见地的言论。而且每每受到表扬，李时雨就称这是陈公博教得好。这么会做事的的李时雨，让陈公博很有面子，所以处处提携他。不久，李时雨被任命为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处长。
在这个职位上，李时雨利用职务之便，获得了很多情报，而这些情报都通过秘密交通线源源不断地输送给了我党。李时雨就像一把尖刀，插在了汪伪政府的心脏处。
1942年5月，李时雨再次升迁，担任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处长，同时他还被授予了少将军衔。组织让他潜伏，他一路从立法委员干到了少将，这能力确实不简单。到了这个位置上，李时雨获得的情报也就非同一般了。
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汪伪的“清乡”计划。汪清卫至死，都不知道他的周密计划是如何泄露的。
12月，李时雨得知日军和汪伪政府秘密制定了春季“清乡”计划，这一计划一旦实施，势必会对我军造成极大的麻烦。但如此机密的计划，怎么才能弄到手呢？
这时候，“陈公博的心腹”这一身份就给了李时雨极大的操作空间。他找到军政部秘书处长，告诉对方“陈市长要求通报”，对方也知道他是陈公博的心腹，毫不犹豫地把详细计划的文件都给了李时雨。
李时雨拿到详细计划后，立即拍下照片，通过秘密交通线传送给了我军，之后才把这份计划送到陈公博跟前。
汪伪的军队哪知道他们的计划已经泄露，当他们按照原定计划展开清乡行动的时候，我军早做出了针对性部署，“清乡”计划失败破产。
1943年，我军召开的反“清乡”的会议上，陈毅军长还专门提到了李时雨传来的情报。陈老总表示：“这一情报起码帮助我们增添了一个师的兵力。”
颇为传奇的是，情报越传越多，但李时雨在汪伪却越来越受重用。1943年，汪伪政府接收了上海租界，李时雨的职务上又多了一项：警察局司法处处长。此时的李时雨一人兼任三大处处长，可谓是“位高权重”，身边拍马屁的人都说他是“前途无量”。
那么在汪伪政府如此被重用的李时雨，又是怎么成为军统少将的呢？
抗日战争胜利后，汪伪政府倒台。国民党准备接管上海，此时李时雨已经策反了很多军警力量。当时，李时雨正在犹豫：到底是把这些策反的人员拉到解放区，还是继续在上海潜伏？恰在此时，一位和李时雨比较熟的律师余详琴找到他，对方的一番话给了他一个新的选择。
原来这个余详琴的真实身份是：军统沪区指挥站的负责人。他这次来就是想让李时雨把警方的一部分人拉到自己这边，这对他来说可谓是大功一件。而相应的，他也会为李时雨作保，带他在军统谋个一官半职。
打入军统，无疑是一个最危险的任务，戴笠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但危险和机会往往是成正比的，一旦成功潜伏无疑会有巨大收获。这种大事李时雨不敢自作主张，他把具体情况上报给了组织。组织回复：抓住机会，打入军统。
于是，在余详琴的安排下，李时雨有了一个新身份：余详琴以前安插进汪伪政府的军统情报员。余详琴以为自己很聪明，却怎么也没想到，他把一个共产党带进了军统。他还觉得自己立了大功呢！
就这样，李时雨在军统内部也算是有了“合法身份”，正式打入了军统。不久后，军统头子们也陆续到了上海，他们还专门举行了一场“上海办事处纪念周会”，李时雨受邀参加。当时主持会议的是军统头子戴笠，还专门询问：谁是李时雨？
这句话让李时雨惊出了一身冷汗，他还以为自己的身份暴露了。没想到戴笠不但没有任何问责，还对他赞誉有加，说他很能干，打入汪伪政府为党国做了很多工作。
李时雨听完这些赞扬，连连表示：“那是戴先生领导得好呀！”不得不说，李时雨是真的聪明：
一方面，这句话把戴笠哄开心了。从此，戴笠就记住了这个年轻人，对他的印象是极好的。另一方面，在场不知他底细的军统官员们，都以为他是戴笠的嫡系，这也为他今后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当时正值抗战刚刚结束，国民党反动派主要目标都放在了抢占接手各大城市上。而这些活动，当时都是由军统操纵的。这就给了李时雨很好的机会，接触他们的大量机密。
不管是敌军军队的调动，还是他们对我党地下交通线的侦破计划，都被李时雨探知到，并顺利传送到了延安。可以说，李时雨在这段时间是屡立奇功。
不过，国民党反动派慢慢也察觉到不对劲，为什么每次共产党都能应付自如？显然是内部有“鬼”，蒋介石为此没少申斥戴笠。戴笠于是下令彻查此事，一定要将潜伏在内部的共党揪出来。
