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深秋，一位18岁的女子从延安出发，踏上了返回成都的行程。
离别总是充满不舍，女子也不例外。在延安生活了两年多，这里有她太多美好的记忆。当然，她最不舍的还是新婚不久的丈夫，他们才刚刚结婚，自己就要远行，这其中的滋味自然是极不好受的。
但不管是女子还是新婚丈夫，即便再不舍，对于离别的决定也没有丝毫抗拒，因为这次离别女子是身负重任的，她要到成都去开展统战工作。
新婚丈夫依依不舍地将女子送上远行的车，临别之际，他万分深情地说：“我在延安等你回来。”
女子刚离去的那段时间，也曾给丈夫写过书信，她将所有的思念化作一个个深情的字眼，她说：“……北飞的大雁……将思念带给远方的人……”
丈夫就这么期盼着，期盼着他们的久别重逢。只是奇怪的是，几封书信之后，妻子就突然失联了，此后他再没有收到她的任何书信。
丈夫内心充满了牵挂和担忧，他知道重庆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本营，妻子在那样的地方从事统战工作无异于在“刀尖上跳舞”。此后，只要有同志从重庆返回延安，他总要跑去打听对方是否在重庆见到过自己的妻子。
只是问过很多人，他们的答案都是：没有。这也让他越发担心。
直到几个月后，他终于打听到了妻子的消息。有一位从重庆返回延安的同志说，曾在重庆街头见到过他的妻子。只是还没等丈夫高兴，那位同志接下来的话直接让他陷入了万分的不解中。
那位同志说，在重庆街头看到过他的妻子，但当时他的妻子却手挽着一位国民党军官，而且经常进出酒吧和夜总会等场所。
这些迹象似乎都指向一个事实：他的妻子叛变了。
而随着更多从重庆返回的同志都说出相似的话，似乎他的妻子“叛变”这件事已经板上钉钉了。
当时很多人也都是这么说的，但丈夫怎么也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认识妻子两年多，她的革命立场和决心有多坚定，别人或许不知，他又怎会不知。
他渴望着，能够再见到妻子，当面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是此后他再也没有见过她。他也曾多方打听，想知道妻子离开延安后经历了什么，但妻子就像人间蒸发一样，他所有的找寻都没有结果。
这个丈夫名叫李清，直到43年后的1983年，此时的他已经63岁，担任交通部部长。
一天，来自四川的一个调查组找到他了解情况，从对方口中他终于得知了43年前新婚妻为何突然失联，又为何会成为大家口中的“叛徒”。
那是一段关于信仰的往事，也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女子在民族危难时刻做出最勇敢的选择。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这位女子荡气回肠的传奇经历。
1921年5月，四川省崇庆县城南街的一户人家，一个女婴呱呱坠地，家里人给她取名余家英。余家虽然并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之家，不过余家英的父亲是一位私塾先生，这也让她早早就开始读书习字。
而且余家英的父亲身上也没有“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迂腐，相反他是一位很有民族意识的读书人。在他的教育下，小小年纪的余家英就知道了岳飞、花木兰等民族英雄的故事，这些故事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随着慢慢长大，余家英也到了上学的年纪，家里就将她送进了县城的小学读书。有着父亲的言传身教，聪明的余家英在学习上表现很优秀，很受老师和同学喜欢。只是在此期间家里发生的一件事，让余家英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余家英读师范学校的大姐余硕彦被一位名叫余安民的国民党将领看中。余安民已经结婚，有两个妻子，想要娶余硕彦去做三姨太。虽然余硕彦和家里人都不愿意，但是在那样的年代，普通老百姓面对权势滔天的国民党将领，哪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在余安民的一再逼迫下，只能无奈答应。
