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窃听器事件”的两个版本
先抄一段 《王光美谈杨尚昆和所谓“窃听器事件”》
黄峥：光美同志，您家从西楼搬到福禄居，可能还关系到一个大背景，就是自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之后，阶级斗争似乎越来越严重，中南海里也不平静了。因为这期间中央办公厅发生了“窃听器事件”，还牵连到杨尚昆同志。
王光美：所谓“窃听器事件”，其实并不是什么窃听器，是录音机。它的起因是这样的：毛主席的一些讲话，因为现场没有录音，也不可能时时有人跟着记录，再说靠手工笔记也不准，事后想整理成文字找不到根据，传来传去很不准确，还出过一些问题。杨尚昆同志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为这事很伤脑筋。
有一次，毛主席同外宾谈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真老虎的关系，当时安排了录音，后来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字，很准确。毛主席看后很赞赏，表扬了这件事。于是，就开始在中央领导同志开会，特别是毛主席讲话时，尽量安排录音。可有时候他们的谈话不是很正式，录音话筒往面前一放，就感到不舒服，有拘束。怎么办呢？有关工作人员就想了个办法，将麦克风用盆花挡着，表面上看不见，领导同志讲话就比较放开了。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出事以后，才听说在毛主席的专列上也装了录音，配了录音员，麦克风放在花盆里等看不见的地方，是汪东兴安排的，事先没有同毛主席说。一个偶然的机会，毛主席发现他的专列上有录音，大发脾气。但当时只是有关人员作检讨，没怎么严重处理。随着阶级斗争越来越强调，这事也就一步步上纲上线，最后牵连到杨尚昆同志。“文革”一开始，他就和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同志一起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不清楚了。
黄峥：杨尚昆同志当时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1965年11月，中央发出一个通知，宣布免去杨尚昆同志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调任广东省委书记。可实际上他没有到任，很快被批判和隔离反省，主要罪名就是“安装窃听器”。可所谓“窃听器”实际不是杨尚昆同志具体办的，具体经办这件事的副主任反而没事，这确实有点费解。
王光美：在西楼的时候，尚昆同志家和我们家住得很近。那时在西楼公共食堂小餐厅吃饭的领导同志有4家：朱德同志、彭德怀同志、杨尚昆同志家和我们家。还有一个江青的姐姐，本来也在小餐厅吃饭，她一看这里都是领导同志，不好意思，就一个人挪到食堂后面的准备间去吃了。4家各有各的厨师，各吃各的饭。我们家和朱老总家伙食比较差，因为孩子多，平时家庭经济比较紧张。有时星期日，朱总的儿子孙子都来了，要开两桌饭，用小脸盆那么大的盆装菜。彭总和尚昆同志家伙食比较好。彭总没有子女，经常是一个人吃饭，浦安修同志平时不怎么来中南海吃饭。尚昆同志夫人李伯钊同志是中央戏剧学校校长，是文艺高级专业人员，工资比较高。
刘源：尚昆同志家伙食好，可吃饭时冷清，不像我们家小孩多，星期天都回家，开饭时热闹非凡。我们家一般都是家常菜，茄子、粉条、豆角什么的。开饭时，我父亲总是用一个空盘子，一样夹一点，自己埋头吃，吃完就走，不多说话。每次一等他夹完，我们就上前抢呀！孩子们抢着吃，很热闹。尚昆同志一见我们这里热闹，我父亲又走了，就把他那里的好菜端过来，给我们小孩吃，他背着手站在后面笑咪咪地看，看我们抢菜吃。有时还把我们拉到他的桌子上吃。彭总有时也叫我们孩子上他那儿吃。
尚昆同志脾气特别好，喜欢小孩，我们都叫他杨爸爸。为什么叫他杨爸爸呢？开始是叫杨叔叔的，可不知怎么的，我们从小叫李伯钊同志“李妈妈”。有一次尚昆同志说：你们叫她李妈妈，可叫我杨叔叔，这就不合情理了。后来，我们就叫他杨爸爸了。前几年香港报纸上说，邓小平同志的孩子叫杨尚昆同志“杨爸爸”，说明他们两家的关系不一般。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那时中南海里家庭关系比较近的这些孩子都叫他杨爸爸。
当时在中南海里，我们称呼比我父亲年龄大的人叫伯伯，称呼比我父亲年龄小的人叫叔叔，例如叫毛主席“毛伯伯”，叫周总理“周伯伯”。唯一例外的是叫朱老总“朱爹爹”，是跟着李讷叫的。
“文化大革命”中，我和尚昆同志的女儿妞妞下放在一个县相邻的两个队，常约好了在一个中间的小树林里见面说话。妞妞时不时买些罐头什么的送给我打牙祭，我到现在都很感谢她。她当时有些钱，因为她父亲打倒得早，从家里带出来的东西多些。我们是扫地出门，什么都没有带。“文革”中我们两家的孩子来往比较多。杨家小二和我姐姐涛涛都插队在承德。我去承德找涛涛，还去看了小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两家都平反了。尚昆同志见到我们，非常亲切。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我专门去看望他，他特别高兴，谈了很长时间。
黄峥：尚昆同志和少奇同志很早就认识，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很长。最早是1930年在莫斯科，少奇同志作为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尚昆同志是中国工会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具体帮助少奇同志工作。1931-1932年，少奇同志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尚昆同志任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长征中，少奇同志曾任五军团、八军团党中央代表，后来又到三军团兼任政治部主任，尚昆同志是三军团政委。抗日战争开始后，少奇同志兼任中共北方局书记，尚昆同志是副书记。建国后，尚昆同志长期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少奇同志主特党中央日常工作，工作关系就更密切了。
王光美：少奇同志平反的时候，尚昆同志还在广东省委当书记。他主动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专门请了北京的有关同志参加，写了怀念少奇同志的文章。1988年少奇同志诞辰90周年的时候，在湖南少奇同志的家乡，建树了少奇同志的铜像。尚昆同志那时是国家主席，亲自去湖南主持了少奇同志铜像的揭幕仪式。1998年少奇同志诞辰100周年，尚昆同志又组织人写怀念少奇同志的文章。这篇题为《卓著功勋，彪炳千秋——为少奇同志一百周年诞辰而作》的文章，后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
黄峥：我和我们那里的另一位同志参与了起草工作。起草过程中，尚昆同志多次约我们到他的家里，同我们谈文章的思路和内容。文章起草的时候，尚昆同志身体还好，不久就因病住院了。他在病床上最后审定了全文，同意以他的名义发表。1998年9月14日
 
