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威：文化体的文化资本积累论析（3）

(二)文化体文化资本积累的内涵

首先，文化和经济是发展的一体两面。文化体既追求经济增长、国民财富的增加，同时也要追求文化资本积累。二战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增强，以GDP为主的经济指标在世界范围内接受并逐渐成为国家、区域、城市发展状况的基础性核算标准，乃至到了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的地步。39更有甚者， 一味追求GDP,不惜付出浪费资源、破坏文化遗产的代价，忽视人的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对应于经济体实现经济增长，文化增长同样需要人们的关注，并有相关衡量指标。文化体的主体责任是实现文化增长，我们称其为文化资本积累。一个国家要平衡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积累和发展，不能只是偏重经济资本的积累。国家文化资本积累水平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国家文化软实力水平，主要表现在：文化资本积累首先要与经济资本积累水平相协调，而非经济发展一家独大，避免形成文化沙漠式的经济中心；其次要做到文化资本积累引领经济资本积累，将文化资源、文化产业、文化治理等优势转化为政治、经济、社会优势。

其二，文化体的文化资本积累与公共文化服务、公共文化政策及其所形成的环境密切相关。基于文化体的公共性，其积累并非简单的数量累积，既包含个人文化资本加总及其外溢效应，又涵括公共文化资本的沉淀，最终形成一定的公共利益。因此，文化资本积累通常在基于公共利益的文化制度、文化治理、文化政策的影响下，依托公共文化场所、公共文化基础设施， 借助公共文化资源，发展群众参与性、资源共享性的文化，其精神品质具有整体性、一致性、开放性、公开性等特征，培养群体意识、公共观念，凝塑对文化体的文化认同感、归属感，追求各文化体的共荣共生、协作发展。文化体的文化资本积累既能影响法律、规范与契约型共同体的营建，又能塑造新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完成居民文化自觉的启蒙，形成一个“公共文化资本—个人文化资本”的转化机 制。

其三，相较于布尔迪厄意义上的静态维度，文化资本积累更强调动态、发展的维度，是持续向前的进程。文化体的文化资本积累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一旦人的需要发生改变，其形式、目标、方向必然随之改变。在当代语境下，社会物质生产力迅速提升，精神财富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人们愈加追求社会、经济、文化全面发展，文化资本的核心价值在于探寻其发展方向及最佳积累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与经济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文化体的文化资本积累不是在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非此即彼的狭窄选择，而是要求人们在破除二元论或单一性思维取向中蠡测建构新文化场域、缔造人类自身的实在。

最后，文化体的文化资本积累不是单一性质的，它包含批判性的维度。譬如，当文化资本积累在弱倾向为主导下发展，它有可能成为束缚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的要素，或者使文化沦落为工具理性的帮凶。因而，文化体文化资本积累的发展路向关注如何解放文化，把文化摆到与经济社会同等的位置，以文化驱动发展，摆脱主体异化。

(三)文化体文化资本积累的特征

其一，带动性。文化体的文化资本积累可以强化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社会稳定的带动作用，致力于国家、区域、城市等文化体全面发展。一方面，它可以将抽象的文化元素、精神内核与有形产品、消费需求有机结合，壮大经济总量、提升经济质量、加快发展速度。另一方面，它是引导观念、形成共识的过程，使人们将一定文化观念、道德规范等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塑造稳定、健康、和谐的社会环境。但是，文化体过分强调功利性、实用性的弱文化资本积累也会起到负面带动作用(如功利性文化引致急于求成的经济建设、人才引进等)。

其二，传承性。文化体的文化资本积累意味着对文化习俗、制度、传统和思想的承继以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延续。一方面，文化体实现文化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品格的学习、继承。只有立足于既有传统，汲取人类文明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文化体才能在更深层次把握文化发展的全局。另一方面，在认识和把握已有文化资源基础上进行创造性文化行动是文化体文化资本积累的本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呼唤文化创新与转型，只有批判继承、推陈出新，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其三，渐进性。文化资本具备长期变现的效应，长远而言相对更具价值，对拉动经济社会进步有重大作用，但在中短期是以潜移默化的形式积累。文化体的文化资本积累是一个相对缓慢、稳定的吸收、借鉴、创新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成。作为创造性行动，文化体的文化资本需要长期的积累才能达到厚积薄发，以量的积累实现质的飞跃。