在大姐的关照下，小小年纪的余家英也离开了家乡，转学到成都建国中学继续读书。在此期间，余家英认识了同学兼好友的车崇英。车崇英的父亲名叫车耀先，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共四川省委军委委员。
在车耀先的影响下，余家英接触到了进步思想，明白了很多革命道理。这时候的她终于知道，原来这世上还可以有一种活法，可以不像大姐那么身不由己，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未来。这是她从未想过的，但是她愿意为了这种活法的实现，拼尽全力。
此后的张露萍，就一直积极投投身于抗日救亡的革命活动，奔走在成都的街头、学校、工厂、宣传抗日救亡的思想。当时的她还专门写过一首诗来表达自己的革命热情：
前程，似天上的云霞；
生活，象海里的浪花。
卿：莫愁徊，趁这黄金时代，
努力探索革命真理，
放射出青春的灿烂光华！
那时候的延安是无数热血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余家英也不例外，她一次次请求车耀先将她送到延安去学习。终于，在1937年11月，在车耀先和成都“抗敌救援会”的帮助下，16岁的余家英和其他一些同志一同踏上了前往延安的行程。
当时虽然是国共合作时期，但国民党反动派始终没有放弃对我党的打压，对于延安这座革命圣地更是重重封锁。所以余家英等人一路走得并不顺利，好在最终的结果是好的，经过一个多月的奔波，他们终于来到了延安。
那是1938年年初，余家英和其他同志被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用卡车送到延安我党驻地。延安的同志热情地拥到卡车前，争先恐后地帮这些新来的同志提行李。
当余家英来到车厢边时，出现她面前的是一位看上去瘦瘦的，但很高大的年轻人，后来余家英才知道，他叫李清。余家英扶着对方的双手跳下卡车，顾目四望，细细打量着自己一直渴望来此的延安，她的脸上浮现出如愿以偿的笑容。
到了延安以后，余家英并没有使用自己以前的名字，而是给自己起了个新名字“黎琳”。之所以改名换姓，其实也是有两方面考虑的：一方面是为了家人的安全，踏上革命这条路随时都会面临危险，很多来到延安的热血青年也是这么做的；另一方面改名换姓也意味这是新的开始。
就这样，黎琳开始了在延安的生活。她先后在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她是这么说的：“……毛主席给我们上课，我们每天都学习，大殿，是我们的课堂；膝盖，是我们的写字台……”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延安的学习条件是很艰苦的，但是黎琳却表现得很乐观。这种乐观不止体现在她的学习上，也体现在她的生活中。
当时延安经常会举行一些拉歌活动来丰富大家的生活，黎琳在成都读中学的时候曾经是“天明歌咏团”的指挥，所以在拉个活动中他也表现得很积极，多次指挥大家高唱抗战歌曲《拿起刀枪干一场》。因此她还有了一个响亮的外号“干一场”。
从抗日军政大学毕业以后，黎琳又被调到中央军委通讯学校，在这里她又有个新的学习任务，那就是学习无线电技术。如果说之前在陕北公学和抗大是在思想上武装自己，那么学习无线电技术无疑是在技能上武装自己。
学习完无线电技术之后，组织上又让黎琳参加了中央组织部政治干部培训班。在这里，她学习的内容更是复杂，包括国统区的斗争策略、工作方法等。而这些，也为了她后来成为我党特工埋下了伏笔。
参加完干部训练班，黎琳被安排到延安文协做秘书工作。那时候的延安既是革命圣地，也是热血青年的浪漫之都，很多人在这里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人生伴侣，黎琳也不例外。她和接自己下车的李清，相识、相知、相恋，最终于1939年下半年结成了革命伴侣。
那时候的他们都不曾想到，离别会来得那么快。新婚不久，黎琳就接到了组织安排的新任务：返回成都开展统战工作。
