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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禅学(下)

送交者: wangguotong[★★★声望勋衔13★★★] 于 2024-02-18 2:19 已读 3843 次 1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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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立天:南北朝禅学(下)


二、南朝禅学


南朝宋初,一度盛传禅法,宋末以后,禅法趋衰。到了梁代,禅法虽略有起色,但直至南朝末年,由于北方禅师南下,才使习禅风气真正兴盛起来。禅法流行地区,大体上是沿着长江两岸的蜀郡、荆州(江陵)与衡阳、建康等地,此外浙江的天台山、四明山一带,也是禅修的重要基地。


长江上游的蜀地与北凉相近,故禅风颇盛,如宋初的智猛禅师就在此授禅。又如与凉州著名禅师玄高俱以禅学的寂观见称的酒泉慧览禅师,曾游西域,从罽宾达摩比丘谘受禅要,回国后在蜀地左军寺传授禅法。后应宋文帝之请,东下建康,复以传授禅法而著称于世(注:《续高僧传》卷11《慧览传》,《大正藏》第50卷第399页上。)。再如陇西人僧隐,先从凉州玄高习禅,学尽禅门,深解律要”(注:《高僧传》卷12《僧隐传》,《大正藏》第50卷第401页中。),玄高逝世后,僧隐游巴蜀,后又东下江陵,传播禅法,禅慧之风,被于荆楚”(注:《高僧传》卷12《僧隐传》,《大正藏》第50卷第401页中。),影响极大。又有法绪,高昌人,后入蜀,常处石室中,且禅且诵(注:《高僧传》卷11《释法绪传》,《大正藏》第50卷第396页下。)。还有僧副,时西昌侯萧渊藻出镇蜀郡,他也随往传法,遂使庸蜀禅法,自此大行。”(注:《续高僧传》卷16《释僧副传》,《大正藏》第50卷第550页下。)对蜀地禅法的流行起了很大的作用。蜀地习禅与北凉的禅风直接相关,且由北地南下的禅师往往经蜀地而东下荆州、建康,蜀地成为禅学南下东移的中转站。


荆州是南朝时的军事重镇,其重要性仅次于都城所在,建康。地理位置的显要,吸引了不少禅师来此一带习禅传法。刘宋时,佛陀跋多罗、昙摩耶舍都来荆州传授禅法。曾被北齐王主崇为国师的法常南下荆州、衡山等地传寂定之法(注:《续高僧传》卷16《释法常传》,《大正藏》第50卷第556页中。)。又有法京、智远师弟居荆州长沙寺禅坊弘法,声望颇隆(注:《续高僧传》卷16《释智远传》,《大正藏》第50卷第556页上。)。又上述法期在从智猛习禅后,下止江陵,在长沙寺禅修。还有慧命也由北而南,在荆州修禅定业,影响颇大。慧命撰写禅法论文多篇,其中所作《详玄赋》,就被《楞伽师资记》视作禅宗三祖僧璨的作品。史称他与慧思定业是同,赞激衡楚,但词采高shàn@⑥,命实过之,深味禅心,慧声遐被。”(注:《续高僧传》卷17《慧命传》,《大正藏》第50卷第561页中。)认为慧命与慧思的禅法相同,但慧命文章的词采,要高出慧思一筹。从中国禅学发展史来看,慧思是南朝后期修师中禅最可注意的人物。慧思最初跟随北齐慧文禅师习禅,获得传授后,从河北入河南光州大苏山,后又来到湖南南岳,前后逗留约十年光景,直至去世。慧思来到南方后,深感南方佛学界偏重义理,蔑视禅观的弊病,于是大力提倡白天谈论义理,夜里专心思惟,走由定发慧,定慧双修的路子。史载:江东佛法,弘重义门,至于禅法,盖蔑如也。而思慨斯南服,定慧双开,昼谈义理,夜便思择,故所发言,无非致远,便验因定发慧,此旨不虚,南北禅宗,罕不承绪。”(注:《续高僧传》卷17《释慧思传》,《大正藏》第50卷第563-564页上。)慧思提倡的定慧双开法门,强调二者结合、并重,有助于克服北方佛教偏于习禅数学,南方佛教偏于探讨义理的倾向,如上所述,慧思的禅观是观照宇宙实相,体悟终极境界,把禅修与智慧在更高层次上内在地结合起来,对尔后中国禅学的走向影响深远。


建康是六朝的都城,南方的政治中心,也是南朝佛教寺院最集中、佛教思想最兴盛的都市。无疑地,建康一带也是南朝佛教禅修的重镇。有些禅师在城内的大寺里习禅、译经,有些禅师在城外钟山、摄山等地宴坐修禅,形成了大小不等的禅师群体。例如,佛驮跋陀罗自长安南下,住庐山约一年后,即入建康,与其弟子,一代名僧慧观、宝云共住道场寺(斗场寺)。佛驮跋陀罗继续传授禅法,慧观作《修行地不净观经序》,宝云译《观无量寿经》,共同弘扬定业,时有斗场禅师窟之称。又如jì@④宾僧人昙摩蜜多,因特深禅法而为宋室后宫所尊,教授禅道,曾译出《禅经》、《禅法要》等,并在钟山建定林寺,是为当时的重要禅寺。北方达摩门下僧副,精定学,南游建康时,就住在定林寺。摄山有栖霞、止观等庙宇,会集了众多禅师在此习禅,时称此山为四禅之境,山僧为八定之侣”(注:《摄山栖霞寺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4册第4076-4077页,中华书局195812月版。),足见摄山禅僧集团的规模之大。