其四，互鉴性。文化多样性既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事实，也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历史经验总结。世事更替、沧海桑田，人类文明并未因为文化差异而消亡，反而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鉴中获得了更好发展，表现出强劲的生命力。对于多个文化体，它们之间的交往互鉴就是促进其自身乃至全人类文化资本积累最大化的过程，其价值旨归是形成基于普适性文化价值的共同体，实现文化共兴、文明共荣。

(四)文化体的文化资本积累：强弱两种倾向

文化体的文化资本积累包含批判的维度，它必然不是单向度的、固定的存在，而是包含强弱两种倾向。这两种倾向如影随形、相伴相生，始终相互牵引着、欲发着。主体的文化行动有挥之不去的弱文化资本积累阴影；同时，弱文化资本积累在某种程度上中也潜存着强文化资本积累的要素。

强文化资本积累有两个主要特征。

其一，文化资本能够及时和高比率地转化为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40,这是文化体具有较强社会流动性和活力的象征。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往往更具垄断性，更容易被掌握在上层社会群体手中。对于人口占比高、地位较低的社会阶层，相较于其他资本，他们更易获得与掌握文化资本，尤其在媒体与信息高度发展的当代社会，文化的较高可及性已成为促进社会流动的重要因素。倘若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大多数人持有的文化资本在一段时间内与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形成良性的转化机制，那么这样的文化体通常更具流动性与活力，其文化资本起到刺激经济增长和发挥社会稳定器的作用，也有利于文化传承与发展。反之，当文化资本仅仅沦为区别不同阶层生活品味的象征时，转化为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的手段相当有限，那么此类文化体通常具有明显的贫富差距、阶级固化等特征。

其二，文化体的强文化资本积累指向更具精神性的文化。文化资本并非仅仅是满足物质需求的，更重要的是黑格尔所谓“自在且自为存在着的精神性”41。文化资本产生于人的实践，是人本质力量的体现。文化资本积累折射着人面对生活世界、生存境遇的智慧，即充分发挥思维能动性，利用不同文化资源、融合不同文化形态，进行再造和创新，从而维系社会联接，延续生命力。要而言之，文化体的文化资本积累的强弱不完全在于文化基础的雄厚与否，关键在于文化发展的指向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黑格尔曾在《历史哲学》中反思拜占庭帝国的沉沦，尖锐地指出：本身纯粹性的基督教文化，在过度抽象化后变得“软弱无力”……宫廷的卑鄙“假托了宗教的神圣，把宗教堕落得成为一个令人憎厌的东西。”42尽管帝国继承了古希腊罗马辉煌的文明，但着重繁文缛节的文化面向招致了一种“丧失理性的热情，窒息了一切高尚的思想、行动和人物的生长发展。”42因而有一种观点认为，拜占庭社会只是展现了“一种对于抽象的神学问题的令人惊叹的思辨和辩论的才能”,其臣民“似乎都缺乏智能上的首创精神，以及那种依赖于想像力的创造才能”……他们勤奋而有学识，但并不代表创造力，只是“导致了知识的堆积、事实的纪录、对神学或考古学中的细微末节的考察。”43事实上，除了权力斗争、政治腐败、军事政策等原因，拜占庭人文化与精神上的萎靡不振、不思进取、墨守成规在一些史学家眼中同样是帝国衰亡的重要要素。例如，爱德华·吉本把拜占庭史看作罗马帝国衰亡的最后阶段，他直言不讳道，即便国家承袭了代表人类精神文明的语言、技艺、人才，但“他们只是在他们的无生气的手中死抓住他们的父辈留下的财富，却完全没有继承下来他们赖以创造和增进这笔神圣财富的精神……在10个世纪的变革中，没有一个发现曾被用来提高人类的威严或增进人类的福利。”44在他看来，专制统治的加强、社会关系的腐败以及时代精神的沦丧酿成了这场亡国亡族的悲剧。尽管导致拜占庭衰亡的原因纷繁复杂，但不得不承认，当皇帝不再关心民族大义，开始乞求外部势力参与帝国内战以换取自身政治资本，当东正教臣民对教会改革失去信心，宁肯接受与穆斯林为伍也不愿与拉丁人为伴，那么这个国家毋庸置辩会走向没落。从现代视角来看，我们当然有理由为其思想文化发展的精神性指向打上问号，并从中汲取教训。由此可见，倘若文化体的文化资本积累并未指向精神性的文化，而是走向繁琐与颓废，抑或是沦为工具理性的手段，即使其拥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仍然难以抵御社会变化的冲荡，甚至玉石俱焚。