，尚昆同志不幸患白血病逝世。《人民日报》在1998年11月24日即少奇同志的诞辰日，发表了《卓著功勋，彪炳千秋》一文。这时尚昆同志已与世长辞。这篇怀念少奇同志的文章，成了他的绝笔。
——————————————
王光美的访谈多转了一点， 并非毫不相关。  杨尚昆和刘少奇之间的关系能从王光美的访谈中看出来， 真正的铁杆。  接下来我们看戚本禹谈窃听器事件。  再抄一段戚本禹回忆窃听器事件。 
——————————————
https://womenjia.org/z/201508/223.html

一、戚本禹回忆：文革机密之窃听毛主席
杨尚昆在主席身边安放窃听器的事是他通过机要室的康一民(原来是总理的机要秘书,叶子龙调离后,由他负责机要室的工作)来搞的。后来在一次中央文革的会议上。江青跟我们说，他们把窃听器都安装到了主席的卧室里来了，连卫生间的肥皂盒里面都按上了窃听器
后来,公安部派来了专家,把窃听器拆出来以后，主席让把这些东西连同杨尚昆、康一民他们这些人的检讨都封在保密口袋里交给江青保存。他不叫中央办公厅保存。可能是怕将来会有人销毁证据，再进行翻案。
江青还当场叫汪东兴去她的办公室把窃听器拿来给我们看。那窃听器是钮扣状的,是从美国进口的。连谢富治都不知道这东西。那是中央调查部从海外买的。当时中央调查部是杨尚昆负责的。
杨尚昆,康一民在主席身边安放窃听器的事件和之前杨尚昆,叶子龙搞录音的事根本是两码事，现在有人是故意把这两件事混起来。康一民后来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和撤职的处分。对杨尚昆的处分被拖了好长时间，直到主席发问,杨尚昆怎么还在中南海?才把他调去广东去当书记处书记。
毛主席1966年7月18日回北京之前，江青还专门打电话给我，说主席让我亲自去看一看，他在中南海住的地方是不是都清理干净了。我跟谢富治说了江青的指示。谢富治说，好，我陪你一起去看。我就坐车从中南海的西门出去到公安部接谢富治，然后和他的车一起从南门进了中南海，因为从公安部过来，走南门方便。我们一起去了丰泽园，谢富治跟我说，都仔细检查过了，而且都是用仪器检查的。保证没有问题。我跟谢富治说，这可是不能出问题的啊，不然咱俩都要坐牢的。检查之后我就给江青汇报了。
可是主席回来以后还是没有去丰泽园住，就住在钓鱼台。后来在颐年堂开过几次会，开完会，主席就住到游泳池去了。游泳池是主席一个人住的地方。1966年国庆时，主席又到颐年堂去开过一次会，但是开完会他还是住回游泳池去了。自从出了“窃听器事件”以后，主席对丰泽园就有了一种反感。（信源）（更多可参见womenjia.org《戚本禹回忆江青真相等文革内情》）
————————————————————————
正常合法录音从1956年开始，持续到1958年。 讲话录音是叶子龙首先提出来，毛泽东和中央讨论批准的。 中国当时还好像还不会造录音设备，进口费用也不会很低。 
不正常录音发生在1959年。 中央在杭州开会， 毛泽东讲话前要求不准记录， 胡乔木顺嘴问录音要不要停下来， 毛泽东第一次发现他不知道的录音， 批评了事，并从此立下规矩： 哪个级别的会议可以录音，什么会议不能录音。 
叶子龙是录音实施者，杨尚昆和何庆施是录音策划者， 杨于何检讨了事。 
叶子龙回忆当时规定：“即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召开的大、中型会议及其他重要会议上的报告、讲话；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与地方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中央召开的电话会议；中央领导指定的需要录音的内容。这个规定送毛泽东看了，他表示同意。”
第一次窃听事件确实发生在火车上， 时间1961年：