在中国的禅学史上,南朝建康一带的禅学最具历史影响者有二:


一是译出禅经与有关之佛典。北凉王沮渠蒙逊的从弟安阳侯沮渠京声,少时西度流沙,至于阗,学梵文,后遇天竺高僧、时称人中师子的佛陀斯那,从其受《治禅病秘要法》,回河西后译出此经。公元439年,北凉被北魏灭亡后,沮渠京声投奔刘宋,应请重译此经。禅病是指参禅者在修禅过程中,因尚未体会出参禅的真诀而产生的疾病。本书列举了十二种禅病和相应的对治方法(注:详见《大正藏》第15卷第333-342页。)。比如对治喜爱音乐的禅病,就要心想一手持乐器的天女,眼生六毒蛇,从眼根出,入耳根中。复见二虫,状如鸦鸺,发大恶声,破头出脑,争取食之。……见女所执诸杂乐器,宛转粪中,诸虫鼓动,作野干鸣。所说妖怪,不可听采,如罗刹哭。因是厌离。”(注:详见《大正藏》第15卷第337-338页上。)说禅修者治疗喜爱音乐的病,应从心念中想象天女、乐器、音乐的污秽和丑恶,以达到厌离的目的,实际上这是一种精神自我控制法。本书有关身心疗法,是集古代印度、西域医学思想的重要成果,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再如上面提到的,昙摩蜜多也译有禅经。而深刻影响禅学思潮的变化的译经,有求那跋罗译的二部经:《胜mán@⑤经》(《胜mán@⑤狮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宣扬如来藏缘起说;《楞伽阿跋多罗宝经》(简称《楞伽经》四卷本,公元443年译出),强调要开发自心佛性如来藏,以成佛果。这都为禅学提供向内探求解脱之道的新途径、新方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这里顺便指出,公元513年,著名的译经家菩提流支在洛阳译出十卷本《入楞伽经》,上述求那跋陀罗译的四卷本《楞伽经》就是此经的略本。此经是大乘瑜伽系的经典,二种译本都是以阿赖耶识和如来藏,尤其是以后者来说明人生和宇宙的本原的。但四卷本以性空为涅槃境界,以性空之理为如来藏,而十卷本则视涅槃、一心和如来藏三者是相通而相等的。这样就在涅槃和如来藏是性空还是一心的问题上形成了分歧,并影响了禅修的不同走向。


二是建康作为南方著名禅僧最集中的地方,由北方禅师和印度、西域僧人带来的禅风,与本地重义理的学风相融合,逐渐地形成了一种佛教新风;修习禅法与探求义理相结合。如三论宗的重要先驱、摄岭师僧朗对于龙树三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深有研究,又重视禅法,教人以无住、无得,把三论的中道思想应用于禅学。


此外,还有两位风采特异的禅师也值得注意。一位是宝志(?-514),甘肃兰州人。史载,他长年修习禅业,从无定式,居无定址,食无定时,发长数寸,手持锡杖(上挂剪刀和镜子),跣行街巷,时而赋诗,言如谶记,屡显神异。齐武帝谓其惑众,收容于建康。梁武帝即位后,则对他倍加崇敬。死后葬于钟山,墓侧立开善寺。后世称之为志公和尚。据《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九载,宝志作有《十四科颂》、《十二时颂》和《大乘赞十首》,宣扬即心即佛说,强调一切无非佛事,何须摄念坐禅”(注:《十四科颂》,《景德传灯录》卷29,《大正藏》第51卷第450页下。)。因与唐以后禅宗思想一致,被视为后人托名之作。


另一位是傅翕(?-569),浙江义乌人,是在家的善慧大士(居士),也是禅师。他日间劳作,夜间修禅。后被梁武帝迎入京师,世称为傅大士。唐代道信禅师在所作《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中,称赞傅大士的禅法独举守一不移”(注:见《楞伽师资记》引,《大正藏》第85卷第1288页上。),并以此为修道方便五种法门的依据之一。又《景德传灯录》卷三十载有傅大士的《心王铭》,强调自心的修持重在心性清净。然也有人疑为后世的伪作。


