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确实不知道‘文革’是怎么搞出来的”

王光美喃喃地一连说了两遍：“我确实不知道，这个‘文革’是怎么搞出来的。确实不知道……”



王光美强调：“少奇他也完全不知道，《评〈海瑞罢官〉》就是‘文革’的导火线。”



我冒昧地再次追问：少奇应该多少知道“文革”要爆发吧？


王光美的口气十分肯定：“少奇他不会知道的呀。‘文革’来了以后，才有‘文革’的。”王光美的意思是，‘文革’并非是预先酝酿好的一场运动，而是突然发生的历史事件。



可以说，火山爆发一般的“文革”，是由很大偶然性与很大必然性碰撞，才形成的特殊事件。



对彭真公开抵制《评〈海罢〉》，而于1966年2月制定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史称“二月提纲”)，王光美告诉我：“‘二月提纲’，是少奇主持中央常委会议通过，彭真又请示主席同意后，由中央批转全党执行的。”



当《评〈海罢〉》使用诬陷造谣手段，把批判之火引向“党内走资派”及其重要的社会基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毛泽东又进一步挑明：《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为当代“海瑞”——彭德怀政治翻案时，彭真一边同意转载《评〈海罢〉》，一边在“二月提纲”中针锋相对地提出：“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对“左派”犯的错误，也要进行一次整风。(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第1385、1423、1518、1401页)



彭真早在邓拓汇报“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时，即当众对中宣部与北京市委领导大声发话：“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康生主编：《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此即《中共中央通知》[史称“五一六通知”]附件，1966，中共中央文件)



刘少奇于1966年2月5日，在北京主持中央常委会议(刘、周、邓出席)，一致通过了“二月提纲”，并明确表态，此次“学术讨论”不要涉及庐山会议。(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第1402页)



毛泽东在武汉获知，中央常委已通过“二月提纲”，并认定《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无关，认为此次讨论不要涉及庐山会议，被迫作出退让。毛对彭真说：“‘要害是罢官’，这是康生的发明权。”康生急忙说：“是毛主席的发明权。”毛再次说：“是你康生的发明权。”(《陈丕显回忆录》，第49页)



由于毛泽东没有当场反对“二月提纲”，刘、周、邓等在京中央常委，讨论或传阅彭真所拟批语后，立即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国批转此件。刘少奇那时对彭真掌握的《评〈海罢〉》背景，究竟了解多少，现在已难弄清。



正当姚文元因“二月提纲”下发而惶惶不可终日之时，彭真认为中央“法定”程序已压住风波并分清是非，轻松地对各方面说：“问题解决了”；并通过中宣部公然追究：“‘上海市委’的党性哪里去了！”“这样做法，还要不要党的纪律？”(康生主编：《大事记》。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612页)



彭真这样严厉追究，因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与中央书记处，曾于1965年上半年，针对江青在文化界的一系列过火批判，已连续两次向全国发出明确指示：点名要经过中宣部，批判要以中央报刊为准，学术批判不要戴政治帽子。“不能要求剧本、作品都完美无缺”，“今后对知名人物的批判，必须先报中央批准”，“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过火斗争造成的紧张局势要赶快刹车(3月，刘少奇、邓小平主持所作规定)。(张化等主编：《回首”文革”》，第311页)



彭真与中央一线，以《评〈海罢〉》发表后中央批转的“二月提纲”以及《评〈海罢〉》发表前的中央两次明确规定，严厉批评并追究的，难道仅仅是姚文元与“上海市委”吗(上海市委与华东局主要领导早已对彭真表明，支持“二月提纲”)？须知，当时党内基本的组织程序与组织纪律尚在，中央主要媒体也掌握在中央一线手里。倘若批评、处理《评〈海罢〉》肆意诬陷党内著名民主人士、挑起国内重大政治争端的“非法”事件，及其主要责任者，在全国引起的震动，势必超过《评〈海罢〉》发表本身。(《陈丕显回忆录》，第50页)这将在知情者中造成一种多么尖锐的政治局面？



