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腊月，对下乡女知青刘琦来说，是一个完全看不到未来的漫长冬天。

某天早上，平日里非常勤快的刘琦照旧早早起床，简单收拾罢，独自来到任教的农场小学。

占地面积不大的学校显得特别空旷，因为学生早已放假，唯有刘琦一个人慢慢走过熟悉的教学楼，走入熟悉的办公室，默默把办公桌上的课本书籍整理妥当。


然后呆坐很长一段时间，无人知晓那个时刻，刘琦到底在想些什么，只看到刘琦归家后，便换上一身干净漂亮的新衣服，以一瓶农药决绝地结束了自己51年的生命。

等到刘琦的丈夫刘三海串门回来，发现妻子异样时，刘琦的鼻腔中尚有微弱呼吸。

惊慌的男人高声的呼救打破农场平静，正在安逸享受各自生活的农户们纷纷闻声涌到刘三海和刘琦家中，得知刘琦噩耗，不由出声催促毫无主见的刘三海赶紧带刘琦去看医生；


刘琦与刘三海的小女儿和小儿子也匆忙冲回家里，扑在生死不知的母亲身上大声嚎哭起来。

刘三海在农户们的提醒下，转身到门外借了一辆马车，并在围观人群的帮助下，把刘琦抬上去，亲自驾车带刘琦往附近县城医院赶去。
可中途不知发生了什么，刘三海没有抵达县城医院，反倒转头又带刘琦奔往包头医院。


此一耽搁，导致可怜的女知青刘琦救治不及时，车行半路就悄然离世。

刘琦下葬那天，农场学校的领导和大半农户都来送别这位和蔼可亲的女教师，他们都想不明白，为什么才“知天命”的刘琦会选择如此一个惨烈的结局。

不愿相信，平时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刘琦其实长久生活在负面家庭环境中，他们把刘琦的死因，归结到刘琦待业在家的次女和常常与刘琦发生纠纷争吵的刘三海身上，可是，看似寻常的琐碎小事当真是压死刘琦的最后一根稻草吗？


许多年后，有一个媒体工作者怀揣相同疑问，走访了许多女知青，听到了些许同刘琦相似的故事。其中有一个妹妹，下乡那年只有16岁，忍受不了艰苦生活，不顾姐姐劝说，执意嫁给当地农户。

婚姻状况怎样暂且不提，她比刘琦好一点的是，她等到了返乡的机会，带着孩子重回杭州，找到一份简单工作，勉强维持自己与孩子的生计。但不久，她的农户丈夫追到杭州，要求与她继续生活在一起。

妹妹不知怎样拒绝，只能同意。一个屋檐下，一家人设两口锅，住三个房间，所有水电费用全部AA制。妹妹没有像刘琦一样，放弃性命，但亦对自己的生活和当年的决定充满懊悔。

而当我们走入刘琦和这位杭州女知青的往昔故事，就会发现，她们不幸的遭遇，实际上都出自同一个原因。


01，绝望的婚姻多数产生于仓促的决定
那就是在一个陌生环境中，放任某些所谓的“温暖”轻易遮盖住她们的双眼，以至于她们愈加相信生活的“假象”，做出仓促又不合时宜的决定，葬送自己一辈子的幸福。

刘琦生于新中国成立前。中学毕业后，19岁的她跟随呼和浩和第一批知青来到一个名叫红柳圪旦的贫苦村落。此村隶属五原县管辖，有一片漂亮的红柳树林。

据知情人士介绍，身高只有1米32左右的刘琦并不符合下乡的要求，但她的内心充满希望和理想，迫切渴求响应党的号召，在远离城市的农村中闯出一片天地，于是她说服母亲和哥哥，毅然走向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生方向。


但让刘琦未曾想到的是，农村的环境远比她预料中更加艰辛，再加上各种流言蜚语，带给刘琦巨大痛苦。

她悄悄哭过，也迷茫过，幸而坚定的信念支撑她找到继续前行的道路。她加入割收麦子、开凿大渠的行列，哪怕手掌磨破、双脚冻伤，也咬牙坚持到底，成功博得农户们的认可，融入当地农村。

农闲时，刘琦依然是那个爱笑爱闹的开朗小姑娘，她常常趁大家一起休息的机会，为大家演唱歌曲，村落的大人小孩由此慢慢对刘琦心生好感，一致把她视作乡村“歌手”，令刘琦在辛苦的劳作外，得到极大的愉悦感。