地处浙江东北部的天台山、四明山一带是继东晋以后南朝禅师的又一集中地。如释慧明,康居人,于齐建元中,与沙门共登赤城山,栖心禅诵,毕命枯槁。”(注:《高僧传》卷11《释慧明传》,《大正藏》第50卷第400页中。)释弘明,会稽山阴人,少年出家,于山阴云门寺诵《法华》,习禅定。《高僧传·本传》载,时有虎来室内,见明端然不动,久之而去。后住昭玄寺、百林寺,训勖禅戒,门人成列。”(注:《高僧传》卷12《释弘明传》,《大正藏》第50卷第408页上。)可见当地习禅风气之盛。又有释慧实,颖川人,梁末游步天台,修头陀行,以宴坐为业(注:《续高僧传》卷17《释慧实传》,《大正藏》第50卷第569页上。)。南朝时这一带最重要的禅修活动者当属天台宗创始人智@③。智@③年十八即投湘州果原寺沙门法绪出家,后到光州大苏山投慧思禅师门下,修法华三昧。慧思游南岳,智@③则至金陵,宏开讲论,博得一代诸大德的敬服。此时智@③对禅观学说的组织已初见眉目,著有《小止观》、《次第禅门》等。智@③同门人一起入天台山住了十年,后人称之为天台大师。陈末又回金陵,陈亡后游化两湖,回到故里荆州,又往庐山,再重上天台山,不到两年就去世了。智@③本人成熟的禅观思想体现在他晚年的著作《摩诃止观》里,该书本拟写作十章,实完成了七章,未成全璧。


三、南北禅学的基本特点


以下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综合南北朝两地禅学的基本特点。()就禅僧的情况来说,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一是有的禅僧是受王朝直接供养,礼遇甚隆,生活优裕;有的禅僧则是生活在山林,一衣一食,自给自养。由此形成禅僧有上层和下层之分。上层的禅僧与王朝关系密切,地位显赫,名声隆盛。他们往往把禅法修持与政治活动和道德教化结合起来,以发挥安民抚众,巩固统治的作用。如僧稠建议北齐文宣帝高洋以佛道设教,引导四民,深得赏识。又如僧实,被西魏统治者视为可宪章于风俗,足师表于天人”(注:《续高僧传》卷16《僧实传》,《大正藏》第50卷第557页下-558页上。)的模范人物,其言论也被尊为世宝。他们都是通过禅学的形式为社会政治服务,又通过王朝的支持来扩大禅学的影响。下层的禅僧,有潜心禅修,追求解脱者,也有原为流民,或与当局统治者不合作者。他们人数众多,是佛教禅修活动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在下层禅僧中,也有造诣极深的禅师,他们是中国禅学思想发展的重要代表人物。二是禅僧有分散的也有集中的,后者形成为共同生活、共同修禅的群体。在这些群体中,有的更是形成了师徒相承的传法系统。师承关系的形成,一方面引发出禅僧内部的相互排斥乃至倾轧现象,一方面又逐渐导致禅团内部不同派别的产生。


()就南北两地禅学的关系来说,正如僧传所载:江东佛法,弘重义门”(注:《续高僧传》卷17《慧思传》,《大正藏》第50卷第563页下。)佛化虽隆,多游辩慧。”(注:《续高僧传》卷20《习禅篇后论》,《大正藏》第50卷第596页上。)南方重义理,北方重实践,是当时佛教的历史事实。这是说,第一,北方禅学盛于南方;第二,南方禅学校多与义理之学相糅合,并非说南方禅学不兴盛,更不是说南方无禅学。南北佛教学风的不同,推动了两地交流。北方禅师大批南下,弘扬禅法,直接推动了当时南方禅修的盛行。南方有的禅师也专程北上取经,如摄岭三论学系的著名僧人慧布,尊奉三论,而又偏重于禅定。他北至邺都,向达摩门下的慧可禅师问学,求证其所见,又西至荆楚,与慧思讨论大义,也获得印可。慧布回到栖霞后,与寺内的禅众专习禅法,并请保恭禅师主持栖霞寺,指导禅修。又,南方的禅师之间也经常进行交流,如摄岭僧人与智@③的关系就很密切。禅师们频繁交流,一方面,使不同传承系统的禅学趋于契合,如后来的天台宗、三论宗和禅宗诸家禅学,虽然学说渊源不同,禅修方法有异,但是在思想上仍有一脉相通之处。再一方面,是使义理与实践、教与禅逐渐走向合流,推动理论与实践融汇成完整的体系,从而为佛教宗派的创立准备了条件。


()就中国禅学的形成来说,南北朝禅师通过多方面的创造性的学术活动,而为新的禅学体系的创立奠定了基础:一是突破佛典神圣观念的束缚,独立地评判佛典的高下,选择自认为义理最高的经典作为修禅的依据。二是领悟而又不拘于佛典的文句,从中提出新的观点,新的命题,新的禅观方法。三是突破原有坐禅入定的藩篱,贬斥一味宴坐的禅法,拓展了禅修的新法门。四是在译出唯识系等经典的影响之下,中国禅学日益与心学相融合,偏重于主体的修持,同时在此基础上构筑心性论、工夫论和境界论的禅学体系。这在前面所述的慧文、慧思、达摩、慧可等禅师的活动中,可以或看出其端倪,或看出其轮廓。中国化的禅学体系可谓呼之欲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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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字般下加木


@②原字目加真


@③原字岂字繁体加页


@④原字四下加(厂内加剡)


@⑤原字髟下加曼


@⑥原字扌加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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