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商品交换经济很早就出现了，并且在有些历史阶段还相当繁荣。古代市场交易活动的参与者也希望有一个良好的市场秩序，能够公平交易而各得其所。所谓“和而利”（《易·系辞下》）的市场观念，便包涵着平等互利的精神。

然而，市场交易秩序的形成和维护单凭个人的自觉、社会舆论的倡导是远远不够的，它必须依靠国家权力的保障。商品质量合格，是公平交易的三大要素之一（另二者为价格合理、计量准确）。在古代社会，大多数商品经营者向市场投放的商品的质量是可靠的，但也有少数人为暴利所驱动，掺杂使假，损人肥己。假冒伪劣商品，其价值和使用价值都与质量合格商品相差悬殊。制造、出售伪劣货物，不但危及消费者的财产和人身安全，而且损害国家与社会的利益。因此，我国古代政府历来把商品质量管理作为市场管理的重要内容。

先秦时期，人们已有商品质量意识，政府已开展商品质量监管工作。西周市场管理的指导思想中有“害者使亡”一条，意思是要清除市场上有害于顾客、有害于国家的货物。市场管理机构的职责之一是“禁伪而除诈”，即禁止伪劣商品上市，禁止欺诈交易行为。当时，国家已制定了对假冒伪劣商品的禁令：“凡市伪饰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贾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周礼·司市》）虽然条文内容不详，但据推测可能和《礼记·王制》中所列相似，即“……用器不中度，不鬻于市；兵车不中度，不鬻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鬻于求；奸色乱正色，不鬻于市……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鬻于市；木不中伐，不鬻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鬻于市”。其中所说的不中度、不中数等，就是指不符合标准。那时，国家对上市货物的品类和质量标准的认定难免带有局限性，但不符合标准的货物不准上市出售这条原则是正确的，适用于任何时候的市场管理。同时，国家建立了商品监管组织机构，市场、门关机构负责查禁违禁货物和伪劣商品。国家还专门制定颁布了“市刑”，用以惩治违反法规的人员。市官“察其诈伪饰行卖慝者，而诛罚之”（《周礼·胥师》）；“凡财物犯禁者举之”（《周礼·司门》），此即是对那些玩弄花样欺诳顾客、出售违禁物品或伪劣商品的人，可给予罚款、没收货物等处罚。

秦汉时期，商品质量管理的具体情况文献语焉不详，但肯定有严格的规定。这可以从秦汉政府有关工业产品质量管理的法规中推知。秦朝工业产品有法定标准，叫“程”，生产必须按质量标准进行。“为器同物者，其大小、短长广亦必等”，即同种同类的产品，质量规格指标一定相同。不同规格的产品不能混淆。“为计，不同程者，毋同其出”。国家要求官营、民营手工业产品都要题记有关人员的姓名，以示对产品质量负责而便于追究责任。咸阳发掘出的陶器上就戳有文字，记录了造器人的姓名、住址。政府还制定了产品质量检验制度和处罚标准，不按规格生产、质量低劣者，有关官吏、工头、工匠都应承担责任。“省殿，资工师一甲，丞及曹长一盾，徒络组甘给（钱）。”（《睡虎地秦墓竹简》《工律》《秦律杂抄》）汉朝制度大多沿袭秦制，如官营工业生产亦“责以员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辄笞督”（《汉书·尹翁归传》）。

秦代印字陶鼎盖。陶文：“咸亭完里丹器”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在总结前代市场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国家建立并实行了一套相当完整的商品质量管理制度，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凡重要商品（尤其是手工业生产商品）都有相应的质量标准，以便经营者遵循。文献记述说“官私互市、物数有制”（《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志》），表明市场交易的商品是有质量规定的。政令中有这样的规定：“其造弓矢、长刀，官为立样，仍题工人姓名，然后听鬻之。诸器亦如之”。（《唐六典》卷二十，《太府寺》）这种办法与秦汉的做法大致相同。那时，手工业产品质量的衡量方法与现代大致相同，多采用样品标示法和数据表示法。

二、质量不符合规定的货物不许上市出售。《唐六典》援引《礼记·王制》中的有关内容，申明“用器兵车不中度，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奸色乱正色，五谷不时，果实未熟，木不中伐，禽兽鱼鳖不中杀，皆不鬻于市”。