上个世纪70年代初，刘琦所在红柳圪旦村的知青纷纷选调回城里，或进入企业当工人，或重回大学继续学业；唯独刘琦因为出身缘故，始终没有等到离开的机会。

慢慢的，红柳圪旦村的知青全部走光了，仍旧留在村里，仿佛被刻意遗忘的刘琦失落极了，整天郁郁寡欢，无比忧愁。

就在这时，刘琦的兄长给妹妹寄来一封家书，先是斥责妹妹长久不和家中联系，让家人担心；又劝说妹妹改造思想，做好扎根农村的准备。

哥哥的话，宛如击碎乌云的阳光，叫刘琦一下子醒悟过来。她重新对农村生活燃起希望；而想要扎根农村，刘琦首个冒出的念头便是与农村人结婚。


恰在此时，有一个名叫刘三海的农村汉子走入刘琦的生命。刘三海是红柳圪旦村村民，出生在一个兄弟众多的贫苦家庭，个头1米8左右，为人老实，性格淳朴，最重要的是，对刘琦很好。

只要在田间村口遇到刘琦，刘三海总会停下步子，向刘琦问寒问暖。久而久之，刘琦的心被刘三海打动了。她顶着村民们异样的眼光，草率地决定了自己的婚姻。

彼时的她，根本没有想过，自己与刘三海之间存在的种种巨大差距，都将成为她余生深陷绝望深渊的源头，她只是想找到一棵能庇护自己的大树，帮助她和过去决裂，真正实现“脱胎换骨”，奔向她心目中崭新的“未来”。


如前文所言，与刘琦相似的是来自杭州的女知青小妹。

小妹和姐姐一起下乡，姐姐年长妹妹2岁，很快适应乡下生活，习惯了艰苦的环境，妹妹则愈加痛苦于吃不饱肚子，日日辛苦劳作的现状，从而渐渐沉溺在某些农户有意为之的“甜蜜”中。

她告诉姐姐：“我不想再过忍受饥饿的生活，嫁给农户，至少我有饭吃，能再获取一个温暖的家。”

姐姐相当气恼，揍了妹妹一顿，可妹妹心意已决，到底还是不顾姐姐阻拦，仓促交出自己的婚姻。

婚后生活，一如姐姐预料那般，本就和丈夫存在巨大差距的妹妹平日基本不与丈夫交流沟通，甚至常常同丈夫吵架，几乎几天一小吵，几天一大吵，吵到最激烈时，还会对彼此施以暴力。


散落在生活角角落落的“鸡毛”叫妹妹心力憔悴，又不知如何改变。

姐姐心疼也没用，只能狠心把妹妹丢在乡下，自己抓住机遇，回到杭州，重新开始新生活；而妹妹，就像先前说的那样，就算回了城里，也被迫和丈夫继续绝望纠缠着，完全瞧不到光明未来在何方。

由此可见，刘琦和小妹的婚姻悲剧，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她们在对待人生大事上的仓促心态所导致，未曾彻底了解彼此，未曾完全看破两者差异，也没有提前想好如何解决必然会遇到的问题。

如此行事，即便是在城里，亦大概率会遇到相同困境，更何况她们所处的，是对她们而言全然陌生的乡村？


02，不幸福的人生崩溃或许只在一瞬间
话再回到最初，那些看似寻常的琐碎小事当真能压垮一个本来坚强的人，令她生出轻生的念头吗？正如俗话所言，罗马不是一天修建完成，绝望亦非一日便能压满心头。

直到结婚后，与刘三海相处一段时日，刘琦才慢慢看清楚刘三海的“真面目”：他不是什么憨厚可靠的农家汉子。

相反，刘三海思想守旧，没有读过书，不只与刘琦没有半点儿共同语言，而且常对刘琦疑神疑鬼，每次刘琦到邻居家串门，他总要刨根问底，再三询问刘琦在邻居家做了什么，说了什么，究竟是不是只去了邻居家等等。


刘琦无比心累，又无力挣脱，再加上她正好怀孕，于是郁闷的刘琦只能把希望寄托到未出生的孩子身上。此后数年间，刘琦接连生下两个女孩，但生活未如她所愿得到改善，反倒由于刘三海愈加恶劣的态度而越来越不好过。

刘三海嫌弃刘琦和两个女儿，觉得刘琦“断”了他们刘家的“香火”，经历两次犹如“鬼门关”一般剖腹产的刘琦有苦难言，只能默默咽下所有泪水，一个人拉扯女儿们长大。

刘三海则从某个兄弟家抱回一个男孩，同样丢给刘琦照料，大大增加刘琦的负担。可刘琦没有把生活的负面情绪发泄在孩子们的身上，待他们始终如一，是一个尽心尽力的慈母。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刘三海和刘琦承包7亩土地，刘三海的懒惰并未改变，刘琦无奈，只能一边照顾3个小孩，一边抽空下地干活。

