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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之瞳的黑与白

送交者: wangguotong[★★★声望勋衔13★★★] 于 2024-04-06 2:54 已读 4678 次 2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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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彭水周    

 




灵魂之瞳的黑与白——由民众对莫言及其作品的批判引起的思考

近来,以毛星火起诉莫言为导火索,网络上围绕莫言的作品,再度掀起批判和反批判热潮。批判者据其作品美化日本侵略者、颂扬国民党反动派,诋毁我八路军和抗日人民武装力量,污辱中国人民,抹黑中华文明史,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领袖,还有贯穿其作品的污浊不堪的“下半身”段子,指斥其背叛国家和人民、玷污先烈、歪曲共和国历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汉奸行径。反批判者则罔顾作家作品内容而言它,他们抬出莫言身居体制内高位的泰山北斗唬人头衔,抬出外国人赠予的“诺贝尔”金冠,晒出其在体制内赢得的与其等身著作相媲美的荣誉鲜花,以居高临下的傲人姿态,对民间批判者的身份地位、专业学养嗤之以鼻。这就与莫言作品的批判者在批判与反批判上形成了分歧,批判者直接着眼于作家作品实实在在的内容,反批判者则着眼于作家的专业化写作水平及其体制内“高官”身份和取得的无数令人目眩的荣誉,形成“实”与“虚”的较量。


著作等身,几乎囊括国内文坛各种奖项,且成为摘取诺贝尔文学奖的首位中国作家,以“展示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或者同情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人鲁莽、无助且可笑”的对祖国“黑暗史”的艺术化深刻揭露而蜚声西方世界的莫言,其文学功力自然是臻于化境,其构建的精神大厦自然是富丽堂皇、令人仰慕敬畏的,其纵任瑰丽的想象编织的艺术世界自然是色彩斑斓、引人入胜的。我坚信莫言写作时的政治信仰与精神皈依是虔诚的,否则他打动不了西方诺奖评委。这一点,读者大概也可以从其作品跃动的字里行间感受得到。


我坚信由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为莫言及其作品撰写的授奖词,对莫言及其作品的评价是全面、深刻而中肯的,“他用嘲笑和讽刺的笔触,攻击历史和谬误以及贫乏和政治虚伪。他有技巧的揭露了人类最阴暗的一面,在不经意间给象征赋予了形象。……高密东北乡体现了中国的民间故事和历史。在这些民间故事中,驴与猪的吵闹淹没了人的声音,爱与邪恶被赋予了超自然的能量。……中国20世纪的疾苦从来都没有被如此直白的描写:英雄、情侣、虐待者、匪徒,特别是坚强的、不屈不挠的母亲们。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或者同情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人鲁莽、无助且可笑。中国历史上重复出现的同类相残的行为证明了这些苦难。对莫言来说,这代表着消费、无节制、废物、肉体上的享受以及无法描述的欲望,只有他才能超越禁忌试图描述。莫言的小说《酒国》中,最美味的佳肴是烤三岁童子肉。……在莫言笔下的中国,我们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理想具有合乎标准特征的公民。……在他描写中国最近一百年的宏大如挂毯的故事中,既没有跳舞的独角兽,也没有跳绳的少女。但他所描写的猪圈般的生活如此独特,以致于我们觉得已经在那里呆了太久。”
对于这一点,莫言在其发表的一大篇获奖感言中给予了丰富的回应。关于母亲,他说,“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搧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捡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令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地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的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地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碗里。……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关于自己,他说,“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象。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作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行进着的牛车上,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庭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关于对自己文学创作影响至深的作家,他说,“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