然而，事态的发展，大大出乎中央一线的估计。



毛泽东决不能让“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彻头彻尾修正主义”的“二月提纲”“专政”。江青在毛泽东支持下，迅速开辟新战场，再次射出猛炮——与“二月提纲”大唱对台戏的《纪要》，明显表露了毛发动“文革”的想法与决心。(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第1403、1409页)



我请教王光美：是否可以说，是彭真等人对《评〈海罢〉》的有力抵制，导致毛泽东临时决定，把一场政治批判与大“整风”(毛、刘在“文革”初期都用过“整风”提法)，升级为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我以为，与其说《评〈海罢〉》是毛发动“文革”的预置导火线，毋宁说《评〈海罢〉》是随着形势演变，客观充当了“文革”导火线。



王光美的回答具有多重意义：“‘文革’是怎么在1966年突然发动的，你们可以仔细研究。形成人们后来看到的那样一种‘文革’，确实是多种因素叠加促成的。除了‘二月提纲’和《评〈海瑞罢官〉》的对立，还有聂元梓大字报的问世、派工作组的争执等等。当然，阶级斗争学说是个基础。而‘七千人大会’，也早给‘文革’埋下了伏笔。”


王光美说：“我经历的这些事，都可以对你说一说。你要利用年轻、对党史熟，多看一些资料，深入了解那段历史。这样，你对我说的这些事，就能看明白了。”



采访王光美后，我看到一些重要资料，颇能说明问题。特摘录如下：



彭真生前透露：“毛主席曾经想用整风的办法，解决党内在意识形态、思想领域、政治领域中存在的分歧，但是后来采取了‘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彭真说，关于这件事的原因，他不能讲。彭真至死也未说出这个历史秘密。



胡乔木也说：“如果没有这篇文章(引者注：指 《评 〈海罢〉》)，究竟要不要搞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也不一定。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后，《人民日报》又不登，就把他的火煽起来了。在没有这件事以前，他头脑里并没有这些东西。”(《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第628页)



毛泽东本人于1966年夏也说过：“关门整风才不行哩！过去《人民日报》不在我们手里，中宣部不在我们手里，文化部不在我们手里，北京市委不在我们手里……”(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第1422页)

“文革”发动于刘少奇出国之际

王光美沉思了片刻，对我说：与彭真起草“二月提纲”同步，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以林彪委托的名义，搞部队文艺座谈会。这个座谈会的纪要和题目，是陈伯达修改的。陈伯达是秀才”(笔者注：《纪要》经毛泽东及陈伯达多次修改；题目则为毛定)。



王光美说：“江青搞的这个《纪要》，把全国文艺界都否定了，说建国十六年来，是一条黑线在专政，现在必须彻底搞掉这条黑线，夺回被黑线占领的阵地。这样，政治上的问题，就比批《海瑞罢官》的时候大多了。批《海瑞罢官》批不下去，就是因为黑线专政。”



我补充道：毛泽东还针对彭真谈党性，在《纪要》上增写了一段打破“框框”的话：“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们的党性原则的，并且很顽强”。毛于是下定决心，准备改造“你们的‘党’……假共产党”。(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第1415页)



王光美一边回忆一边说：“后来，就在全党发《纪要》；又批彭真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但是，我们那时已经出访了。回国以后，我看到一些简报，是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少奇出访前，主席曾经在杭州对少奇、总理、彭真谈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但是没有处理彭真的迹象。”



据王光美介绍，她陪同刘少奇出访巴基斯坦等三国，时在1966年3月22日至4月19日。这段时间，国内发生的许多重大事情，刘少奇一概不知。



正是刘少奇出访的这28天，中国历史轨道发生巨变，“文化大革命”(并非彭真曾用词汇“文化革命”)，被毛泽东首次提出。而刘那时是中央惟一敢于公开批评、反对毛的人。



请看这个时间表：



1966年3月22日，国防部部长林彪，致信中央军委各常委，要求通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的《纪要》(此前，兼任军委主席的毛泽东，已在《纪要》上批示：“此件用军委名义”，表明了使用军队力量之意)。



