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举起“高密东北乡”的大旗

1984年进入军艺文学系学习写作，令莫言眼界大开。学校常请北大、北师大等名校教师以及一些著名作家来上课，莫言的同学当中，有李存葆、宋学武、钱钢等已经成名的青年作家，大家在上课之余竞相阅读热门的翻译文学作品。莫言身处一个文学创作热情高涨的氛围当中，大家白天听课，晚上写作，常常到深夜两点，文学系里还是灯火通明。

莫言早期创作中的拘谨一扫而空，他发现灵性和想象力才是一个作家身上最重要的东西，在一篇名为《天马行空》的课堂作业中，莫言写道：“一篇真正意义上的作品应该是一种灵气的凝结。在创作的过程中，可以借鉴，可以模仿，但支撑作品脊梁的，必须是也不会不是作家那点点灵气。只有有想象力的人才能写作，只有想象力丰富的人才可能成为优秀作家”。他说：“创作者要有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风”，这种狂气和雄风来自于对“百无禁忌”的创作自由的发现，也来自于对自己的独特文学世界的发现。在逃离故乡多年之后，莫言发现，21年故乡生活的经验，原来正是自己文学创作永不枯竭的记忆资源。



1984年冬天，源于一个“红萝卜”的梦，莫言写了小说《金色的红萝卜》，拿给徐怀中看，徐怀中将“金色的红萝卜”改为“透明的红萝卜”，这一改就与小说中的空灵意境更加符合。《透明的红萝卜》在《中国作家》1985年第2期发表，莫言一举成名，叙事的独特性和丰沛的感觉让评论界感觉兴奋。小说中沉默而富有灵性的黑孩，是莫言在小说中自我形象的化身，莫言说：“在我后来的小说中，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黑孩重新开启了莫言因痛苦而努力压制的童年记忆的闸门，这道闸门一旦打开，童年经历的饥饿和孤独的记忆，开始转化为他所独具的调动全部感觉描写事物的丰沛想象力。


在1985年发表于《中国作家》第4期的《白狗秋千架》中，莫言第一次写到“高密东北乡”这个名字：“高密东北乡原产白色温驯的大狗，绵延数代以后，很难再见一匹纯种。”他说写下这一句之后，“我就像阿里巴巴突然得到了‘芝麻开门’这条打开四十大盗藏宝山洞大门的秘诀一样，眼前豁然开朗”。贫穷饥饿的农村生活经历一直是莫言努力想摆脱的屈辱经验，但当他发现“黑色秋田狗”被川端康成写进《雪国》，邮票般大小的约克纳帕塔法县被福克纳写进小说时，他“感到如梦初醒，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地胡说八道，原来农村里发生的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写成小说”，“从此以后，‘高密东北乡’就成了我专属的‘文学领地’，我也由一个四处漂流的文学乞丐，变成了这块领地上的‘王’。‘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地理名称的确立，在我的文学历程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此之前，我总是感到头脑空空，找不到要写的故事。在此之后，故事就纷至沓来”。



1984—1986年，是莫言创作能量爆发的三年，他高举高密东北乡的大旗，“把那里的土地、河流、树木、庄稼、花鸟虫鱼、痴男浪女、地痞流氓、刁民泼妇、英雄好汉……统统写进小说”，创建自己的文学共和国。《枯河》《大风》《金发婴儿》《秋水》《筑路》《爆炸》等小说奠定他在文坛的先锋地位。痛苦的故乡经验在童年灵性叙述、感觉变形和“爆炸”中焕发出全新的色彩。在一次军事题材小说座谈会上，老作家们对于年轻作家没有战争经历写不好战争文学的判断，激发了莫言以想象力创作战争小说的想法，中篇小说《红高粱》发表在1986年《人民文学》第3期上，引发轰动，紧接着莫言又写出《高粱酒》《狗道》《高粱殡》《奇死》，于1987年合成莫言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在《红高粱家族》中，莫言以“我爷爷”的独特视角，建立了复杂的叙述时空，既以后辈身份非常自由与亲近地出入历史，又对抗战历史进行一种现代的审视和评判。高密东北乡成为承载民间传奇历史的舞台。1988年，电影《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莫言的小说开始翻译到海外。



在军艺期间，莫言创作了80多万字的小说，文学专属疆域“高密东北乡”的建立，是他文学个性与风格确立的基础。在硕士论文《超越故乡》中，莫言写道：“对于生你养你、埋葬着你祖先灵骨的那块土地，你可以爱他，也可以恨他，但你无法摆脱他”；“作家的确需要远离故乡，获得多样的感受，方能在参照中发现故乡的独特，先进的或是落后的；方能发现在诸多的独特性中所包含着的普遍性，而这特殊的普遍，正是文学冲出地区、走向世界的通行证。”


