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1月10日，基本也是在最后一刻，中美双方的外事部门都宣布了中美高层会晤的消息。
而促使本次会晤的直接原因，则基本可以断定为在9日和10日中美经贸高层会谈的结果所促成的。
因为就在10月7日时，白宫发言人就急忙宣布中美高层计划在旧金山APEC会议期间进行会晤，但我们外交部否认了确定此次高层会晤的决定，表示此次会晤仍然没有最后敲定。
9日与10日的中美经贸对话，中美达成了加强沟通、建立健康经济关系以及共同应对挑战的三大共识。
而三大共识中，核心内容应该是共同应对挑战中的，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取新的份额公式这一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关键点有两点，一是特别提款权，正因为有特别提款权条款，我们才可以利用IMF对发展中国家放贷美元，而归还人民币。而目前，人民币占12.28％的权重，排在美元43.38％，以及欧元29.31％之后。
从目前发展中国家使用特别提款权的现状来看，暂时还不需要增加人民币占比，因为美元和欧元占比高，主要原因来自于贷款和金融及其衍生品交易，而人民币主要是在大宗商品交易中使用。
毕竟，100亿美元，对于金融及其衍生品交易而言，是一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高不成低不就的金额，但100亿美元，对于大宗商品交易而言，那就是个天文数字了。
而另一点就是根据出资占比带来的投票权。
目前，IMF的前三大股东是美国16.5％，日本6.46％，中国6.394％。而由于IMF份额和治理改革计划需要得到188个成员国中至少85％的投票支持，美国实质上是拥有一票否决权的。
此前，IMF在美国的授意下，将本次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归咎于我们，而事实上，我们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占比只有10％左右，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债务均来自于美国的高盛、摩根大通、先锋领航、贝莱德等资产管理公司。
同时，美国政府官员多次表示，将否决中国扩大投票权的事宜。
总的来说，本次美国在IMF改革中的退让，一方面得到了我们维护现行金融制度的承诺，毕竟竞争依然在IMF框架之下。当然，亚投行和金砖发展银行的脚步也并没有停下，所以我们也不太担心美国会反悔。
另一方面，这种退让，看似只是加强了中国的投票权，但毕竟开了口子，对于人民币国际化还是有利的，但前提依然是我们承认曾经美国一家的全球治理框架，只不过框架是承认，但话语权还是要更多的。
此事的实际意义其实并不大。
因为中美之间更为重要的关税问题、制裁问题、科技围堵问题等，都没有实质上的进展。
所以，本次会晤，其实也没有什么更多的现实意义，只不过是个态度问题，而我们的态度向来都是听其言、观其行，一颗红心，两手准备。
从此事也看得出，对于维护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美国比我们要积极的多，因为美国已经没有足够的势力来支撑这个体系了，但又害怕其他国家另起炉灶，所以，在中美高层会晤这方面，才表现得如此积极。
同时，美国近来十分积极主动的推进中美军事对话，本质而言，也反映出在军事方面，特别是军工生产方面，美国的劣势。
至于中美交战，更是无从谈起。
从这一方面也能预料到，我们对于美国在我们附件的擦边球小动作，我们可能依然会采取冷处理。
中美打交道，大家有一个误区，或者说，这个误区可能存在于大家对于政府体制的认知。
我们真正要与美国资本，以及“吏”打交道，而非“官”。
像拜登、布林肯这些，都是“官”，但“官”的任职时间并不会长，但“吏”才是真正的政策执行者和实施者。
政策可能经常变，但对于“吏”来说，如何执行，则是大有学问的。
在我们国内其实也是如此，做生意的大多结交的是“吏”，他们基本都是本土派，任职时间长，在当地根基深厚，自然有更多能量。
而“官”，经常是异地任职，且经常面对各种调动。在实际中，“官”看似大权在握一言九鼎，实则会在各个方面受到“吏”的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