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秋风入庭树
从哪年哪月开始，从什么事情引起，我都说不清楚，但是，一股寒风轻轻地吹拂，轻轻地缓慢地震荡我的心。

不记得是不是从恋爱的态度被人抓住把柄呢？

进城那一年，我二十六岁，一晃我就二十八九岁了。我一直没闹明白，那时候关注我婚姻大事的人为什么那么多，他们为什么那么着急？

不断有人给我介绍对象，全是些农村来的女干部，或者女军人……对这批女人我实在没有什么感觉，接受吧，很违心，不接受吧，立刻就会遭到白眼，我左右为难。

记得有一天在中南海的礼堂看戏，一位副部长在我后面一排的座位上毫不避忌地问我怎么看婚姻问题。

在这大庭广众，让我怎么开口谈婚姻呢？我没有表态。

我真的没有想到，对恋爱的态度也可以导致组织上联系到我的家庭出身，联系到我的阶级感情，甚至联系到我对革命的彻底性。我因此被人指指点点，被人怎么看都不顺眼起来。

我早就忘记了自己的出身，可是组织没有忘记；那个深深的阶级烙印并没有烙在我的身上，却被牢牢地烙在组织的心里。

最让我不能忘记的就是统战部办公室主任王育平，是个整人能手。几乎每天，都要找茬要我检讨思想，检讨出身，检讨作风，我被迫像朗诵圣经一样地念念有词：

脱胎换骨，任劳任怨，夹着着尾巴做人，
……

（怎么脱胎？怎么换骨？怎么夹尾巴？英文怎么讲——萌萌按）

无论你曾经怎样地提着脑袋干革命，无论你对共产党爱得多么神魂颠倒，无论你对革命忠诚到怎样地肝脑涂地……到头来，还是因为出身问题，三天两头变着法儿挨整！整到我头昏脑胀，不得要领。

有一次，王育平非说我把部里的文件弄丢了，问我知不知道，我说那是不可能的。他就指着我身后墙上的窗子说我没有关好窗子，文件肯定是被盗窃了。

其实窗子很小，根本不可能有人爬进来。

但是他一口咬定是我弄丢了文件。我听那话中有话，不就是说我出身不好嘛！但是我也不会里通外国呀！

后来，终于搞清楚了，是文件发出去还没有退回来。

接着，在“打老虎”的运动中，又把我摆上台，怀疑我贪污，查我整我，令我交代工作中与钱有关的所有细节，最后的结论，证明我一丁点经济问题都没有。

最后就是丑化我，说我架着二郎腿瞎晃荡；说我哼反动京剧的小调儿；说我讲旧社会的事情比地主老财还精通；说我太柔软身上没有长骨头；还说我像个提笼架鸟的小老头儿……

在我们共产党里面，有一批专业整人的人才，他们有极高的手段和艺术，他们手中的软刀子层出不穷，所向披靡。

不久，一位新调来的女同志坐在我的对面，她的名字叫做刘淑香，她找我谈话，说是上级准备把我列入援疆建设。在援疆人员的名单中，我将被调到新疆和田工作。

1955年新疆自治区成立，自治区要求派干部去，我只是把工作调动当成革命需要，义不容辞。但是我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出身不好，是被作为“多余”的干部调走的。我说，我听从组织安排。谈不上什么高境界，我的无条件服从分配，证明了我决心作为无产阶级一分子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但是，我一点也没有想到，和我一同出发支持新疆建设的中央统战部人员，只有我和一位伙房的管理员！

不久，我就上路了。

我踏上古道，西去的遥途就在脚下，我再次举头仰望北京的天空，哦，又是中秋，皓月当空，又大又圆的月亮将伴我远行。京津，桑梓之地，生我养我教我成我，今我离去何日还？明天就是国庆节到了，举国欢腾，庆丰收庆发展；而31岁的我，西去阳关路漫漫，路漫漫……

记得六年半之前，1949年我们从西柏坡开进北京城，我们意气风发——新中国即将在我们手中诞生；举起双手准备着，准备着用火热的生命托举起新中国的太阳……那年我26岁。

这次离开北京，我们同样乘坐着卡车，同样坐在行李上，但是，半个多月的古道秋风颠簸摇晃，心里平添几分酸涩与悲凉。

当我们来到南疆和田的时候，抬头看，哦，月牙儿，已经看不见；新疆和田——广袤荒凉的南疆边地，从那一刻起，我一待，就是至今将近六十年。

09

在和田
我被分配在和田地委宣传部的讲师团，作为教员，我负责给和田地区管辖的几个县的党政干部讲课，有时候在大礼堂进行大会辅导，有时候参加分小组讨论，有时候还会到各个县里面开座谈会，也会应当地领导的要求到县里给他们讲课，及时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工作，我力所能及，但是工作以外那些无聊事儿，花费了我极大的精力。