通过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对莫言的授奖词及莫言的获奖感言,我们清晰看到,奠定莫言作品历史的、现实的和被想象嫁接的真实社会与存活在历史里、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一众人物基础——“高密东北乡”,就是缩小版的中国,其笔下呈现的“高密东北乡”痛苦、暗黑的近代史,即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波澜壮阔的斗争史。根据广大爱党爱国网友对莫言作品部分章节的披露,我们同样清晰地看到,其作品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且其政治倾向在一个以承载理性思想、感性情绪和政治意旨的恣肆汪洋的文字海洋中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正如他在其获奖感言中所说,——“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莫言在诺奖获奖感言中关于母亲的两件琐事的叙述,凸显出苦难母亲的坚强韧忍和人格的伟大,同时通过母亲的伟大反衬出与之交集的乡亲的野蛮、凶狠,而这两件深烙在他记忆里的“琐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恰是全国人民意气风发大干社会主义的火红的毛泽东时代,其政治指向不言而喻。莫言试图以“沟渎”之水影射大时代滚滚洪流,反衬出其思想的狭隘与内心的阴暗。母亲的伟大建立在人民的冷血、猥琐品性之上,反证其品性的自私与高贵的傲慢。
莫言的作品是建立在真实历史基石上的政治化艺术夸张与想象。——这个结论同样源于其诺奖获奖感言中的自白。童年时代放逐荒草滩上的肉体与心灵的双重孤独,让置身于大自然天地间的莫言于深沉的悲凉中,天上苍狗白云、地上花草虫兽,都成为他驰骋无限想象、编织虚幻童话来慰藉空虚精神世界的养料,这为其日后成为以魔幻书写历史与现实的世界级写作大师构建了牢固的“空中楼阁”。正如莫言所说,“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他说他的家乡出了个以写妖孽鬼怪著称于世的大文豪蒲松龄,而蒲松龄从民间搜罗的人们杜撰的充满神秘色彩的诡异故事,正好吻合其满是玄幻想象的内心世界。他将蒲松龄以当地自然环境、所处时代的风物人情为背景勾画出的鬼怪世界移花接木到自己置身的现实世界,穿插进自己的家族历史、人生经历,以及建立在家族历史、人生经历基础上的对国家历史、政治社会和人性的解读。

莫言说,对于自己文学创作及文学创作风格起过较大影响的作家,有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他们都是获过诺奖的世界文学巨匠,他们的作品都具有梦幻般冥想和历史与现实叠合反映在主观臆想里、充满寓意的“意识流”风格。在这一点上,莫言以发达丰富的想象力构建自己海市蜃楼般精神大厦与他们不谋而合。

我读过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作为世界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加西亚·马尔克斯通过《百年孤独》这部近30万字的巨著,将“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涵义诠释得淋漓尽致,整部作品通过巨大时间跨度,在宏阔粗砺,甚至混沌、野蛮的战乱历史大背景下,饱蘸激情与悲悯,以天才的文笔、深邃的思想、绮丽而诡异的想象,向读者呈现马孔多小镇回环往复的兴衰变化和布恩地亚家族类似神谕的传奇故事。《百年孤独》结构宏大,意境高远,以史鉴今,以事鉴人,以极富张力的神奇想象诠释人性善恶,以及兆示与人性不可分割的人类社会难以脱逃的艰于自我救赎的宿命,于魔幻中予人以壮美的享受,于孤独中予人以新生的的希冀和奋进的力量。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广袤的孤独原野盛开着悲天悯人的爱之花朵。读《百年孤独》,伴随加西亚·马尔克斯流淌的情感河流,我们能够深切感受到他对生他养他的故乡、祖国和人民深沉的爱,对人性和人类社会发展何去何从这一命题的严酷拷问。

《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百年孤独》同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叙事系列作品一样,都是在宏大的历史性大叙事建构下,以丰富细节描写见长(当然,莫言的作品我主要是通过阅读网友在对其作品评论时摘录的诸多段落中得出这一判断),尤其是《战争与和平》,对细节的描写、人物心理的刻画细腻得近乎苛刻。正是这些毛细血管滋养的骨肉,支撑起高尚的作品巨人。这些世界名著有一个潜藏着作家高尚灵魂与美好理想的共同诉求,那就是对正义、对美与善的歌颂,对邪恶、对丑与恶的鞭挞;对侵略战争的挞伐,对和平生活的讴歌;对平等和谐人类社会的追求,对阶级压迫社会的抨击;对生我养我的祖国和同枝连理的同胞深挚的爱,对侵略强盗刻骨的恨。这些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其作品中都体现出一个上升为哲学高度的核心思想:人民史观。这一核心通过他们的思想长河奔向同一终极,那就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是广大人民群众,即现实意义上的最具革命性的世界无产阶级劳苦大众。而这些,恰恰在莫言写下的海量文字间难觅踪迹。

