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路将看尽 一生莫回头
——最后的长辈和他的前尘往事




作者：陶萌萌

01

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1895年生在天津，她家祖上都是来自江南一带的官宦人家，后来逐渐北迁天津，母亲有叔伯姐妹14名，在没落的官宦家庭里面，她虽然缠着小脚“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但是在热热闹闹的女孩圈里长大，很快乐。

19岁的时候，经媒人说媒，母亲嫁入吴家。
我的曾祖父吴老太爷（注释1）祖籍安徽婺源，自幼随父到上海做生意，一步步攀升，在任职上海汇丰银行副买办时期，与同是安徽籍的晚清高级官员李鸿章结成了十分密切的私人关系，而逐步发展成为著名的晚清实业家、天津四大买办之一。

在“西风东渐”的潮流中，官商勾结，曾祖父最早最深地涉猎了洋务运动（注释2）。
光绪十二年冬，曾祖父集资一万八千两白银创办了天津自来火公司，生产火柴，他明确宣布以“抵洋产而保利源”为宗旨。光绪十三年，经李鸿章保荐，他以候补道身份参与津唐铁路官轨总局管理，后继唐廷枢担任津榆铁路官轨总局总办，完成了津榆铁路修筑。光绪帝发布“上谕”中，指定曾祖父作为京师农工商总局的督理，并加三品卿衔（注释3）。

光绪二十四年，他投资了25万两白银创办天津织绒厂；光绪二十九年，他投资15万两白银创办北洋硝皮厂；光绪三十年，他创办天津电灯厂和自来水厂。那时候天津有四分之三的民族资本的企业都由曾祖父投资创建。他最大的投资，则是出资50万两白银，与英商合办京郊门头沟煤矿，并且参与创办近代运输业。在中国民族工业的兴起上，曾祖父起了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作为维新变法的志士，曾祖父被视作帝党官僚，撤职抄家，几遭杀身之祸（注释4），幸得李鸿章的保护，加之与英国关系深厚，方得幸免。

我五岁的时候，他就去世了。曾经见过一面，但是印象却很模糊。

我的爷爷吴连元（正金六爷）是天津商会的协理和横滨正金银行买办。





我得说，我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以今天中国的主流价值观去观照，确实算不得光彩的事。

我的父亲在这样的家庭长大，从小受着严格的教育，他能写会画，还能弹奏大风琴，就连老和尚念的经，他不仅能全部背下来，还能讲解出经文的意思……

母亲结婚的时候穿的是和服，行的是整套的东洋婚礼。婚后第二年起，母亲在八年内一共生了四个子女，继三位姐姐之后，我出生在民国十二年阴历七月十八。我的名字叫做宗桐，我是爷爷唯一的男孙，大人们都把我当成宝贝，口口声声“大桐大桐”唤个不停。

当时爷爷除了给自家的厂子丹华火柴厂的工人发工资，也给车夫厨师老妈子清洁夫发工资。最特别的是，家里的人都有一份工资，我母亲当然也有一份，工资的增长和生育量紧密挂钩，每生一个孩子就加一份工资。生了男孩，母亲不仅得到重金奖赏，工资也大幅提升。

02

儿时的记忆
小时候，我在天津西沽村著名的吴家大院长大。我家在西沽共有三处房产。分别称作一面，三合，三卷。一面就是一排房，三合就是比四合院少了南面一溜房，只有北东西三溜房，而三卷就是由三个四合院连接而成的拥有北、中、南三个院落的大型卷套，每一卷院的中间便用一幅木头做墙的大屏风相隔，大屏风光滑而整平，中间有门，气派十足。 

吴家大院的房子都是家里自己起的，起房子的砖是特制的青砖，叫做青砖磨缝，就是把打磨得非常平滑的青砖砌在一起，砖与砖之间的缝隙很细小，几乎看不见，感觉舒适雅致大气。

院子是用大块的方砖铺地，门口有廊檐；而房子里面的地板都是很结实的木料。

离开这座漂亮的老房子几百米，就是我们家承办的丹华火柴厂的工厂厂房了。后来，在连接厂房的地方又盖了一个三合院，我从6岁到15岁住在三合院，我的大伯和我爸爸都是在这里去世的。
我的二姐宗瑞（即萌萌的母亲）当时上民德中学，三姐宗申上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附中。两位姐姐上学放学各自有自己专用的月包车。

每天一早，两辆干净整洁的月包车便在家门外面静候，车夫不声不响，绝不会发出任何催促。姐姐们穿着校服从容不迫地从家里袅袅婷婷颤步轻点地走向人力车，车夫躬身伺候，烘托出一副阔小姐派头。她们还要跟着人力车过摆渡，才能回到学校。中午，她们在学校吃饭，晚上照样是月包车送回家来。