久而久之，村里别的人家全靠双手慢慢走出贫困，唯剩刘三海一家，沦为远近闻名的“困难户”。1980年，在知青政策的帮助下，刘三海和刘琦摇身变成某农场的农业工人，生活似乎有了“曙光”。

然而不等刘琦欣喜，一条关于国营农场体制改革的文件又把刘琦打入绝望深渊，刘琦试图说服丈夫奋发图强，在农场自主创业，但刘三海只把她的话当耳旁风，继续故我地懒惰着。


日子就这样在刘琦和刘三海的互相折磨中悄然走过。1988年，农场学校的负责人找到刘琦，告诉她，校领导打算聘请她为学校老师。刘琦很没自信地推脱一番，到底还是在负责人的坚持下，答应了这件事。

站在讲台上的刘琦，很快得到学生们以及家长们的喜欢与支持，她仿佛找回曾经的自己，重新变得开朗起来。

然而，刘琦的家庭，却数十年如一日，带给她无限折磨：刘三海仍是老样子，甚至因为刘琦有了固定收入，他偷起懒来更加光明正大；刘琦的大女儿考入某所卫生学校，当了一名牙医，是刘琦三个子女中最有出息的一个；

刘琦的小女儿待业在家，受父亲的影响很深，对母亲的态度十分恶劣；刘三海抱来的儿子则继承刘三海的脾性，同样游手好闲，成天在家混日子。


别的村民，都住上小楼房，有了小汽车，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唯独刘琦和刘三海的家，依然年年挂账，住破旧的土胚房，看老旧的黑白电视……

刘琦的决然“离开”，实际上根本无需原因，丈夫和儿子的不上进、生活的重担、家庭的不幸、看不见的未来，皆是日复一日折磨她的存在，她看似强大，实则早就脆弱不堪，任何一件小事，都可能成为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让她的信念彻底崩溃。

只是这根最后的稻草到底是什么，恐怕只有刘琦自己知道。


03，任何事都存在两面性不能单一而论
但刘琦和小妹的故事却不足以代表那个年代所有与农户结婚的女知青，因为在她们当中，也有人凭借强大心志和出众能力为自己在同样艰难的困局挣脱出一条充满希望的“生路”，她就是来自上海的女知青张姚珍。

张姚珍的家世不错，可因父亲早亡，所以张姚珍的性格偏内向，平日话不多，做事认真仔细，虽干活速度慢，但胜在成果质量高，很得乡亲们的赞赏。

姐姐被某肉厂招收后，张姚珍独自一人继续留在乡下工作生活。一段时间后，乡亲们惊讶地发现，张姚珍恋爱了！她的对象是村里有名的孤儿王延书。

和刘琦、小妹差不多，张姚珍与王延书的相识也是从王延书看似好心热情的举动开始。不过，张姚珍并未彻底“迷失”在王延书的照顾中。


她和王延书交往3年，对王延书有了充分了解；虽然张母与张姐姐同样非常反对张姚珍嫁给王延书，可张姚珍对自己和王延书很有信心。

婚后的生活，也确实如张姚珍预料那样，王延书勤劳能干，她则贤惠坚强，两人一起把所有人皆不看好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让村民渐渐嫉妒起王延书娶了一个会理财的老婆。

没有家庭的“拖累”，张姚珍就像刘琦最初设想那般，完全放开手脚，在偏远的农村奋斗出一片属于她的天地，证明了她的价值；张姚珍当了大队妇女主任，又成为大队会计，慢慢走向村官之路。


当知青能够回城，张姚珍放弃朝思暮想的上海，选择留在农村，与丈夫继续并肩奋斗；2008年，多年来一直承担妇女主任和副村长等重担的张姚珍在村民的拥护下，成功当选村长；

但张姚珍却在几番思考后，主动要求当回副村长；2010年，村里计划修路，张姚珍咬牙拿出积蓄，补上资金缺口；

2014年，张姚珍的家先后被评为“五好文明家庭”和“遵纪守法模范户”，她的儿女全在上海安家，有了不错的工作和生活；张姚珍则和王延书，仍留守在村子，日复一日忙碌着。

3名女知青的故事，2个截然相反的走向，只是为了告诉我们，无论身处怎样困局，都一定不能失去理智判断的目光，必须谨慎选择，如此才能让自己的未来更加美好。


参考资料：

《河套女知青之死》

《那些身在异乡的女知青，档案背面究竟有怎样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