同202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埃尔诺一样,肖洛霍夫出身社会底层,少年时代便开始投入建立苏维埃政权斗争,27岁入党,在抗击外敌入侵和国内革命战争中,他以自己与战友们并肩作战的血与火的斗争实践,饱蘸炽烈的情感岩浆,记载了反侵略战争胜利、十月革命胜利和苏联建立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讴歌了苏联人民勤劳勇敢、不畏强敌、坚韧顽强、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民族品质和斗争精神,在艰苦卓绝的卫国战争和国内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极大地鼓舞了苏联人民向着光明和胜利前进的斗志。他用激情和心血凝聚的作品,与祖国、与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与伟大的时代融为一体。
同以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书写历史与文学史诗的肖洛霍夫一样,出生于贵族家庭的列夫·托尔斯泰以自我立约“不撒谎”的真诚和良知直面历史、政治、社会和人性及自然万物。正因为如同阳光一样明朗直白的热爱与真诚,托尔斯泰被伟大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誉为“俄国革命的镜子”、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

托尔斯泰虽然出身贵族,但他几乎与生俱来地对与之同时代的无产阶级备受统治阶级奴役、压迫的悲惨生活有着感同身受的切肤之痛,他憧憬着通过革命和社会改造,建立一个消除阶级、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他以其精神世界的巨大表现力和现实世界的身体力行,朝着这一理想负重前行。他致函尼古拉二世,要求给人民以自由并废除土地私有制,他在自己的私人庄园采取以代役租等方法尝试解放农民;在自己的领地上改革农奴制;为农民子弟开办学校,成为俄国无产阶级教育启蒙运动先驱。他痛恨披着自由、民主、博爱的虚伪外衣,吃人不吐骨头的资本主义制度,以饱蕴生命哲理和大同理想的冷峻、犀利的笔锋,揭露、抨击地主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罪恶。他甚至与自己的贵族出身和在世人眼里高贵的上流社会生活不能取得和解,他以摒绝奢华、力求过平民生活,如亲躬稼穑、自己制衣缝鞋,为农民建造住房等行动来呼应自己内心的召唤。
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尽管童年时代便开始沉迷于《一千零一夜》魔幻瑰丽的天方夜谭,并深受抚养他长大、肚里装满民间故事的外祖母编织的传奇世界的熏陶,但其充满幽灵气息的光怪陆离的奇异心灵世界却洋溢着革命浪漫主义色彩,闪耀着众生平等的共产主义理想光芒。他将自己艺术想象的绮丽魔幻和现实世界人类社会革命斗争融为一体,成就其作品水准与其生命意义的高峰。为了自己心中的崇高理想,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上世纪50年代末,他应邀参加古巴革命胜利庆典并就职于切·格瓦拉领导的拉丁通信社;70年代后,他涉足新闻行业,公开发表政治宣言。尽管他没有加入共产党,但与社会主义国家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保持真挚的友情,成为社会公认的左派。
同是诺奖得主、出身社会底层的法国女作家安妮·埃尔诺,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为生活苦苦挣扎的广大底层劳动人民头脑中根深蒂固的阶级观念深恶痛绝,他毫不隐讳自己写作的目的是为了无产劳工、工厂工人和店主中最末等的一类人,为那些举止、口音、缺乏教育而被轻视的人,“让人们了解我的人民是如何生活的”,以纠正社会不公与破除人们出生时的社会阶层差别。总之,是“为了给我的人民报仇”。她毫不愧恧地自豪地呼应法国天才诗人兰波的呐喊——“我永远属于劣等种族”。同世界历史上其他伟大的作家一样,安妮·埃尔诺具有为人民立传、发声的博大胸襟和追求社会平等的理想主义情怀,占世界人口最广大的无产阶级永远是其思想情感的托付与皈依。她认为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作品从来不是属于个人的,而是属于她挚爱着的广大人民的。因此,她说,“我不认为授予我的诺贝尔奖是个人的胜利。在某种意义上,我把它看作是一场集体的胜利,这既不是出于骄傲,也不是出于谦虚。我与那些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希望全人类享有更大的自由、平等和尊严的人一样感到自豪,而不论其性别、肤色和文化;与那些为子孙后代着想的人站在一起,保护一个因少数人的逐利而使所有人越来越不适合居住的地球。”