只有远离故乡，才能不断地返回故乡，重塑和超越故乡。返回故乡对莫言来说不仅是文本层面的叙述内容，也成为他很多重要作品的写作时空背景甚至仪式，《金发婴儿》《欢乐》《弃婴》《红蝗》《十三步》《丰乳肥臀》等都是在故乡写成的。

7 探索与蜕变

1986年，莫言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回到总参政治部文化部工作。他的文学声名因《红高粱》达到一个高点，1987年，《红高粱》获得第四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围绕他的是一片赞誉之声。但莫言不甘心过早形成自己的风格，变成熟练的小说工匠，他希望自己在“不断跳动的过程当中连续发生蜕变”，他“不断地舍弃自己运用起来得心应手的技巧和熟悉的题材，努力进行着多样化的探索”。



蜕变欲望来自于摆脱外国文学影响的意愿，当时中国带有探索意识的作家无不受到外国现代作家的影响，在获得启发的同时，作家们也感到影响的焦虑。莫言坦率承认，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小说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他说：“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福克纳是两座灼热的高炉，而我是冰块。因此，我对自己说，逃离这两个高炉，去开辟自己的世界！”



探索意识与20世纪80年代锐意变革的时代思想潮流有关。莫言说：“当代文学是一个双黄的鸭蛋，一个黄是渎神的精神，一个黄是自我意识。”亵渎和颠覆旧的文化秩序和观念意识，才能确定真正的自我意识。莫言有意不断突破小说题材禁区和写法上所受到的拘束。1987年，《欢乐》与《红蝗》发表，毁誉参半。《欢乐》这部七万字的小说一气呵成，以几乎不分段分行的写法挑战小说形式极限，用“欢乐”的反讽笔调写高考对于农村青年的巨大压力和农村生活的压抑苦闷。《欢乐》与《红蝗》当中亵渎意味的描写，被人误解，引来“毫无节制”“反文化”的批评声音。



在各种批评当中，莫言也在不断反思自己的创作。将《红蝗》寄给《收获》时，编辑李小林回信给莫言，稿子发表，希望他在今后的创作中能够聆听到上帝的声音。莫言逐渐冷静下来，他说：“我领悟到了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从自己的心狱里尽力跳出来，站得更高些，看得更远些，想得更深些。也因为这部作品，使我感到《收获》是我的良师益友。”



这一年，莫言根据苍山县震惊全国的蒜薹事件，写成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表达对于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不满，但即使是为农民鸣不平的急就章，小说仍以多重视角进行了长篇的结构探索。



1988年9月，莫言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合创办的创作研究生班学习，同学有余华、迟子建、刘震云等，与余华同宿舍。老师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童庆炳，莫言创作的技巧探索更加自觉。



1988年写作的长篇小说《十三步》中，把所有的叙述人称都试验了一遍。这部小说又名《笼中叙事》，莫言意识到写作不是无节制的宣泄，“故事无法冲出牢笼……只有如此，你们才能保持足够的强度和密度，才能够保持可以观赏、不至于涣散的形态”。



1989年，在社会动荡当中，面对文学逐渐边缘化的局面，莫言写作进入低潮，但依然决心坚持文学写作。1990年，获文学硕士学位，毕业论文为《超越故乡》，指出故乡和童年经验是自己创作中永不枯竭的资源，但更需要远离故乡，在参照中发现故乡的独特性，并最终超越故乡。

1991年，赴新加坡、马来西亚参加文学活动，遇到台湾作家张大春和朱天心等人，讲传奇故事。应张大春之约，写作《地道》《神嫖》《夜渔》《屠户的女儿》《姑妈的宝刀》等短篇小说，恢复写作的兴趣。



1992年，长篇小说《酒国》在台湾洪范书店出版，小说以狂欢精神进行各种文体实验，将“文革”大字报、流行的新写实小说和对鲁迅早期小说的戏仿熔为一炉。通过虚实结合的多视角叙述揭示社会腐败。莫言说：“这种写法实际上是戴着镣铐的舞蹈，反而逼出了一种很好的结构方式，结构也是一种政治。”


1990年秋天，莫言在北京积水潭地铁站台阶上，曾见到一位为双胞胎哺乳的乡下女子，夕阳中感到她的脸像受难的圣母一样庄严神圣，决心写一部关于母亲的小说，1994年1月29日，母亲去世，1995年在回乡探亲的80多天完成了5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小说在《大家》连载之后，获首届“大家·红河文学奖”和10万元奖金。小说的“艳名”和民间化的历史书写引发巨大争议，遭遇误解甚至政治批评。 小说前半部对动荡的现代历史进行宏大描述，后半部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繁华背后的颓废进行反讽书写。富有生命力和颠覆性的母亲形象上官鲁氏与患“恋乳癖”的精神侏儒上官金童的塑造，代表了莫言小说探索所达到的思想深度，莫言说：“《丰乳肥臀》集中表达了我对历史、乡土、生命等古老问题的看法……是我文学殿堂里一块最沉重的基石，一旦抽掉这块基石，整座殿堂就会倒塌。”



