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时中共出口136亿斤粮 够3400万人吃1年 6park.com
中共1958年发动“大跃进”运动以后，中国出现了一场前后延续四五年之久的大饥荒，令神州大地生灵涂炭，超过四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中共在1980年代以前将大饥荒归咎于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历史记录显示，实际上那三年风调雨顺，大规模严重的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一次也没有发生。大饥荒完全是中共造成的彻底的“人祸”。


曾在1959年担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评述道：“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瞎指挥，一平二调，造成国民经济大破坏，饿死成千万人，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
荷兰历史专家冯克（FrankDikotter）表示，强迫、恐怖和系统的暴力是“大跃进”的根本，“大跃进”是人类历史上有动机的最致命的大规模屠杀之一；“大跃进”饥荒可与古拉格群岛和纳粹大屠杀并列为20世纪三大人类灾难。
由学者宋永毅主编，哈佛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1958—1962）》包含七千多份档案资料，二千多万字，其中有三千多份中共内部档案。宋永毅在总导言中表示，大饥荒的本质，是中共对中国农民进行的一场“粮食战争”。
上接：苏联逼债致大饥荒？中共两大谎言被戳穿

十、大饥荒时期中共对外援助的力度不减 6park.com


中共在大饥荒时期，不仅拒绝外国援助，反而进行大量粮食输出和对外援助；援外金额甚至远远超过了对苏还债，其中1961年至1964年的外援总额为35.5亿元。在大饥荒最严重的1960年，中共成立了专门的外援机构，数额也在这一年激增。 6park.com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中共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中称：“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十三亿八千九百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一千七百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李先念在《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称，1961年和1962年，对外援助支出合计为137,300万元。连同前三年的对外援助支出，五年总计236,200万元。其中，援助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古巴、蒙古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部分，为186,600万；援助亚洲、非洲民族主义国家的部分，为49,600万元。
大饥荒的1961年，援外支出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阿尔巴尼亚与北京谈判的主要代表希（PupoShyti）曾经说道：“在中国，我们当然看得到饥馑。可是，我们要什么中国就给什么，我们只需要开开口。我感到很惭愧。”
1962年初，中共承诺对外援助69亿多元人民币，主要是越南、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其次是柬埔寨、巴基斯坦、尼泊尔、埃及、马里、叙利亚、索马里等亚非国家。中苏关系紧张之后，中共更加扩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1962年后，援外支出远远地超过了偿债支出。1967年中共对外经济援助占国家财政支出的4.5%，1972年达51亿多元，占财政支出的6.7%，1973年更是上升至7.2%。
当时中共援助最多的国家是越南和阿尔巴尼亚，施援目的是推动“世界革命”和“支援反修”，最终造成的可叹结果有目共睹。
中国对朝鲜的援助一直未断。1958年至1963年，在中国最困难的时段，中共以无息贷款方式为朝鲜承担了纺织厂、轴承厂、糖厂、热工仪表厂、继电器厂、电子管厂、无线电零件厂等29个成套项目。

1960年10月5日，周恩来接见朝鲜副首相李周渊,，说最近苏联把专家撤走了，这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困难，但中国仍然同意供应朝鲜10万锭的棉纺设备，也同意供应其它项目。周恩来并同意分4年贷款4.2亿卢布给朝鲜。至于偿还期限，能还就还，不能还也可以延期，推迟10年甚至20年也未尝不可，等后代还也可以。1962年，为满足朝方急需，中国将自己建成尚未使用的邯郸第三、第五纺织厂的设备全套拆往朝鲜。
十一、1959与1960年大饥荒 中共净出口136亿斤粮食
大饥荒年代，中共把农民的口粮、救命粮甚至种子全部征收一空。更离谱的是多征集上来的口粮，很大一部分用作了援外与出口。除了出口粮食以外，还出口很多食品，包括花生油、花生仁、鲜鸡蛋、活猪、冻猪肉、活家禽、冻家禽、冻兔肉、水产品、苹果、柑橘、猪肉罐头、水果罐头、蔬菜罐头、啤酒、核桃、核桃仁、黑木耳、红枣、香菇、栗子和蜂蜜等等。
根据中共外交部解密档案，大饥荒年代，1960年4月，中共外交部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除对几内亚的援助外，1960年还有15,000吨小麦支援阿尔巴尼亚。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共也决定援助15吨。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1958—1960年期间的粮食持续净出口。1958—1960年期间每一年的粮食净出口分别为265.99万吨、415.55万吨和265.41万吨。
跟1957年相比，1959年在全国性饥荒已经形成的情形下，粮食产量减少了2,500万吨，而粮食出口却增加到415.75万吨，比1957年的粮食出口增加了209万吨，多了一倍。这还是贸易粮，如果折成原粮要更多些。这个粮食出口量直到1985年才被超过。大饥荒最严重的1960年，中共还继续出口粮食272万吨。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八章写道：“最令人惊讶的是，甚至在死亡率上升的1959年，中国粮食的输出竟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959年和1960年两年净出口合计共680万吨粮食。680万吨粮食，等于136亿斤粮食，该是多少人的口粮？1960年《中共中央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定量标准的指示》规定，农村口粮最低可压到每人每年300斤原粮以下，丰收地区最高不得超过每人每年400斤。按最高标准算，136亿斤粮食相当于3,400万人一年的口粮。用得恰当的话，这136亿斤粮食粮食足足可使3,400万人免予饥饿，让他们饱饱地吃一年!

