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央电视台
	
        1981年，北京电视台改名为中央电视台，北京市委又成立了自己的北京电视台。那时还没有卫星上线，中央台和地方台的区别是播出收视的范围。中央台面向全国播出节目。
	那一年的年底，我大学毕业被分配。系里找谈话，让我留校人民大学，给系主任胡华做助手。与此同时，台里也要求我回去。权衡之下，自知之明，我绝对没有像牛军，米鹤都，杨奎松那样价日枯坐，埋头故纸堆的毅力，加之我对电影的不灭热情，决定选择电视台。但我不带工资，而且专业是历史不是中文，不符合回去的条件。为此，中央电视台费尽气力，用各种方法到国家计委请调了一个名额，我才得以顺理成章地回到了原单位。
	80年代，是中国电视迅猛发展的开始，胶片换成了录像带，摄影机换成了摄像机，这对制作节目来说，真是太容易了。不过，电视台的规模也在扩大，播出节目的时长大幅度增加，新闻部的各个组独立出来，变成了国际部，体育部，专题部，少儿部，经济部，后来这些部又变成了中心。
以我对电视的理解，新闻永远是重中之重，这是毋庸置疑的。诺大一个国家，每天会发生多少让人瞩目的新闻。一个电视台，如果新闻节目做好了，就不用担心其收视率的问题。中央电视台得天独厚，尽管新闻千篇一律用词，播音腔，让人明明在听可似乎又什么内容都没听见以外，无人可与之竞争。我原是老新闻部的人，按理应该留在新闻部，但对当时的我来说，做简单的新闻节目已远远不能满足我事业上的诉求。所以，我选择去了专题部。几乎台里所有重要的编辑摄影师也都去了专题部。
        专题部除了负责制作中央电视台所有的大型纪录片以外，还开始了专题评论节目。专题的产生完全是出于需要，因为它制作快捷，可以专注于社会热点，同时，摄像机同期声的运用也给制作提供了可行的条件。我还记得央视第一个尝试性的评论节目是《观察与思考》，那时我还在大学，看到满头白发的老编辑庞啸站在堆满大白菜的平板车旁，手里拿着一尺长的黑色麦克风说：“为什么北京市民冬天不存大白菜了？” 当时我的感觉特别好，既生动灵活贴切又完全没有播音员的那种正式腔调。
        回到台里后，尽管我也刚大学毕业，但台里把我跟所有新分来的大学生分别对待，连评职称自报公议时，领导也嘱咐我不要和别的大学生一样按规定自报助编，而要报编辑。我成为了被中央电视台最重用的年轻人之一。
        台里要求我做主持人，创办了两个栏目《人物述林》和《青年之友》，这栏目名字都是老同事王元洪取的，我总觉得太过书面语了。做主持人我非常心不甘情不愿，因为不喜欢出头露面出图像，而且我当年是胸怀大志，要做大事的。但当时实在紧缺能独当一面的人，主持人不仅仅是主持，更重要的是负责节目的创意，策划，写稿，制作，完成等一切，还有速度。如果我写好了稿子，再让别人来念，那实在是太麻烦了。当时电视台从北京广播学院分来的播音员只有两位，杜宪和薛飞，他俩搭档新闻联播，和别的老播音员刘佳，李娟，邢质斌，赵忠祥一起轮流，根本不可能主持任何节目。
        既然说起小杜和薛飞，我就在这里多提一句，希望不要被删稿。我第一次见杜宪是81年夏天在山西，那时她还在广院，到电视台实习，跟着王元洪的摄制组到临汾拍摄当年从台湾投诚过来的空军飞行员徐廷泽。那是她第一次主持节目，摄像机对着她，她说话时脸上的肌肉不断地颤抖，我旁边看她的紧张自己也开始抖。我很喜欢杜宪，喜欢她的平和本色，她大我几岁，但两年前我跟她见面竟发现她还跟82年进台时一模一样，看着比我年轻。她提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铝饭盒，简单得不可思议，让我感觉真舒服。薛飞在中学就跟我是同学，他父母家住总政文工团，少年时他在校宣传队，我常常看他在台上演出朗诵。2019年疫情前，我邀请他给豆瓣做一个系列的播音大师课，未想审批不被通过。那晚，我又看到薛飞时感慨万千，他脸上的沧桑令我动容。