我很快发现，在这里，干部之间的矛盾主要是文化程度和文明程度的矛盾。知识分子的那个款儿，在这儿显得臭得很，人家横看竖看，就是看着你不舒服。有一次，我在说明知识分子改造的问题时说，我承认我自己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可以革命嘛，周恩来也是知识分子——就是这九个字，这九个字，居然成了反动言论！我的政治生命从此改写。

事实上，周总理自己也曾经说过自己是知识分子的话，意思是说可以背叛自己的阶级，可以学习改造等等。

最后，不容分辩、不容置疑、坚持把我一棍子打死的，是和田地委宣传部长文运贤，他煞有介事地上纲上线，说我污蔑周总理；就凭着那九个字，他恨不得把我定性为现行反革命。

瓶花力尽无风堕。胳膊拧不过大腿。

我被带走了！组织上什么也没跟我说，就说换个地方去劳动。于是，我脑筋也没有转一下，服从了。不久，我从南疆的和田来到千里之外的北疆，这是阿尔泰地区福海县的劳改农场——公安农场，这里地处北疆腹地，插翅难逃。

原来只以为，是来劳动；来了才知道，原来是劳教。

（糊里胡涂……把自己的人交给党，交给组织，可是没人把你当人看——萌萌按）

我被强制劳教。新的生活开始了。

这是1958年春季。

10

在劳改农场
几十年来，我一直为自己庆幸，是啊，如果当初我讲的不是周总理而是毛主席，我相信自己早被枪毙了；而且，可能到死也没搞清楚为什么。

能够活着，比什么都强啊。

福海公安农场共有13个队，分为劳改队，右派队，劳教队三种，全部是男人，我分在劳教队。我的工资也由刚到和田时的130元，降为31.97元——共22年。但是劳教要比劳改好，劳改的话，连工资都没有。

开头，我们的工作就是挖水渠。按照规定零下25度一下就可以不出工，但是很多时候都是零下20几度，老是不到25度，又冷又得出工，天一亮就出工，天擦黑才能回来。

吃不饱，是个很大的难题。一人一份，只有一个馍馍，我的饭量不大都吃不饱。为了争取吃饱，就得劳动表现好，那样可以多分半个馍馍——馍馍就是奖金。

我的体力不够，从来都得不到那半个馍馍。

因为我们社会地位低，所以进办公室都得报告，队长身上带着枪，他有权打人。听说劳改队的干部用铁锹棒子打那些跳蹦子的人，铁锹棒子都打断了。

队上有人死了，我们就在野地里刨坑，一镐凿下去全是冰碴子，刨很久都刨不成一个坑。想着自己以后死了也是这么个埋法，很伤感。

慢慢地和大伙熟悉了，才发现进来劳教的人很多都很冤枉。

有个人夜里大便，把女儿寄给他的信封擦便便，天亮了被人发现信封上面有毛主席语录，于是抓进来了。

有个人会画画，派去画毛主席像，画还没画完，有人说画得像个鬼，于是被打成反革命，来劳教了。

有个人带着边区通行证来新疆，半路钱包被偷了，于是被扣查，说是没有边区通行证来新疆属犯法，于是劳教了。

一个拉锯子的工人，体力活重吃不饱，花钱买粮票，被扣上倒卖粮票的罪名，来劳教了。

更冤枉的是，有个人在公路上打车，不幸打到一辆公安农场的车子，进来了就无法出去了，于是留下里劳教了。

当然也有很多有趣的经历。

有个小偷，向我们讲授怎么偷东西，他说，你把吊着的衣服口袋里面的东西拿出来，衣服不动就成功了。

有一次，小偷跟队长说，信不信我把你的枪下了，然后再给你送回来。队长说：你敢？不久队长真的找不到枪了，那个小偷真的把枪偷了，还真送回来了。

有个人很有点有文化，和大家相处不错，但是队长（原北京新华门的警卫）得到任务，说要把此人打成反革命。结果队长没办法把他打成反革命，于是大家送给队长一个绰号叫“王善人”。

在劳改农场，那些基层干部很单纯，质量很好，我很喜欢和他们相处。

场长也很平易近人，有一次他和我一起在地里劳动，他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没有困难，就是完不成劳动任务，就吃不饱。

不久，队长说我有文化，又是中央来的，行书楷书隶书都写得好，最重要的是“九个字”的问题不算严重，于是让我当管理员，管食堂，管理肉类粮食，还要我为队里算工分，写帐，做会议记录，搞宣传栏等等。

