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祺回忆录——命运交响乐》：毛泽东时代—权力与真理

《光传媒》2·19·2024 首发
【作者： 这本《回忆录》写于2020年，2021年初送出版社，当年由台湾唐山书店的太山文化传媒出版。2021年这本书出版前，我做了多次校对，留下了全书最后一次的校对稿，而不是最后的印刷稿，现在也把这一稿子给光传媒，可以了解书的全部样子，但校对稿与出版的书个别地方有些不同。本次发布是权力与真理   第一章 毛泽东时代  共5节 §1-1至§1·5 ，共45页】

  权力与真理
     

皇权或绝对权力是一头凶猛厉害的巨兽，这头巨兽会吞噬接近它的人，而驾驭这头巨兽的人，也会被咬得遍体鳞伤。    

  首脑作为一个群体，在人性上与我们平民百姓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是，当他们登上权力顶峰後，权力放大了他们品格中的优点，也放大了把他们的缺点、弱点、劣根性。当一个人掌握绝对权力时，他的个人品格、性格、心理、嗜好都会给政治带来很大影响。 

                                                           ——2019年出版严家祺：《国家首脑终身制》前言 

 「大人物」通常总是「坏人」，这句話出自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1887年4月3日给蒙代尓•克里埃顿主教（Bishop Mendell Creighton）的一封信。阿克顿勋爵在这封信中說的前一句話常被人引用，但紧接着的一句却往往被删去。这兩句连在一起的話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大人物通常总是坏人。」（「Power tends to corrup，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s absolutely.Great man are almost always bad man.」）  

                                                                   ——2006年《前哨》月刊11期严家祺文章

第一章 毛泽东时代  
                        §  1  追寻理智的光明                       §  2    夏溪中学                                    §  3   科学家梦          

                        §  4   哲学的黄昏                              §  5    襄阳「四清」                            § 6   文革前期

                        § 7    发现「平行世界」                   § 8   学部五七干校                             § 9  政体问题研究

                        § 10  第一次天安门事件    

§  1     追寻理智的光明
1996年9月，纽约《世界日报》副刊，以「命运」为话题征文，9月5日，刊出了我写的《命运三要素》一文。当时，我提出命运三要素是：出身、品格和偶然性。文章开头说：「人们以为人的一生是自己不断地作出这样、那样的决定，一些决定是自愿的，一些决定是被迫的。然而，似乎有一无形的主宰，使人的决定被引向某一范围，或限制在某一范围内。这个主宰，就是「命运」。「命运女神」为人的决定选择「作决定的范围」，而人只是在「命运女神」的安排下，在这一有限范围内进行自由的或被他人所要求的选择。一帆风顺的人，不相信命运，以为人生完全受自己意志支配，而屡遭挫折和失败者往往相信命运，他乐意把自己的挫折和失败归咎于命运。就是这样，按照人对命运看法的不同，一些人成为「宿命论者」，另一些人成为「唯意志论者」，而大多数人则介于两者之间。」（【註】不可选择谓之「命」，不可控制谓之「运」。出身不可选择，偶然性不可控制。从长远看，人的品格可以有所改变，但在短期内，既不可选择，又不可控制。）

【图1·1】纽约《世界日报》1996年文章《命运三要素》
我生于1942年，还不到14岁，就离开了家，在高中、大学和科学院集体宿舍中，生活了13年。少年时代是在江苏省常州市西郊的一个小镇——卜弋桥镇渡过的，我的父亲是商人。上小学刚学乘除时，有一天，我祖母的外甥张天中来我家，他的数学课本忘了带走，我翻了一下，看到有许多√（根号）。我当时想，数学只有加减乘除四种运算，怎么会有√呢？

这个根号√，影响了我一生。在小学时，我当过算术课代表，没有想到可以请教老师。从根号√开始，寻找理解的道路，成了我的爱好。我的一生，经常在「寻找理解的道路」。

寻找理解的道路，就是追寻理智的光明。

1949年，我7岁时，中国发生大变革，我的家庭，也开始发生大变化。我的命运，逢9大变。

金坛和金坛弄
卜弋桥镇位于从常州到金坛市公路的中点。全镇只有三条街，东街、南街和金坛弄。我家在金坛弄46号。上小学时，我每天从家向西步行到学校。我一直记得沿着金坛弄向西走，就可以走到金坛市，这是数学家华罗庚的家乡。我上小学时有一个愿望，就是到金坛去看一看华罗庚的家乡。当在大学见到了华罗庚後，我就再也没有想去金坛，年近八十岁，在中国要去的地方，就是家乡金坛弄。