        我当年主持节目很随意，既不化妆也穿着简单。王元洪说：“小杨，这可不行。” 于是台里出钱在海淀一个小裁缝铺给我做了一件合身的深蓝色西装，多年后我偶尔找东西时翻出来，大吃一惊，衣服瘦小得只能给沙发上的布娃娃穿上。可见当年的营养有多么的缺乏。
        当时在央视真能感受到民主的氛围，没有人惧怕领导，连我这么乖的年轻人都跟主任在走廊里大吵过一架，两旁的办公室里伸出无数偷看的脑袋。其实我在中央电视台人缘儿极好，没跟任何人有过嫌隙，耳闻文革中老同事之间有过派别之争，但我既不关心更不会去站边儿。比如吕大渝和赵忠祥文革中的恩怨，我也是从大渝的回忆录中才知晓。他俩都是我的朋友，我只能选择缄默。对于同事们的情感绯闻，别人叽叽咕咕地热切议论，我却听而不见，不仅没时间没兴趣，更因为我尊重隐私和所有真实的情感，也许我的原则与社会规范有别，我认为彼此真诚的那个霎那于我而言就是好。但那次吵架使我开始深思，问自己到底要什么？想做个什么样的人？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有一天，突然出现了一个高位截瘫的女士张海迪，全国上下由团中央号召大肆鼓吹她，宣传她如何跟疾病搏斗，意志坚强。一下子，大街小巷，到处都在传播她多么热爱学习的事迹，成千上万的人都不去上班了，到人民大会堂一遍遍听她的演讲。所有的新闻媒体，报社都在炫情地歌颂她，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写了满满两版的文章赞美她（当时的人民日报总共只有4个版面，一个开合），说她留着长发，跟世俗抗争。
        我不知道各位如何看待此事，但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大家的脑袋都短路了。我不认识张海迪，对她没意见，但我对这种英雄式的狂欢反感至极，就像又回到了文革。这明明只是件不幸的个人私事，却耗费如此之多的社会百姓资源。如果真的关心残疾人，那就应该落实到每个人的身上。比如，我的同学和央视同事叶晓林，他78年高考分数远高于大学录取线，仅仅因为一条腿有点跛，就扼杀了他上大学的基本权利，和张海迪相比，他肯定比她的学习还要好。记得当时他骑车到人民大学来找我，而我却无能为力，每每想起，心里都异常难过。好在叶晓林自强不息， 且情商智商过人，后担任过《焦点访谈》制片人 。
        所以对张海迪运动，我旁观，什么都没说。但是，麻烦来了，上面责问为什么中央电视台对此沉默不语？于是台领导赶紧找到我，因为我主管青年栏目。叹气，我郁闷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带了摄制组去了山东聊城，拍摄了一部《张海迪家乡的朋友们》，我采访了她的父母，朋友，对她的妹妹（记得叫小雪）抱有很大的同情。小雪安静温顺，不爱说话，和她姐姐的个性天差地别。但她才应该是被人们宣传的英雄，因为是她每天默默无语地照顾无法做任何事情的姐姐，从小就背着她姐姐到处走。