组织上这么安排也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一来黎琳在延安两年，不管是思想上还是斗争经验上，她都可担大任；二来黎琳的姐夫是川军将领余安民，有这一层身份作掩护，她的工作更容易展开。
于是这就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这对新婚小夫妻依依惜别。虽然彼此间充满不舍，但是他们对这个安排都没有异议，因为他们知道，一切都是为了革命。就这样，黎琳踏上了返回成都的行程。
从延安到成都，路途千里之遥，黎琳始终挂念着丈夫，在路上她给他写信倾诉思念。只是她不知道的是，到了重庆，组织上的另一个安排让她只能选择和丈夫断绝联系。
虽然黎琳当时的任务是前往成都开展统战工作，但当时组织上也有规定，从延安到西南地区工作的同志，要先到重庆南方局报到。到了南方局，领导见过黎琳以后，决定更改她的任务内容。
就在黎琳来重庆前不久，南方局的同志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军统的电讯处发展了张蔚林、冯传庆两位党员，不过怎么管理和联系他们成了一个难题。正好黎琳刚从延安过来，在重庆属于“生面孔”，而且她在延安专门学习过无线电技术，由她来负责这件事可谓是再合适不过
接到这个新任务的时候，黎琳是既喜又忧。喜的是自己能够接到这么重要的任务，这说明组织对自己很信任，对自己的工作能力也很认可；忧的是自己如果接了这项任务，那么少不得和军统的特务们混在一起，这如果被不知道情况的同志碰见了，很有可能会怀疑自己叛变，尤其是被新婚丈夫知晓，他又会怎么想。
不过黎琳的这些顾虑，在听完一位同志的话后，都烟消云散了。那位同志说：“……服从组织的安排，要克服一些个人的想法，才能轻装上阵……容易使人引起的误会，将来组织是能为你澄清的。”
于是南方局给张露萍布置了三项任务：
一、让她担任军统电台特支书记，领导已经打入军统机关内部的张蔚林、冯传庆；
二、直接与南方局联系传递情报；
三、在军统内部继续发展党员。
为了方便潜伏开展工作，黎琳和余家英这两个名字都不能用了，于是她再一次改了名，这一次她叫张露萍，身份是张蔚林的妹妹。也因为这次改名，丈夫后来多方打听她的下落，始终打听不到。
做了潜伏在敌营的特工，那么张露萍就再也不能和延安的那些同志联系了，包括新婚不久的丈夫。此后张露萍便经常挽着张蔚林的手臂，出入各种场合，搜集情报。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有同志会在重庆街头看到她挽着国民党军官的原因。
因为有着张蔚林和冯传庆这两个内部关系，他们都是军统电台部门的核心成员，再加上张露萍学习的斗争策略，这个军统内部的我党地下组织情报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很多国民党的秘密情报源源不断地被传送回了组织。后来，有关工作人员回忆：“在这段时间，张露萍表现很好，很听话，组织观念很强，转来了很多情报……”
但是传送的情报越多，张露萍等人的处境其实也就越危险。军统作为国民党特务机关，他们经手的消息屡屡走漏，又怎么会不引起怀疑。
有一次，戴笠专门给胡宗南发去密电，告知对方：军统要派一个“三人小组”，携带美制新型电台，通过胡宗南防区前往陕甘宁边区搜集情报。
这则电报使用的是仅有戴笠和胡宗南两人知道的密电码，本来应该是万无一失的，但最终的结果却是那个“三人小组”一到边区地界，就被我党提前埋伏好的同志抓获了。这也让戴笠不由开始怀疑，是不是军统电台内部出现了“内鬼”。
而事实也正是如此，这则情报就是由张露萍领导的秘密小组破译并传送回南方局的。
如果这件事只是让戴笠怀疑军统电台内部有“鬼”，那么下面这件事就直接让他肯定了这种怀疑。
1940年1月，军统特务发现了我党的一个地下联络站，不过他们并没有直接采取行动，而是选择继续等待。他们是打算等到地下联络站同志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将这些人一网打尽。
值得庆幸的是，这个情报被张露萍等人提前截获。张露萍看过情报后，发现敌人的行动时间已经迫在眉睫，如果将情报传回组织再派人去通知，很有可能时间上来不及。张露萍没有办法，只能趁着夜色自己涉险跑去通知地下联络站的同志撤离。