以上列举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影响、震撼人们心灵世界,推进人类社会朝着光明美好、自由平等方向发展的作家及作品,是为了说明一个伟大的作家,首先须具备热爱、悲悯众生的宽广胸怀,具备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反抗侵略、热爱和平,反抗剥削、追求平等的基本情怀,其向读者输出的精神食粮,不违背文明人类应遵循的基本的伦理道德,赋予理想主义的政治社会审美,给读者与世界带来光明与希望。揭露黑暗是为了增添冲破黑暗奔向黎明的力量,讴歌光明是为了警醒人民暗黑势力正在虎视眈眈,呼唤人民朝着理想大同世界迅奔。揭露批判与讴歌颂扬之于作家及其作品,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虽然有其独特的辩证法,但它们于作家思想与其作品中的呈现源自同一酵母,即家国情怀、人民情怀、理想主义。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在未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之前,阶级是伴随社会发展的客观存在。任何人通过先天家庭出生及后天社会活动,其思想言行无不打上阶级烙印。然而,我们也应看到社会的复杂性和某些人类个体的特殊性,对自己阶级的反叛既成就了人类摆脱动物兽性本能的伟岸与高尚,也成就了人类不齿于兽类的卑鄙与邪恶,前者是对于象征财富与权力的上流社会的反叛,后者是对于象征贫穷与卑贱的无产阶级的背叛。就拿上面列举的几位世界级大文豪来说吧,肖洛霍夫、安妮·埃尔诺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虔诚地将自己的情感血液融入自己的阶级阵营——无产阶级,成为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人类实现大同理想歌唱的精神“不死鸟”,而伟大的列夫·托尔斯泰显然是自己贵族阶级的叛逆者,他终其一生,满腔热血都化作热烈的文字,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呐喊。

追溯莫言家族近代史,他大爷爷是地主,兼开药铺;亲爷爷是富裕中农,兼开木匠铺;小爷爷是黑白通吃的“道上”狠角。由此可以得出,莫言上溯三代的家族属于封建社会剥削阶级,在积贫积弱的山东高密乡村属于“上流社会”。解放后,虽然人民政府同剥夺其他一切地主剥削所得一样剥夺了管家(莫言本姓管)浮财,分了管家田地,但管家一众人丁并未被排斥于社会主义体制之外,同样劳动、生活在社会主义阳光下;莫言本人并未因成分问题,而被摒于当时须通过严格政审的入伍的门外。但莫言却以自己的作品明白地回答了他对自己阶级根柢的虔诚皈依和对共产党、新中国以及在共产党领导下通过革命暴力推翻旧中国压在人民头上“三座大山”的无产阶级的仇视,他假借资产阶级超政治、超阶级的泛人性论,用魔幻想象在扭曲客观历史的基础上,主观恣意地向人们展露自己的心灵世界,其笔下呈现的泛人性的反中华传统审美的诡异、丑陋、混沌世界,恰恰昭示出其鲜明的政治倾向。
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年代走过来,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作协党组书记、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等职,一生以笔冲锋,为祖国、为人民高歌的刘白羽读完莫言代表作《丰乳肥臀》,痛心疾首地说:“世风如此,江河日下,我们浴血奋斗创造了一个伟大的国家,竟养了这些蛀虫,令人悲愤。”


