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化平：民本与人性：“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新解（中）

孔子所说的“使由之”是与“使知之”完全不同的一种方式，它指统治者听任老百姓在人性产生共鸣之后的自觉行为。廖名春先生在介绍《尊德义》时就指出：“在作者看来，君子推行仁义固然当教民、导民，但这种教、导必须充分尊重老百姓的人格，必须因势利导，顺乎人心，不能让老百姓产生被动的感觉，更不能强迫命令。也就是说，要让‘尊仁、亲忠、敬壮、归礼’成为老百姓出自内心的自觉行为，而不是觉得被人牵着鼻子走。因此，这是在重视老百姓人格，强调内因的重要性的前提下来谈教民、导民，难以说是‘愚民’。”【18】古籍中记载有这样的事例，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晋文公治民：

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辞。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穀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19】

其中所说“定襄王”是指晋文公帮助周襄王避难，“务利民”是晋文公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改善民生。“伐原”是征伐原地，起初“命三日之粮”，结果“原不降”，于是“命去之”（粮食已经用完，当守约结束战争）。尽管有谍报说原地将降，但晋文公仍然坚持撤军。“大蒐”是指蒐于被庐，此与“作执秩”同为政治制度方面的改革。其中提到的“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辞”是老百姓在晋文公统治之下，受社会氛围、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影响做出来的自觉行为，此即“由之”。虽然这段文字中有“民未知义”“民未知信”“民未知礼”，都用到“知”字，但晋文公采取的不是通过教育、法律等途径直接告诉（即“使知之”）老百姓什么是义、信、忠，而是通过一系列治国措施使民众领会到义、信和礼，并有条件践行之，进而确立起它们的权威性和可信度。这个故事说明，老百姓具备能力知道“义”“信”和“忠”这些被视作“道”之一端的道德伦常。另外，从这段文字还可以看出，治政理民事关国家命运，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方面，“身教”固然重要，但仅有“身教”肯定是不够的。就《论语》一书来说，谈及治民时绝不止于重视“身教”，如《论语·子路》记孔子到卫国后与冉有的对话：

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要使人口增加、百姓富庶，“身教”未必有效，必须采取其他措施方可。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中有一篇《越公其事》，详细记载了越王勾践惨败于吴国之后谋求复兴、复仇的整个过程，此过程比上引晋文公故事更翔实，更能透露出古人的“治民”智慧与方略。

在复兴之初，越王勾践用三年时间休息民力（以下释文凡无争议或不准备讨论的文字均采用通行字形）：

既建宗庙，修祟?，乃大荐攻，以祈民之宁。王作安邦，乃因司袭常。王乃不咎不惎，不戮不罚；蔑弃怨罪，不称民恶；纵轻游民，不称贷役泑涂沟塘之功。王并无好修于民三工之，使民暇自相，农功得时，邦乃暇安，民乃蕃滋。至于三年，越王句践焉始作纪五政之律。【20】（简二六—二九）

在民力休息三年之后，始行“五政之律”。所谓“五政之律”即“好农功”“好信，修市政”“好征人”（即征用贤能）“好兵”“敕民、修令、审刑”。虽然在施行“五政”的过程中，越王勾践身体力行，充分体现出“身教”，但是“身教”并不能覆盖全部“五政”，比如“修市政”“好征人”“敕民、修令、审刑”就超出了“身教”的范围。在“五政”之后，越王勾践“乃试民”，“乃窃焚舟室，鼓命邦人救火。举邦走火，进者莫退，王惧，鼓而退之，死者三百人，王大喜”（简五九下—简六十）【21】。越王勾践看到老百姓维护越国的行为全然发乎内心，无需号令，更不需要任何强制措施，故此“大喜”。

在上引晋文公、越王勾践的治民故事中，两者的目的均是使民众能够高度认同统治者的行为，采取的方法有解决民生、树立政府（统治者）信用、强化制度和法律建设、练兵。晋文公、越王勾践这类故事在先秦典籍中并非鲜见，而是极为常见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成功的统治者往往通过善政引导老百姓认可某种价值观，而非通过强力方式逼迫老百姓接受。可以这样说，在先秦典籍和诸子学说所建构的理想政治中，老百姓的自愿服从往往被认为是最佳形式。而要老百姓自愿服从的话，就必须先获得老百姓的认可和认同，且不宜有勉强或逼迫的情况。事实上，这正是民本思想的体现。《尚书·泰誓》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蔡仲之命》：“皇天无亲，惟德是輔。民心无常，惟惠之怀。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统治者唯有施惠于民，方能获得民心、建立权威。在《论语》中，孔子论及治民时，往往表现出民本思想，如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宪问》）又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尧曰》）“民之所利”如同“民之所欲”，从政者所应做的不是变百姓之欲以就己之欲，而是因势利导，满足百姓之所利，此即是“民可使由之”。《尧曰》篇记孔子说：“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理想的统治者应重视民众之福祉（民、食）和情感（丧、祭），以自身之宽、信、敏、公获得民众的信赖和诚服。

在孔子和儒家的思想框架下，老百姓的服从更是以自愿为基础。提拔贤才、厉行惩罚等既可施加于直接承受者，也可教化其他人。所以当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时，孔子的回答是：“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哀公问“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政》）这里的“民敬、忠以劝”“民服”和“民不服”都是老百姓的自愿选择，绝非勉强为之，或逼迫之下的被动选择。当孔子教育弟子时，常常强调追求仁义礼智当发端于内心，与其教民理路形成了内在的一致性。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阳货》）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

孔子之所以对宰我说“今女安，则为之”，是因为“三年之丧”源自子女对父母的感恩之情，若无此情，不如不行。情感沛然在心，礼即成自然。求仁亦是如此，故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情感和道德可以引导、养成，不可勉强，更不可强制。引导、养成情感和道德可以有多种途径，言传、身教皆可。于治民而言，言传、身教之外，更需要考虑统治者和政府的威信、制度的完善和可信、社会经济的富庶和稳定等等。在一个经济富庶、制度完善、统治者具有良好形象和威信的社会，老百姓对统治者和政府的信赖就是一种自发自觉、发乎内心的情感，老百姓对仁义忠信的信仰，并付诸实践也是发自内心、自觉自由的，此时治民，“使由之”即可。在谈到刑政时，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朱熹：“免而无耻，谓苟免刑罚而无所羞愧，盖虽不敢为恶，而为恶之心未尝忘也。”【22】“免而无耻”，当指知道如何规避刑罚，但内心没有耻感。“免”相当于“不可使知之”的“知”，刑是外在于人心的，统治者确立刑罚是希望借用暴力手段使老百姓知道何者不可为。刑罚颁布之后，老百姓得以知晓，进而约束自己的行为。在孔子看来，这个过程并不能激发老百姓内在的耻感，老百姓的守法行为是被动的。如果以德、礼治民的话，则老百姓心中内在的耻感会被激发，因而“有耻且格”，此时老百姓的行为就是自觉主动的，不需要有外在的约束。在孔子的思想中，始终贯穿着重视内在人性的精神。他对弟子讲礼时，不是试图以理服人，而是“以情动人”，所以要问“于女安乎”。当听到宰我说“安”后，孔子就说“女安则为之”，丝毫没有勉强宰我行三年之丧的意思。扩展到治民，则需要激发老百姓的人性之善，最好的方法就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德和礼均立根于人性、情感，相较于刑和政，它们更易引起内在人性的共鸣，使统治者意愿获得老百姓的认同，并转化为老百姓的自觉行动。