我们家里也备有马车。爷爷在意大利租界给姨太太吴詹姣媛（我称之好婆）另外买了房子。好婆进进出出，都要乘坐马车。我喜欢马车，黄色的马，蓝色的车，很吸引我的眼球。小小的我特别期待奔跑起来的马车，嗬，马蹄和车轮卷起来的风呼呼而起，那个漂亮的小房子在威武呼啸的风声中抖动着向前飞驰……

那时候，我们家请了赶车的马夫，他坐在前面，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但是我记得那位跟车的随伺，他叫王二，50多岁，你看他笔直地站在马车车厢后面的车尾蹬上，当马车奔跑起来的时候，他的双手紧紧地抓住马车侧旁的镶铜扶手，跟着马车上下颠簸，风吹佛起他的衣裳，就像卫士一样地威风凛凛……



我喜欢看马车，也喜欢看王二我小时候坐过那架马车，被大人抱上去，还没有过够瘾，很快又被抱下来，很令我不爽，我哭过，叫过，挣扎过，但是还是被抱下来。偶尔跟着大人乘坐马车，也要被大人紧紧地抱着。

爷爷也当过清朝的官。在北屋的大厅里，有一幅一米宽的中堂，是按照真人的原大画的，画工很精致——那就是爷爷，四方脸，小眼睛，身穿清朝官服，我不知道那是个什么官。

好婆笑着对我说，你看，这是你爷爷。

那时候，家里人吃大烟。我们家有个大烟盘子，两边摆上枕头……

最令我开心的是吃螃蟹，我们那时候吃螃蟹是一筐筐地吃（萌萌纠正我说应该是一筐筐地买。我说不对，就是一筐筐地吃），真正吃得个气势磅礴天昏地暗……我们每个人都吃得非常专业而迅速；前些年，我还听到萌萌的爱人小卢说二姐晚年吃螃蟹风姿不减，不但不用任何工具，而且速度快得惊人……

钟鼎之家，家里少不了老妈子车夫大师傅扫地的下人，而且很多，他们都住在南房，干起活来热热闹闹忙忙碌碌的。我特别喜欢看他们干活，喜欢听他们讲历史掌故，更喜欢听他们讲外边世界的故事。

记得每当大师傅杀鸡，他就会口中念念有词：

鸡儿鸡儿你莫怪，你是阳间一道菜。他不卖，我不买。他不吃，我不宰。鸡儿鸡儿你莫怪，
……

他反反复复地念叨着，直到把杀好的鸡泡进盛开水的木盆里。

听着这声音，我很快活，因为今天，我就会喝到香喷喷的鸡汤了。

姐姐们都是不贪玩的女孩，她们除了上学读书做功课，就是自己聊她们的心事，还聊她们喜欢的做旗袍的衣料，聊怎样搭配丝线去缠一个什么小对象比如粽子啊什么的……我很无聊，我宁肯看母亲收拾家什杂物更有意思。

我记得我母亲手里有象牙扇子、玛瑙小鱼、钻石戒指，包金头的筷子，还有和田的羊脂玉精雕出来的玉如意……嗬，真的是琳琅满目！

我喜欢那一整套镀银的德国西餐勺从巴掌大到小手指那么大的都有，沉甸甸光灿灿的，当当响，我很喜欢。我还喜欢德国的瓦制沙漏缸，里面的凉白开清甜可口。

家里有个巨大的画箱子，里面收藏着满满的古画和近代名人字画，我也说不清是谁的画，但是我记得的，有郑板桥亲笔画的竹子，有溥仪的老师翁同龢送给爷爷的题了字的对联…… 桌上的大盘子里有块很大的端砚，还盛着墨盒笔筒，我后来得到一块小砚台，它一直随着我，到了西柏坡，到了北京，到了和田……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不见了。

家里有几个很大的樟木箱，里面有《辞海》，有教画画的《百子全书》，是木板刻的，还有一大箱子字帖，颜柳欧赵，都很齐全，我的毛笔字的底子就是赵孟俯，赵子昂，赵松雪……

03

破败的家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吴家一个极其恐怖的年代，是家运势必走进某个确定的限数，抑或是中了某种魔术的掌控？

这永远是个谜。

但是，从1920年到1930年整整十年当中，我的曾祖父、祖父，大伯和爸爸，除了曾祖父另外的两支子嗣，从我爷爷以下的成年男性全部相继去世。这个亘古难见的剧情，用真人做show，完成了演绎。