金坛弄向西，就到了卜弋小学，再往西，就是小镇的公园。金坛弄往南，可以到卜弋中学和我的外祖父家。

我的父亲严冀昌，生于1915年，母亲龚桂英。我与父母、祖母、弟弟妹妹们住在一起。两个妹妹是家宁、家菊，两个弟弟是家亭、家树。1949年前多年，我家开的商店，在金坛弄中段，是租住一位大地主王公度的房子。1946年前後，当时我还没有上小学，我家从一位吸鸦片的人手中购来了一大片房地产，搬到了靠西一些的金坛弄46号。

我的父系亲属大都居住在离卜弋镇不远的梅村。他们是祖父严忠庆的兄弟的後裔。1924年，我父亲九岁时，祖父严忠庆去世。我家在卜弋镇乡下有许多地产，父亲在卜弋桥镇开了一家商店，专卖农民需要的商品，如锅犁、桐油、煤油、麻绳。我的父亲经常到无锡、常州引进商品，在我上小学时，父亲多次带我到在常州看京戏，我从来看不懂，这使我对京剧有一种偏见，後来文革中，很多人学唱「革命样板戏」，我无动于衷。母亲忙于家务，她的兴趣是把《申报》等报纸上连载的小说《啼笑因缘》、《玉堂春》、《王宝钗与薛平贵》等一篇篇剪下来，装订成册。我後来总喜欢保留各种剪报文章，就是童年造成的。

  

【图1·2 】1947年摄于卜弋镇公园，照片上是嚴家祺的父亲严纪昌与妹妹严家宁， 右为母亲龚桂英，没有我与父母的照片

由于祖父早逝，父亲没有兄弟姐妹，在我印象中，我家与父系亲属的关系不大密切，而与母系亲属关系密切。 我的外祖父龚春林育有三女二子，龚桂英就是龚春林的大女儿。龚家在卜弋镇南街开一家米店，从农民手里直接收进粮食，转手供应给小镇居民，生意十分兴隆。龚家房子很多，除了店面外，还有很大的粮仓。我的大姨妈龚逸在粮店记账，我看到她经常用矿石收音机收听粮价变化。

我在上小学、初中时，一、两天要到龚家去玩一次，看商店买卖大米、大豆。离龚家几米远，有一条河，河里伸展着一个半岛，半岛有十余米宽，几百米长。半岛称为「洋滩」，上面有各种自生自长的植物，有一个荒废的、有围墙的建筑。小学和初中时期，我总希望能够进到「洋滩」深处探险。当我离开家乡後，我每次回家，还都重访「洋滩」。最後一次大概在1960年代，发现洋滩已被切断，成了「岛屿」。

【图1·3】家宁、家菊、家树、家亭（右2起） 在家中聚会，右1是家树妻子琴妹
五十年代的公私合营改变了我家。当时有一位公方代表住到了我家，他住在临街的商店房子中。在我上初中时期，常听到我父母谈所得税、营业税之类的事。有几次税收数额很高，使我父亲一筹莫展。有一天早晨醒来，听到叮叮当当的响声，原来是我父母在挖掘天井里埋下的「袁大头」银元。我父亲到常州把「袁大头」换成现金，才把所得税、营业税之类交齐。公私合营使我家的经济情况愈来愈差。

 陈怀志和《爱迪生》
我的母亲把上学看得很重，她要我向她弟弟龚浩成学习，今后上大学。龚浩成曾在夏溪中学上高中，因闹学潮，被学校开除，在上海财经学院，仍参与学生运动，在1949年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後来担任上海财经学院院长、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我在初中毕业後，也进了夏溪中学。有一年暑假，龚浩成带着他四个同学来到卜弋镇，他们是广东人、湖北人、杭州人、上海人。广东人叫陈怀志。五十年代初多年，他回上海和到北京後，寄了许多书给我。其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两本连环画：《幼年爱迪生》和《伟人爱迪生》。这两本书，我看了不下一百遍。电灯给人类带来光明，爱迪生是电灯的发明家。

