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壁生】论“天地之心”——与唐文明、吴飞商榷（下）

作者简介：陈壁生（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朱子甚至直接把圣人之“心”等同于“天地之心”。“窃谓圣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可见，则圣人之心亦可见……故尧之不虐，舜之好生，禹之拯溺，汤之救民于水火，文王之视民如伤，是皆以天地之心为心者也。”（《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五）在朱子的思想中，天地之“心”是“仁”，人各得天地之“心”以为心，而圣人之“心”无疑最合于天地之“心”。朱子甚至说：“万物之心，便如天地之心；天下之心，便如圣人之心。天地之生万物，一个物里面便有一个天地之心。圣人于天下，一个人里面便有一个圣人之心。圣人之心自然无所不到，此便是‘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朱子语类》卷二十七）朱子主张天地生万物，一物、一人之心，都是“天地之心”的分殊。而天命之性，圣凡无别，凡人可以学圣人之学，学至圣人。因此，每个凡人之心中都有一个圣人之“心”。就此而言，圣人之“心”最为纯粹地合于“天地之心”。

圣人之所以能够则天而行，因为圣人乃由天生，圣性乃自天授。在这一意义上，同于天道、行天所命、合于天德的圣人，是真正的“天心”。也就是说，自天观之，“天心”在北辰；自人观之，“天心”在圣人。

概括而言，天地既有“心”，又无“心”。天地无“心”，天地之“心”是天地之中，犹如天体围绕北辰而运转，则北辰为“天心”，人的思虑动作，皆由心发，则为“人心”。所以，“天地之心”只是比喻人在天地中的地位。但是，天地又有“心”，因为人中之独秀者圣人，得天地之气、性之最纯最正，所以，圣人的存在并非天地之心本身，却是“天地之心”的具体化。这种具体化表现在形貌上，圣人形貌大体与常人相同，但有“异表”，而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圣人的“圣性”上，即圣人之“心”合于天地之“心”。在这一意义上，“天地之心”可以简化为“天心”，因为圣性实得自天而非得自天地，所以可以用“天心”来表示天志、天意，而圣人之心本身不是天心、天志，却是天心、天志在人世间的具体表现。

而作为“天地之心”的“圣人之心”，其表现即在“六经”。

四、“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

经之为经，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圣人制作。不论是把经书理解为圣王时代的王官学，还是理解为孔子所立的一王之法，保证经之所以为经者，都是因为圣人的创制。可以说，圣人之性来自于天，而圣人之德合于天地，才能保证“经”的精神、思想、制度是来自天的“常道”。中国思想传统，自先秦而至明清，实以“圣人”为最高范畴，甚至可以说，中国思想史就是在对“圣人”的理解中展开。

圣人之“心”表现了“天地之心”，而“六经”则是圣人的制作。因此，汉人旧说中屡言“六经”是“天心”。“六经”之所以是“天心”，因为“六经”是德合天地的圣人，以其圣人之心统合天地之作。最典型的说法是汉成帝初即位，匡衡上疏“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云：

臣闻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审六艺之指，则人天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虫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论语》《孝经》，圣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汉书·匡衡传》）

匡衡将经典分成两类，一类是“六经”，所以正天人之理，一类是《论语》《孝经》，是圣人之言行。详考匡衡之说，他并非认为有一个“天地之心”。“六经”是圣人统“天地之心”之作，在匡衡上疏中，根本没有“天地之心”这样的概念。在匡衡的话中，“天地”与“之心”应读断，也就是说，“六经”是圣人所以统天地的那个（圣人的）“心”。“六经”是圣人定义天地、善恶、吉凶、人道的产物，而这种定义的目的，实质上是定义天地、万物的自然本性。也就是说，圣人制作“六经”，就是为了揭示、匡正、恢复万物的自然本性。

除了匡衡，翼奉上疏汉元帝时也说道：

臣闻之师曰，天地设位，悬日月，布星辰，分阴阳，定四时，列五行，以视圣人，名之曰道。圣人见道，然后知王治之象，故画州土，建君臣，立律历，陈成败，以视贤者，名之曰经。贤者见经，然后知人道之务，则《诗》《书》《易》《春秋》《礼》《乐》是也。《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汉书·翼奉传》）

翼奉认为天地运行，其中有道，圣人则其道，作“六经”，六经都是王治。贤人根据圣人的“六经”，治理天下，便可以“考天心”而言王道。在翼奉这里，“六经”之所以能够“考天心”，正是因为“六经”是圣人所作，圣人之“心”合于“天心”，而圣人之“圣”，本来自于天。

在天地所生的万物之中，人所禀天地之气清，故人最灵、最贵。但也因为人有觉知，有人伦，能“群”，人类的知觉活动，往往会破坏、毁灭万物的内在秩序，其中政治活动尤其典型。

圣人的立法权来自圣人德合天地。圣人之“心”合于“天地之心”，因此，圣人之法可以统天地之“心”，使天覆地载，万物各从其性。简言之，如果万物各顺其性就是自然，而人类的知觉活动，包括情、欲等活动不断与自然发生紧张，而且政治上的暴政与战争，人伦上的弑父与弑君，技术上的发明与创造，不断在破坏自然的内在秩序，那么，知天的圣人所制作的法度，就是在不断地重新定义自然，使人类世界重新回归自然。正因如此，匡衡所说的“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的“六经”，作为圣人制法，目的正在于使天地万物“不悖于其本性”。

