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的新电影又拍砸了，但故事里的父亲却让人泪目
Original 诗人牛皮明明 牛皮明明 1 week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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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概有全世界最多背井离乡的父亲，众生离家，如大军一般，向着“人间”而去，迁徙、流散、悲欢离合，都构成了中国经验的巨大画卷。他们如同史诗一般聚合，消失，连同消失的还有一个个哀愁的眼神。
可是，那些为了生活而出门的人，最后客死异乡的人，又是谁的父亲呢？想起这个，总是让人很难过，每一代人都有自己难以讲述的模糊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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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看了贾樟柯的新电影《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一直没有动笔去写，觉得乏善可陈。

 

很明显的感觉就是，贾樟柯的艺术直觉正在消失。早期的贾樟柯最吸引人的，是他下意识的生命经验，《站台》里，小镇青年崔明亮背坐在自行车的后座，带着迷茫的神情穿过小镇的街道，一声不吭地消失在拐角。《三峡好人》里，韩三平跑到三峡的移民废墟里找妻子，两人蹲着默默对视，外头忽然一栋楼就灰飞烟灭地塌下去。

《站台》


画面里的人，都不说话，但好像想说的东西漂浮在空气里。你很难解释这些镜头到底运用了什么原理，有哪些用意，但他这么拍你就感觉很对。这个就是艺术直觉，就是艺术敏感。当一个电影导演，失去艺术直觉时，也就意味着这个导演，只能靠技术来完成电影，而显然，技术和艺术是两码事。

 

贾樟柯只能依赖于铺满古典的音乐，每隔二十来分钟就让人念上一首诗，来强行诗意那些毫无诗意的镜头。贾樟柯这些年的好日子实在过得太久了，当贾樟柯拿着话筒像领导发言一样时，意味着这个导演，可能再也拍不出好电影了。

 

这个电影真正打动我的，让我触动的，不在电影之内，而在电影之外。是电影之外的，镜头之外的、看不见的贾平凹、梁鸿所讲述的父亲。

 

这些父亲，无一不都是以沉默隐身在电影之外，以无言出现在电影之外。他们形象模糊，却扎扎实实生长在中国的土地中，像一棵棵结实而健壮的庄稼，立在无边无尽的风风雨雨的生活里。 

 
《三峡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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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的父亲是上世纪60年代村里一个德高望重的教书先生，一辈子什么都没做错，但在文革开始的时候，被打成了反革命。 

 

而他的命运转折，堪称荒诞。1948年，胡宗南在陕西组织一次报告会，后来被定为国民党特务训练班。贾平凹的父亲的名字在名单上，尽管他自始至终并未参加，但依然被揪出来打倒。

 

他被打倒的那天。

 

贾平凹14岁，正在山坡上拔草。他远远看见父亲被两个民兵，用枪押解着回乡。

 

这是他父亲一生的屈辱，他的父亲少年出外求学，最后却以被枪押解犯人的方式回乡，对于一个作父亲的人来说，这是他一生的屈辱。

 

人在回忆亲人的时候，有时候往往就是那么几个重要的画面。后来这一幕，成为了贾平凹一生都挥之不去的画面。几乎在每次的采访里他都会提及，直到现在他六十多岁，再次回忆起还是眼泛泪珠。

 

父亲回家看到贾平凹的第一眼，就抱着贾平凹嘶喊“我害了我娃了！”，然后就失声痛哭。那是贾平凹第一次看见父亲的崩溃落泪。那是一个父亲的愧疚，他愧疚自己的政治成分让儿子的前程尽毁。

贾平凹年轻时


其实贾平凹父亲的愧疚，代表的是那一代政治成分不好父亲的愧疚。那是一代被命运蹂躏，受过很多困苦，人生经历很多转折的父亲。他们自己在被大时代打翻后，心知无力改变，唯一的奢求，就是自己的厄运不要牵连到下一代。

 

他们这一代人，都有着共同心理，就是对子女充满无尽的愧疚，愧疚他们的成分不好影响孩子的人生，愧疚他们身上遭受的厄运波及孩子的一生。

 

