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淳】中国自然哲学起源的方向与进程（上）

 

到目前为止,有关哲学发生或起源的认识基本是以古代希腊作为范式或标准的。然而应当看到,哲学的发生或起源虽有某种共同性,但实则十分复杂。本文选取了中国自然哲学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进程的详细分析,来考察其与希腊自然哲学起源的不同之处。文章具体包括了八个方面内容或问题进程的考察,分别是:类、象数、五行、阴阳、天人、天道、天、气(由于字数原因,本文摘仅取前四部分)。最后以这些考察为基础,概括出中国自然哲学阶段方向与进程的某些特征。

“类”

“类”观念从根本上说就是逻辑问题,具有方法意义。古代中国围绕“类”观念而形成的逻辑与古代希腊围绕属性问题而形成的逻辑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逻辑系统确立于战国时期,就逻辑思想或理论成果而言,当其时最重要的学者与学派包括公孙龙、后期墨家以及荀子等都对“类”的问题作了深入的思考,并归纳概括出区分“同异”的一些重要准则;以此为基础,又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命题,如《墨经·小取》讲:“以类取,以类予。”事实上,“类”的问题在战国时期乃为各家各派所普遍重视,如《易传·系辞上》讲:“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战国末年,《吕氏春秋》中大量使用“类”这一语词,再稍后的《黄帝内经》也是一样,这意味着“类”观念进入了真正的应用阶段。至此,中国古代的“类”观念及相关逻辑思想已经完全成熟。然而,这样一个进程是可以前推的。如在春秋战国之交,孔子说过:“举一隅不以三反,则不复也。”墨子也说过:“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之类。”再进一步,春秋时期,“类”这一语词已经广泛出现,具体包括分类、种类、族类、同类、异类、类别、类属等含义,一些已具有高度概括性,如:“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更重要的是,我们需看到这样的“类”观念与同期知识活动的联系。以《管子·地员》和《尔雅》这两部代表性著作为例,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类”观念沿地理学和生物学两个知识门类展开。如在地理方面,《管子·地员》将丘陵分为15种类型,将山地分为5种类型,《尔雅》中则有《释地》、《释丘》、《释山》、《释水》诸篇。在植物分类上,《管子·地员》中已经有十分成熟的植物地理概念,其已经注意到地势与植物的对应关系。而《尔雅》中关于生物分类的概念更加丰富,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共有七篇,分别是《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推而广之,这样一种知识和观念也向社会活动领域延展,如《孙子》中《地形》和《九地》两篇就分别考察了不同的作战地形。事实上,了解了这样一种分类,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公孙龙的白马非马理论,即不难理解其对语词的严格规定或区别。但春秋时期的“类”知识与思维又明显是三代的延续,《管子·地员》中的“类”观念其实是由《禹贡》以及《周礼》的传统发展而来,如《禹贡》将九州的土壤分成白壤、黑坟、白坟、赤埴坟、涂泥、青黎、黄壤、坟垆等八个种类。类似的分类活动还有许多,如据温少峰、袁庭栋研究,甲骨文中马的名称有白马、赤马等,牛的名称有黄牛、黑牛等,公孙龙的理论一直可以上溯至此。“类”观念的产生时间还可以再向前追溯,追溯到早期人类的采集和狩猎年代及相关的观察活动。记录中国原始先民采集、狩猎及观察活动最早也最经典的文献材料就是《山海经》。《山海经》通常被认为是商周乃至春秋战国时期的成果,然而有理由相信,此书中大量的内容很可能是经历了数千或数万年时间遗传而至。而以观察为背景,原始人又会对被观察对象的特点、特征、特性加以辨别或识别,这样,早期知识活动便又逐步培育或发展出分辨或即辨别、辨识这样一种思维样式。如果对比《山海经》与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我们便会看到这两者之间的相似性。

“象”“数”

 “象”与“数”观念虽非逻辑问题,但却同样具有某种方法的意义。其中,“象”作为一种方法或观念,就是通过现象来探索消息,即通过某种表象来把握潜藏的东西,这是古代中国所培养起来的非常独特的思维;“数”则具有某种法则或规律的含义,古代中国人认为,宇宙具有一定的法则或规律,其可以通过某种方法例如解卦获得。一般认为,“象”、“数”上升至一门“学问”是战国中期之后的事情。在《易传》中,“象”与“数”已高度结合,如《易传·系辞上》中说:“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但事实上,“象”、“数”观念或概念早在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就已经开始逐渐结合,例如《左传·僖公十五年》中说:“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当然,这则例子也表明“象”、“数”观念与筮占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我们务必要看到这两个观念背后的知识因素。《易传·系辞下》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正此谓也。在春秋时期,这样一种因素遍布在许多生产与生活知识中。以“象”观念为例,如《周礼·冬官考工记·栗氏》中记载:“凡铸金之状,金与锡,黑浊之气竭,黄白次之;黄白之气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气竭,青气次之,然后可铸也。”这里说的是对冶铸火候的掌握,其中充分运用了观“象”这一方法。医疗活动更是使用观“象”方法的重镇。春秋末年名医扁鹊的诊断疾病使用了包括切脉、望色、听声、写形在内的多种观察也即观“象”方法。事实上,西周末年特别是春秋时期,建立于知识活动之上的“象”、“数”概念也已经形成。如《易经》中就有明显的排列组合思想。《易经》中最基本符号就是阳爻和阴爻。阳爻和阴爻按两个一组排列起来,就得到“四象”;按三个一组排列起来,就得到“八卦”;按六个一组排列起来,就得到六十四卦。另外,西周时期,数学已成为贵族子弟必修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之一,而后世流传两千多年的“九九歌”很可能在西周时期就已经产生。若再朝前,商代已经使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等十三个单字记录十万以内的任何自然数,甲骨文中现已发现的最大的数字是三万,复位数已记到四位,这样一种记数法显然是遵循十进制的。更朝前,我们同样可以追溯至原始先民的知识活动,如陕西西安半坡、青海乐都柳湾、上海马桥等地出土的陶器上,一些刻划符号就已经具有数字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