建国后历任昆明军区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作协云南分会副主席、成都军区创作室主任,一生扎根人民,以火热的激情、浸染阳光的明丽的文笔歌颂共和国革命史和新中国人民在共产党带领下改天换地的伟大时代,忠实反映人民愿望和理想的军旅作家彭荆风,对莫言《丰乳肥臀》的具体揭批,充分体现了一位共产党员的崇高党性、一名军旅作家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在莫言的笔下,共产党给母亲的苦难真是太多了,三女儿领弟(鸟仙)被八路军的班长孙哑巴强奸;高密东北乡成了人民天下后,她们全家被吊打,儿子(金童)被赶出学校,因奸尸罪被判刑15年。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她还因为不肯迁居,遭到捆打……”“在革命根据地的高密东北乡兴起所谓‘寡妇改嫁’,把寡妇们‘像分配母鸡一样’分配给镇上的光棍汉时,连腿上生着毒疮的杜瘸子都分到了一个面皮白净的年轻寡妇。那寡妇看到杜瘸子那条像烂藕一样的病腿,不由地泪珠滚滚,哭着向女干部求情免嫁,女干部不耐烦地说:‘哭什么,腿流脓怕什么?’头发花白的母亲也难以幸免,被分配给了司马亭,当母亲苦笑着对女干部说:‘闺女,他弟弟是我的女婿。’回答是:‘那有什么关系?’”而与共产党、八路军的暴虐、野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党还乡团的仁慈、善良,“八路军打回来了,还乡团被歼时,作者特意写明白,(还乡团团长)司马库在危急中仍然关心人民,对着手下人大叫:‘投降吧!兄弟们,别伤了老百姓。’于是老百姓和国民党俘虏一起关进了风磨房,就连‘我’(金童)这样的小孩子也不放过。”“他描绘国民党还乡团打回来的场面,是那样军容整肃威风凛凛,就是对司马库这个还乡团团长被枪毙前的情景,也描述得惹人同情,‘据很多从未见过司马库的外乡百姓后来说,他们心目中的杀人魔王司马库,是一个青面獠牙、半人半兽的怪物,他们见到真的司马库时不由地感到失望。这个被剃成光头的高个子中年人,两只凄凉的大眼里没有一丝凶气。他的样子显得朴实而慈厚,使没见过司马库的百姓产生了深深的疑惑,甚至怀疑公安局捉错了人。”
山东胶东地区革命斗争的亲历者、济南军区司令部管理局原副局长、电影《三进山城》的编剧赛时礼,曾撰文对莫言于《丰乳肥臀》中对国、共抗战及国、共与地方百姓的关系故意颠倒黑白的情节杜撰作了彻底揭露和有力批驳。他说,“看到莫言所写的《丰乳肥臀》后,义愤难耐,遂写文章说明日本侵华时期山东高密地区抗日真相。”“小说歪曲了历史现实,竟把伪军和国民党投降派的部队统治中心地区大栏镇作为群众生活变迁和发生的各种事件的场地,宣扬国民党大栏镇镇长司马亭和他弟弟司马库领导的抗日小部队,放火烧了蛟龙河上的大铁桥,又阻击了向大栏镇进攻的日军。