这些父亲几乎都是沉默的，就像那一代马未都的父亲、陈丹青的父亲、阿城的父亲，是一堆知识分子的沉默。他们的形象，一直在历史上是模糊的，是没有具体形象的，是被隐去的。只有自己在天年之后，在零零碎碎的儿女回忆录中，他们的形象才稍微丰满一点、立体一点，他们内心的千疮百孔，内心的无可奈何，内心的孤独况味，才稍微被人看到一点。 

贾平凹父亲（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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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贾樟柯比较熟悉，看过一段贾樟柯回忆父亲的文字，文字简短，话语稀少。父子之间，往往都是以沉默无言为父子一场做出注脚，这大概便是我们中国家庭共同的父子感情写照。

  

贾樟柯的父亲，是70年代的语文教师，烂熟历史，对时代世事也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父亲爱写日记，有一次，在写日记时，就被抓去挖防空洞。回到家后，他默默把所有日记烧掉了。

 

从那以后，也再也没有写任何一个字。

 

有一次父亲带他爬城墙，在无人的城墙上，西风一吹，父亲忽然就流泪不止。

 

贾樟柯永远记得这个画面。

  

后来贾樟柯以地下导演的身份拍《站台》。在拍一场70年代的戏时，又想起那个画面，他忽然就懂了父亲内心的压抑，体会到他那心里的郁结总是无人诉说，最后只能与风诉说的苦闷。

 

之后当贾樟柯把电影的成片放给父亲看，父亲全程观看，没说一句话。看完之后只说了一声，“这电影要放那时候，你会被打成右派的。”

 

2014年的时候，巴西导演沃尔特·塞勒斯，就是拍《中央车站》的大导演，他专门为贾樟柯拍了一部记录片。其中也有一个镜头， 贾樟柯站在汾阳“为人民服务”的标语前，突然回忆起自己的父亲，说着说着就鼻子一酸，哽咽地说道：

 

“父亲一生都在为我担忧，他没有太多快乐的时间。”

 

短短一句，道不尽那一代父亲的提心吊胆。他们真的如同俞平伯一样，因为提心吊胆，连《红楼梦》都不敢研究了。

 

这是一代人为孩子的担心，他们自己经历的苦闷和不公，都压在心里变成了噩梦。久久挥之不去，时间久了，就变成了生命的底色，变成胆小怕事的样子，变成胆怯惧怕的样子。

贾樟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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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很难言说的形象，尤其在中国的家庭里，其实你很难用言语去形容父亲。他们总是模模糊糊。他们总是以沉默吞咽着生活里的苦恼，像一个生活的消化器，消化着溢出生活的那些苦汁苦水。

 

梁鸿是人民大学的老师，写过两本记录中国的书。一本是《中国在梁庄》，一本叫《出梁庄记》。她的写作都以她出生的梁庄为背景，试图理解中国。两本书无一例外，都会讲述自己的父亲。在贾樟柯的镜头里，梁鸿回忆自己的父亲时，还是说着说着就被内心的痛苦中断。

 

梁庄是她的家乡，有她全部的生活。梁鸿的父亲，是河南梁庄的农民，没有受到大时代的政治冲击，但他所背负的是来自生活无比具体的艰难。

 

她的父亲需要养活一家7个孩子，手头唯一拥有的只有国家分配的几亩薄田。梁鸿很小的时候，父亲还需要照顾中风多年的母亲。母亲偏瘫在床，孩子们每次跟她说“我去上学了”、“我放学了”，她说不出一句话，最后都只能以哭来做出回应。在梁鸿的记忆里，母亲没有母爱，只是一个幽灵一般是一个痛苦的存在。

 

他的父亲是具体的，他既要干活种地，又照顾妻子，还要负责7个孩子的衣食住行。可想而知，这样的生活有多操劳。家里很穷，父亲也总是拿不出孩子的学费，他的父亲每次都只能一次次放下尊严，给同村同样贫穷的人用言语“下跪”。一毛两毛，一块两块凑齐孩子的学费，将几个孩子送进大学。

梁鸿的故乡河南梁庄


前几年，有一篇叫《卖米》文章很火。是一个北大女生写的，一家人为了供她上学，父母挑着上百斤米，走十几里路去城里卖钱。米贩子在原有的价格上，要砍每斤两分钱的价。一家人舍不得这两分钱，就又负重把所有米原路挑回去。后来这篇文章获得了北大的文学奖，但颁奖时，那个女学生已经因为白血病离世了。

 