1997年，莫言结束了21年的部队生涯，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日报》工作。他逐渐从《丰乳肥臀》遭受批评的阴影中走出，写作小说《拇指铐》《野骡子》《师傅越来越幽默》《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司令的女人》《藏宝图》《牛》等，这些作品叙述笔调从容幽默，也更加注重故事传奇性。1999年，由电视剧改写的小说《红树林》出版，虽是一部反腐题材小说，莫言仍然通过独特的视角设置和人性关照努力写出新意。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莫言一直怀着叛逆之心写作，不懈地进行技巧试验，努力不落入他人窠臼。这一时期的作品，兼顾历史与现代，城市与乡村，批判写实与传奇想象，从写作广度与深度上完成自我超越。


8“用自己的腔调说话”

2001年，《檀香刑》出版，在后记中，莫言称这部作品是自己创作过程中的“有意识的大踏步撤退”，“只能被对民间文化持比较亲和态度的读者阅读”，《檀香刑》借用凤头、猪肚、豹尾的中国古典小说结构形式和“猫腔”民间戏曲的声音，向民间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学习，追求纯粹的中国风格，寻求与西方文学的分庭抗礼。

这一年，在离开部队四年后，莫言获第二届“冯牧文学奖·军旅文学创作奖”，表彰他对军旅文学创作产生的深刻影响。



2001年6月，受聘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兼职教授。此后他在多所大学被聘为兼职教授。



2001年10月，在苏州大学做《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提出“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概念，他说：“所谓的‘为老百姓的写作’其实不能算作‘民间写作’，还是一种准庙堂的写作。当作家站起来要用自己的作品为老百姓说话时，其实已经把自己放在了比老百姓高明的位置上。我认为真正的民间写作就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



2003年，莫言出版长篇小说《四十一炮》，对物欲横流的当代社会进行深刻揭示：“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都在同一个欲望泥潭里挣扎”；“罗小通和听着他诉说的大和尚，正是代表着食欲和性欲的两大神灵的肉身。与其说是罗小通在诉说，不如说是欲望在诉说。这种诉说是想寻求解脱，但却陷入更加深层的迷恋。这看上去是罗小通的困境，也是被欲望控制了的中国社会的困境。”在小说中莫言将惯用的童年视角进行延伸和发挥，制造小说的寓言效果，以对社会的荒诞进行不受约束的揭示。



在2004年的一次访谈中，莫言谈到《檀香刑》“使用了大量的口语和韵文，其意是想和当下时尚的那种翻译小说腔调区别开来，是想用自己的腔调说话”。



2004年，获得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莫言在发言中称，“20多年来，尽管我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有一点始终是我坚持的。那就是个性化的写作和作品的个性化”，“趋同和从众，是人类的弱点，尤其是我们这些经过强制性集体训练的写作者，即便是念念不忘个性，但巨大的惯性还是会把我们推到集体洪流的边缘，使我们变成大合唱中的一个无足轻重的声音。合唱虽然是社会生活中最主要的形式，但一个具有独特价值的歌唱者，总是希望自己的声音不被众声淹没”。



2006年，长篇小说《生死疲劳》出版，借用佛教六道轮回之说和传统章回体形式架构小说，表现当代农民与土地之间五十多年的关系变迁。莫言说这部小说是自己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正面交锋，写完这部小说，才可以说自己写出了一部比较纯粹的中国小说。



这一年，发表《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一文，提出伟大的长篇小说“应该是鲸鱼，在深海里，孤独地遨游着”，“小说不能为了迎合这个煽情的时代而牺牲自己应有的尊严。长篇小说不能为了适应某些读者而缩短自己的长度、减小自己的密度、降低自己的难度”。



2007年，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后出任该院文学院院长。



2008年，《生死疲劳》获得香港浸会大学主办的第二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


2009年，莫言的长篇小说《蛙》在《收获》第6期发表，以乡村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与精神忏悔描写中国乡村生育历史，反思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乡村社会历史与普通人生活之间的冲突纠葛。小说采用了小说人物蝌蚪通过书信向日本友人杉谷义人讲述故事的形式，末尾附以九幕话剧《蛙》，隐含了中外精神对话的结构。