……不久,抗日小部队扩编为爆炸铁路的别动队,司马亭和司马库又指挥别动队炸毁了一座大铁桥和一列运军火的火车,给日军一些伤亡,因此惹恼了日军,包围了大栏镇,司马亭、司马库逃走,日军把司马氏全家和亲戚18口全部杀害。司马亭兄弟虽被敌人屠杀了家属,但仍决心抗日。——这是有意往司马亭兄弟俩脸上贴金,有意宣扬司马亭兄弟是打鬼子的英雄,也是特意反驳有些人说国民党的游击队不打日本鬼子的话。”“《丰乳肥臀》污蔑共产党领导的进驻大栏镇的铁路爆炸大队。真实的历史是:我铁路爆炸大队插进敌占区后,在高密东北乡摆下地雷阵,打了一仗,俘虏了伪渤海警备司令。鲁大队长不幸在战斗中牺牲了,政委蒋立人为纪念鲁大队长,改姓鲁,叫鲁立人。自从这支铁路爆炸大队进驻大栏镇,政委兼大队长鲁立人这个身负军政要职的干部,却被小说诬蔑为没有政策观念、道德败坏、军纪松弛、乱搞妇女的人,这个大队是乌合之众,以鲁立人带头干尽了坏事、丑事和蠢事。作者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往共产党抗日部队身上大泼污水。”“关于小说借地主的嘴诬蔑铁路爆炸大队是‘盗钩者贼,盗国者侯。’‘抗日抗日,抗出一片花天酒地。’实则是愤怒的群众针对国民党投降派编的顺口溜,却被作家移花接木地加在了抗日的八路军身上。”“小说污蔑抗战胜利了,我铁路爆炸大队反而惨遭覆灭。胡诌抗日战争刚胜利,司马亭和司马库便带着还乡团把驻在大栏镇的铁路爆炸大队包围,部队被缴了械,鲁立人与上官盼弟赤身裸体趴在床上,男、女灰军装扔在地上,屋里一片狼藉。……鲁立人和大队队员就这样被国民党还乡团赶出大栏镇。大栏镇‘解放’了,群众欢天喜地,夹道欢迎还乡团,司马亭兄弟为庆祝抗战胜利和把我铁路爆炸大队赶出大栏镇,杀猪宰牛,将煮熟的猪牛肉一盆一盆地摆在大村中间的一排桌子上,还从地里挖出好些大缸陈酒,放在摆肉的桌子旁,叫人尽管喝酒,尽量吃肉,尽情欢乐。还乡团还把蛟龙河上的冰炸开许多大窟窿,让群众捕鱼改善生活。……小说把还乡团说成‘仁义之师’,对老百姓关怀备至,真是撒下弥天大谎。真实情况是:当时的莱西县被地主还乡团猖狂烧毁抢夺、反攻倒算,还乡团对分地主房子、田地、家具、牲口、粮食的贫雇农和基本群众大开杀戒,呈现一片血流成河的惨状。1947年冬季,解放军解放了国民党军占领的莱阳城后,一部分奉命到莱(阳)西县水沟头一带,把向贫雇农反攻倒算的还乡团彻底消灭了。因此贫雇农和广大基本群众夹道欢迎解放军。所谓‘还乡团还把蛟龙河上的冰炸开许多大窟窿,让群众捕鱼改善生活。’同样玩的是偷天换日的把戏。真实情况是:当时有的妇女生了小孩奶子不出乳汁,想买条鲫鱼煮汤喝,补补身子,为了有乳汁喂孩子。有的群众患了肝炎病,也想买鲫鱼熬汤喝。莱西县五龙河里有鲫鱼,但因河面结有二尺厚的冰,群众无法下河捕鱼。此事被解放军领导知道了,就命部队用炸药炸开冰层,捕鲫鱼给群众治病和给生小孩的妇女补身子。一天一夜之间,部队捕了很多鲫鱼送给群众,群众感激得流下了眼泪,纷纷给解放军赠送‘解放军是爱护群众,关心群众的仁义之师’的锦旗,以表示感谢。作家恶意篡改史实,乾坤颠倒地将我军战绩和同百姓鱼水深情,无耻地嫁接到地主还乡团身上,是为欺压百姓的反动势力涂脂抹粉。”