李时雨履历“清白”，原本是查不出一点问题的。但军统的特务们无孔不入，最终还是被他们找到了突破口。他们发现李时雨在汪伪任职时，妻子孙静云和弟弟李春方曾被怀疑过是共产党。
于是大特务沈维汉以此为由，专门给身在北京的戴笠发去电报，请求批准逮捕李时雨，查清楚这一问题。戴笠原本对李时雨的印象就不错，而且他也知道李时雨进入汪伪政府后“卓有建树”。所以对于是否逮捕李时雨，戴笠原本是犹豫的。
正好，当时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督察长李国章和李时雨相识，于是戴笠专门向李国章打听李时雨的为人。但戴笠不知道的是，李国章的真实身份也是我党地下者。所以戴笠从李国章口中听到的都是关于李时雨的好话，这也让他做出决定不逮捕李时雨。
于是这便有了本文开头戴笠回复沈维汉的电报。戴笠在电报中，称李时雨“工作出色”，还表示“我很了解他”。只能说，聪明一世的戴笠也有被耍得团团转的时候。
有了戴笠的力保，李时雨得以继续潜伏。直到1946年三月中旬，戴笠飞机失事而死，军统内部争权夺利趋于白热化。李时雨是余详琴带进军统的，而沈维汉和余详琴不和，于是他又开始针对李时雨。
当时，我党上海地下工作人员提前探知：军统已在秘密侦察并随时准备逮捕李时雨。为了他的安全，组织上决定：让李时雨转移，到东北继续开展工作。
为了能够顺利离开上海前往东北，李时雨专门赶到南京，找到时任国民党中央政府税务总局局长的老师王抚州，让对方帮自己在东北安排工作。当时李时雨的护照、委任状都准备好了，只等他回上海后就能立即赶往东北赴任。
只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已经买了9月18日飞往北平飞机票的李时雨，在出发前一天却被沈维汉下令逮捕。
一名优秀的特工，随时都要做好暴露的准备。很显然，李时雨就是这样的优秀特工。在买机票前，李时雨就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为了防止其他同事因继续跟自己联络而被抓，他把自己的汽车送给了司机，并托他替自己办件事：让他在自家门口偷偷“埋伏”两三天，只要发现之前来过的客人再找，就提醒他们李时雨已被捕，不要靠近他家。
正是因为这一安排，李时雨被捕后，我上海地下党成员无一受牵连。能做到这一点，是了不起的。
就这样，李时雨被关押在军统看守所3个多月。在这3个月中，敌人对他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但不管敌人怎么问，他始终不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而在看守所外的我党工作人员，也一直四处奔走。最终。李时雨被转押到上海提篮桥监狱，他的案卷也被移交到上海法院。
其实李时雨被捕后，敌人什么都没有问出来，所以按理来说他应该是会被无罪释放的。但那些一直眼红他的小人们硬是从中作梗，他还是被判了7年零6个月的有期徒刑。
1949年2月，随着我军在解放战场上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府被迫释放一批犯人。在我党地下工作者的疏通下，李时雨被释放。出狱后的第二天，他在报纸上登了一份约定好的“寻人启事”，和党组织再次取得了联系。
同年4月，李时雨从香港绕道，最终到了北平，见到了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至此，李时雨穿上了解放军军装，公开了自己的身份。世人才知：这个当初被戴笠力保的军统少将，真的是我党特工。
新中国成立后，李时雨先后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和统战部门工作，为新中国的建设鞠躬尽瘁。1999年12月28日，李时雨病逝于北京，享年91岁。
最后，赋上李时雨1949年穿上解放军军装时写的诗：
敌营搏斗十八年，刀光剑影无形战。
革命胜利归来日，换上军装笑颜开。
从东北军到汪伪，再到军统，李时雨闯过龙潭虎穴，前后潜伏十余年。汪精卫、戴笠至死都不知其身份，作为一名特工，他是成功的。谨以此文，纪念所有隐蔽战线上的英雄！你们所有的付出，将被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