陈怀志常常给我写信，他比我大二十岁，我称他为「怀志舅舅」，每次都给他回信。有两件事对我一生影响很大。他给我寄来一本《我们的土壤妈妈》，作者是高士其。这本书，是谈土壤对人类的重要性。我的名字中的「其」字，原有「偏傍」，因为高士其，1963年，在《数学通报》上发表第一篇文章时，自作主张，把「偏傍」去掉了，从此，没有经过任何手续，在各种情况下都用「家其」。1989年逃亡国外後，开始时，网际网路上有大量批判严家其的文章，现在中国国内的网际网路，已经在所有地方消除了我作为「严家其」的一切痕迹。中国网路上只有一个「严家其」，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大包干」的一位带头人。在美国，正式文件不用中文，从1994年到美国後，也就是27年来，我在海外的中文出版物上，都加了「偏傍」，用「严家祺」代表自己。

陈怀志给我的另一个影响是，他大学毕业後，在北京工作，给我寄来了一张身着海军军服、在天安门毛泽东像前的照片。这张照片，在我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我决心要到北京上大学，也要在天安门前留影。我要像陈怀志一样，把天安门前的照片，从北京寄到家乡，给祖母、父母和弟弟妹妹。我没有照相机，这是天安门前收费摄影师照的照片，照相时，我站在天安门前，照片上没有毛泽东像（见【图1·4】） 。

【图1·4】1960年严家祺摄于北京天安门前
数学课代表
在我少年时代的心目中，发明家、科学家是伟大人物。爱迪生家在门罗公园内。美国总统门罗（James Monroe，1758－1831）的名字，我就是从《伟人爱迪生》书中知道的。

爱迪生-华罗庚都是我的榜样。上课时，我总是频繁举手，抢先回答老师的提问。为了学习爱迪生，我在上音乐课时，带着自己在木板上订了几个钉子，窜了几个皮筋的「木琴」弹琴。音乐老师是我外祖父的外甥的妻子张冰怀，对所有学生都很好。上课时，有一次我举手要喝水，张老师就端了一杯水给我。这件事给我留下了终身不忘的印象。

在小学时代，我学习很认真，我发现，理解了的知识，无需要记忆。数学老师吴幹廷，教我们时已经有七十岁了。因为我数学好，让我当算术课代表，主要任务是要我把全班同学的算术作业本收齐後，送到他家中。吴幹廷老师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他总是穿着中式长袍上课，一次又一次地在学生面前朗诵他创作的一首诗。这首诗是批评一些不能用脑、不能随机应变的人。

「丁相公，划一字，板板六十四……」

对这位严格的老师，我们常常用开玩笑的方式对付他。有一位叫韩敖大的同学，因家离学校远，常常迟到。吴幹廷老师就让他站在讲台一侧，迟到就「罚站十分钟」。当吴幹廷在黑板上写数学公式时，我们一些同学，包括我在内，就走到讲台上去拉、推罚站立的韩敖大同学，有时还要拉一下他的耳朵，引起同学哄笑。吴幹廷写好数学公式，面对学生，了解为什么哄笑时，全班学生秩序井然。尽管上课时常常开玩笑，我的数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初中时，我担任了代数课代表。我喜欢提问，不理解，就不放弃，这样，与代数老师张焕兴的关系特别好。初中时，大概12-13岁，为了理解政治课讲的「形而上学」四个字，我请同学陪着我找了陈辉校长，就是要弄懂什么是「形而上学」。

在上学时，我形成了一种偏见，认为只要数学、物理好，就可以成为科学家、发明家，至于语文、历史、地理、音乐、美术，没有什么重要性。我只要思考理解，不要背诵记忆。在语文课，我不学汉语拼音，不记忆诗词成语，根本不去记忆历史、地理教科书的内容。我不知道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重要。