具备了这两个特征，我们称此文化体具有了强文化资本积累倾向。它能及时将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并以创造性的方式包容外来文化。文化资本积累的破坏和被漠视，往往是是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积累受到损害的先导性指标，反之，通过正式制度的创新和非正式制度的形成实现强文化资本积累，则是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较大发展的重要先导性指标，暨以强文化资本积累引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面对政治经济周期的波动或社会内外部冲击时，强文化资本积累可以使一个文化体具有更高的韧性、更强的承受能力，而弱文化资本积累则对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积累的支撑作用较为有限。

此外，文化体一切唯文化论的发展也是一种弱文化资本积累倾向。文化决定论本质上是以文化作为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要素和唯一旨归。人对文化的创造是在历史长河中进行的，但这绝不意味着文化史可以代替世界史、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无论是绘画的历史还是诗歌的历史，归根结底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化体存在唯文化倾向的行动可能会导致负面效果。以文化视角管窥宋徽宗的治国理政，我们可以看到在某种程度上北宋的灭亡与其既是皇帝又是痴迷诗画的艺术家矛盾身份密不可分。45登上皇位后，徽宗就利用一切权力，一意孤行地满足他的艺术梦想，完全不顾后果，好大喜功，穷奢极侈，加重了国家和百姓的负担。46历史学家伊沛霞概括到：“以文人的身份来履行自己的皇帝职责，这是徽宗统治的一个核心特点。”47作为封建帝王，宋徽宗对文化艺术的衷情也常被臣僚利用并以权谋私。《宋史·朱勔传》载：“徽宗颇垂意花石”,蔡京、朱勔等人便“密取浙中珍异以进……帝嘉之。后岁岁增加……”,以致“流毒州郡者二十年。”徽宗在大权独揽下的极端文人治国，可以说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弱文化资本积累加速国家衰败的一个缩影。故《宋史·徽宗本纪》评云：“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为戒。”当他面对金人的掳掠奸淫时无动于衷，而看到自己珍藏的锦囊玉轴惨遭荼毒时却不禁黯然伤神……让人感慨这不仅是一场政治悲剧，更是一场文化悲剧!就历史本质而言，文化的运演规律本身就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发轫和沿革的。文化体的文化资本积累理论旨在透过文化视角找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刻根源，但并非承认文化是其决定性因素。借用马克思的术语，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文化形成与演进的根本基础，人的社会关系发展是文化发展、文明进步的归宿，它们共同要求：“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48国家、区域、城市等文化体的文化资本积累并不否认人的经济和社会条件的满足，更重要的是如何公正地看待文化、经济、社会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平衡三者的价值，以免落入弱文化资本积累的境遇。同时，文化体的文化资本积累强弱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同一文化行动内相互交织的存在，只不过在某一时间段内表现为其中一个倾向占主导地位。因此，更重要的是警惕弱文化资本积累倾向，探寻强文化资本积累的模式。

(五)居民个体文化资本积累的选择及其对文化体文化资本积累的影响

文化资本积累的主体包括个体与文化体，二者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体现在具体的文化行动中。因此，考察国家、区域、城市等文化体的文化资本积累有必要阐明其微观层面的根源，即居民个体文化资本积累的机制。我们借用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假定文化体中的居民是理性选择的，则居民在文化资本积累(x1)、社会资本积累(x2)和经济资本积累(x3)中会优先选择边际效用(MU)最高的方式，在三类资本积累的边际效用相等时实现均衡。边际效用是指居民每付出一个单位成本(时间、精力、金钱等),所获得的无差别单位资本积累效用。例如，我们考察这样一个居民，假设他面临这样一个资本积累的选择束(x1,x2,x3)。那么居民个体文化资本积累的边际效用(MU1)表示为：

这一理论可以为进一步的量化研究奠定基础。一般而言，文化资本转换为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难度最大，比例最小，在三者中是最脆弱的，最容易被漠视。在一般情况下，文化资本往往是文化体兴衰的先导性指标。对文化资本的损害或漠视，预示着文化体的衰落。反之，通过文化制度、文化治理等的调整、创新，增强文化体中居民从事文化活动的意愿，达到文化、社会、经济资本积累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