        回京后，台里认为做得可能还不够，我就又组织了一场张海迪电视讨论会，请了人民日报的刘宾雁先生，中央电视台的陈汉元先生，还有新华社的张军先生，节目由我主持。
        审片那天，领导都来了，大家看完都说很好。突然，部副主任粟裕钊（绰号老光）说话了，他说确实不错，但是小杨的头发过了肩膀，太长，是小资，不行，必须重拍。哇，我当时的火儿一下子就涌上了头，我怎么可能再把这些人找来重复拍一遍？更何况，我的头发还不到张海迪的一半长。
        我什么都没说，站起来就走了出去。
        我跑出广电部大门，坐上大一路公共汽车到达了王府井，径直走进了四联理发馆。我说剪头发，师傅让我坐下。他问我剪多少？我说短点儿。他一剪刀下去，我说再短点儿。他犹豫地问我肯定吗……？
        回到办公室正是午休时间，每个办公室的大门都是敞开的。我从走廊走过部办公室，正在打盹儿的粟主任突然跳起来冲到走廊。
        他大喊，声音异常洪亮，恨不得全楼的人都能听见：“小杨，你把头发剪得比我还短？？？以后怎么再出图像！！！”
        所有人都称呼粟裕钊为老光，因为他是光头。
        不过大家别误会，我是很喜欢老光的，他写得一笔好字，我对有才气的人都另眼相看。我讲这个小故事是还原80年代初社会的保守，估计现在的读者都难以相信吧？其实部里的领导和同事们：朱景和，左耀东，王元洪，张长明，丁友友，王兴中，刘秘书等都待我极好，很幸运能和他们一起合作。
        几天后，节目播出了。突然来了一个中年男人，他找我，介绍自己名叫石湾，新观察杂志社的编辑。他跟我约稿，让我当晚就写一篇张海迪的稿子。
        我说：“不写！” 
        他沉默。但就是坐在我们办公室不走。我也不跟他说话，不是不懂得礼貌，而是气不打一处来。
        终于，他很同情地小声说，“没办法，希望你能谅解，大家都是在这行混饭吃的，我们明早不发这稿子不行。我看了你的节目，你就归纳一下写出文字，真不想为难你。”
        我突然觉得歉疚，就勉强答应了。一夜未眠，我把稿子写好誊清，第二天送到了杂志社，他们支付了我当时最高的稿酬，1000字12元，以表示感激。
        我庆幸自己不是播音员，人们看到的只是播音员在社会上的光鲜，却体会不到他们内心深处的落寞（这是我逻辑上的猜测）。他们无论喜欢与否，每天都要朗读别人的稿子，做别人的喉舌，真是件最不容易的事情。他们还要花费很多年的时间去学习用同样的语调和方式在镜头前说话，如同国庆节阅兵的动作，整齐划一，千人一面。至少我主持的节目文稿是我自己的写的，那次张海迪事件让我才深切地体会到这点。我反省自问，我这么爱思想的人真适合这个工作吗？
        电视台值得记录的同事和朋友实在太多，但由于篇幅的限制，我无法源源不断地写下去。斟酌了很久，决定再写一个朋友。
	
（五）
朋友李凯
	前几天偶尔跟李凯连上了微信，甚是高兴。他发给我一些过去在电视台的照片，其中有我，有他，还有一些甚至忘了名字的同事。我说要写他几笔，他说他不值得写。李凯当年是中央电视台最帅的帅哥，估计无人会有异议，谁不想有机会写写帅哥呢？
	不过李凯长得那么英俊一点儿用也没有，因为当时的电视台没人在意谁长啥样，就像陈汉元为吕大渝写序里说的：大渝很漂亮，只可惜漂亮得太早了一点儿，没得到切实的利益。我曾跟现在一位小有名气的央视主持人聊天儿，我说主持人不是演员，不用花那么多的时间化妆，贴膜把瞳孔放大，把睫毛贴长，观众要看的是你言中有物，是你的思想，靠头脑谋这份职业比靠脸蛋重要。她立刻被逗得大笑，怜惜地看着我，摇头说你真是奥特了，可怜，可怜啊!