我，成了爷爷膝下的独苗苗。

其实我并没有见过爷爷。我的爷爷吴连元，在我出世前两三年就去世了。他当年是日本银行正金银行华账房经理，也是天津市商会会长。

爷爷的原配，也是我的亲奶奶死了以后，续弦的奶奶辛氏未能生养，爷爷从苏州买了姨太太詹姣媛，我叫她好婆，她住在意大利租界里两层小洋楼上，独立生活。听说他每次去北京开董事会，还会给她带回一点皇宫里面的珍宝。

民国24年左右爷爷带着不到20岁的姨太太到奉天（沈阳）开设新银行，因突发脑溢血，客死他乡。

爷爷为好婆留下无数财宝，我记得她有大量纯金的首饰，她的金戒指上面还镶着一块翡翠，是从一个鼻烟壶的盖上面弄下来的。

可惜爷爷死时好婆还年轻，也未生养，她无需照顾我们，只是享清福。爷爷死了后，辛奶奶常常到法国租界那套极阔气的楼房去找正金银行总买办魏信臣，据说他手里还有很多爷爷留下来的财产。爷爷客死他乡，没有留下任何遗言，给我们一帮未成年的孙辈巨大的影响。
为了养活我们，辛奶奶不停地变卖房产，把房子卖给公司，被她卖的房子，我所知道的就有三四栋独立的房子和那三卷房，她把买房子得来的钱存在银行，靠吃利息养活家人。

后来，听说奶奶把能卖掉房子都卖了，于是跟着辛奶奶到城里租房子住了。抗战那年我高小毕业了，我们搬到了辛奶奶城里的亲戚沈家的人住的金家大院。

辛奶奶除了卖房子，也卖火柴厂的股份，我们家是股东，董事，股份原来的持有人由祖父传给父亲，父亲死后，改成我的名字，我看到股票上面写的名字是“宗桐”两个字，我的印章也是“宗桐”两个字。我也去过厂里和大伙吃过聚餐。

爷爷去世后，二奶奶辛氏全面掌管了家务，她妒忌大婆的儿子媳妇也就是我父母夫妻恩爱，处处使小手故意整他们害他们，我的父亲在纱厂当职员，管物资，他见世面很不多，天性谨慎小心，整天被辛氏呼喝咒骂，常常被吓得躲在屋子里，就在我出世之后没多久，父亲疯了，他一犯病，就把家里的铜盘银匙满屋乱扔。于是他就被关在小屋里，脚上还上了铁镣——不知道爷爷看到了会有多伤心！

父亲去世的时候才三十多岁。为了三个儿女，母亲只能忍气吞声。

日本投降前，在通货膨胀，世道艰辛的年头，后奶奶辛氏去世了。辛奶奶的一生，虽然婚姻上守的是活寡，但是“六奶奶“这个响亮的尊称令她保持了家族的荣誉，为吴家子嗣负上了极大的责任。大约在五十岁的时候，她死于女人的顽疾“倒开花”。

04

向往革命
我的大姐十五岁时因为闭经，经药物调理后失血而逝。

四十年代初期，我的二姐三姐在天津美国教会学校“中西女中”读书，受到西方革命思想影响，向往革命。

1941年，三姐首先离开家庭投奔革命。她开头去了现在的山东德县油房镇（当年属于河北省）。为了安全，她起了个农村的名字叫做吴贵生，到了解放区还这样叫。她打过游击，打过地道战，最艰苦的时候一连三天没有饭吃。

三姐的男朋友叫吴明，当年已经是中共清河县委书记、中共临清县委书记、太行山军分区宣传部长。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１０日，吴明在河北巨鹿县赵庄被敌逮捕，敌人抓来全村老百姓，逼他指认自己的同志，面对队列中很多自己的同志，吴明拒绝指认，１０月３１日英勇就义，年仅２６岁。后解放后，被安葬在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二姐在中西女中读高中的时候永远是一二名。考到第一名的时候，学费全免，考到第二名的时候，学费免一半。

    但是，在1943年，她高中没毕业就走了，到晋冀鲁豫边区革命根据地参加革命去了。1945年，抗战胜利了，她考上燕京大学社会系，并且通过燕京大学地下组织去了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后来她把这段经历写小平做报告的故事、借彭德怀的坐骑过河的故事、与刘伯承相遇的故事都十分感人。


我小时候，也喜欢听陈铁表哥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对我启发很大。后来在两个姐姐和表哥的影响下，我很自然地向往革命，向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46年6月，我加入了天津地下党。油印机就放在我们家里，每天，我们在我家油印共产党的传单，叶欣同志刻蜡版，我就为她们放哨、复印，分发……