多么令人窒息的故事。

 

前几年，这篇文章很火的时候。很多人说怎么可能还有这么穷的家庭？我告诉他，如果你选择做瞎子，这么这个世界就会如你想象的一样美好。

 

中国有很多赤贫的家庭，也有很多贫穷的父亲，就像梁鸿父亲一样，只是为了最基本的生活，都要付出全部的辛劳。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抽打着这样的父亲，让他们把自己全部干缩成核桃，中间的委屈大概只有自己知道。

  

八十年代的时候，梁鸿的母亲病逝。

 

梁鸿的父亲遇见了一个被家暴逃出来的女人，时间久了，两个苦命人有了感情，一夜之间，父亲在村里贤夫良父的形像就坍塌了。更令他无解的是，儿女们也不能接受这段婚姻。

 

家里的7个孩子，面对这个继母，永远无法接受这个新的家庭成员。这就像一个生活的鸿沟，永远都无法缝合。最后，以继母离开这个家庭结束。

 

故事看上去，全部结束了。但更大的伤心往往隐藏在时间里。

 

很多年以后，梁鸿也做了母亲，七个姊妹们也人到中年，都对生活有了更深的理解，也对父亲多了一些体谅和同情。于是他们带着父亲，去寻找当年的那个继母。

 

当父亲找到继母之后，被生活生生拆散的两个无奈的人，抱在一起，放声痛哭。那是被生活尽情欺负的两个人。

 

那里面有着压抑的爱情。 

 

回过头来看，梁鸿才终于理解了父亲的伟大。父亲的伟大，大概便是父亲承受了太多别人难以承受的委屈。

梁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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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很多这样的父亲。如果你不了解生活，就不会懂得生活。

 

我也遇见过很多这样的父亲。一个人晚年到上海打工，住在几百元一个月的民房里，夏天天气太热，就被热死在房子里。最后家人连夜运回去安葬。

 

这个父亲一生的故事就这样草率结束了。来的草率，结束的也草率。

 

这些故事，没有一个记录，也没有一本书去讲述。他们本人连同他们的故事，就仿佛在这个地球上从未出现。

  

贾樟柯的电影，我最喜欢是《三峡好人》，2006年之后，我想贾樟柯再也拍不出好的电影了。这谈不上失望和绝望，每个人的艺术创作就跟人的存在一样，都有生命周期。

 

但最难忘的某个镜头，还是会让人想起很多很具体的人。

 

《三峡好人》里。当韩三平在三峡的船上，前方是一个拆了的古城，后面是一堆即将背井离乡的人们。当韩三明找到了当年被卖给别人的妻子。为了赎回妻子，他决定回到山西下煤窑去赚那几万块的赎金。离开前的晚上，他和住在一起的工友们喝酒。

 

工友们问他：

下煤窑赚得钱多不多？

他说：可以赚两百块一天，但是很危险，劝他们不要去。

 

但是第二天的天不亮，所有人扛着铺盖，还是跟着他一起走了。前方是无言的，沉默的，甚至是静止的。

《三峡好人》


这个背影我记忆尤深。

 

中国大概有全世界最多背井离乡的父亲，众生离家，如大军一般，向着“人间”而去，迁徙、流散、悲欢离合，都构成了中国经验的巨大画卷。他们如同史诗一般聚合，消失，连同消失的还有一个个哀愁的眼神。

 

可是，那些为了生活而出门的人，最后客死异乡的人，又是谁的父亲呢？想起这个，总是让人很难过，每一代人都有自己难以讲述的模糊的父亲。

 

上世纪80年代，画家罗中立画过的一幅《父亲》的油画，画面里的父亲老脸沟壑，静默地凝望前方，细小毛孔里渗出的汗珠让黝黑的脸如古铜般发亮。透过那一张脸孔，仿佛讲述一个中国式父亲的坚韧和风霜。

罗中立《父亲》

 

其实一个人的脸，是可以讲述一个人漫长一生的。

 

如果将来有人要拍一部关于中国父亲的电影，其实不需要那么多的形式，只需要找一千个父亲，拍这一千张父亲的脸，就可以呈现中国人父亲的那种巨大而隐忍的生命力量。

 

这么多张面孔，我想都有中国故事，都有中国经验。

 

这就是我看这部电影想说的一点题外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