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指出，中国的粮食出口仅1958年、1959年两年就高达700万吨，可以为3,800万人每天提供八百四十热卡。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

中共1958年发动“大跃进”运动以后，中国出现了一场前后延续四五年之久的大饥荒，令神州大地生灵涂炭，超过四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中共在1980年代以前将大饥荒归咎于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历史记录显示，实际上那三年风调雨顺，大规模严重的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一次也没有发生。大饥荒完全是中共造成的彻底的“人祸”。
曾在1959年担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评述道：“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瞎指挥，一平二调，造成国民经济大破坏，饿死成千万人，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
荷兰历史专家冯克（FrankDikotter）表示，强迫、恐怖和系统的暴力是“大跃进”的根本，“大跃进”是人类历史上有动机的最致命的大规模屠杀之一；“大跃进”饥荒可与古拉格群岛和纳粹大屠杀并列为20世纪三大人类灾难。

由学者宋永毅主编，哈佛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1958–1962）》里包含七千多份档案资料，二千多万字，其中有三千多份中共内部档案。宋永毅在总导言中表示，大饥荒的本质，是中共对中国农民进行的一场“粮食战争”。
上接：大饥荒时中共出口136亿斤粮 够3400万人吃1年
十二、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 周恩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在对“大饥荒”进行调查过程中发现，包括周恩来、邓小平在内的中共高层领导人对于大饥荒中大量饿死人的事实并非不知道，但是采取了各种方式文过饰非，掩盖真相。


由司马青扬与欧阳龙门联合编写《新发现的周恩来》一书披露，当时中共国务院秘书厅在1959年4月9日，送上了15省春荒情况统计表，说有2,517万人无饭吃。而早在同年1月至2月，中共当局就连续收到了大量的群众来信，“反映河南省东部的夏邑、永城、虞城、柘城、鹿邑等县发生大量的浮肿病人和死人情况。1960年2月，江苏省省委向周恩来报告，全省城市浮肿病患者就有12万多。农村的的情况比城市更为严重。”
美国华裔学者、中国大陆当代史专家丁抒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称，就在1959年 “庐山会议”期间，中共国务院内务部向中央报告，14个省发生夏荒，其中9个省夏荒缺粮人口达3亿8,000多万人。所以在批判彭德怀的时候，周恩来其实心里知道彭德怀是有道理的，但他绝对不对“大跃进”提出任何负面意见。这些坏消息他是从来不向毛泽东报告的。

周恩来下令销毁死亡数据
1961年底，有三个人曾经对大饥荒时期饿死的人数进行过调查，他们是时任中共粮食部长陈国栋、统计部长贾启允、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

20世纪80年代周伯萍在社科院人口所讲课作报告时讲了一个事情，说他们三个人让各省填一个表，到底饿死多少人，说是几千万。周恩来看了这个统计报告后下令让他们赶紧销毁。过了一个礼拜后，周恩来还不放心，再次致电询问他们“你们销毁了没有”，他们说销毁了，甚至连脑子里的记忆都销毁了。 6park.com
杨继绳在写《墓碑》一书时，亲自上周伯萍家里去求证。周伯萍承认说，的确是他们搞了一个调查，死了几千万，周恩来看了说赶紧销毁。一个礼拜以后周恩来又问销毁没有，他们就说销毁了，是他们三个人一起销毁的，连板都销毁了，因为当时是制版印刷。到底是几千万，周伯萍没有说。

周恩来下令继续征粮
《新发现的周恩来》一书中关于三年（1959～1961）大饥荒的情况透露，周恩来在清楚知道全国出现饿死人的情况下，继续征粮而不是打开粮仓救人，使得大饥荒雪上加霜。

书中，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宋任穷回忆：“1960年10月周恩来要求继续从黑龙江、吉林调拨粮食，并询问黑龙江省，粮食是不是紧张？并说，过去说保证不饿死一个人，现在看一看，真使人心中不安。但是心中不安并没有影响周恩来继续征粮的决心。”
司马青扬与欧阳龙门从现存档案中的资料分析认为，“周恩来关注的主要是城市粮食供应，然而死亡几乎都在农村！显然周恩来考虑的是政治影响而非人的生命，城市人特别是几个类似北京的大城市如果饿死人，一旦传播出去，政治影响不可估量。”

贴主:极光于2024_01_30 8:24:42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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