唐长安城坊市平面示意图（来源：《地下长安》）

三、查处制造、贩卖伪劣商品的不法分子，追究其经济责任、刑事责任。律令规定：“以伪滥之物交易者没官，短狭不中量者还主”（《唐六典》卷二十，《太府寺》）；“诸造器用之物及绢布之属，有行滥短狭而卖者，各杖六十。得利赃重者，计利准盗论。贩卖者亦如之”（《唐律疏议》卷二十六，《杂律》）。依据此规定，政府对生产、贩卖伪劣货物的不法分子，可以没收其货物，处以杖刑，情节严重者则按盗窃罪论处。

四、市场管理机构负责检查商品质量。市官的职责中有“陈肆辨物”（《唐六典》卷二十，《太府寺》），“辨其真伪轻重”（《新唐书》卷四十八，《百官志》），即检验市场上陈列的商品是否名实相符，有无掺杂弄假。为了督促市政官吏尽职尽责，法律特别规定，如果市场上有人出售伪劣商品，有关市场管理人员要负连带责任。“市及州县官司知情，各与同罪；不觉者减二等”（《唐律疏议》卷二十六，《杂律》）。这是对知情不禁、查而不觉的徇私舞弊或玩忽职守的管理人员，比照生产、销售伪劣商品者之罪论处。

上述四项内容表明，唐代商品质量管理涉及商品生产和流通两大环节，加强了管理市场的力度，更加注重以法律手段来打击假冒伪劣行为，其特点是实行了严格的商品质量管理法律责任制。唐朝建立实行的商品质量监管制度，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到了宋代，商品交换经济空前繁荣。但由于封闭的市场制度瓦解，致使交易活动相对分散，交易量增大，在客观上也给商品质量管理工作增加了一定的难度，使假冒伪劣货物在一些时候和一些地方大量充斥市场，“如贩米而加以水，卖盐而杂以灰，卖漆而和以油，卖药而易以他物，如此之类，不胜其多”（《袁氏世范》）。百姓把贩卖伪劣货物的奸商称为“白日贼”，憎恨之情可以想见。

[宋]李嵩《货郎图》（局部）

面对奸商扰乱市场、坑害顾客的行径，有识之士大力提倡商业道德，指出：“大抵转贩经营，须先存心地，凡货物必真，必须敬惜”（《袁氏世范》）；“凡作营运，务要长久取利……切不可货卖假伪物色……剥刻贫民”（《作邑自箴》卷六）。他们希望用道德的力量来抵制不讲信誉的经营作风，反映了广大市民的愿望。国家立法也禁止制造、贩卖伪劣商品，宋代法律直接沿用了唐律的有关规定。另外，针对某些商品伪劣现象严重的情况，朝廷还不断下令进行限制，如宋太祖下诏：“民不得辄以纰练布帛鬻于市及涂粉入药，吏察捕之”；太宗下诏：“民所织布帛须及程式……敢违诏复织，募告者，三分赏其一。”（《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四之一六、一七）。政府规定门关、津梁、道路管理机构都有权查禁伪劣货物，“辇道商贩，讥察其冒伪违纵者”（《宋史》卷六十三，《职官志》）。如果没有这些举措，伪劣商品对市场的冲击将会更大。

明代法律规定：“凡造器用之物，不牢固真实，及绢布之属纰薄短狭而卖者，各笞五十，其物入官”（《大明律》卷十，《户律》）。为了打击在茶、盐等重要商品中掺杂使假的行为，法律又规定：“制造假茶五百斤以上者，本商并转卖之人俱问发附近，原系腹里卫所者，发边卫，各充军。店户窝顿一千斤以上，亦照例发遣。不及前数者，问罪照常发落”；“凡客商将官盐插和沙土货卖者，杖八十”（《大明律》卷八，《户律》）。这些规定表明明朝政府对假冒伪劣商品的打击更严厉了，量刑治罪的操作性也更强了。清代，商品质量管理法律制度和明朝的基本上相同。

[明]仇英《清明上河图》（局部）

总而言之，我国古代国家以政令、法律的形式建立起了一套商品质量监督管理制度，使查禁伪劣商品、惩治不法分子有法可依。这对于维护市场秩序，保护顾客利益，促进商品交换关系的正常发展等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尽管管理制度和管理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但是国家重视商品质量管理并以法制作为有力手段的经验值得肯定，并且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