虽然依然是劳教，但是我的地位稍稍提高了。

杀了一头羊，要分配公平合理，很不容易，我们自己一点油水不捞，大家都很满意。

打土块，我去验收，不合格，我说，我收了你的对不起大家，不收又对不起你，下回可不可以打少一些呢？

骑自行车到场部采购物资，我选好，开好票，等马车来装，我就骑车回去，来回二三十公里的路。

后来，我被派去教书，虽然我的月薪很低，但我还是自己花钱给学生买作业本。学生们都非常喜欢我。

记得有一次，上级领导来讲话，中间休息的时候问：厕所在哪里？

回答曰：真没有。

只能随地大小便。

休息完了，领导继续讲话：你们要建立厕所。
……

文革十年，这里什么风浪也没有。晚上，平静的北疆漫天星斗，亿万颗星星密密麻麻闪闪发光，好看极了。

11

平“反”
我，一个小人物，能够活着走出福海县公安农场就是胜利。这一天给我盼到了。

1980年，右派队的100多人全部解放了，全部没有问题，当时派来帮我摇马车的，原来就是个知识分子，他平反后马上当了校长。

只有两个右派，平反的时候，还被远方的组织惦记着，好歹来人了，说要找回那两个右派。

回答，早就死了。

说要看看坟。

我是管理员，带他们去看了坟——坟在人不在，找到也没用了。

人没了，就算了，于是悻悻走了。

人活着，是右派，可以平反。

人死了，是右派，也白当了！

其他的右派也好，劳改劳教分子也好，都像垃圾一样扔在北疆了——从来没有、也再不会有人来过问了。

1980年，在我57岁的时候，我被通知可以平反，可以办手续了。我来到一间办公室，一位姓桑的女同志接待我。她说：

——你什么问题都没有。

（来这白白玩了22年？——萌萌按）

——现在给你平反。

（平的是哪门子的反啊？）

——不过，你没有任何帽子任何结论，没什么反可平哦。

——给你三恢复（即恢复名誉、党籍、工作）吧。

平反的结论是：没有任何问题。一心为人民为群众，这是个好人。

（就那么儿戏？闹了半天，是个好人？）

当然，后来他们也觉得奇怪，专门去查我的档案，才发现当年什么手续都没有办，只有文运贤手写的10个字——诬蔑周总理是知识分子！

所有的人只看了前面的5个字——诬蔑周总理，而没有注意后面5个字——是知识分子。

我听到自己能够三恢复，很高兴，正准备签名，桑女士突然提高声调说：不要签。

我当时愣了。

真的，我没有想到要求补发22年每月被无理扣掉的接近100元的工资，总计两万六千多元。

我也没有想到要求返回北京或者天津工作。
    ……

是的，我早已不懂得为自己争取什么了。从1958年春天到1980年秋天，春去秋来，整整22年，从35岁到57岁，人生最壮美最辉煌的年华已经被抛在那寒色苍苍的冰天雪地上……人心如铁了。

从农工到职工。从管理员到教员……做平凡的人，做质量好的人已经足够了。

接着，我带着党籍和工作的权利，来到阿尔泰市。在那里，居然买不到酱油和醋。

二姐来信，说萌萌快生孩子了。我寄去了100元。我收到小卢的感谢信，哦萌萌的爱人叫做小卢。 


 1982年，我得到了一份大礼，我来到杭州西湖，在中国十大古剎之一的灵隐寺休息了将近一个月。在那里，我的泪水终于哗哗流淌，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心里憋闷的悲伤、冤屈，就像打开了闸门一样 ……

在那里，我看到很多和尚，他们一世无家，但是很愉快。我受到启发：

没家不是很愉快，但是——

没家也可以很愉快。

这年，我60岁。

12

啊女人
萌萌好多回问我，舅舅您为什么不结婚？

我对萌萌说，那年头，一天能够吃饱三顿饭就已经很幸福！没有饱暖，哪能有什么非分之想？ 

回想起来，话就长了。

刚刚解放的时候，大部分人心里都会有一种安全感，纷纷安家结婚了。那时我一米七四的个子，粉白细嫩，写一手好字好文章，满口的京剧评剧诗词古画，当然受到女人青睐，问题是那时候兴组织安排；偏偏安排了部队上的女同志甚至农村来的女同志，我觉得不是“志同道合“，有些”说不来“，于是便拖拖拉拉拖到了30多岁。

记得1950年我27岁的时候，在政治协商会议秘书处任联络科科员，认识了一个大学生，叫朱瑞亭，当我们开始来往的时候，有些上级领导说闲话，说什么公子小姐小资产阶级之类的风言风语，很快有人在背后搞了鬼，朱瑞亭以后就不来找我了。我知道她后来和别人结婚了。