 



 



还有,有网友在读完《丰乳肥臀》写道,“小说中关于日本侵华战争的描写,把日本鬼子入侵山东说成是来建设大东亚共荣和王道乐土的,从根本上歪曲了当年日本侵略者侵略中国的性质和目的,说日军从高密县城到乡下不是去‘扫荡’、去烧杀掠夺,而是去做好事,开展亲善活动。其指挥官和军医都像菩萨一样,热心救活了上官鲁氏(即母亲)一家三条人命。其军队也是纪律严明、秋毫不犯,既未掠夺老百姓财产,也不强奸妇女,即使对上官鲁氏家那几个美若天仙般的姑娘,日军也未动淫念。”即便该读者由于强烈的爱国情绪使然,对莫言人性化泛爱写作初衷在认知上有所偏差,但我想,他对于莫言于作品中的主体思想与个人情感诉求的表达的判断大体属实。作家作品是映照作家心灵的镜子。

将中华民族反抗外侮的伟大抗战运动中的侵略与反侵略,邪恶与正义颠倒过来,把救亡图存的中流砥柱八路军污蔑为无恶不作的土匪、流氓,把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侵略者美化为拯救天下苍生的和平使者;把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描写成愚昧、贪鄙、无人伦道德底线的卑贱畜类,讴歌代表黑暗旧势力的反革命反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派,——这从一名作家,尤其是在共产党执政的体制内担任高官、由人民供养的作家的政治素养、道德素养来讲,都是不道德的,更遑论其具有人类大悲悯情怀与崇高的理想主义情怀,其文学画布上只有基于阶级偏见、挟带一己之恨的报复式狭隘和发端于此的酣畅淋漓涂鸦的乖戾变态的污浊。如果说诺奖桂冠代表世界文学水平的巅峰,那么将这顶桂冠奉送莫言便是对这一桂冠的嘲弄与亵渎。再往更广更深处说,如果说诺贝尔文学奖开始时对人类历史发展和人类灵魂是敬畏的,代表着正义的良知、昭示着人类社会光明未来,那么,随着世界资本主义蓬勃兴起,逐渐被资本掌控、荼毒的诺贝尔文学奖已蜕变为由人格化资本操纵的政治武器,距其出发时的初始本源越来越远,这尤其表现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政治意识形态你死我活的斗争中。莫言的获奖就是这种斗争的结果,它首当其冲是政治的。


 



 



由此,我想到自己读过的毛泽东时代人民作家浩然创作的两部长篇小说《金光大道》和《艳阳天》,两部小说都成书于新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大干社会主义的特殊历史时期。浩然在共产主义理想和亿万人民奋发图强改天换地的革命斗争精神鼓舞下,用对祖国对人民深挚的爱和为人类崇高理想——共产主义熊熊燃烧的磅礴激情,为高尚的时代写“史”,为站起来的人民立“传”。他在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用身心感受大庇无产阶级劳苦大众尽欢颜的社会主义制度,感受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人民伟力,用饱蘸深情的笔锋、浸染艳阳的共产主义思想,以写实的艺术手法,忠实记录一个属于人民的伟大时代。浩然的作品同那个时代一样,高扬人间正义大纛,闪耀着崇高理想主义光芒,陶冶了几代人的心灵。它告诉人民,由不断继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演绎的人类历史可以这样书写;它告诉后人,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曾经激起了社会主义这朵纯洁晶莹的浪花,人类社会可以通过无产阶级革命颠覆近乎固化的人吃人的社会形态,抹平阶级沟壑。


 

浩然的作品恰如他的名字,充满了浩然正气和拥苍生入怀的大情怀。他以朴实晓畅的大众化语言,炉火纯青的写作技巧,塑造了历经苦难、韧忍坚强、勤劳智慧、积极向上的人民群像,彰显出社会主义制度自信,以社会主义中国化实践昭示中国共产党和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包括作家在内的中国人民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浩然的作品洋溢着催人奋进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将人们导向光明与希望。浩然的作品具有史诗性,他讴歌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华民族劳苦大众解放史、中华儿女自强不息史,其实何尝不是讴歌代表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进步力量、象征人间正义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浩然及其作品是属于世界的。
站在理想主义和人类社会道义之巅俯瞰,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局限。作家作品的好坏应由最广大的人民来评判,而不是由少数戴着有色眼镜的精英任意雌黄。如果抽掉隔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水火不容的政治意识形态挡板,那么,浩然的作品更有理由获得比诺奖还诺奖的属于世界人民的大奖。
以“人性”“艺术”的烟幕弹来掩盖自己创作的政治诉求,在个人私欲觊觎和资产阶级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捧哏、张扬下,莫言之流——世界社会主义阵营“河殇派”于文化主流的崛起,形成新时代滚滚洪流,在不断继起的后代人的记忆河床上锲而不舍地啃噬、冲刷,最后恐怕只能留下关于那个神圣时代荒诞不经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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