在小学和初中时，我有三位好友，他们是何宜宾、张育忍、何似龙。我们常常到卜弋镇西边的公园玩，挖土筑坝，改变微型水道。一次次拿着连根带土开花的植物，在街道上招摇过市，从这家送到那家，互相交换。1949年，我七岁时，在洋滩挖了一棵石榴树，十多年後，长大成为一棵四、五米高的大树，每年结满石榴，多达几百个。张育忍的小名称「大钧」，我家与大钧家都住在金坛弄。金坛弄大多数人家的房子都有前门後门，前门是商店，商店後是天井，天井後是住房，住房後又是天井，有三到四重天井和住房交错。很多人家都容许邻居穿越天井和房屋从前门到後门，从後门到前门的街道。我家与大钧家是邻居。大钧家的前门是一家药房，他们家不临街道，与药房之间有一个铺满石板的很大的天井。在小学时，我经常要从我家穿过几十米的院子，从我家後门进入他家後门。大钧家的房子高大，但几重房子住了三家，他家后面是他大伯父家，大伯父家後面租给一家逃荒来的山东人，都有天井分开。事隔六、七十年，我仍然可以把金坛弄许多人家的一重一重房屋情况描绘出来。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
我的小学和初中时代，是1947年到1956年，在近十年中，我看到了家乡和社会的明显变化。这一时期，中国正在发生历史性大变革，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共产党掌握了大陆政权。50年代土地改革时，我家在农村的地产全部没收，与商业有关的全部财产没有受到触动。当时上小学，受学校教育影响，知道地主富农都是「剥削阶级」，贫下中农是革命阶级。小学同学吴正德，因为明朝有一个正德皇帝，我们都称他为正德皇帝，他父亲是大地主，在一次事件後被枪毙了，从此吴正德性格大变。我在上小学时知道发生这次事件，但从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六十年後，我在美国与小学同学张育忍打电话，他告诉我，是因为一个铜匠的死亡事件，一天，人们在草丛中发现了铜匠的尸体。有几个富农，纠集了上百人，就铜匠死亡事件，到位于南街道卜弋区的区政府抗议示威，区长翻墙逃走了，区政府的工作人员被赶到街道上，遭打殴打。常州公安部门立即出动武装部队，镇压了这次示威。同班同学吴正德的父亲吴启元，是大地主，被认为是这次示威的后台，因此遭到枪决。

朝鲜战争和公私合营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母亲的小妹妹龚泉英参加了中国赴朝鲜的志愿军，到朝鲜後不久，就听到了她不幸死亡的消息，龚泉英的死震动了外祖父全家和我全家，大家悲痛之极。这时，我才知道，陈怀志一直深爱着龚泉英。陈怀志把我当外甥看待，我称他为「怀志舅舅」。我少年时代的照片，几经变动，没有留下与父母的照片，但留下了一张与姨妈龚泉英在卜弋公园的合照，当时我大约四、五岁。

【图1·5】1946年前後，龚泉英和外甥严家祺在卜弋公园照相
五十年代的公私合营改变了我家。当时有一位「公方代表」住到了我家，他住在临街的商店房子中。这一时期，我常听到我父母谈所得税、营业税之类的事。有几次税收数额很高，使我父亲一筹莫展。有一天早晨醒来，听到叮叮当当的响声，原来是我父母在挖掘天井里埋下的「袁大头」银元。我父亲到常州把「袁大头」换成现金，才把所得税、营业税之类的事交齐。公私合营使我家的经济情况愈来愈差。

常州市西赢里大街的「大德纸栈」，是一个股份制商店，因我家和外祖父家有股份，在公私合营後，我家和外祖父家就有权利，每家有一个人可以进入常州第二棉纺厂当工人。这样，我的母亲、大姨妈龚逸就到第二棉纺厂当了工人。1956年9月，我考上了夏溪高中，也离开了卜弋桥小镇。有一个星期六，我从夏溪镇步行10公里回到家中，发现母亲不在家，我想到常州看望母亲，但下午已经没有公交汽车去常州，这时，步行了10公里精疲力竭的我，又步行15公里到了常州西赢里。但我的母亲已经回家了。当时我15岁，在傍晚时刻，又从常州步行回到了家中。我的一生，为了实现一个目的，从不放弃，但总是这样耗费了自己的生命和时光。