2011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在新世纪的小说创作中，莫言审视自己过往写作得失，自觉地向民间本土文化资源中汲取写作元气，更坚定地保持写作独立化、个性化姿态，而在每一部作品中仍然进行着绝不重复的形式探索，更加注重以内省的精神和人性的视角探讨着人类普遍的问题与困境，其写作既是接地气的民间写作，又体现出世界性的视野和气度。

9 走向世界

据莫言回忆，早在1987年，北京外文局法文、英文版本的《中国文学》杂志就翻译了他的小说《枯河》。1988年，电影《红高粱》获奖后，莫言作品引起世界性关注。一些外国翻译家与莫言取得联系，将莫言作品翻译到海外。



美国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20世纪在80年代末开始翻译莫言小说，先后翻译了《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酒国》《丰乳肥臀》等，瑞典翻译家陈安娜（Anna Gustafsson Chen）翻译了《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等。此外，法国翻译家杜特莱（Noë l Dutrait），日本翻译家吉田富夫、藤井省三，越南翻译家陈中喜、陈庭宪，都曾把莫言的大量小说翻译到自己的国家。莫言作品在海外已经被翻译成英、法、日、德、意、西班牙、波兰、瑞典、挪威、希伯来、韩、越南等50多种文字，这使他成为外国读者最熟悉的中国当代作家之一。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莫言出访美、日、法、德、韩、意大利、瑞典等国，在与翻译家、学者、国外学生、作家的交流中丰富自己的世界视野，展开中外文学对话，扩大自己的文学影响。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对莫言非常赏识，2002年2月，莫言邀请大江健三郎在高密老家过春节，双方多次对谈，大江健三郎赞赏莫言对于乡村生活执着的文学表现，称“你这样的作家，也许在中国只有你一个，全世界也只有你一个”。



莫言也是海外中国文学研究最关注的当代作家之一，2000年《当代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曾专门出版过莫言评论专辑，美国教授托马斯·英奇（M. Thomas Inge）在《西方人眼中的莫言》说：“莫言有望作为一个世界级的作家迈入二十一世纪更广阔的世界文学舞台。”



新世纪以后，莫言先后获得过法国“Laure-Bataillin外国文学奖”（2001）、“法兰西文化艺术骑士勋章”（2004）、意大利“NONINO国际文学奖”（2005）、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大奖”（2006）、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2009）、韩国“万海大奖”（2011）等国外奖项。


2012年10月11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第一位获得这一文学奖项的中国籍作家。12月7日，在瑞典文学院报告大厅，莫言发表题为《讲故事的人》的讲演，他回顾了自己的母亲和家乡父老和童年记忆对自己创作的影响，梳理了自己写作成长的历程，表达了自己对人性和优秀文学品质的独特认识，他说：“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当作人来写”；“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 面对因获诺奖获得的赞誉和引来的争议，莫言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他说自己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讲故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今后的岁月里，将继续讲述自己的故事。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瑞典学院院士派尔·维斯特拜里耶宣读了颁奖致辞，致辞写道：“莫言是一个诗人，一个能撕下那些典型人物宣传广告而把一个单独生命体从无名的人群中提升起来的诗人。他能用讥笑和嘲讽来抨击历史及其弄虚作假，也鞭挞社会的不幸和政治的虚伪。他用嬉笑怒骂的笔调，不加掩饰地讲说声色犬马，揭示人类本质中最黑暗的种种侧面，好像有意无意，找到的图像却有强烈的象征力量……”莫言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莫言成为中国最引人关注的公众人物之一，繁忙的社会活动和兼职，使得他在几年时间里难以抽身写出新作。从2017年开始，莫言恢复写作，开始了文体跨界的新尝试。与人合作，将《檀香刑》改编成歌剧剧本，《红高粱》改编成戏曲剧本，戏曲文学剧本《锦衣》于2017年发表，《故乡人事》系列小说和《天下太平》《等待摩西》等短篇于2017—2018年陆续发表，由12则几百字的短小说构成的《一斗阁笔记》发表于《上海文学》2019年第1期。故乡“人事”和乡土韵律（茂腔）依然为他提供源源不断的艺术灵感。而在2017年的诗歌作品《七星曜我》中，他记述与君特·格拉斯（Gūnter Grass）、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大江健三郎、帕慕克（Ferit Pamuk）、特朗斯特罗姆（Tomas Transtromer）、奈保尔（Vidiadhar Naipaul）、勒·克莱齐奥（Jean-Marie Gustave Le Clézio）等外国作家的精神对话，显现愈加广阔的世界视野。


在今后的岁月里，莫言将继续讲述故事，他的故事既是乡土的、民族的，又是世界的。

摘自：《全球视野下的莫言》周蕾 张清华 陈思和 等/编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来源：史客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