3月30日，中央军委将《纪要》，报送毛泽东与党中央审批。



3月28日—30日，毛尖锐批判“二月提纲”，悍然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并首次提出，中国要“进行文化大革命”。



4月1日，毛在《纪要》上批示：“已阅，同意”。



4月10日，《纪要》由党中央下发全国。



4月12日，陈伯达在沪起草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



4月14日—17日，毛三次修改“五一六通知”(“通知”以逐条猛批“二月提纲”的特殊方式展开)，并增写震惊全国的话：“二月提纲”“模糊了……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要夺取政权”，应立即“清洗这些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身旁”。



4月19日，刘少奇回国。4月22日，毛泽东在早已开了一周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当着刘少奇的面说：“吴晗……朝里有人”，必须发动“文革”。刘被迫接受既定事实。(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第1406—1409页)



5月16日，刘少奇由康生监督，主持仅有在京约八十人出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连政治局委员也未到齐；与会者包括一些非中委；而健在的中委、候补中委共约一百六十人)，以“半合法”程序，勉强通过“五一六通知”。即将失去自由的彭真，抓紧最后机会向刘、周提出，删除“赫鲁晓夫……”那句主要是暗指刘的话，但已无可能(彭真“文革”后说，他当时即认为“赫”不是指自己，是指职务更高的人)。刘少奇在郭沫若建议修改“通知”中某些语法也被拒绝(康生表示：主席定的稿一个字不能动)以后，意味深长地说：“连几个字也不让改，这不是专断独行么？……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的好，……那就不改吧。”(黄峥：《王光美访谈录》，第395页。田酉如：《彭真传略》，人民出版社，2007，第288页。黄峥：《刘少奇一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第419页)



于是，“文革”由它的第一主攻对象——刘少奇自己拉开了正幕。



可是，王光美坚持对我说：直到1966年8月，毛泽东印发《炮打司令部》之前，刘少奇一直不能确定，“中国赫鲁晓夫”的帽子会真正落实到他头上。虽然刘少奇早已觉察毛泽东对他不满。



刘少奇这样看待他在“文革”初期的命运，主要是因为“五一六通知”下达后，他仍然以一线决策者身份出现在各处，一线机制仍然在毛许可下似乎如常运转。刘大约也认为，把他正式定为“错误路线”的“司令”，将很难使全国保持稳定。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对主席公开号召‘炮打司令部’，少奇没有精神准备。因为当时还是毛、刘、周、朱……这样排名的中央。是主席在退居二线时，让少奇为首的。少奇做工作时，重大问题还是通过主席的。”王光美对我说，“少奇一直认为，他在一线为首时那样决策，那样处理各种问题，包括后来反对‘文革’大乱，目的是让中国稳定和繁荣，可以逐步建成现代化强国。他认为，主席应该理解这一点。”


可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一线领导人，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认识非常不同。正如王光美所说，自从1962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提出务实路线，随即又提出：“‘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刘少奇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5，第444页)等等以来，毛、刘之间的裂痕日益加深。到“文革”前夜，彼此间各种观点与做法的分歧，已发生严重纠葛。



毛泽东愈来愈不能容忍一线“自行其是”，“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的失控状况；毛泽东愈来愈痛恨“在北京就是没有人听我的话”，“讲了多少年了”，“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的失落局面。所以，毛泽东觉得“需要夺权”，“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第1468页)



而党内对一、二线领导人的权限与决策程序，从来没有制度化的条文规定。中国又缺乏对两种不同政治见解合法制衡、合理化解的政治机制。



在民主法治不健全、个人崇拜盛行、极左文化占上风、民众毫无知情权的背景下，一场把中国引向十年重灾的“文革”，就这么仓仓促促、不可阻挡地出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