§  2  夏溪中学
东嶽庙
1956年夏天，接到夏溪中學的錄取通知書。这一年，我14岁，离开了父母，平时住校，周末回家，夏溪镇离卜弋桥有9公里路程，有汽车通行，但我经常从家中步行到学校，我去夏溪上学时，家亭弟弟5岁，家树3岁。那个时候，我父亲的商店正在进行「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母亲要带四个弟弟妹妹，後来到常州当了纺织工人。这使我几乎所有事情，都要独自作出决定。從卜弋中學同時進入夏溪中學的還有幾個同學——張育忍、何潤林、江淑英、鐘志新。我们都是夏溪高中第一届学生。

我的外祖母是夏溪人，夏溪中學也是我舅父龔浩成的母校。我還沒有來到夏溪，我的外祖母就告訴我，龔浩成在夏溪中學鬧學潮，遇到了不少麻煩。

夏溪高中的校舍，两排教室是全新的房子。1956年进高中时，男生宿舍是一個大廟——東嶽廟，大庙里还有菩萨。东嶽庙外是一个小池塘，池塘另一边就是新校舍。夏溪中学时代只有三年，但给我留下了许多不可磨灭的印象，影响了我的一生。 在東嶽廟一間大房子中，放了幾十張上下鋪的床。我清楚地記得我的床位。臨近我的有李湘生、張杏生、施所法。施所法的床位在張杏生的上面，他很愛清潔，老坐在床上整理東西，有時還補襪子，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東嶽廟的外面是一個小池塘。一到吃飯，我們就立即奔赴食堂。每月伙食費7元5角。吃完飯後在高錳酸鉀的木桶中洗碗。如果吃得慢，木桶中高錳酸鉀水變得又黑又稠，還因許多米粒而泛白。那時，經常吃不飽，我和宋太偉幾個人經常買農民送來的胡蘿蔔，我吃了太多的胡蘿蔔，以至於我在離開夏溪中學後再也不吃胡蘿蔔。

1956年，夏溪中學有老校舍和新校舍。新校舍後面是操場，我們每天跑步，我還記得朱如浩老師教我們體育課的情景。七十岁前每天跑步，這一習慣是從夏溪中學養成的。每天「夜自修」從教室回東嶽廟宿舍時，我都要台頭看天上的三顆排成一條線的星星，這條線與一排老校舍完全平行。住在紐約时，也經常可以看到這三顆星。每到這三顆星，我就想起母校——夏溪中學。後来，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我总要在星空中找到这三颗星。

夏溪中学的校长陈辉，原是卜弋中学的校长，他是一位文质彬彬的政治教员。鄒幼瑾老師是班主任，教代數。物理老師是潘祖耀、胡珀，歷史老師是朱舒甲，何經坤老師教文學，還有朱如浩、過監懋、薛亞土老師。陳輝校長的謙虛待人的風貌刻在我心中，使我永不忘懷。1956年的語文課本，新加進了中國古典的詩詞散文，何經坤老師非常高興，講課時念詩詞時全身投入，但我無動於衷。我以為科學家不需要文學，因而不願好好學文學，這使我後來寫作時，不會引用成語典故，總感到自己語文知識太差。