	我虽跟李凯在一个部，但他在体育组，工作上没有交集，之所以熟识，是因为我每天早上7：50分从宿舍出来时一定会遇到他送女儿上幼儿园，广电部幼儿园的大门正好对着我住的5号楼，那时的人们做事情非常准时。李凯的小女儿家怡两三岁时长得非常漂亮，是他的钟爱，长大后家怡也学艺术，是个小有名望的客座教授和鉴赏家。李凯是文革前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最后一批毕业生，他年龄只大我一轮，都属于部里的年轻人。
	李凯很老实本分，话少，遇事不争也不张扬。有一次我偶然看到他拍的照片，才知道他段数很高。他作品的色彩，构思，内容，思想等之别致深刻，令人惊叹。看来专业和业余的差别真是天上地下，如同一位老钢琴家对众家长们说的：别到处吹嘘自己的孩子考过了英国皇家钢琴八级还是美国十级，那是业余的，比专业一级都还差得十万八千里。后期李凯拍的澳门回归大型纪录片，真是很有品位，那动人的童声大合唱，完全体现了他的独特风格。
	要说我和李凯合作还是很后期了，说来话长，需要简述一下。1983年9月5号，我离开中央电视台赴美国最著名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电影学院读研究生。84年的夏天，奥运会在洛杉矶举行，奥运村就座落在我们学校的学生宿舍区里。当时我是个穷学生，来美时兜里只装着30美金，我需要工作和赚钱，支付上学必须的费用。我找到一份在奥运村里卖冰棍的工作，很容易，就是清早去领一台木头做的手推车，里面装满了各种味道的冰棍和干冰，推到奥运村里卖，一美元一根。
        那天，我在罗伊斯大楼旁边找到了一个固定的圆形垃圾桶，是用碎石子和水泥铸成，里面可以更换垃圾袋子，边缘宽大。我试着爬上去坐在上面，觉得很不错。于是我把推车停在面前，拿出书来读，如果有人来买冰棍，我就卖给他。
没过多久，我感到有人走到冰棍车前，我等他说话，他却迟迟不开口，我从书下面可以看见他的双腿。
        “桦树，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个男人的声音，说中文。
        我抬起头，竟然是人大新闻系熟识的小广东谢同学。他胸前挂着照相机，佩戴着奥运会记者的牌子。我俩互相盯着看半天，笑了起来。小谢说是跟记者团一起来报导奥运会的，那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建国后第一次参加。还说记者团的团长是中央电视台台长王枫先生。
        王枫听见消息后立刻要见我，我说晚上还要打另一份工，他说请假。那天晚上他在一家叫雪园的中餐馆请我吃饭，还有一些别的人也在座，我唯一还记得的是体育部的岑传理。王枫问我打什么工？我答清洁工，扫教室和厕所。他大惊，说堂堂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在这里扫厕所？我说打工上学不丢人。看他眉头紧皱，我又笑着说，扫厕所不等于学习不好，你放心，我不会丢脸。
        老王看着我半天无语，神色凝重，若有所思。一会儿，他和气地问我想吃什么（其实他们当时补助的钱少得可怜）？我说想吃鱼，他就点了一条鱼，放在我面前。看着我吃，还催促着，他自己没吃。回想起那天的温暖情景，我现在都想哭。
        王枫说：“小杨，台里公费资助你读书如何？” 
        我摇摇头，说不用。
        隔了一会儿，我踌躇地说：“我想用胶片拍一部纪录片，为我自己也为台里，作为我的毕业论文。台里能帮我吗？” 老王当下点头首肯。
        于是，我就回国用央视废弃了的16毫米胶片拍了一部电影。台里给我配置了一个摄制组，摄影师张旭奎，录音师李枫，照明师张平，我还请了我的朋友，著名的播音员（绰号小夏青）乔实，免费帮忙为我做制片。
        几年后，我荣誉生满分从UCLA电影学院研究所毕业，并且走了狗屎运，我拍摄的毕业论文纪录片《中国日记》荣获了国际纪录片最有影响力的IDA大奖和教育电影节苹果首奖，此片并在美国PBS电视台连续播出。UCLA电影学院师生异常兴奋，因为还没有任何学生荣获过IDA奖。颁奖那天阿城陪我去领奖，竟然看到电影学院院长也来捧场。接着，我又被教授们无记名投票选中，和亚历山大 佩恩（两次奥斯卡获奖者）两人共同代表美国去参加意大利举办的世界第一届学生电影节。我想教授们一定是老糊涂了，忘记了我是个外国学生。
        …… 回忆如涓涓流水，感伤莫名，这些事都太不值一提，但如果没有台里帮助，连这小小的荣耀都不会存在。王枫后来升为广播电视部的副部长，世事变化难料，诸多传言，但所有种种，都改变不了我心中的认知：王枫先生就是最令人尊敬的中央电视台台长。