“六经”之所以能够“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考“天心”，因为“六经”本身表现了天地之“心”。以《诗经》言，《诗纬·含神雾》云：

《诗》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万物之户也。

孔子曰：《诗》者，天地之心。刻之玉版，藏之金府。（《纬书集成》中册，第464页）此言《诗》是天地之“心”，与翼奉所云“《诗》有五际”，可以“推得失，考天心”相合。这里的天地之“心”之意，是言圣人作《诗》，能够体现天地之“心”。《书》始于《尧典》，皆二帝三王政教之迹，经过孔子删削，列在“六经”，二帝三王、孔子之“心”，即天地之“心”。

至于礼乐，“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小大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记·乐记》）。圣人制礼作乐，以应天配地，礼主“天地之别”，乐主“天地之和”。所以，礼乐是圣人根据天地之道，制作以使天地之所生各顺其性者也。

至于《周易》，《礼记·祭义》云：“昔者，圣人建阴阳天地之情，立以为《易》。”孔颖达疏云：“‘立以为《易》’者，圣人谓伏羲、文王之属，兴建阴阳天地之情，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立此阴阳，以作《易》。”（《礼记正义》卷四十八）也就是说，《周易》是圣人本于天地阴阳，观察天文地理而作，则其所作也合于天地。《周易·说卦》也有言：“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是《周易》也统天地之“心”也。《易纬·乾凿度》云：

孔表雄德，庶人受命，握麟征。易历曰阳纪天心。

郑注：易，犹象也，孔子以历说易，名曰象也，今易象四篇，是纪古说。（《纬书集成》中册，第43—44页）

纬书和郑玄注认为，孔子之说《周易》，也是表明“天心”之作。至于《春秋》与《孝经》，《礼记·中庸》云：“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郑玄注云：“此以《春秋》之义说孔子之德。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二经固足以明之。”（《礼记正义》卷五十三）郑玄又注云：“性至诚，谓孔子也。‘大经’，谓六艺，而指《春秋》也。‘大本’，《孝经》也。”（同上）《春秋》《孝经》是孔子以至圣之资，经纶天下，立其大本之作，而此二经，皆能知天地之化育。

匡衡所说的“六经”是“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翼奉所说的“六经”可以“考天心”，表明了“六经”的性质，即圣人本天地之道以制作“六经”，以“六经”的精神、思想为治，则天地万物不失其本性。而天地万物不失其本性，就是最大的“自然”。

结语

对于“天地之心”，《礼记·礼运》有曰：“故人者，天地之心也。”《周易·复·彖》云：“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甚至《演孔图》云：“圣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显天心。”（《纬书集成》中册，第580页）经记之言，简朴典奥，汉师之说，极其精华。单看文意，这几处“天地之心”“天心”并没有一致性。如果不详考诸文，很容易以之为率尔之言，或将之当成“话头”进行发挥。但是，如果仔细考虑诸文的内涵便会发现，文意的表面差异并不妨碍经典体系的内在一贯性。

而本文工作更偏重于发掘“天地之心”的文明意义。这是因为，儒学的现代处境，实质上便是中国文明的现代处境。“天地之心”的文明意义，在于贞定了人在天地之间的价值，使人独异于群生。而圣人既为人中之一，又异于众人，其所异者正在于德合天地。圣人通过制作法度，定义了“自然”的意义，并经由王者政教，使人类生活始终在自然与人为中保持一种平衡。圣人之法，遗在“六经”。作为中国文明的大经大法，“六经”正是因为其在漫长的历史中获得的尊崇地位，方使中国文明始终在不断重新定义自然，并且不断保持一种超越自然与回归自然的张力中前进。

【注释】

[1]《墨子·兼爱下》引作：“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当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简在帝心。万方有罪，即当朕身，朕身有罪，无及万方。”（孙诒让，第121—122页）

【参考文献】

古籍：《白虎通》《春秋繁露》《春秋繁露义证》《大戴礼记》《大戴礼记补注》《尔雅义疏》《汉书》《礼记》《礼记正义》《论语》《论语义疏》《论语注疏》《毛诗正义》《孟子》《墨子》《潜夫论》《尚书》《荀子集解》《周易》《周易程氏传》《周易集解纂疏》《周易正义》《周易注》《朱子语类》等。

陈来，2015年：《宋明儒学的“天地之心”论及其意义》，载《江海学刊》第3期。

《潜夫论笺校正》，1985年，汪继培笺，彭铎校正，中华书局。

孙星衍，1986年：《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

孙诒让，2001年：《墨子间诂》，中华书局。

唐文明，2019年：《朱子论天地以生物为心》，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王先谦，1988年：《荀子集解》，中华书局。

《纬书集成》，1994年，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河北人民出版社。

吴飞，2022年：《何谓“天地之心”——与唐文明先生商榷》，载《哲学动态》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