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节选）
七 访日归来
 
       为了借鉴学习外国经济建设和经济管理的先进经验，1978年1O月到11月，经过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的同意，组织了有北京、上海、天津和国家经委的负责同志参加的国家经委代表团，到日本考察企业管理问题。袁宝华同志是团长，京、津，沪的负责人是副团长，我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身份参加，任考察团顾问。
  访问日本回来后，12月底，我把在日本的观感以及头脑中思考的问题，如积累和消费问题、农轻重关系、价值规律和计划性等等，搞了一个讲稿，先在社科院、北京电影制片厂等小范围讲了。1979年第3期《经济管理》杂志正式发表了我的这篇讲稿，题为《访日归来的思索》，同年第6期《新华月报(文摘版)》全文做了转载。
    从日本访问回来，1978年底就成立了质量管理协会，1979年3月3日在北京又成立了中国企业管理协会。袁宝华担任会长，我任顾问。
中国企业管理协会成立后，立即组织开办了企业管理干部研究班。每期一个月左右。在头两年，大体上把省一级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都轮训了一遍。
    研究班开学后，首先是我们介绍访日情况和日本的经验，用人家的东西和我们的加以对照，研究日本的经验，哪些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哪些东西需要加以改进。
    1979年3月12日，我第一次到企业管理协会做报告，以后每期都去讲，有七、八次。报告围绕着这样几个问题：一、生产资料究竟是不是商品？二、价值规律究竟在什么范围内起作用？三、经济计划同价值规律究竟是什么关系？实际上总题目是"商品经济的规律和计划"。我在企业管理协会讲过几次后，有林和卫建林帮助整理成文字材料，在刊物上正式发表了，后来还由人民出版社出了小册子。
    就我一生而言，1978年到日本去考察，身临其境去看资本主义这是第一次。在此之前，我没有去过资本主义国家。我的青少年时代，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我在北平读书，对社会没有多少了解。当时北平也有资本主义，但没有接触。上海没有去过。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那里没有资本主义。解放战争时期到东北后，日本人搞的资本主义企业已经被没收了，而我们党的工作又在农村。所以，资本主义是怎么回事，它的企业如何经营管理，厂长(经理)、工人与企业的关系，和我们社会主义究竟有什么不同和共同之处？没有切身体验。这是第一次实地考察和接触。
    访日一个月，确实看到了很多先进的经验。其中，日本总结了英国工党政府失败的教训，1960年由池田内阁提出了《国民所得倍增计划》，吸引日本全国人民。让日本人全都知道，这个计划能否实现，和每个人都有密切关系。这个计划的实现，对于日本以后经济的高度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经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表现为各个企业内部的有组织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通过实地考察，看到了日本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生产组织相当严密，生产的计划性，比马克思时代前进了很多，确实有很多新变化。
    另外，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对经济进行干预，办法是制定经济指导计划。日本政府的经济指导计划，不是作为行政命令下达的，而是通过经济手段来保证计划的实行。经济手段包括经济立法、税收政策、银行信贷。如果企业不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不遵守政府的计划，亏本后政府不负责。
    日本的企业不同于中国的企业。日本的企业既管生产又管销售。我们的企业当时都是只管生产，不管销售，与市场不联系，产品生产出来后，就交给批发站，由批发站按计划分配到各部门。就是说，中国的企业只管生产，不管经营，也不考虑产品的价值能不能实现。
    此外，据我在日本的考察，日本的重工业，除了为农业、为轻工业直接提供机器设备和材料之外，同时花很大力量生产日用工业品。我们的重工业部门，也有生产消费品的，问题是没有把这个概念、这种做法明确起来。重工业部门一定要清楚地看到，不仅要生产生产资料，而且一定要尽可能地利用自己的条件，制造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日用工业品，特别是耐用消费品、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的消费品。这样，就能满足国内人民生活和出口的需要，也能够开辟重工业自己内部积累资金的源泉。
    后来，在我的文集中，这篇文章的题目由《访日归来的思索》改为《访日归来谈经济》。在编辑文集时，我主张收这篇文章，陈斐章同志不赞成收，他说没多少意思，因为我们在日本接触的人，主要是日本上层大资本家，没有接触工人。我又把文章仔细看了一遍，觉得还是收进去好，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实地接触资本主义，应该讲还是有收获。日本企业的先进管理经验，对我个人来说，还是有启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