不久因为天津地下党的负责人金爽同志被捕， 1948年3月我不得不离家出走，在地下党的安排下，我悄悄地离开了母亲。

后来，我常常在想——母亲失去了15岁的大姐，又相继不见了“吴家有女初长成”的二姐和三姐。那时候参加革命不能够写信回家，她们俩一去就是六七年，并且杳无音信……母亲是什么样的感受？

而令母亲的心受到致命的打击，则是我的悄然出走；曾经养尊处优的母亲去世的时候才五十岁多一点，证实了孩子们的全部舍她而去对她致命的打击。 

我也“逃”走了。通过地下党组织我到了河北省正定县，到华北联合大学学习，性质就像是后来的党政干部培训班。

在华北联大，我见到了久别的二姐，她已改名陶萍，我也见到了我未来的姐夫，还有表哥陈铁，他们都已经是这里的教职员了。为了避开张家口的战事，他们刚刚从张家口搬到正定。

来到共产党的怀抱，我感到既新鲜又兴奋。

在这里，我看到二姐和姐夫结婚，组织上送给他们新婚夫妻的礼物居然是一领藤席——为此，我偷偷笑了很久；原来，共产党是百无禁忌的。

经过半年的学习，我被分到中央统战部工作。9月，我拿着介绍信，到党中央的驻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报到。

我的介绍信信封上写的是组织部长“安子文收”。到了组织部，说找安子文，拿出信，办手续，然后给我另外一封信，写着“童小鹏收”，于是找到李家庄，说找童小鹏，叫我找周子建。

当时在李家庄的还有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副部长齐燕铭、汪峰、徐冰，秘书处处长周子健，办公室主任童小鹏他们。

我找到周子建，办好了手续，我的工作是中央统战部交际处接待员，专门接待民主人士。

因为建国大业迫在眉睫，准备成立联合政府的工作大量而繁琐，当时，即将建立的新中国还没有宪法，一切工作必须从头做起——由共产党起草的共同纲领，必须征得各个民主党派的认同，所以当时的接待工作很繁重。

统战部交际处的工作很忙。紧张忙碌的工作不但令我感到十分愉快，而且还交了很多朋友。比如无党派人士、鲁迅的弟弟周健人夫妇和孩子，还有学者翦伯赞。后来到北京又认识了国家副主席李济深、中国文联主席茅盾、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田汉先生以及夫人安娥……民盟的吴晗，他跟我的关系最好，我年轻，常常会给他的家里干点体力活，他们新安装的烟囱管，拐脖子的地方不通畅，我家从小就用这东西，于是我站上去帮他修理烟囱。
共产党的队伍里，我看到无数有知识、有理想的人，我喜欢他们，我尊重他们，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新中国的希望。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从未有过地心情舒畅——举起双手深情地欢呼，时刻准备着，准备用自己的全部忠诚和热血青春，迎接新中国鲜红的太阳！

05

进北京
1949年1月，中央统战部秘书处处长周子健作为中央先遣小组四名成员之一离开西柏坡赴北平参与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并负责接收中南海和北京饭店。这期间他带着统战部的同事们多次来往于北京和西柏坡之间。

1949年2月，我正式告别西柏坡，进入北京城。我们坐的是美国敞篷汽车，也叫十轮大卡，同行的还有十几二十辆。副部长金城和我一起，陪同毛主席的老师符定一夫妇乘达同一辆车进北京。车里还有十几个人。

开车前，周子健交给我一包解放区生产的香烟，说是到北京以后送给司机。这些美国汽车是缴获来的，而开汽车的司机也是和这些汽车一起俘虏过来的国民党的人。可以看到，当年我们统战部的同志做工作已经是很周到了。

数九寒天，没有棉袄，我们身上仅穿深蓝色的土布衣，坐在行李上，几个钟头工夫，我们就进北京了。车子开到前门外的一个酒店，住了一个多月。三四月间，作为政协交际处，我们搬到了北京饭店237室。