亏得张露萍通知及时，当军统的特务们赶到地下联络站的时候，那里的地下党同志早已转移。
军统的这次抓捕任务是完全保密的，但最终结果却是无功而返。这也让戴笠确定，军统电台内部出现了“内鬼”。蒋介石听闻军统内部的一系列“泄密事件”，更是怒不可遏，责令戴笠限期查明事情真相。
此时的张露萍，已经将秘密组织发展壮大，从原来的3个人变成了7个人。不过得知戴笠要彻查“泄密事件”，他们也不敢再轻举妄动，组织上也做出决定，让他们暂停一切活动，确保自身安全。
本以为这件事会随着他们的“沉寂”成为一桩“悬案”。但谁也不曾想到，一次意外，让张露萍领导的这个地下组织直接暴露。
张蔚林是电讯监察科的报务员，每天都是在收发报机前工作。有一天，收发报机上的一个真空管烧坏了，一位和张蔚林素有间隙的军统特务伺机报复，说张蔚林这是故意破坏，于是张蔚林被送到稽查处关了禁闭。
张蔚林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还以为是自己暴露了，所以在禁闭室的时候，他趁看守不注意，偷偷溜出禁闭室跑到南方局向组织汇报。原本这样的事应该是张露萍来做的，但当时她因为回家探亲不在重庆。
南方局的同事听完张蔚林的汇报，当即就让他赶紧返回，因为烧坏真空管的事情并不鲜见，只是工作事故，最多就是受点处分，不会有什么大事。
就这样，张蔚林赶忙往回赶。只是他不曾想到的是，在他偷偷跑出禁闭室的这段时间，军统特务已经发现他的逃离，而且还派人搜查了他的居所。在他的居所里不仅找到了军统分布在全国的秘密电台名单，而且还有其他几位加入秘密支部成员的入党申请书。
就这样，张露萍领导的这个秘密组织彻底暴露，张蔚林等人当即就被抓获。虽然张露萍当时人在外地并没有第一时间被抓获，但狡诈的戴笠却假借张蔚林的名义给张露萍发了电报，将她骗了回来。至此，这个秘密电台全员被捕。
此时的张露萍只有19岁。戴笠觉得这么年轻的女孩子，嘴能有多硬？于是他各种威逼利诱、严刑逼供，想要让张露萍招供，从她口中撬出我党的秘密。
但自从接下秘密任务，张露萍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敌人的种种酷刑又岂能让她动摇，最终她什么也没说。戴笠无奈，只能把张露萍等人转押到贵州息烽集中营，希望用时间让他们屈服。
戴笠的奸计能得逞吗？张露萍在息烽监狱留下的一首诗《七月里的石榴花》或许能给出答案：
七月里山城的石榴花，依旧灿烂地红满枝头。它像战士的鲜血，又似少女的朱唇……石榴花开的季节，先烈们曾洒出了他们满腔的热血……我们要准备着更大的牺牲，去争取前途的光明！
是啊，她就像七月的石榴花，早已为了光明的前途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反动派的奸计又怎能让她屈服。
能用的方法都用了，但张露萍等人就是不配合，戴笠的耐心也被消磨殆尽。在1945年6月下旬，他秘密下令：处决张露萍等人。就这样，张露萍等人在1945年7月14日被特务残忍杀害，此时的张露萍只有24岁。
因为张露萍等人至死都没有承认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而且当时负责和张露萍联系的同志，一些因为工作变动调离了原本的职位，一些也牺牲了，所以张露萍等人的事情始终没有得到落实。
直到1981年，中央作出查清在敌人监狱里遇难者的问题的指示。当年和张露萍等人一样被关押在息烽监狱，后来幸免于难的韩子栋，将自己多年奔走搜集的关于张露萍等人的情况，写成报告递交了上去，引起了中央组织部和全国妇联的高度重视。
在中央的指示下，四川省委组织部专门成立了一个调查组调查张露萍等人的事情。经过一年多的查证，张露萍等人的事迹终于完整地呈现在了世人面前。
也是直到此时，已经63岁的老部长李清才终于从调查组口中得知，当年突然失联、被人说是叛变的新婚妻子，竟然是我党的秘密特工。
回顾张露萍的一生，是那么短暂，仅有24个春秋。但是在这24个春秋里，她却如同笔下的“七月的石榴花”一样，活得那么璀璨而有光华，她用短暂的一生诠释了什么叫“巾帼不让须眉”！谨以此文纪念张露萍和那些为了革命无私奉献的先辈，这盛世如你们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