【圖 2 • 1】2009 年 4 月 6 日夏溪中學 1959 年首屆高中畢業班回校合影，這是畢業後 50 年聚會，我沒有能參加聚會，大多数人還可以按 50 年前印象認出。
自左至右：
第1排：陈金凤、蒋幼华、吴惠芬、卞玉秀、张杏英、房瑞午、江淑英、薛惠芬、蒋国英、张素琴、徐银美、桑佩兰、解巧秀、章道元、史晓中
第2排：沈文贤、唐 泳、庄冠华、张 晔、过鉴懋、朱舒甲、陈 辉（原校长）、杨国钦、沈玲玉、郁祥英、石玉红、王凤珍、夏瑛娣、薛金海、李志金
第3排：蒋建民（现任校长）、姚用欣、吴兆坤、陈复荣、蒋作舟、管生岳、荆大雄、华志明、贺成立、叶瑞宝、王国林、姜焕伟、李浩昌
第4排：邗亚春（副校长）、张育忍、唐小国、陈处保、蒋志炳、宋太伟、储岳松、章炳浩、钟志新、何润林、吴勤大、李湘生、黄剑心
第5排：李汉惠、谢沛源、谢瑞璋、田良展、陈伯荣、陶少安、蒋国元
第6排：章国良、徐志芳、祁洪福、张兆英、施锁法、吴 泽
我因为喜欢数学物理，小学、初中反复看爱迪生的两本连环画，立志要成为科学家。 潘祖耀老师是苏州师范学院毕业生，他在「教员办公室」门外做「日光灶」实验，我当时15岁，就帮助他记录温度的变化，大概有二、三十次之多。 在我心目中，牛顿、居里夫人是伟大的科学家，爱迪生是伟大的发明家，我要向他们学习。 我经常把一些有关自然现象的想法记在一本本子上，这些想法历久不衰，为了当科学家，在夏溪中学多次「午休」时，我都到「老校舍」的教室或图书室 看书，实际上，这是自以为是、自我欺骗，一面看书，一面犯困，以为只要这样刻苦学习，就可以成为科学家了。 这种思想，使我不怕困难，无忧无虑。

高中同学张育忍
1956年我们进入高中时，全中国高中的语文课本发生了大变，收进了中国历朝文学诗词和散文，语文老师何炳坤教学古代诗词时，非常投入。我仍记得何炳坤老师教宋朝李清照的《如梦令》：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

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何炳坤老师在读「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时，摇晃着身体、倾心投入讲解诗词的情景，几乎刻在我脑海中了。

在高中一年级下半年，共产党提出整风。学校也欢迎学生发表各种意见。我心中只有科学家、发明家，没有政治。但有一天，我看到张育忍同学在黑板报上写了一首模仿宋朝李清照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的词，其中有一句是「切断入团大道」，埋怨团支部发展共青团员限制过多。在高二上学期，当时全国已开始「反右派」。在教员中进行了十分激烈的反右运动。我和一些同学，站在窗台口看老师们相互之间进行的批斗会，批斗声、吆喝声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由于高中学生中不进行反右，但张育忍同学还是受到了团组织的批评。

张育忍生在北京，后来到杭州，1950年8岁时，全家搬到卜弋桥张家大院。我印象中他祖父一辈是地主或资本家 。就在黑板报上发表他的诗开始，我突然发现，他对我说话的声音变了，15岁的中学生，讲话的声音是那么斯里慢条、低沉认真，不像一个中学生那样自由自在。多少年来，我不明白什么原因。上大学後，开始理解张育忍变化的原因，但直到六十年後，我在美国与张育忍打电话时，他在电话中告诉我，他受批评，救了他父亲和他全家。当时，卜弋桥、夏溪和附近地区的小学校长在夏溪「集训」，大鈞在放学後 ，就去他父亲住地，他父亲的每一篇发言稿、发言稿上的每一句话，甚至一个字，大鈞都要为他父亲反复推敲，经过他15岁的中学生认真「审查」後的发言稿，才能拿到会上发言。当时，很多人被打成「右派」，大鈞说，他父亲没有成为「右派」，全靠他，一位年仅15岁孩子的功劳。原来是他八、九岁就代表全家参加「训话会」、15岁就懂得中国政治造成的。

张育忍记事比我清楚，与他经常代表他家参加街道会议有关。张育忍家的阶级成分是「小土地出租」。「地主」、「反革命家属」、有台湾关系之类的人家，每隔一定时间，要接受「训话」。张育忍父亲不在卜弋桥上班，母亲是文盲，大鈞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能代表他家参加「街道会议」的就只有八、九岁的他了。当我无忧无虑度过童年时，原来在张育忍在少年时代就承受了沉重的政治负担。

想起同学张育忍，他为自己的父亲和家庭，从八、九岁开始承受那么大的负担，也许与他父亲给他起名有关。我与张育忍是邻居，经常到他家与他在一起做作业，我总是无忧无虑，而他的一生，直到几年前他生命的晚期，还是像中小学时代那样对政治一丝不苟，说话那么严肃认真。他的名字「育忍」，正是他一生的写照。（【註】张育忍2009年照片，见【图2·1】第4排左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