北京饭店的政协交际处，我见到很多老朋友，李济深、田汉、安娥、茅盾（沈雁冰）……沈雁冰小个子，还留着小胡子，后来他和我的二姐夫成了同事，他俩个子一般高。

当时林彪也住在这里， 从1948年底1949年初他就已经住进来了，直到1949年9月30日开国大典。

1949年4月，国共和谈终于破裂，周恩来力劝国民党的代表们留下来为新中国服务，但是那些蒋介石的亲信坚持要去台湾，而张治中、邵力子等人被周恩来挽留下来。

这时候我接到一个任务，负责给愿意留下来的国民党人送养老金。

在齐燕铭的安排下，我带了官金和金条到北京六国饭店。

门开了，一个干老头，我唤声：“钟天心钟先生”，答应了，于是进门去，把东西交给他说，这是回南京的车马费，请转交S先生。

没有太多的废话——哟客气，您劳驾，您受累，甭客气……全没有—— 只有点头、“回见”、转身、带上门。

一切尽在不言中。

回机关，一五一十汇报。

嗯，很好。

周恩来当时对张治中说：安下心来，我们会把你的老婆孩子送来。周还说：当年我们对不起张学良，今天不能对不起你。

06

舅舅回国
我姥爷的哥哥有个儿子叫陶履恭（字孟和），因我母亲从小跟着她母亲长大，所以很亲，我们姐弟都叫陶孟和舅舅。1917年，陶孟和舅舅在北京大学教书，常常在李大钊办的《新青年》写文章。后来他当上国民党中央政治研究院院长，我舅母的弟弟则是国民党南京市市长。抗日战争的时候，陶孟和到美国的大学去教书了。蒋介石曾经邀请他为政府效力，遭到婉拒。

刚解放的时候，陶孟和答应周恩来一定会回国参加祖国的建设。1951年陶孟和的母亲（我称呼姥姥）去世，这时候陶孟和在美国尚未启程。

我代表统战部去见林伯渠，林伯渠是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兼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华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我们谈起陶孟和的事，林伯渠非常高兴说，想不到陶孟和的亲戚中还有自己的同志。我代表家属领取了抚恤金。

不久，陶孟和从美国回来，送给我一把剃胡子刀。他对我说：我在美国的时候，已经和李四光联系好了，李也准备好回来建设新中国。

因为我和二姐进北京后没有住处，二姐正当临产，于是住到舅舅陶孟和的北京家中。舅舅回国不久，就当上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直到1960年去世。

07

交出私产
无欲无求心如水，可以说是那个时期绝大多数共产党人的思想状态。

我生长在资产阶级家庭，但我从未想过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会有什么样的烙印给我未来的人生带来什么影响；我只简单地清楚地知道，我热爱我的国家，我拥护中国共产党，我敬仰毛主席，我要报效祖国，我和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一道，齐心协力建设建设属于人民的、自己的国家！

解放的时候，三姐已经跟随四野南下广州，三姐夫也是延安来的干部，分在华南分局组织部工作。二姐分在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工作。我们五个人都是解放区来的老干部，这个时期，政府对解放区来的老干部实行供给制。简单说，就是一人一份，除了管吃管穿（发衣服）管住以外，每月每人还可以分得一些钞票，可以购买30斤的小米。5月，二姐的女儿萌萌出生了，政府不发尿片，记得二姐他们为此很是焦急。

直到1952年，中央机关实行工资制。我评为行政18级72元。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

母亲从天津到北京来，住在二姐东总部胡同22号大院后院的家里，目的是带“长了翅膀、脚不沾地”的萌萌。母亲带来了家里的房契，也带来了丹华火柴厂的股票。这家股份制的厂子，从曾祖父到爷爷到父亲，一直传到男孙——宗桐我。解放后，母亲手里仍有很多股票。

1952年二姐陶萍把母亲带来的丹华证卷和房契交给我，说，都交给国家吧，我们都是国家干部了——当时有个词，叫做“职业革命者”。我们三姐弟完全彻底把全身心交给革命，经过革命队伍的培养锻炼，我们知道自己出身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反动家族；我们都耻于一切有悖革命理念的行为，也耻于一切与无产阶级革命不相称的家族历史与经济来源。

我拿着这些东西，不知道交到哪里去。

这是1952年，距离没收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财产的公私合营运动的1956年，还有四年时间。

我找到中央统战部秘书长童小鹏，他听了以后很迟疑，说他不能接受。后来他通过团委书记王仁，才联系到中国人民银行……最后，我把一切都交到中国人民银行资本处，包括地契、写着“宗桐”的丹华的证卷和刻着“宗桐”二字的图章——啊，从曾祖父，到祖父，到父亲，到我……这条缠在我们姐弟脖颈上的枷锁，从此砸碎了，我们也将从此成为真真正正纯粹的无产阶级的一员了。

没有收据，没有文书，没有只字片纸的记载……但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兴奋，令我从心底里感受到“春风得意马蹄疾”的轻松与舒畅。

但是——

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明白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她已经拿出自己毕生的积蓄捐造了门坎供千人踏万人踩，可是她却永远无法逃出社会主流意识的藩篱……路，早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