        王枫希望我能为台里做点事情，于是，就有了李凯的故事。
        80年代末期，中央电视台成立了广告部，台里最最能干，绰号为阿庆嫂的刘瑾茹女士调去做主任，李凯调去做主管创作的副主任。广告部的成立应该说是中央电视台划时代的里程碑，广告的大量收入，后来每年达到了数百亿人民币。由于资金突然的充裕，使电视事业开始了起飞。陈汉元为央视写了一句广告语：“广而告之”。
        然而，国内初期的广告制作水平还停留在非常低级的阶段，观众常常看到的是某个社会知名人士，手里拿个瓶子或药盒，装模做样，夸张地以个人信誉保证其品质的卓越；再或桌上摆几瓶酒几瓶醋，墙上挂几面锦旗，画外音是哪年得了什么大奖之类的，真是惨不忍睹。李凯开始联络我，希望能获得好莱坞广告艺术家们的指导。我点头应允，并多次带美国著名广告制作人去中央电视台免费讲课。
        还记得第一次，我请了好莱坞顶尖的BBDO负责创作的副总裁罗伯特和大名鼎鼎的广告剪辑师史蒂夫，我做翻译。我们带去了几十个美国不同电视广告的案例，分门别类地从创意讲到制作完成。
        记得在播放苹果1984年的Macintosh广告时，在座的央视创作人员无不精神亢奋。广告片中，一群一模一样类似机器的人集中在阴暗的大厅，无表情地盯着大银幕。屏幕上有个戴墨镜的人在讲话。他说：我们要意志统一，像一个人一样，有同样的决心和使命，让敌人困惑灭亡，我们将获得胜利。这时，有一个年轻女子拿着个大铁锤跑进会场，并把铁锤奋力掷向屏幕，屏幕粉粹了，画面隐去，然后出现字幕和画外音： “1月24日，苹果电脑公司将推出Macintosh，你将明白为什么1984年不会像《1984》。”《1984》是乔治·奥威尔撰写的一部虚幻预言小说，于1949年出版。小说描述的是一个单调无味、毫无生命力的循环可怕世界。这则60秒长的广告在1984年美国超级杯橄榄球大赛的电视转播中播出，造成了空前的轰动。
        那次的讲座效果是惊人的，台里的听众们如此之兴奋，他们未想到这些简短的广告竟能爆发出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令人激动不已。
        为了进一步的示范，我们还为国际航空公司拍摄了一条机上广告。记得在头脑风暴激辩之后，陈汉元一锤定音，把主题放在了“有朋自远方来”。于是我们拍了种种中国特色的片段，我们拍了中国大饭店拍弹古筝的女孩儿，拍了做扬州菜的大师傅挥舞着油锅，拍了民间艺人的扛杆儿，李凯还请国足好友李富胜和黄向东。化妆师把甘油抹在他俩的脸上，像是刚比赛完毕满头大汗。李凯是导演，胡峥掌机，史提夫剪辑。后来的三年里，我每次乘国航飞机都会看到此条广告。
        后来有人问李富胜台里支付他们多少拍摄费用，富胜立刻急了，他说李凯和桦树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怎么会拿一分钱？前几天李凯又跟我提及此事，我有点难过，问为何不付钱？李凯说当时这是他个人为台里做的事，不愿意去申请任何费用。现在国脚富胜已经与世长辞，再也来不及弥补这个遗憾。
        在我们不懈的努力下，很快，央视广告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制作水平飞速提高，完全焕然一新，从简单直白式变成了有情节，有亲情，有技巧，各式各样的不同手法，一批优秀的广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比如，李凯当年创意的威力洗衣机的广告，画面和剪辑就非常出色。陈汉元修改了文案：
        （女声）妈妈我梦见了奶奶梦见了你梦见了村边小溪，我给你捎去一件好东西。（男生）威力洗衣机献给母亲的爱。
        此广告一经播出，洗衣机卖疯了，卖到全国脱销，大家全都傻了眼，产品商激动得话都不会说了。这就是中央电视台广告的威力。
        后来央视的广告更是一发不可收拾，新闻联播时段的广告都会被拍卖，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当年的几千万是个什么数字？
        大家不要小看这几十秒的广告，没有它，央视就不可能发展如此之迅速。
        然而今天，产品商，台领导或是电视机前的观众们，可有谁还记得为此立下汗马功劳的那个人 – 李凯？
        ……
        此文断断续续，哩哩啦啦写了好几天，还可以不断地写下去……。但我觉得太累了，就先写到这里吧。
2021．7.12
于洛杉矶

贴主:桦树于2021_08_13 21:21:51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