我当时心里很不服气，哪有强迫人家结婚的？组织上不同意就搞破坏，这样是不对的。

 后来在和田，我是认识了林国德医生。她从香港来，是香港电车公司老板的女儿，为了表现积极，坚决要求回国参加工作，她到中央统战部以后，因为来自港澳，后来也被分配到和田。上面有政策，凡是有海外关系和出身不好的都不可靠，一律分去新疆……

我们认识以后，我有感觉，很想和她做朋友，我们常常聊天，很谈得来，但是因为她在和田得不到信任，被人怀疑她回来参加工作的动机，她郁郁寡欢，不久就回香港了。

她现在在悉尼，也80多岁了。她还给我来过电话。

后来在新疆，组织上介绍过好几位农村妇女给我，我一点感觉也找不到，加上当时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又是那样的处境，心里懒洋洋地一点提不起劲来，看着我很不积极断样子，领导都说我是个怪人。

在公安农场做小学教员的时候，我的学生梁心霞的姐姐梁明霞做会计，是个很不错的女人。

但是如果在那个处境下自己找对象，会被当作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批评。

我想起《绿化树》里张贤亮笔下的那个右派，唉，那确是我们当年的生活写照。只是有一样不同，就是我决不肯和没有感觉的女人结合。

还记得元稹的诗句“曾经沧海难为水”吗？就是这么回事了。

13

孤寡老人
1980年，我又一次完全服从组织安排，来到北疆的阿尔泰县政协工作。三年之后我61岁离休。

——噢，又过了32年。

住在乌鲁木齐老年公寓，我生活安定，心情平静，我成了新疆地区著名的汉族孤寡老人。

我常常上报纸上电视，甚至中央电视台。在新疆很多人知道赵忠——一位善良，平和的孤寡老人……我也渐渐地不记得我从哪里来，前尘往事的的确确早已烟消云散了。


这几年，萌萌每次来看我，都喜欢刨根问底要我说些过往的事情，回望如烟来路上鬼气森森，令我不寒而栗。真的不愿想那时空裂变的巨大刺激，不愿说那真魂出窍的巨大痛楚！

但是实在拗不过任性的萌萌，我慢慢地把支离破碎的过去一点点拾起，就像模拟着一个陌生人莫名其妙的虚幻生存；原来，妄图抽离的灵魂依然附体，宿命的慰籍不会药到病除，那深深的创伤经过多年偷偷地舔舐依旧血迹斑斑……

为了这，我突然变得狂躁不安；我有点恨萌萌，你好好呆着不行，干嘛千里迢迢来折腾你舅舅。

我对萌萌说，我怎么觉得自己是越活越没道理了；能够一次次地看到每天早晨的日出，对我来说，太奢侈。

萌萌说，过去您承受了太多没道理，所以现在也该享受一下没道理啦——萌萌轻巧的笑话，我喜欢听。

现在每逢春节，中央组织部就会把慰问信寄到老年公寓来。他们的问候，我领了，就当作道歉，我很郑重地领了。当年对我那样不妥当的处置，边疆的风雨早就令我死去无数次了，而我，偏偏莫名其妙地活着，直到活成孤寡老头——也许，只有上天记得，那年，那一年，我向中央政府捐出吴家半个多世纪的全部家产？是这样吗？

没事的时候，我还写了一点关于社会问题的论文，比如《人与社会》《警惕封建社会的残余影响》《我国内耗繁重》等等，北京中国党史文献出版社还给我发表。

以后还写不写？不行喽，身体坏了，不能累着，写不了啦，心里边亮堂就够了。

近期，有些人来看望我。他们是哪儿来的？中共党党史人物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中国优秀共产党人编辑部，他们还把我的论文发表在大型文献《时代先锋——中国优秀共产党人》，发了荣誉证书，还出了邮票。

这小小的肯定，我很珍惜；其实我唯一值得骄傲的地方就是——还活着。

听说王育平后来调到甘肃省委统战部当副部长，文革中不堪折磨跳黄河死了；文运贤后来疯了，进了精神病院，几年前死在精神病院了……

听到这些消息，我一点也不高兴。

我早就不忌恨他们了，我早想明白了，他们不是代表他们自己，而是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思想方法。他们自己也是确确实实的受害者。

我常常会想，赵忠，是谁——封建遗少？买办后代？纨绔子弟？革命干部？劳教人员？离休干部……

在我现在生活的地方，没有人知道我的历史，不论老人院的员工和老人、各个媒体的记者、公益群的孩子们、民族的朋友……在他们心中，我只有一个标签——孤寡老人。

唉，胸中早已没有风雷激荡，孤寡老人就孤寡老人吧，过去的事情说不清，说了，也没人能够理解——那一个，一个，一个，又一个我曾经经历过的时代画面，渐渐苍白，渐渐浓缩在历史的书页里……是时候，掀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