【毛主席的机要秘书罗光禄对“专列录音事件”的有如下回忆：“在火车上，毛泽东跟专门负责冲印照片的小胡（应是摄影组的胡秀云，而非某些八卦文传说的张玉凤，张玉凤是62年才调到专列当服务员的。）聊天。小胡离开毛泽东那里后，遇上录音员，录音员笑着对她说：‘小胡，刚才你在主席那里说了什么，我全知道。’接着录音员说了一点他们谈话的内容，使小胡非常惊讶。小胡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也非常震惊。不过，那是在旅途中，毛泽东没有立即加以追究。……毛泽东后来追究此事，才知道内中的详情，进行了批评。刘少奇召集有关工作人员开会，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作了处理。刘少奇把处理情况写了报告，送呈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同意了，了结了此事。”
同年4月，中央书记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批评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并决定给机要室主任叶子龙（毛泽东机要秘书）、副主任康一民（周恩来机要秘书）以严重警告处分，给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刘少奇机要秘书）以警告处分。5月17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作出了关于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等五项规定。】
————————
染上桃色的是这次火车录音， 不过如果真有桃色，录音员脑袋被驴踢了也不敢去找小胡同志炫耀。  那个年代和毛泽东见过毛泽东都是可以炫耀的事情，小胡和录音员互相炫耀是可能的。 但是，这一次被警告处分的有刘少奇，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机要秘书。 中央办公厅仅仅是批评， 可见毛泽东也没有动真怒。 并且这一次也可能算作录音而不是窃听， 但是未经许可的录音算不算窃听，再说。 
真正的窃听事件发生在1965年。 

【《王芳回忆录》记载：“1980年我在北京参加预审林彪、江青"两案"时，曾问过一些有关的同志。记得公安部原副部长凌云告诉我说，罗瑞卿、杨尚昆同志问题出来后，1966年的三四月间，中央曾指示组织有关技术人员，由徐子荣（公安部原常务副部长）带领到上海、杭州、武汉、广州等地进行突击的秘密检查，根本没有发现窃听器等问题，向中央作了保证的。据说，在杭州，对刘庄、汪庄、南屏和谢家等几个地方，包括毛泽东主席的座车，都进行了严格的检查，未发现任何问题。检查后，要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签字。江华同志在签字时说：‘这支笔有千斤重啊！’‘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我那时已调温州工作，所以对这一活动并不知道。”】

请注意措辞， 罗瑞卿杨尚昆出问题之后，大规模全国寻找窃听器。 戚本禹说的窃听就可能是全国搜查窃听器的原因， 也是杨尚昆出事的原因。   但是， 杨尚昆窃听事件被调离工作岗位是1965年11月， 查窃听器是在1966年3-4月间， 三四个月以后才去杭州武汉广州找窃听器， 如果杨尚昆是窃听的最高主谋也许能找到， 如果杨尚昆是执行他人的命令安装窃听器， 则找不到就很正常了。  
【65年9月，康一民调离中办，10月，杨尚昆调离，12月10日，杨离京赴穗，车上有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刘志汉等三人同行。

1966年文革开始，5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中发[66]278号还是277号？）：杨尚昆“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设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中央常委同志讲话，盗窃党的机密”。杨尚昆被撤销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广东省委书记职务，改任肇庆地委书记（随后，中央同意杨尚昆回北方的请求，任命他为山西临汾地委书记。）。7月初，中央对杨尚昆“隔离审查”，其开始近9年的“监护”生涯，直至75年3月。
66年7月，毛泽东返京，搬离丰泽园，入住游泳池，直至76年去世。（信源）】
原来毛泽东住进游泳池与窃听器事件有关。  想想也是， 如果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有机会给毛泽东专列上安装窃听器， 那么历史需要改写了。 
而王光美这一段故意混淆窃听与录音的概念很经典， 但是后面的谈话似乎暴露出杨尚昆窃听事件的真正后台---刘少奇。
另外， 毛泽东使用秘书的两大特点，逮住一个就不肯放手，要不就是不相关的人， 调张玉凤当秘书恐怕与住游泳池的原因差不多。 
窃听事件中，刘少奇，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都牵涉其中， 想想可怕吧， 机要秘书偷偷安装窃听器。



贴主:香椿树1于2022_01_04 20:29:43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